http://www2.tku.edu.tw/~tahx/30years/Yaoh.html
一、老師談談您的求學過程，何以選擇歷史為最後學術研究對象？
答：我的求學過程，可以說是平坦中有曲折，必然中有偶然。這要從我的家庭說起。我家道小康，耕讀傳家，先父喜歡讀書，文章寫得好，偶而寫點詩詞。在清朝末年讀書人的正當出路就是考科舉，他在十八歲時，參加了第一級的府試考，順利考上秀才，接下去自然是參加第二級的省級考。但是這時候已是八國聯軍之後，要求廢科舉的呼聲很高，清廷終於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下令廢科舉，設學校。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就停掉了。以先父當時的年齡及讀書過程來看，不可能重新去念新式學堂，所以就把希望寄託在兒女身上。因為父親喜歡讀書，所以家中書很多，當時農業社會很單純，沒有電影及其他五光十色的娛樂，沒事就翻書，童年時代記憶力又強，所以就種下了歷史知識的基礎。
這樣說來學歷史應該是必然的，為什麼又說是偶然呢？因為我生於五四運動之後。五四之前，從戊戌變法起，中國在屢遭屈辱之後，就發憤圖強，但這階段的目標，還是在政治方面，新學堂設立之後，有志之士報考法政歷史的較多。五四之後，大家又認為中國的積弱是由於科學落後，因而科學救國的觀念就大為流行。而我自己在中學時代，數學成績不錯，記得當時教我們班的數學老師和國文老師宿舍相鄰，出入常碰面，兩人談到班上那位學生成績好，想不到兩人所教不同，而成績好的卻是同一個學生，那就是我。說起來似乎有點得意，但卻造成考大學前選系的困擾。當時我的年齡，正是孔子所說「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說白一點，就是志大才疏，不知天高地厚，因此就選擇了自然科學中的物理系，而準備以餘力去研治人文。結果，順利的考取第一志願中央大學物理系，另外還選修了工學院一些課程，準備科學報國。
讀了一年，想法略有改變，第一、考取中大的都是全國各中學的精英，來自三山五嶽的好漢，不能掉以輕心，主修自然科學，以餘力研治人文，將是魚與熊掌，不能兼顧，必須選擇其一。第二、物理是需要實驗的，實驗離不開儀器及硬體設備，離開了實驗室，繼續深入研究就很困難。這時正是抗戰中期，家鄉已經淪陷，生活靠政府的貸金維持，出國進修絕不可能。同學中成績優良的留校當助教，其他的也以到中學任教的居多。單以教書來說，研究人文的顯然比研究自然科學的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為不太需要硬體設備，功夫深淺，成就高低，操之在己，何況自己早年對人文方面已略有基礎，沒有改弦易轍，一切從頭做起的困難，而當時一些有成就的歷史學者，也或多或少對我們產生一種影響力和吸引力，如中大校長羅家倫，在外交方面折衝尊俎的蔣廷黻，聲光照人的傅斯年等，所以就考慮轉系，而從學術立場看，歷史是文化的總匯，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盤，就轉入了歷史學系。
抗戰是全面的，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何必一定是科學報國，一些音樂家，戲劇家都已投袂而起，學人文不是同樣可以報國嗎？這是當時的想法。
又由於先兄就讀於西南聯大，所以跟隨他轉到西南聯大。
二、請老師談談比較難忘的師長及朋友。
答：考進大學為中大物理系，後轉歷史系，在西南聯大就讀。西南聯大是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大學聯合，抗戰開始，平、津相繼淪陷，這三個大學聯合內遷先到長沙，後來遷到昆明，由三位校長：清大梅貽琦、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組成校務委員會共同負責，蔣、張二位經常在重慶參預政府大計，校中事務全由梅貽琦負責，三校有不同的師生，不同的傳統，但卻能密切合作，從來沒有權力，職務及名份上的爭執。
聯大集合三校精英，可說名師如雲，當時物資欠缺，房屋簡陋，生活清苦，可是傳道的精神比以往還要熾熱，與學生們相處更親切，如同家人子弟，杖履相隨，無話不談，理工學院的老師，不必細說。就文學院來說，中文系有羅常培、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諸人，哲學系有馮友蘭、賀麟等，歷史系有雷海宗、陳寅恪、姚從吾、劉崇鋐等諸大師，無論人格、學識、治學方法，都是一時之選。
同學方面，抗日勝利後，聯大復校，不久，大陸易手，因此就分散了，大部分留在大陸，一部分到歐、美，一部分來台灣，來台灣的雖不多，但是我可用杜甫的一句詩來概括：「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他們不只輕裘肥馬，而且是真正對國家有貢獻，有經濟發展的擘劃人與推動人；有法律方面的名律師和司法官；有建造中正紀念堂的名工程師；有政務官與外交官；要人很多，不必一一畫舉，以免有攀附之嫌。
在學術界，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歷史系的傅樂成，較常有往來，可惜二人未享高壽，都已作古。還有吳訥孫(筆名鹿橋)，寫了一本《未央歌》，記述聯大時師生的生活概況，很受青年學生的喜愛，我在淡江授課的前幾年，經常同學問我，是不是書中主角藺燕梅，或是其他角色，我說不是，還有些人不信，並且舉証我和某人相似。作者現在美定居。在美國學術界最出名的為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和我同時就讀於聯大的。前年四月清華校慶，他們都返到新竹母校參加，在歡迎他們的座談會上，我講了幾句話，大意是：在中學時的畢業紀念冊上，同學常常題下這樣的祝賀詞，「今日我以學校為榮，他日學校以我為榮」，他們真正做到了後一句，獲得了學術界最高榮譽。另外，在政界，權力到達巔峰，可能會發生「亢龍有悔」的現象。民國初年的袁公子，在他的諫言詩中就有這麼兩句：「須知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但在學術界是不同的，成就達巔峰，不同的政權都伸出手來歡迎，他們無論在美、在台及在大陸，都受到歡迎，正像飛機飛在雲層之上，不受亂流影響，所以前述的兩句話應改變為：「須知高處無風雨，應到瓊樓最上層」，並且企盼他們在兩岸歡迎之餘，獲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三、請問老師是何種情況到淡江來任教的？
答：淡江歷史學系創系的周培智主任，是早期清華畢業，留英回國之後，又在中大任教。西南聯大就是抗戰時期的清華，就這方面來說，他是前輩校友。後來他任教中大，我是物理系學生，雖未修他的課，卻是師生關係。所以周培智主任對我來說，既是老師，又是前輩校友。所以在同學會上，有機會見面，再經部分老師對我的誇獎，正好歷史學系需要上古史部分的師資，周主任要我為系上效勞，我就答應了，抱著一方面學一方面教的心情，到歷史學系任教。為了報答周培智主任的關愛和期勉，我也就盡力於此，想不到一教就是三十年。
四、當時系上開課方針，老師認為有何特色？
答：周培智主任出身清華，留學英國，獲博士學位，在南洋大學也任教多年。他受過正規的歷史訓練，具有世界性眼光，所以開什麼課，都有計劃及規模。他又是史界前輩，他邀請校外的名教授來任課，幾乎都是不好意思拒絕，所以在開課和聘教授這兩方面，他做得不錯。至於其他方面，我因不參與行政，不敢多說，但是系內師生和諧，讀書和研究的風氣很盛，卻是有目共睹的。
五、請老師談談早期在淡江歷史學系的上課情形。
答：最初教「上古史」，後來「先秦史」和「秦漢史」分開，中間也一度教過一年「史學方法」，一年「史籍導讀」(史學史)，這是臨時客串的。我雖花了一些功夫準備，恐怕同學還是收穫得少，而我自己倒收穫得多。上課情形，大致不錯，同學們也很用功，不過堂上發問及自動研究的風氣，還不普遍。後來張建邦校長大力倡導，引進新觀念、新方法，要求各系堂上討論的比例加重，避免只是單向的講授，同學的討論才較為熱烈。
六、老師在淡江任教時間很長，至去年為止，請老師談談您印象較深的學生。
答：我在淡江任教三十年，第一張聘書是陳維綸院長發的，參加了淡江城區部的破土典禮。在這段漫長的教學過程中，教過的學生很多，除了第一屆及最後封門弟子這一屆外，中間各屆的前後秩序可能記不清，而且我的課後來改為選修，我想到的只是曾選我課的同學，並不代表全部，這是要聲明的。
第一屆同學中，我記憶最深的有楊育鎂、羅運治、劉世安等幾位。他們後來都入研究所深造，如今回到母校任教，楊育鎂學生時代勤用功，名列前茅，想必也是好老師。羅運治除任教外，還擔任繁重的訓導長工作，他們兩位以同班好友而結為佳偶，是歷史學系的佳話，可見同學們除了知識的熱切外，凝聚力也很強。
另外，記憶最深的是王樾和何永成兩位，記不清他們是第幾屆，他們同修我的「秦漢史」，講到東漢的太學生運動，剛好報紙上有批駁東漢黨錮之禍的一篇文章，我就希望同學們以古証今，深入討論。王樾才華洋溢，何永成篤實沈穩，他們兩位是班上雙璧，並時瑜亮，各有見解，辯才無礙，展開一場空前熱烈的辯論，欲罷不能，是歷屆同學中少有的。如今他們又回到母校任教，可說是明日之星，能再加上十年磨劍的工夫，可向國際學術水準進軍。還有更巧的是他們兩人結婚也在同一天，一在南京東路，一在南京西路。有對手才能磨出光采，儒家有孟、荀，名有惠、莊，理學有朱、陸，沒有對手也是很寂寞的。
另有賴惠敏、邱仲麟、許信昌等數位，都進入台大研究所，以穩健的步伐，繼續攀登學術的高峰。還有葉洪生，文筆見解都是一流，現任聯合報主筆。徐秀榮，從事文化事業，經營里仁書局，並為系友會第一屆會長，對母校多所回饋。張家昀為台視製作文化節目，深受觀眾歡迎。簡笙簧任國史館史料處長，成就超卓。謝邦俊從事廣告業，已有規模。
印象深的還有系上的盲生，不但上課全勤，而且參觀展出的秦坑兵馬俑，也不缺席，由同學替他指點解說，可說是目盲心不盲，精神可嘉。有一位蔡英傑，畢業後服役期間腦部受傷，家住台南，每天打電話來討論問題，數月如一日，從不間斷，希望他早日康復，以這種”不間斷”的精神治學，必有所成。
另外，有次我走在街上，遇到一位女士，抱著小孩，向我打招呼問好，並且說她是我教過的學生，母子都洋溢著滿足的喜悅，似曾相識，名字記不起，但是卻是使我深深感到，傑出誠然可貴，平凡也是福分，人能為自己安排個美滿幸福的家，不比英雄豪傑遜色。
七、請老師談談現在的大學生和抗戰時期大學生在求學方面有那些地方不同？
答：青年學生都差不多，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
先說不同處，抗戰是中國最偉大的史詩，長期的積弱，百年的羞辱(一八四○─一九三七)，帝國主義不可能有仁慈和公義，得手之後，日復一日的加緊侵略，中國面臨滅亡的關頭，面對最大的災難，最大的挑戰，正是兵法中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從沈睡中驚醒，發揮出民族潛力，從散漫的、落後的、古老的狀態中，歌舞而起，抗戰歌曲，激昂慷慨，超過於馬賽曲，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是全民參加的，真是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直接間接的獻身於救亡圖存的大目標中。
大學生是精英分子，對時代憂患感受最深，一首聯大校歌，譜出了青年的心聲：「九州遍灑黎元血」，「多唯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偉大的古訓，不是紙上文字，都成了生活的力量，戰鬥的利器，所以有些同學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從軍去了，特別是後期與美國聯合作戰期間，需要不少翻譯人才，在校內的也不怕生活艱苦，在斷電、警報的惡劣情況下，孜孜研究。
再舉一個不怕苦的例子，北大清華學生，要從長沙遷到昆明，但是交通不便，沒有車輛，只好一部分繞道越南，搭乘滇越鐵路到昆明，另一部分是從長沙向西徒步行走，這一段路要越過湘西雪峰山和雲貴高原，海拔很高，又有險要的三十六盤，七十二拐，全長三千多公里，走了六十八天。，這種精神，誰能把他們打敗？所以說，關懷、參與、不怕苦是當時青年學生共同的精神，也比較重視理想的考量，不像現在多重視現實考量。
當然，吃苦不是人生的目的，一切發明，都在求生活的舒適，但是要不怕吃苦，沒有接受過挑戰的人，往往經不起一點風吹雨打。在目前工具便利，生活舒適的情況下，反而只重視自我權益和享受，欠缺關懷社會。當然，有時也不是不關懷，而是有無力感。現實的考量也不算錯，不過現實是瞬息萬變的，太重現實，往往會被現實拋在後面。
以上是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差不多，青年人嘛，讀書、出路、愛情、婚姻，有愉悅也有煩惱。
八、老師從事歷史研究已很久了，請老師談談自己的著作。
答：著作有一些，但未必滿意，像《先秦史》、《秦漢史》，是屬於教科書類，教科書總是要四平八穩，結構完整，有突出而新穎的意見，但未被普遍接受的，不宜採列。而且這二書完稿時，兩岸沒有開放，一些大陸新資料沒有列入，最近想增修還未實現，所以只能供初學的人一個研究輪廓及基本概念。另有《論語新探》，因為講先秦史不能不講東周經學和子學，儒家思想為其中重要部分，需要作較深入的探討，本書不走以往訓詁義理的狹隘路線，從「六經皆史」，到「經史互証」，進而以史証經。孔子教人，不多作空話，不少疑問難解的地方，必須找出他講話的特定對象和不同時空，才能了解。比如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單從訓詁及字面結構解釋，非常紛歧，但如果了解孔子時魯昭公被三桓逐出魯國，流亡在外，一國之君，有國歸不得的情況，不但很容易了解這話的意思，而且感受孔子對當時周制崩潰，君不君臣不臣的深沈的哀傷。諸如此類，算是對論語研究的小貢獻。
另外有《項羽傳》，用嚴正的史學立場，用宏觀的角度來觀省歷史大方向的進展，用微觀來解析在歷史的大變動中，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的反應和動作，不要讓歷史成為平面的，無生命的。
論文方面不多談，只以＜春秋會盟新義＞一篇為例，指出列國會盟，除政治外交禮儀等明顯的事跡之外，另有不可忽略的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隱義。因列國林立，諸侯堅守壁壘，法禁、文字、貨幣等都不相同，對經濟依賴加強、文字融合、旅客商人的往來，都造成極大不便和反潮流，所以盟約中對社會經濟部分的條文看來似乎是輕微的，事實上卻是重要的，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的整合，影響到列國政治的走向，也是秦能統一的重要因素，但也是容易忽略的，這和近日歐體成立意義相仿。
另有和王仲孚所長、何啟民教授、王吉林所長、王德毅教授、呂士朋院長合編的《歷史人物分析》一書，是空大教材，承蒙他們的卓識巨筆，使這本教材很受歡迎。
九、老師在學術上有很高的成就，是否能對歷史學系的同學們提供一些建言？
答：首先聲明我不敢說有什麼成就，雖然有自己的研究經驗，但不敢向大家說教，特別是籠統的單向的說教。而且你們在系內，從不同的課程，不同的老師處，獲得了豐富的知識，我不需要再以自己之短補別人之長。你們也修過鄭樑生的老師的史學方法，所以也不需要告訴你們怎麼去研究歷史。我只講點普通層次的心態。
第一、認識歷史就是認識時代，歷史是文化的總匯，既廣且深，值得你無怨無悔的研究，而且需要硬體設備較少，只要投注心力，必定會有成就，即使畢業後不走學術研究的路，相關的部門也非常多，「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正得失」。讀通鑑不一定要為帝王「資治」，也可以治己治家。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就是了解時代的走向。時代像一列火車，最上者可以操控方向，中等的人也可做個乘車的人，隨車前進，而不要做個追趕車後跑的人，被車子(時代)拋在後面。
第二、注意主體與客體互動，再套一句司馬遷的說法，就是究天人之際，天是自然，是大環境，是客觀的限制。人是能思維，能創造的主體，在大環境中護持自己，發展自己，兼顧到原則的堅持與現實的考量。外在環境像江河滔滔，不能做中流砥柱，不能改變它的流向，至少要像一隻魚，可以上下縱橫的游，而不要像一片枯葉隨波而去。或者像個漁夫，操控自己小舟，有桅有帆，不會翻覆。再說得明白具體一點，大環境古今不同，不必以古非今，也不以今非古。今人稱頌陶潛人格高潔，固然不錯，但陶潛還有桑麻之田數百畝，還有僮僕多人，不只是富農，還是小地主，今天台灣知識分子能比？所以要有現實的考量，要有立足點，合乎自己的工作崗位。
第三、個性與群性，人有不同的生長環境，不同的資質，不同的經歷，無須強求一致，應隨性向發展，像小孩子生長，大人只給他營養，不幫他生長；像小孩學走路，扶他一把，讓他自己走。所以孔子要因材施教。但是在不同之中，有無共同之處？在後天教育方面，應該是有的，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誠信、負責、努力是古今中外共認的美行。漢武帝和匈奴作長期激烈的戰爭，但是匈奴人金日磾在宮中受到漢武帝的親信，臨死且託孤讓他作輔政大臣。所以我們在治學上儘量發展自己的特點優點，但不可忽視人類的共同美行。
第四、最後要說的是我在淡江任教三十年，有一種情濃如家的感覺，自張建邦及歷任院校長對我的禮重，歷屆系主任的抬愛，同事之間的融洽，以及學生們的親切與信賴，使我深感收穫者多，付出者少，如果在這遲暮之年，仍能有餘力對同學們有些許幫助，我不會推辭。特別是系友會方剛成立，會長徐秀榮代表系友送我一個大銀盤，上刻『吾愛吾師』四字，使我深受感動，特此致謝。又這些年來，歷史學系在穩定中成長，出系學報，開國際會議，特別是這次甲午戰爭百年紀念展，內容非常豐富。又作創系以來的口述歷史訪問，都可看出歷史學系在周主任領導之下的美好前景。並謝謝李美儀及周維強的訪問。
(＊ 姚秀彥老師為本系資深教授)
時間：83.02.25 10:25-12:00
地點：姚老師自宅
訪談：李美儀
繕稿：李美儀
打字：彭秀惠
一、老師談談您的求學過程，何以選擇歷史為最後學術研究對象？
答：我的求學過程，可以說是平坦中有曲折，必然中有偶然。這要從我的家庭說起。我家道小康，耕讀傳家，先父喜歡讀書，文章寫得好，偶而寫點詩詞。在清朝末年讀書人的正當出路就是考科舉，他在十八歲時，參加了第一級的府試考，順利考上秀才，接下去自然是參加第二級的省級考。但是這時候已是八國聯軍之後，要求廢科舉的呼聲很高，清廷終於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下令廢科舉，設學校。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就停掉了。以先父當時的年齡及讀書過程來看，不可能重新去念新式學堂，所以就把希望寄託在兒女身上。因為父親喜歡讀書，所以家中書很多，當時農業社會很單純，沒有電影及其他五光十色的娛樂，沒事就翻書，童年時代記憶力又強，所以就種下了歷史知識的基礎。
這樣說來學歷史應該是必然的，為什麼又說是偶然呢？因為我生於五四運動之後。五四之前，從戊戌變法起，中國在屢遭屈辱之後，就發憤圖強，但這階段的目標，還是在政治方面，新學堂設立之後，有志之士報考法政歷史的較多。五四之後，大家又認為中國的積弱是由於科學落後，因而科學救國的觀念就大為流行。而我自己在中學時代，數學成績不錯，記得當時教我們班的數學老師和國文老師宿舍相鄰，出入常碰面，兩人談到班上那位學生成績好，想不到兩人所教不同，而成績好的卻是同一個學生，那就是我。說起來似乎有點得意，但卻造成考大學前選系的困擾。當時我的年齡，正是孔子所說「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說白一點，就是志大才疏，不知天高地厚，因此就選擇了自然科學中的物理系，而準備以餘力去研治人文。結果，順利的考取第一志願中央大學物理系，另外還選修了工學院一些課程，準備科學報國。
讀了一年，想法略有改變，第一、考取中大的都是全國各中學的精英，來自三山五嶽的好漢，不能掉以輕心，主修自然科學，以餘力研治人文，將是魚與熊掌，不能兼顧，必須選擇其一。第二、物理是需要實驗的，實驗離不開儀器及硬體設備，離開了實驗室，繼續深入研究就很困難。這時正是抗戰中期，家鄉已經淪陷，生活靠政府的貸金維持，出國進修絕不可能。同學中成績優良的留校當助教，其他的也以到中學任教的居多。單以教書來說，研究人文的顯然比研究自然科學的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為不太需要硬體設備，功夫深淺，成就高低，操之在己，何況自己早年對人文方面已略有基礎，沒有改弦易轍，一切從頭做起的困難，而當時一些有成就的歷史學者，也或多或少對我們產生一種影響力和吸引力，如中大校長羅家倫，在外交方面折衝尊俎的蔣廷黻，聲光照人的傅斯年等，所以就考慮轉系，而從學術立場看，歷史是文化的總匯，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盤，就轉入了歷史學系。
抗戰是全面的，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何必一定是科學報國，一些音樂家，戲劇家都已投袂而起，學人文不是同樣可以報國嗎？這是當時的想法。
又由於先兄就讀於西南聯大，所以跟隨他轉到西南聯大。
二、請老師談談比較難忘的師長及朋友。
答：考進大學為中大物理系，後轉歷史系，在西南聯大就讀。西南聯大是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大學聯合，抗戰開始，平、津相繼淪陷，這三個大學聯合內遷先到長沙，後來遷到昆明，由三位校長：清大梅貽琦、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組成校務委員會共同負責，蔣、張二位經常在重慶參預政府大計，校中事務全由梅貽琦負責，三校有不同的師生，不同的傳統，但卻能密切合作，從來沒有權力，職務及名份上的爭執。
聯大集合三校精英，可說名師如雲，當時物資欠缺，房屋簡陋，生活清苦，可是傳道的精神比以往還要熾熱，與學生們相處更親切，如同家人子弟，杖履相隨，無話不談，理工學院的老師，不必細說。就文學院來說，中文系有羅常培、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諸人，哲學系有馮友蘭、賀麟等，歷史系有雷海宗、陳寅恪、姚從吾、劉崇鋐等諸大師，無論人格、學識、治學方法，都是一時之選。
同學方面，抗日勝利後，聯大復校，不久，大陸易手，因此就分散了，大部分留在大陸，一部分到歐、美，一部分來台灣，來台灣的雖不多，但是我可用杜甫的一句詩來概括：「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他們不只輕裘肥馬，而且是真正對國家有貢獻，有經濟發展的擘劃人與推動人；有法律方面的名律師和司法官；有建造中正紀念堂的名工程師；有政務官與外交官；要人很多，不必一一畫舉，以免有攀附之嫌。
在學術界，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歷史系的傅樂成，較常有往來，可惜二人未享高壽，都已作古。還有吳訥孫(筆名鹿橋)，寫了一本《未央歌》，記述聯大時師生的生活概況，很受青年學生的喜愛，我在淡江授課的前幾年，經常同學問我，是不是書中主角藺燕梅，或是其他角色，我說不是，還有些人不信，並且舉証我和某人相似。作者現在美定居。在美國學術界最出名的為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和我同時就讀於聯大的。前年四月清華校慶，他們都返到新竹母校參加，在歡迎他們的座談會上，我講了幾句話，大意是：在中學時的畢業紀念冊上，同學常常題下這樣的祝賀詞，「今日我以學校為榮，他日學校以我為榮」，他們真正做到了後一句，獲得了學術界最高榮譽。另外，在政界，權力到達巔峰，可能會發生「亢龍有悔」的現象。民國初年的袁公子，在他的諫言詩中就有這麼兩句：「須知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但在學術界是不同的，成就達巔峰，不同的政權都伸出手來歡迎，他們無論在美、在台及在大陸，都受到歡迎，正像飛機飛在雲層之上，不受亂流影響，所以前述的兩句話應改變為：「須知高處無風雨，應到瓊樓最上層」，並且企盼他們在兩岸歡迎之餘，獲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三、請問老師是何種情況到淡江來任教的？
答：淡江歷史學系創系的周培智主任，是早期清華畢業，留英回國之後，又在中大任教。西南聯大就是抗戰時期的清華，就這方面來說，他是前輩校友。後來他任教中大，我是物理系學生，雖未修他的課，卻是師生關係。所以周培智主任對我來說，既是老師，又是前輩校友。所以在同學會上，有機會見面，再經部分老師對我的誇獎，正好歷史學系需要上古史部分的師資，周主任要我為系上效勞，我就答應了，抱著一方面學一方面教的心情，到歷史學系任教。為了報答周培智主任的關愛和期勉，我也就盡力於此，想不到一教就是三十年。
四、當時系上開課方針，老師認為有何特色？
答：周培智主任出身清華，留學英國，獲博士學位，在南洋大學也任教多年。他受過正規的歷史訓練，具有世界性眼光，所以開什麼課，都有計劃及規模。他又是史界前輩，他邀請校外的名教授來任課，幾乎都是不好意思拒絕，所以在開課和聘教授這兩方面，他做得不錯。至於其他方面，我因不參與行政，不敢多說，但是系內師生和諧，讀書和研究的風氣很盛，卻是有目共睹的。
五、請老師談談早期在淡江歷史學系的上課情形。
答：最初教「上古史」，後來「先秦史」和「秦漢史」分開，中間也一度教過一年「史學方法」，一年「史籍導讀」(史學史)，這是臨時客串的。我雖花了一些功夫準備，恐怕同學還是收穫得少，而我自己倒收穫得多。上課情形，大致不錯，同學們也很用功，不過堂上發問及自動研究的風氣，還不普遍。後來張建邦校長大力倡導，引進新觀念、新方法，要求各系堂上討論的比例加重，避免只是單向的講授，同學的討論才較為熱烈。
六、老師在淡江任教時間很長，至去年為止，請老師談談您印象較深的學生。
答：我在淡江任教三十年，第一張聘書是陳維綸院長發的，參加了淡江城區部的破土典禮。在這段漫長的教學過程中，教過的學生很多，除了第一屆及最後封門弟子這一屆外，中間各屆的前後秩序可能記不清，而且我的課後來改為選修，我想到的只是曾選我課的同學，並不代表全部，這是要聲明的。
第一屆同學中，我記憶最深的有楊育鎂、羅運治、劉世安等幾位。他們後來都入研究所深造，如今回到母校任教，楊育鎂學生時代勤用功，名列前茅，想必也是好老師。羅運治除任教外，還擔任繁重的訓導長工作，他們兩位以同班好友而結為佳偶，是歷史學系的佳話，可見同學們除了知識的熱切外，凝聚力也很強。
另外，記憶最深的是王樾和何永成兩位，記不清他們是第幾屆，他們同修我的「秦漢史」，講到東漢的太學生運動，剛好報紙上有批駁東漢黨錮之禍的一篇文章，我就希望同學們以古証今，深入討論。王樾才華洋溢，何永成篤實沈穩，他們兩位是班上雙璧，並時瑜亮，各有見解，辯才無礙，展開一場空前熱烈的辯論，欲罷不能，是歷屆同學中少有的。如今他們又回到母校任教，可說是明日之星，能再加上十年磨劍的工夫，可向國際學術水準進軍。還有更巧的是他們兩人結婚也在同一天，一在南京東路，一在南京西路。有對手才能磨出光采，儒家有孟、荀，名有惠、莊，理學有朱、陸，沒有對手也是很寂寞的。
另有賴惠敏、邱仲麟、許信昌等數位，都進入台大研究所，以穩健的步伐，繼續攀登學術的高峰。還有葉洪生，文筆見解都是一流，現任聯合報主筆。徐秀榮，從事文化事業，經營里仁書局，並為系友會第一屆會長，對母校多所回饋。張家昀為台視製作文化節目，深受觀眾歡迎。簡笙簧任國史館史料處長，成就超卓。謝邦俊從事廣告業，已有規模。
印象深的還有系上的盲生，不但上課全勤，而且參觀展出的秦坑兵馬俑，也不缺席，由同學替他指點解說，可說是目盲心不盲，精神可嘉。有一位蔡英傑，畢業後服役期間腦部受傷，家住台南，每天打電話來討論問題，數月如一日，從不間斷，希望他早日康復，以這種”不間斷”的精神治學，必有所成。
另外，有次我走在街上，遇到一位女士，抱著小孩，向我打招呼問好，並且說她是我教過的學生，母子都洋溢著滿足的喜悅，似曾相識，名字記不起，但是卻是使我深深感到，傑出誠然可貴，平凡也是福分，人能為自己安排個美滿幸福的家，不比英雄豪傑遜色。
七、請老師談談現在的大學生和抗戰時期大學生在求學方面有那些地方不同？
答：青年學生都差不多，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
先說不同處，抗戰是中國最偉大的史詩，長期的積弱，百年的羞辱(一八四○─一九三七)，帝國主義不可能有仁慈和公義，得手之後，日復一日的加緊侵略，中國面臨滅亡的關頭，面對最大的災難，最大的挑戰，正是兵法中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從沈睡中驚醒，發揮出民族潛力，從散漫的、落後的、古老的狀態中，歌舞而起，抗戰歌曲，激昂慷慨，超過於馬賽曲，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是全民參加的，真是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直接間接的獻身於救亡圖存的大目標中。
大學生是精英分子，對時代憂患感受最深，一首聯大校歌，譜出了青年的心聲：「九州遍灑黎元血」，「多唯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偉大的古訓，不是紙上文字，都成了生活的力量，戰鬥的利器，所以有些同學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從軍去了，特別是後期與美國聯合作戰期間，需要不少翻譯人才，在校內的也不怕生活艱苦，在斷電、警報的惡劣情況下，孜孜研究。
再舉一個不怕苦的例子，北大清華學生，要從長沙遷到昆明，但是交通不便，沒有車輛，只好一部分繞道越南，搭乘滇越鐵路到昆明，另一部分是從長沙向西徒步行走，這一段路要越過湘西雪峰山和雲貴高原，海拔很高，又有險要的三十六盤，七十二拐，全長三千多公里，走了六十八天。，這種精神，誰能把他們打敗？所以說，關懷、參與、不怕苦是當時青年學生共同的精神，也比較重視理想的考量，不像現在多重視現實考量。
當然，吃苦不是人生的目的，一切發明，都在求生活的舒適，但是要不怕吃苦，沒有接受過挑戰的人，往往經不起一點風吹雨打。在目前工具便利，生活舒適的情況下，反而只重視自我權益和享受，欠缺關懷社會。當然，有時也不是不關懷，而是有無力感。現實的考量也不算錯，不過現實是瞬息萬變的，太重現實，往往會被現實拋在後面。
以上是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差不多，青年人嘛，讀書、出路、愛情、婚姻，有愉悅也有煩惱。
八、老師從事歷史研究已很久了，請老師談談自己的著作。
答：著作有一些，但未必滿意，像《先秦史》、《秦漢史》，是屬於教科書類，教科書總是要四平八穩，結構完整，有突出而新穎的意見，但未被普遍接受的，不宜採列。而且這二書完稿時，兩岸沒有開放，一些大陸新資料沒有列入，最近想增修還未實現，所以只能供初學的人一個研究輪廓及基本概念。另有《論語新探》，因為講先秦史不能不講東周經學和子學，儒家思想為其中重要部分，需要作較深入的探討，本書不走以往訓詁義理的狹隘路線，從「六經皆史」，到「經史互証」，進而以史証經。孔子教人，不多作空話，不少疑問難解的地方，必須找出他講話的特定對象和不同時空，才能了解。比如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單從訓詁及字面結構解釋，非常紛歧，但如果了解孔子時魯昭公被三桓逐出魯國，流亡在外，一國之君，有國歸不得的情況，不但很容易了解這話的意思，而且感受孔子對當時周制崩潰，君不君臣不臣的深沈的哀傷。諸如此類，算是對論語研究的小貢獻。
另外有《項羽傳》，用嚴正的史學立場，用宏觀的角度來觀省歷史大方向的進展，用微觀來解析在歷史的大變動中，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的反應和動作，不要讓歷史成為平面的，無生命的。
論文方面不多談，只以＜春秋會盟新義＞一篇為例，指出列國會盟，除政治外交禮儀等明顯的事跡之外，另有不可忽略的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隱義。因列國林立，諸侯堅守壁壘，法禁、文字、貨幣等都不相同，對經濟依賴加強、文字融合、旅客商人的往來，都造成極大不便和反潮流，所以盟約中對社會經濟部分的條文看來似乎是輕微的，事實上卻是重要的，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的整合，影響到列國政治的走向，也是秦能統一的重要因素，但也是容易忽略的，這和近日歐體成立意義相仿。
另有和王仲孚所長、何啟民教授、王吉林所長、王德毅教授、呂士朋院長合編的《歷史人物分析》一書，是空大教材，承蒙他們的卓識巨筆，使這本教材很受歡迎。
九、老師在學術上有很高的成就，是否能對歷史學系的同學們提供一些建言？
答：首先聲明我不敢說有什麼成就，雖然有自己的研究經驗，但不敢向大家說教，特別是籠統的單向的說教。而且你們在系內，從不同的課程，不同的老師處，獲得了豐富的知識，我不需要再以自己之短補別人之長。你們也修過鄭樑生的老師的史學方法，所以也不需要告訴你們怎麼去研究歷史。我只講點普通層次的心態。
第一、認識歷史就是認識時代，歷史是文化的總匯，既廣且深，值得你無怨無悔的研究，而且需要硬體設備較少，只要投注心力，必定會有成就，即使畢業後不走學術研究的路，相關的部門也非常多，「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正得失」。讀通鑑不一定要為帝王「資治」，也可以治己治家。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就是了解時代的走向。時代像一列火車，最上者可以操控方向，中等的人也可做個乘車的人，隨車前進，而不要做個追趕車後跑的人，被車子(時代)拋在後面。
第二、注意主體與客體互動，再套一句司馬遷的說法，就是究天人之際，天是自然，是大環境，是客觀的限制。人是能思維，能創造的主體，在大環境中護持自己，發展自己，兼顧到原則的堅持與現實的考量。外在環境像江河滔滔，不能做中流砥柱，不能改變它的流向，至少要像一隻魚，可以上下縱橫的游，而不要像一片枯葉隨波而去。或者像個漁夫，操控自己小舟，有桅有帆，不會翻覆。再說得明白具體一點，大環境古今不同，不必以古非今，也不以今非古。今人稱頌陶潛人格高潔，固然不錯，但陶潛還有桑麻之田數百畝，還有僮僕多人，不只是富農，還是小地主，今天台灣知識分子能比？所以要有現實的考量，要有立足點，合乎自己的工作崗位。
第三、個性與群性，人有不同的生長環境，不同的資質，不同的經歷，無須強求一致，應隨性向發展，像小孩子生長，大人只給他營養，不幫他生長；像小孩學走路，扶他一把，讓他自己走。所以孔子要因材施教。但是在不同之中，有無共同之處？在後天教育方面，應該是有的，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誠信、負責、努力是古今中外共認的美行。漢武帝和匈奴作長期激烈的戰爭，但是匈奴人金日磾在宮中受到漢武帝的親信，臨死且託孤讓他作輔政大臣。所以我們在治學上儘量發展自己的特點優點，但不可忽視人類的共同美行。
第四、最後要說的是我在淡江任教三十年，有一種情濃如家的感覺，自張建邦及歷任院校長對我的禮重，歷屆系主任的抬愛，同事之間的融洽，以及學生們的親切與信賴，使我深感收穫者多，付出者少，如果在這遲暮之年，仍能有餘力對同學們有些許幫助，我不會推辭。特別是系友會方剛成立，會長徐秀榮代表系友送我一個大銀盤，上刻『吾愛吾師』四字，使我深受感動，特此致謝。又這些年來，歷史學系在穩定中成長，出系學報，開國際會議，特別是這次甲午戰爭百年紀念展，內容非常豐富。又作創系以來的口述歷史訪問，都可看出歷史學系在周主任領導之下的美好前景。並謝謝李美儀及周維強的訪問。
(＊ 姚秀彥老師為本系資深教授)
時間：83.02.25 10:25-12:00
地點：姚老師自宅
訪談：李美儀
繕稿：李美儀
打字：彭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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