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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智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一），字寧捨，安徽合肥人，生於民國前十年，即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陽曆二月八日）。幼而穎悟，勤習五經及古詩文詞，奠定深厚之國學基礎。民國十四年，考入清華大學，國文科獲一百分滿分之優等成績，為前所未有者，極得王國維之賞識，嘗稱讚其文以敦厚見長，宜習史學，乃入歷史學系，未入國學研究院。在校四年，從梁啟超、陳寅恪諸大師遊，並從蕭一山習清史，乃能治古代史與近世史之義法於一爐，考據與解釋並重，於中國史前歷史，致力尤深。而對中外之歷史思想，咸有深切之體會，因於爬梳史料之外，亦旁及歷史哲學之鑽研。其同班同學張貴永（致遠）、朱延豐諸人，皆一時俊彥，互相砥礪切磋，故能相得益彰。
周先生於民國十八年自清華大學卒業後，即返桑梓服務。初為安徽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所延攬，前往安慶擔任教育廳編審之職，並參加安徽省公費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繼任合肥教育局長，對地方教育，建樹良多。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偕夫人劉德嫻女士赴英留學，自倫敦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入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系，一年後獲碩士學位。先生對西史發生廣泛之興趣者自此始，於英國名史學家崔弗菻（G. M. Trevelyan）、柯林吾（R. G. Collingwood）、邁爾（Myres J. N. L.）諸氏之學說，尤為心折。遂從事英國史與歐洲中古史之研究。嗣後先生改習經濟學，仍在愛丁堡大學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哲學博士）。夫人亦在同校商科卒業。
周先生兼學歷史與經濟，識見日廣，視野日闊，史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交互為用，理念與實證因得適度之調和。故其治史不僅重分析，而尤重會通，旨在明瞭史實之相互關係，以見彼此交光互影的統一性。先生對亞丹斯密（Adam Smith）英國正宗學派（Orthodox School）之經濟學，李斯特（F. List）國家主義學派之經濟學，與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新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之經濟學，皆有極深的了解。
抗戰軍興，周先生以國難當前，理應以一己所學，報效國家，回饋社會，恪盡國民之職責，乃毅然偕夫人自英首途返國。民國二十七年舟抵香港，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電邀，歷經旅途之困難險阻，間關赴渝，是年十一月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授一年級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課程。因卜居於柏溪分校，地近嘉陵江濱，依山面水，景色絕佳，誠戰時之世外桃源也。先生授課，往往別出心裁，尤重歷史橫切面之剖析與專題之闡述，於中國史中之北京猿人，西洋史中之羅馬帝國，講授尤詳。夫人則於民國二十九年入組織部工作，深獲部長朱家驊之器重。
民國三十年七月，周先生辭中大教職，旋應復旦大學代理校長吳南軒之聘，擔任復大文學院史地學系教授，往來柏溪與北碚夏壩之間，歷時一載。嗣後先生一度從政，冀直接有裨抗戰。三十二年十一月，任外交部專員兼科長職，僅數閱月，即以馬超俊（星樵）之推薦，任立法院編譯處簡派專員，以迄抗戰勝利。先生在編譯處頗多貢獻，甚得立法院長孫科之賞識。
抗戰勝利，復員回皖，安徽大學校長陶因聘其為安大文學院教授，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至三十六年七月，為期一年。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於三十七年八月，北赴天津，就任南開歷史學系教授。翌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共軍佔領天津，惟南開仍弦歌不輟，維持至六月學期考試終了。先生素持民主自由思想，極不願留住共區，乃藉南開大學代為申請赴港接眷之便，乘機逃出，與夫人團聚。時國府播遷廣州，先生立即由港赴穗，向教育部報到。由教育部批准其為「遴選教授」暨「特約編纂」。復於三十八年七月，准先生以南開大學教授名義，至英國各大學講學，先生遂二度赴英。
民國四十二年來臺，任臺灣省立工學院（後改為成功大學）經濟學教授，係應院長秦大鈞之約。卜居臺南，歷時四載。四十六年一月，應新加坡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六使暨執行委員張天澤之聘，南赴星洲，擔任南大文學院教授兼商學院院長，暨該校行政委員會委員，分別在歷史學系及經濟學系授課，對南大初基之奠定，水準之提高，皆有所貢獻。民國五十三年，任淡江文理學院（後改制為淡江大學）教授，籌設歷史學系，對聘請講席，安排課程，無不悉心規畫。五十五年夏，淡江歷史學系正式成立，先生兼系主任，授中國通史、史學方法、西洋中古史等課程，聘請姚秀彥、逯耀東、傅樂成諸人為教授，分別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課程，陣容相當堅強。淡江歷史學系之基礎，由是奠定。五十八年十二月，先生辭系主任職，專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迄六十五年退休為止。
周先生退休之後，卜居於臺北近郊花園新城，地在群山環抱之中，朝曦暮靄，風景佳絕，先生寄興自然，輒感怡然自得之樂。而每日仍手不釋卷，對中、外史學名著，寖淫既久，已達豁然貫通之境，如能劄記成書，當可媲美前賢。惜乎先生過於謹慎，不肯率而操觚，終未克完成新著。民國六十九年，先生罹肺癌重症，纏綿病褟者經年，由夫人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醫治，然以病勢日增，藥石罔效，至民國七十年六月八日，與世長辭，享壽八十歲。
先生賦性恬淡，不求聞達。教學之外，惟以讀書自娛。所涉獵史學、哲學、文學、政法及經濟之書，何止萬卷，惟先生從不自矜博學，故雖學富五車，而鮮為人知。益以平生惜墨如金，嘗引《顏氏家訓》「上車不落則著作，腹中何如則秘書」之語，以為好虛聲浮名者戒，故著作甚少。僅有民國四十四年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之《經濟學要義》一書，與民國六十二年史學出版社出版之《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兩種。《經濟學要義》一書，約二十萬言，共計十六篇，舉凡經濟學研究之對象、現代經濟社會之特質、效用和邊際效用、代生產方式之特徵、供需定律、價格制度、土地勞力與資本、工業組織、貨幣價值、銀行功能、國際貿易，租稅與國民所得等問題，皆包羅在內。初看似為經濟學入門之書，然深入淺出，提要鉤玄，實為先生智慧之結晶。此書之特色有二：一為借助於史學方法，以史學義理來解釋經濟學。故每一問題，均須追溯其歷史發展之線索，俾明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先生嘗謂：「分析研究，以見其精。綜合研究，以觀其全。夫經濟學為一有機體的結構，重以時空間的不同，人類心理之隱顯各異，一種行為之結果，果復生因，因果循環，萬變不已。」此以史學之觀念，視經濟學為「體用兼備的科學」及「良知的哲學」。先生論稱：「經濟學原理原則，無不導源於哲學理論。前此之經濟學家，無不先從哲學入手。今日之經濟學者，無不先行研求哲理，以植研究之根基。誠以經濟學為科學與哲學之綜合體。」此種理論，受英國正宗學派經濟學之影響甚深，與重用輕體，但求急功之學說，迥異其趣。
《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係兩篇文章，合為一書，另附＜國有長君＞、＜內聖小王＞、＜格物致知＞、＜玄之又玄＞四篇短文，共約十餘萬字，為先生唯一之史學著作。此為一鳥瞰式之論述，言簡意賅，寄託獨深。採擷中外史家之議論，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言。曾約農讚其「貫通經史，博覽中西，且具偉識」。梁寒操稱其「能觀天下之變而得其會通」。蕭一山更以其文「不僅可以闡明歷史之功用，指導人生正當之歸宿，且能『發聾振聵』」。咸予以極高之評價。周先生立論悉以人文為本，他認為人類貴乎役物，而不為物所役。然而現代人僅能向外觀，而不能自省，故雖能登陸月球，而無以免去冷戰與熱戰，實為最大之悲劇。而促進人類之自省者，惟有歷史思想。歷史學係人文學之重鎮，縱通以觀世變，橫通以求史之本體。蓋自其變者言之，大化流行，不捨晝夜，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留，無一剎之續存。自其不變者而言之，則歷史本體，永恆存在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各物各事，彼此皆產生相互連帶之關係，不能分割。先生對史學的見解，可謂入木三分，在在發人深思。所以他的這本史論，並非史學方法的闡述，而是歷史哲學觀念的創造。
周先生辭世已五載，其遺著流傳不廣，深恐日久凐沒不彰，故特撮要略加介紹，以表對這位史學前輩的崇敬。
(＊ 周培智教授為首任系主任)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期。承王聿均老師慨然應允轉載，特此致謝。）
周培智先生（一九○二～一九八一），字寧捨，安徽合肥人，生於民國前十年，即清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陽曆二月八日）。幼而穎悟，勤習五經及古詩文詞，奠定深厚之國學基礎。民國十四年，考入清華大學，國文科獲一百分滿分之優等成績，為前所未有者，極得王國維之賞識，嘗稱讚其文以敦厚見長，宜習史學，乃入歷史學系，未入國學研究院。在校四年，從梁啟超、陳寅恪諸大師遊，並從蕭一山習清史，乃能治古代史與近世史之義法於一爐，考據與解釋並重，於中國史前歷史，致力尤深。而對中外之歷史思想，咸有深切之體會，因於爬梳史料之外，亦旁及歷史哲學之鑽研。其同班同學張貴永（致遠）、朱延豐諸人，皆一時俊彥，互相砥礪切磋，故能相得益彰。
周先生於民國十八年自清華大學卒業後，即返桑梓服務。初為安徽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所延攬，前往安慶擔任教育廳編審之職，並參加安徽省公費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繼任合肥教育局長，對地方教育，建樹良多。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夕，偕夫人劉德嫻女士赴英留學，自倫敦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入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系，一年後獲碩士學位。先生對西史發生廣泛之興趣者自此始，於英國名史學家崔弗菻（G. M. Trevelyan）、柯林吾（R. G. Collingwood）、邁爾（Myres J. N. L.）諸氏之學說，尤為心折。遂從事英國史與歐洲中古史之研究。嗣後先生改習經濟學，仍在愛丁堡大學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哲學博士）。夫人亦在同校商科卒業。
周先生兼學歷史與經濟，識見日廣，視野日闊，史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交互為用，理念與實證因得適度之調和。故其治史不僅重分析，而尤重會通，旨在明瞭史實之相互關係，以見彼此交光互影的統一性。先生對亞丹斯密（Adam Smith）英國正宗學派（Orthodox School）之經濟學，李斯特（F. List）國家主義學派之經濟學，與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新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之經濟學，皆有極深的了解。
抗戰軍興，周先生以國難當前，理應以一己所學，報效國家，回饋社會，恪盡國民之職責，乃毅然偕夫人自英首途返國。民國二十七年舟抵香港，中央大學羅家倫校長電邀，歷經旅途之困難險阻，間關赴渝，是年十一月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授一年級中國通史及西洋通史課程。因卜居於柏溪分校，地近嘉陵江濱，依山面水，景色絕佳，誠戰時之世外桃源也。先生授課，往往別出心裁，尤重歷史橫切面之剖析與專題之闡述，於中國史中之北京猿人，西洋史中之羅馬帝國，講授尤詳。夫人則於民國二十九年入組織部工作，深獲部長朱家驊之器重。
民國三十年七月，周先生辭中大教職，旋應復旦大學代理校長吳南軒之聘，擔任復大文學院史地學系教授，往來柏溪與北碚夏壩之間，歷時一載。嗣後先生一度從政，冀直接有裨抗戰。三十二年十一月，任外交部專員兼科長職，僅數閱月，即以馬超俊（星樵）之推薦，任立法院編譯處簡派專員，以迄抗戰勝利。先生在編譯處頗多貢獻，甚得立法院長孫科之賞識。
抗戰勝利，復員回皖，安徽大學校長陶因聘其為安大文學院教授，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至三十六年七月，為期一年。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於三十七年八月，北赴天津，就任南開歷史學系教授。翌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共軍佔領天津，惟南開仍弦歌不輟，維持至六月學期考試終了。先生素持民主自由思想，極不願留住共區，乃藉南開大學代為申請赴港接眷之便，乘機逃出，與夫人團聚。時國府播遷廣州，先生立即由港赴穗，向教育部報到。由教育部批准其為「遴選教授」暨「特約編纂」。復於三十八年七月，准先生以南開大學教授名義，至英國各大學講學，先生遂二度赴英。
民國四十二年來臺，任臺灣省立工學院（後改為成功大學）經濟學教授，係應院長秦大鈞之約。卜居臺南，歷時四載。四十六年一月，應新加坡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六使暨執行委員張天澤之聘，南赴星洲，擔任南大文學院教授兼商學院院長，暨該校行政委員會委員，分別在歷史學系及經濟學系授課，對南大初基之奠定，水準之提高，皆有所貢獻。民國五十三年，任淡江文理學院（後改制為淡江大學）教授，籌設歷史學系，對聘請講席，安排課程，無不悉心規畫。五十五年夏，淡江歷史學系正式成立，先生兼系主任，授中國通史、史學方法、西洋中古史等課程，聘請姚秀彥、逯耀東、傅樂成諸人為教授，分別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課程，陣容相當堅強。淡江歷史學系之基礎，由是奠定。五十八年十二月，先生辭系主任職，專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迄六十五年退休為止。
周先生退休之後，卜居於臺北近郊花園新城，地在群山環抱之中，朝曦暮靄，風景佳絕，先生寄興自然，輒感怡然自得之樂。而每日仍手不釋卷，對中、外史學名著，寖淫既久，已達豁然貫通之境，如能劄記成書，當可媲美前賢。惜乎先生過於謹慎，不肯率而操觚，終未克完成新著。民國六十九年，先生罹肺癌重症，纏綿病褟者經年，由夫人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醫治，然以病勢日增，藥石罔效，至民國七十年六月八日，與世長辭，享壽八十歲。
先生賦性恬淡，不求聞達。教學之外，惟以讀書自娛。所涉獵史學、哲學、文學、政法及經濟之書，何止萬卷，惟先生從不自矜博學，故雖學富五車，而鮮為人知。益以平生惜墨如金，嘗引《顏氏家訓》「上車不落則著作，腹中何如則秘書」之語，以為好虛聲浮名者戒，故著作甚少。僅有民國四十四年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之《經濟學要義》一書，與民國六十二年史學出版社出版之《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兩種。《經濟學要義》一書，約二十萬言，共計十六篇，舉凡經濟學研究之對象、現代經濟社會之特質、效用和邊際效用、代生產方式之特徵、供需定律、價格制度、土地勞力與資本、工業組織、貨幣價值、銀行功能、國際貿易，租稅與國民所得等問題，皆包羅在內。初看似為經濟學入門之書，然深入淺出，提要鉤玄，實為先生智慧之結晶。此書之特色有二：一為借助於史學方法，以史學義理來解釋經濟學。故每一問題，均須追溯其歷史發展之線索，俾明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先生嘗謂：「分析研究，以見其精。綜合研究，以觀其全。夫經濟學為一有機體的結構，重以時空間的不同，人類心理之隱顯各異，一種行為之結果，果復生因，因果循環，萬變不已。」此以史學之觀念，視經濟學為「體用兼備的科學」及「良知的哲學」。先生論稱：「經濟學原理原則，無不導源於哲學理論。前此之經濟學家，無不先從哲學入手。今日之經濟學者，無不先行研求哲理，以植研究之根基。誠以經濟學為科學與哲學之綜合體。」此種理論，受英國正宗學派經濟學之影響甚深，與重用輕體，但求急功之學說，迥異其趣。
《歷史學歷史思想與史學研究法述要》，係兩篇文章，合為一書，另附＜國有長君＞、＜內聖小王＞、＜格物致知＞、＜玄之又玄＞四篇短文，共約十餘萬字，為先生唯一之史學著作。此為一鳥瞰式之論述，言簡意賅，寄託獨深。採擷中外史家之議論，融會貫通，而自成一家言。曾約農讚其「貫通經史，博覽中西，且具偉識」。梁寒操稱其「能觀天下之變而得其會通」。蕭一山更以其文「不僅可以闡明歷史之功用，指導人生正當之歸宿，且能『發聾振聵』」。咸予以極高之評價。周先生立論悉以人文為本，他認為人類貴乎役物，而不為物所役。然而現代人僅能向外觀，而不能自省，故雖能登陸月球，而無以免去冷戰與熱戰，實為最大之悲劇。而促進人類之自省者，惟有歷史思想。歷史學係人文學之重鎮，縱通以觀世變，橫通以求史之本體。蓋自其變者言之，大化流行，不捨晝夜，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留，無一剎之續存。自其不變者而言之，則歷史本體，永恆存在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各物各事，彼此皆產生相互連帶之關係，不能分割。先生對史學的見解，可謂入木三分，在在發人深思。所以他的這本史論，並非史學方法的闡述，而是歷史哲學觀念的創造。
周先生辭世已五載，其遺著流傳不廣，深恐日久凐沒不彰，故特撮要略加介紹，以表對這位史學前輩的崇敬。
(＊ 周培智教授為首任系主任)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中國歷史學會會訊》，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十期。承王聿均老師慨然應允轉載，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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