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宗洛因研究工作的傑出表現，獲得當時主流學界領導人的賞識，推動科學教育，又在關鍵時刻來台負責台北帝大之接收工作，積極作為提振學風，不料竟遭政治力的不當干預與脅迫，最終選擇去職來維護學術尊嚴與獨立，成為教育史上的典範。
台灣光復迄今，匆匆已逾六十寒暑，昔時前塵往事漸成陳跡，但某些人事仍值得吾人低迴吟詠。昔日台北帝國大學改制台灣大學後的首任校長羅宗洛，其人其事即為題例。
主修植物學
曾為中國的科學教育奠基礎
羅宗洛（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字澗東，浙江黃巖人，生於清末戊戌維新之年。一九一七年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奠下良好的英文基礎。隨即赴日留學，先後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一年）、仙臺第二高等學校（三年）及北海道帝國大學深造。在北海道帝大，追隨日本第二代植物生理學健將土反村徹教授從事研究，前後八年，最後以《氫離子濃度對植物吸收銨鹽及硝酸鹽的影響》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是受日本學制完整訓練的少見學人。
一九三○年羅氏返國，其後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二年半）、上海暨南大學（一年）、南京中央大學（七年）及遵義浙江大學（四年）等校，是現代科學移植中國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大時，羅氏在校長羅家倫大力幫助下，增購設備，建立實驗室。自一九三四年開始進行植物根尖的組織培養工作，一九三五年寫成英文論文。同時，他又聯絡各大學研究生物學人士，成立「中國生物科學學會」，並發行外文版的《中國實驗生物學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他的這篇論文就刊載在創刊號上，正式開啟了中國實驗生物學的序幕。
抗戰期間，一九四○年八月，羅氏轉往浙江大學（時遷貴州遵義）任教。在浙大當局支持下，羅氏主持的植物生理學實驗室先後有十餘位年輕學生參與，發表論文十餘篇，羅氏自認係一生中研究最為精進、培養人才最多的黃金時代，但僅有短短的四年即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央研究院將動、植物研究所分立，以羅氏領導研究成績卓著，聘其任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羅氏遂離浙大，轉往重慶北碚建立新所。但僅年餘，他卻因日本投降、台灣光復，而被派為接收台北帝大的特派員，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來台灣工作。
接收帝大
積極推動復課並網羅人才
羅氏為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調派來台，實為適切之選擇。羅氏為留日帝大博士，對日本學術有深刻之認識；羅氏又以研究見長，負責接收研究性質極強的帝國大學，亦極恰當。羅氏受命後，曾與朱部長有數次之商討，決定：(1)完整接收(2)迅速復課(3)暫留日籍教師等政策。又因台北帝大規模龐大，朱氏同意羅氏約人輔佐，羅推薦陳建功、蘇步青、蔡邦華、陸志鴻及馬廷英五教授，皆為留日精英。羅氏既為植物研究所所長，該所亦將復員遷滬，因此向朱氏說明，一己只負接收之責，一旦接收完畢，即請派正式校長來台接任。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羅偕陸、馬二氏及祕書王泳（教育部科員）首途上海（陳、蘇、蔡三人未及自貴州趕來），再乘船轉台灣，於十七日抵達基隆，受到同胞的熱烈歡迎。轉乘火車抵達臺北，帝大醫學部教授杜聰明來迎，接待羅氏一行入住校長宿舍。其後數日，杜氏向羅等介紹帝大情況，羅氏以接收人員中沒有習醫者，杜又為帝大唯一臺人教授，遂請杜氏加入接收團隊，負責醫學部接收工作。
羅又聽聞林茂生教授夙負名望，曾先後獲東京帝大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亦請其負責文政學部之接收。連同原有六人及前後兩任臺省教育處處長（趙迺傳與范壽康），於十一月初組成接收團隊-大學校務維持會，並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接收臺北帝大。
在正式接收前，羅氏與陸、馬二教授已分別以私人身份訪問帝大各單位，當時理、農二學部日籍教授頗多出身北海道帝大者，多為羅氏昔日師友，羅氏透過私人情誼，得到日人充分之合作，使接收工作十分順利。羅氏又動員帝大臺籍教職員協助清點物品，查出甚多隱匿、遺漏物品。接收完成後，羅氏馬不停蹄籌備招生工作，於十二月底先後完成本科與先修班的招生，三十五年一月新生入學上課，國立臺灣大學正式開始運作。
堅持政治力不應干預校務
終以去職明志
在校內事務上，羅氏竭心盡力，但因彼時台灣的特殊性──臺省金融獨立運作及長官公署有指揮、監督台大之權，校務受到省政當局的不當干預。首先干涉人事，十一月初羅氏尚未正式接收，陳儀長官已口頭向羅氏要求聘朱光潛及吳芷芳二人為文、法學院院長。二十八日長官公署葛敬恩祕書長正式來函要求：「頃奉長官交下手條……至祈察收辦理為荷。」
羅氏十分氣憤，校務委員會同仁亦群情激憤，除推派蔡邦華、陸志鴻二委員前往公署交涉外，羅並致函葛敬恩抗議：「公署對於大學之指導亦間有異乎尋常者，弟等菲才，無法效勞。除電請教部派員接管外，敢請代向長官予以搭乘飛機之便利，俾得早日回部覆命」，已萌去職之意。但因內定校長陳大齊最終不接受教部任命，並要求羅氏續任代理校長，羅氏只得繼續任職。
其次，是對台大的掣肘。三十五年一月，公署要求台大大量招生，以培養所需行政及教師人員，台大未能回應（羅氏深知帝大是研究掛帥的「大學」，欲維持其水準，不能也無法大量招生培養教師及公務員）。公署即謀自辦文、法學院。羅氏認為彼時台灣極缺文法人才，日籍教授又要大量遣返，公署此舉無疑對台大影響甚大，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舉。加深了羅氏的反感。
最後，公署用經費的撒手金間對付台大。三十五年二月，帝大留用經費所餘無多，因台省特殊金融關係，中央無法匯款來台，公署以不願墊撥打擊羅氏與台大。自二月九日羅氏親返重慶向教育部交涉，到五月中旬羅氏去職離臺，不論羅氏向中央要求或向公署求告，皆不得要領。
長官及財政處挾此要脅「不聽話」、「不合作」的羅校長明顯可見。三月下旬，羅氏大陸述職期間，台大又發生附屬醫院罷診事件，更加堅定羅氏去職決心。
五月十一日，羅氏列席省參議會，報告接收後台大校務，並備質詢。羅氏以〈今後之台灣大學〉為題，略述彼理想中的台大前景。次日，羅氏偕友朋作北投之遊，日記中有對台灣的依戀：「余不久將離臺灣，此行為北投最後之遊，暮雲煙村似不勝情，回首雲天，曷勝惆悵！」去職之意已定。十八日羅氏搭機離臺，登機前，代表陳儀來送行之財政處處長嚴家淦告羅氏云，昨日下午陳長官已簽發代墊臺大三、四月份之經費，但已無法挽回羅氏之去職。
羅宗洛以留日背景，因研究工作的傑出表現，獲得當時以歐美留學背景為主流的學界領導人賞識，拔擢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又在關鍵時刻來台負責台北帝大之接收工作，按部就班從事台大改制，以維持舊有學術水準相期許。不料竟遭遇政治勢力的不當干預與脅迫，羅氏最終選擇去職以維護學術的尊嚴與獨立，在台灣教育史及台大校史上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2+112006092400304,00.html
台灣光復迄今，匆匆已逾六十寒暑，昔時前塵往事漸成陳跡，但某些人事仍值得吾人低迴吟詠。昔日台北帝國大學改制台灣大學後的首任校長羅宗洛，其人其事即為題例。
主修植物學
曾為中國的科學教育奠基礎
羅宗洛（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字澗東，浙江黃巖人，生於清末戊戌維新之年。一九一七年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奠下良好的英文基礎。隨即赴日留學，先後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一年）、仙臺第二高等學校（三年）及北海道帝國大學深造。在北海道帝大，追隨日本第二代植物生理學健將土反村徹教授從事研究，前後八年，最後以《氫離子濃度對植物吸收銨鹽及硝酸鹽的影響》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是受日本學制完整訓練的少見學人。
一九三○年羅氏返國，其後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二年半）、上海暨南大學（一年）、南京中央大學（七年）及遵義浙江大學（四年）等校，是現代科學移植中國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大時，羅氏在校長羅家倫大力幫助下，增購設備，建立實驗室。自一九三四年開始進行植物根尖的組織培養工作，一九三五年寫成英文論文。同時，他又聯絡各大學研究生物學人士，成立「中國生物科學學會」，並發行外文版的《中國實驗生物學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他的這篇論文就刊載在創刊號上，正式開啟了中國實驗生物學的序幕。
抗戰期間，一九四○年八月，羅氏轉往浙江大學（時遷貴州遵義）任教。在浙大當局支持下，羅氏主持的植物生理學實驗室先後有十餘位年輕學生參與，發表論文十餘篇，羅氏自認係一生中研究最為精進、培養人才最多的黃金時代，但僅有短短的四年即告結束。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央研究院將動、植物研究所分立，以羅氏領導研究成績卓著，聘其任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羅氏遂離浙大，轉往重慶北碚建立新所。但僅年餘，他卻因日本投降、台灣光復，而被派為接收台北帝大的特派員，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來台灣工作。
接收帝大
積極推動復課並網羅人才
羅氏為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調派來台，實為適切之選擇。羅氏為留日帝大博士，對日本學術有深刻之認識；羅氏又以研究見長，負責接收研究性質極強的帝國大學，亦極恰當。羅氏受命後，曾與朱部長有數次之商討，決定：(1)完整接收(2)迅速復課(3)暫留日籍教師等政策。又因台北帝大規模龐大，朱氏同意羅氏約人輔佐，羅推薦陳建功、蘇步青、蔡邦華、陸志鴻及馬廷英五教授，皆為留日精英。羅氏既為植物研究所所長，該所亦將復員遷滬，因此向朱氏說明，一己只負接收之責，一旦接收完畢，即請派正式校長來台接任。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羅偕陸、馬二氏及祕書王泳（教育部科員）首途上海（陳、蘇、蔡三人未及自貴州趕來），再乘船轉台灣，於十七日抵達基隆，受到同胞的熱烈歡迎。轉乘火車抵達臺北，帝大醫學部教授杜聰明來迎，接待羅氏一行入住校長宿舍。其後數日，杜氏向羅等介紹帝大情況，羅氏以接收人員中沒有習醫者，杜又為帝大唯一臺人教授，遂請杜氏加入接收團隊，負責醫學部接收工作。
羅又聽聞林茂生教授夙負名望，曾先後獲東京帝大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亦請其負責文政學部之接收。連同原有六人及前後兩任臺省教育處處長（趙迺傳與范壽康），於十一月初組成接收團隊-大學校務維持會，並於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接收臺北帝大。
在正式接收前，羅氏與陸、馬二教授已分別以私人身份訪問帝大各單位，當時理、農二學部日籍教授頗多出身北海道帝大者，多為羅氏昔日師友，羅氏透過私人情誼，得到日人充分之合作，使接收工作十分順利。羅氏又動員帝大臺籍教職員協助清點物品，查出甚多隱匿、遺漏物品。接收完成後，羅氏馬不停蹄籌備招生工作，於十二月底先後完成本科與先修班的招生，三十五年一月新生入學上課，國立臺灣大學正式開始運作。
堅持政治力不應干預校務
終以去職明志
在校內事務上，羅氏竭心盡力，但因彼時台灣的特殊性──臺省金融獨立運作及長官公署有指揮、監督台大之權，校務受到省政當局的不當干預。首先干涉人事，十一月初羅氏尚未正式接收，陳儀長官已口頭向羅氏要求聘朱光潛及吳芷芳二人為文、法學院院長。二十八日長官公署葛敬恩祕書長正式來函要求：「頃奉長官交下手條……至祈察收辦理為荷。」
羅氏十分氣憤，校務委員會同仁亦群情激憤，除推派蔡邦華、陸志鴻二委員前往公署交涉外，羅並致函葛敬恩抗議：「公署對於大學之指導亦間有異乎尋常者，弟等菲才，無法效勞。除電請教部派員接管外，敢請代向長官予以搭乘飛機之便利，俾得早日回部覆命」，已萌去職之意。但因內定校長陳大齊最終不接受教部任命，並要求羅氏續任代理校長，羅氏只得繼續任職。
其次，是對台大的掣肘。三十五年一月，公署要求台大大量招生，以培養所需行政及教師人員，台大未能回應（羅氏深知帝大是研究掛帥的「大學」，欲維持其水準，不能也無法大量招生培養教師及公務員）。公署即謀自辦文、法學院。羅氏認為彼時台灣極缺文法人才，日籍教授又要大量遣返，公署此舉無疑對台大影響甚大，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舉。加深了羅氏的反感。
最後，公署用經費的撒手金間對付台大。三十五年二月，帝大留用經費所餘無多，因台省特殊金融關係，中央無法匯款來台，公署以不願墊撥打擊羅氏與台大。自二月九日羅氏親返重慶向教育部交涉，到五月中旬羅氏去職離臺，不論羅氏向中央要求或向公署求告，皆不得要領。
長官及財政處挾此要脅「不聽話」、「不合作」的羅校長明顯可見。三月下旬，羅氏大陸述職期間，台大又發生附屬醫院罷診事件，更加堅定羅氏去職決心。
五月十一日，羅氏列席省參議會，報告接收後台大校務，並備質詢。羅氏以〈今後之台灣大學〉為題，略述彼理想中的台大前景。次日，羅氏偕友朋作北投之遊，日記中有對台灣的依戀：「余不久將離臺灣，此行為北投最後之遊，暮雲煙村似不勝情，回首雲天，曷勝惆悵！」去職之意已定。十八日羅氏搭機離臺，登機前，代表陳儀來送行之財政處處長嚴家淦告羅氏云，昨日下午陳長官已簽發代墊臺大三、四月份之經費，但已無法挽回羅氏之去職。
羅宗洛以留日背景，因研究工作的傑出表現，獲得當時以歐美留學背景為主流的學界領導人賞識，拔擢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又在關鍵時刻來台負責台北帝大之接收工作，按部就班從事台大改制，以維持舊有學術水準相期許。不料竟遭遇政治勢力的不當干預與脅迫，羅氏最終選擇去職以維護學術的尊嚴與獨立，在台灣教育史及台大校史上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302+11200609240030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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