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貴版刊登多篇文章，以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作為例子，討論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孰先孰後的問題。筆者也有一些看法。
一九七○年代的政治學界，還充斥著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亦即先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後才能達成民主化。因為當時的民主國家很少，同質性亦很高，也因此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這一席話，今日雖貌似擁護威權統治，但在當時並不是驚世駭俗之語。
近年來隨著民主化的浪潮越形擴大，其研究素材大幅增加，現代化理論也遇到了若干侷限，經濟自由是否能引領國家走上政治自由，也開始出現了問號。就以智利為例，皮諾契特的統治末期出現了連續的流血暴動，國家也因而陷入動盪不安；知名學者Przeworski即認為如果沒有皮氏的威權統治，智利的經濟發展應該可以更好。此外，Przeworski在一九九一的著作「資本主義與國家」中也指出，許多獨裁政權都是由市場經濟中興起，因此經濟開放不代表政治就會自由。
話雖如此，傅氏這種「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式的觀點，現在竟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顯學，很多中國學者拿中國與俄羅斯作為對比，認為俄國採行政經同時「一步到位」的改革，是現在俄羅斯發展不及中國的原因。近年更有新威權主義學者提出中國只需要法治，而不需要民主的政治主張，象徵著這種附和威權的思維在中國頗有市場。
姑且不論以十五年的時間評價現有的政治體系是否過於倉卒；然而，沒有政治自由的市場經濟，必然造成分配上的不公。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貪汙盛行，都與缺乏民主體制息息相關，而這些問題，都會給未來的政治改革投下不利變數。
排拒政治自由給中國政治帶來的另一層負面影響，則是民主價值的空洞化。近年來的研究紛紛顯示，多數中國大學生無意從事不能帶來高薪的社會與政治工作；而許多對中國中產階級的研究亦顯示，這些中產階級多對政治改革採保留態度。這也表示，市場經濟並不能自動產生捍衛民主價值的公民社會。
新威權主義也常用台灣做為例子，但台灣的民主化不是光靠經濟發展就能自動完成；舉凡社會運動的投入、領導者的信念、國際的道德壓力，都是台灣民主化的重大推力。但即便如此，二○○○年若無連宋的分裂，台灣的民主化也難在本世紀初便告發生，可見越推遲民主改革，只會越增加民主改革的難度。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仰賴的是具體實踐，而非空中畫餅。
傅氏的理論，與很多新威權主義者一樣，都必須有「獨裁者是溫和理性」的哲君式前提才能成立。這些改良主義者在歷史上不是沒有，但總是可遇不可求；智利的皮諾契特、南斯拉夫的狄托，都曾試圖採取「市場開放、政治緊縮」的改良主義路線，但是往往人亡政息，無以為繼。其中智利在皮氏下台後，在各黨派的戮力合作下，尚能穩住民主的局面；但南斯拉夫則因為狄托任內拖延了民主改革，以至於在經濟崩潰時，國家無力緩解民族矛盾，因而造成了種族對立乃至屠殺的憾事。
南斯拉夫的種族惡鬥苦果，一直要到狄托死後二十年才真正爆發出來，現在口口聲聲支持新威權主義的中國學者，可曾真正思考過抗拒政治自由的代價？
（作者為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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