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2006.11.16　 中國時報 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 余英時、弗蘭克林獲克魯格獎 楊明暐/綜合報導 聯合與中時報系相關報導整領

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十五日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非常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作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曾任美三所大學全職教授

一位學者評論余英時獲獎這件事時說，余英時能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選為全職教授，這份殊榮已足以證明其崇高地位。然而要談及他的終身成就，他的學識遠比這類生涯方面的成功來得更重要。

現年七十六歲的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一九三○年一月廿二日生於天津，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余英時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一九九○年代初他還獲邀出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同儕譽為當代最偉大中國史家

余英時著書逾卅部，其內容涵蓋範圍超過兩千年，重要作品包括：《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以上為時報出版）、《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等，最近的作品，為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同儕形容余英時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歷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他是同時在中美兩個世界工作的知識分子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

在得知自己獲獎後，余英時說他還不知道要如何運用獎金，僅開玩笑表示「有一部分要繳稅吧」。

和余英時一同獲獎的弗蘭克林，現年九十一歲，曾任美國歷史協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本身為非裔的弗蘭克林，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在電視大亨約翰．克魯格（JohnW. Kluge）資助下於二○○三年設立的，其目的在「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獎）。

下月初赴美國會圖書館領獎

克魯格獎授獎對象不分國籍和語言，只要在人文研究範疇，包括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做出重大和深遠的貢獻，即有機會獲獎。二○○三年第一屆克魯格獎頒給了波蘭哲學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獲獎。去年則沒有獲獎人。

本屆克魯格獎的得獎人遴選工作從今年春季展開，國會圖書館邀集館內外學者從兩千多位人選逐一過濾。十月，國會圖書館館長召集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就最後九名入圍人選進行討論，再由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余英時和弗蘭克林兩人將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11600030,00.html



2006.11.16　 中國時報 余英時：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朱立群/台北報導

美國國會圖書館今天將宣布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為二○○五年「克魯格獎」（John W.Kluge Prize）得主，余英時清晨在美國接到本電話道賀時謙虛表示：「這份榮譽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學門。」

「克魯格獎」素有「人文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今年的克魯格獎除了表彰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另頒給非裔美國人史史家弗蘭克林。

余英時首先感謝國人對他的關心。雖然長期在美，余英時時刻不忘國內的人文學界與民主政治發展，他認為，台灣自由、多元的氛圍，造就了台灣生生不息的人文學術研究成長。他舉今年獲獎為例，「中文學術論著的寫作已日漸受國際重視，國內學者不應枉自菲薄，年輕一代很有希望。」

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更是余英時念茲在茲，面對國內當前的亂象，他不表悲觀，認為是「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余英時不認為可以把當前政治的紛擾歸咎於某一群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主的文化與傳統，他說，「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11600031,00.html



2006.11.16　 中國時報 王汎森：他得獎完全實至名歸 朱立群/台北報導

「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昨日如此形容他的老師。他認為，余英時的自由主義信仰背後，有著根深柢固的人文主義傳統，對人的根本主體性有著無可妥協的尊重。

中研院士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王汎森說，余英時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他記得，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民運人士流亡異鄉，當時在美國普林斯敦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四處奔走、出錢出力，協助柴玲、劉賓雁等大陸民運領袖；也因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上展現的暴政，余英時當時發誓，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

雖然長年在美，但余英時對台灣的關心沒有少過。王汎森說，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台灣島內動盪不安，當時余英時憂心如焚，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

王汎森說，余英時的自由主義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它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做為支撐。

余英時的人文主義關懷來自他厚實的學術底蘊。王汎森說，余英時是一位偉大的史儒，二十年前曾被日本學術院院士島田虔次尊稱為「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他中西學術兼治，雖自謙對唐代思想史涉獵甚淺，但進行中的著作《唐代的文人與高僧》已被華人世界學者引頸企盼。

雖然已屆七十六歲退休年齡，但余英時的學術能量依然旺盛，洞見仍舊犀利。王汎森說，余英時常開玩笑表示，「本錢不多了，投資要很謹慎」，因此專注讀書、寫作。「韋伯說，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余英時就是這樣的典型，得到克魯格獎是實至名歸」，王汎森說。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11600032,00.html



余英時教授榮獲2006年克魯格獎 Posted on 2006-11-17 11:12 黃清龍 中時部落格轉載

余英時教授榮獲榮獲2006年克魯格獎，消息傳來，海內外華人同感光榮。筆者來美期間和余教授略有接觸，特別整理這篇小文在部落格發表，以表敬意，也讓更多人了解這位「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克魯格獎對余教授的形容〕

克魯格獎：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諾貝爾獎

克魯格獎是由商人兼慈善家克魯格（John W.Kluge）贊助，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而設立，專門針對諾貝爾獎項中所忽略的學科領域，包括哲學、歷史、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研究、語言學、以及藝術與文學批評等，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因此又被稱為人文社會學科的諾貝爾獎。

克魯格獎的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了2000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以及對公眾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自最後的九位入圍人選進行討論，再由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

2003年首屆"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授予波蘭出生的哲學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獲獎。2005年沒人獲獎。今年則是余英時教授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獎，兩人將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談到獲得這個獎的意義，余教授說他完全不知道為何得獎，﹁或許是因之前兩次都是頒給研究西方的人，所以今年擴大到其他的研究領域﹂，無論如何，都代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觀念正在改變。他謙稱得這個獎是超乎他個人成就的，「這份榮譽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學門。」而因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用中文寫的，今天他能得獎，表示「中文學術論著的寫作已日漸受國際重視，國內學者不應枉自菲薄，年輕一代很有希望。」

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克魯格獎形容余英時教授是「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毋寧是真實而貼切的。余教授生於中國天津，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自一九五五年赴美留學至今，余教授在美國學界已超過半個世紀。他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正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此外，余教授還是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教授。有人評論說，余英時能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選為全職教授，這份殊榮已足以證明其崇高地位。另據他的學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透露，早在二十年前，余英時即被日本學術院院士島田虔次尊稱為「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

然而要談及余英時教授的終身成就，他的學識又遠比這類生涯方面的成功來得更重要。余教授中英文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余教授2002年的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書中將十二世紀的宋代大儒朱熹和十三世紀義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做一比較，是中西學術上的創舉。而余教授目前進行中的《唐代的文人與高僧》，更已受到華人世界學者的引頸企盼。

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的態度

尤其不能忽略余教授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看待時局與面對強權的基本態度。王汎森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指出，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但他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做為支撐。王汎森說，余教授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他記得，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民運人士流亡異鄉，當時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四處奔走、出錢出力，協助柴玲、劉賓雁等大陸民運領袖；也因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上展現的暴政，余英時當時發誓，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

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之後，余英時教授只在一九七八年隨美國國務院的訪問團去過一趟大陸，此後就不曾踏入中國一步。余教授告訴筆者，中共曾直接間接邀請他前往訪問，都被他拒絕。他說，共產黨並沒有解體，它只是從一個蘇聯式的專制體制轉變為法西斯的專制體制，但它的政府和黨都是封閉性的。它繼續控制媒體、控制思想、抓異議份子；它倡導和諧社會，是叫人民不准反抗政府，它鼓吹所謂的儒家文化，卻是禁止人民犯上的﹁專制儒家﹂。它的作風完全沒有改變，何來﹁中國崛起﹂之有？他批評現在有些人專為中共說好話，說穿了都是私人利益在作祟，一些商人及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屁股決定了腦袋。

六四後不踏上中國一步 著作卻在大陸廣為流傳

余教授雖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但近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有人形容2004年繼“錢穆熱”之後，中國讀書界興起了“余英時熱”。筆者今年六月前往大陸參訪，在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附近的書店，就看到許多余教授的著作，被醒目的擺在書架上。余教授說這叫﹁書到，人不到﹂。無論如何，他的書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總不是壞事。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大陸官方的任何善意表示，只不過是市場有需要，出版社競爭的關係。

我注意到余教授得獎之後，大陸媒體幾乎都沒有報導這則消息，連新浪網也刻意﹁漏掉了﹂。余教授說，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中共不准媒體報導他的消息。事實上，即使大陸媒體要訪問他，他也不會接受，因為他們都是官方的。筆者詢問此間一位大陸媒體同業知不知道余教授獲獎，他說知道，問他有無發稿或訪問余教授，他說沒有發稿也沒訪問，因余英時被大陸列為禁止上報的對象，寫了問了也不會刊登，何必白費力氣。

認為當前台灣亂象只是民主的過渡 沒理由悲觀

雖然長年在美，但余英時教授對台灣的關心沒有少過。王汎森說，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台灣島內動盪不安，當時余英時憂心如焚，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這些文章在中國時報連載，引起廣大迴響。至於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余英時更是念茲在茲。面對國內當前的亂象，他不表悲觀，認為是「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余英時不認為可以把當前政治的紛擾歸咎於某一群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主的文化與傳統，他說，「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後記：一、余教授是老派學者，至今不用電腦、不上網，與他聯繫只能靠電話或傳真。有趣的是他得獎的消息才剛宣佈，當晚我就在網路的維基百科余英時欄目上看到了這個最新訊息。哪天碰到余教授，要舉這個例子遊說他加入網路族。

二、余教授有抽煙習慣，他抽的是紙煙。在美國抽煙是很麻煩的事，但他不願戒掉。九月初，筆者和余教授在紐約同桌用餐，吃到一半余教授突然從餐桌上消失了，恰巧我也跑到外頭抽煙，兩人就這麼閒聊起時局來。隔了好一會兒主人跑出來找人，這才進去繼續用餐。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6/11/17/128626.html



2006.11.18　 中國時報 余英時的不虞之譽 傅建中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獲得本年度的「克魯格」人文獎，可說是當代整個中國知識界的盛事，而此一有諾貝爾人文學術成就獎之稱的榮銜，也使余英時在西方學界成為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菁英大師。

自從紐約時報報導余英時與美國史學家富蘭克林合得今年的「克魯格」獎，共享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後，普林斯頓鎮余府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響個不停，連中共的「新華社」都透過一位紐約時報的華府研究員向余英時致意（由於余英時一向反共，支持大陸的民運，「新華社」並未報導他得獎的消息）。

今年的「克魯格」獎由全球二千多位學術界人士推荐候選人，經過嚴格的審核與篩選後，一共有九人晉入決賽，最後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長畢林頓選了余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氏得獎不難理解，一方面他是非裔美人，另一方面他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黑人史逾七十年，其成名之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格」畢生學術成就獎的要求。

余英時得獎連他自己都覺得意外，因為去年就有人推荐他競選此獎，但沒能入選，他自揣此生已與「克魯格獎」無緣。當上月下旬畢林頓館長親自打電話給他，向他宣佈得獎的消息並道賀時，對余英時而言，真是「很大的意外」。

事實上余英時會得獎在十月中已露端倪，因為那時畢林頓博士打電話到普林大學找余，本來畢氏要親到余府拜訪余的，余氏謙讓，遂決定透過電話談，沒想到這一通電話竟談了一個多鐘頭，結束時，畢氏對余英時說：「和您談話是場饗宴（a treat）」想來這一席談已使畢林頓決定余英時為得獎人了。

畢林頓評論余英時得獎時說：「余博士的學術極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跨越了許多科際（disciplines），時空和議題，已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

另一評審的學者指出：「余英時曾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大名校任教，顯示了他在學界享譽之隆，可是他實際學術的成就遠較他學術生涯的成功，更為重要。」

余英時並不清楚究竟是那些人推荐他角逐「克魯格獎」，只知道華裔的Paulin Yu（現任洛杉磯加大副校長，蔣經國生前心臟科名醫俞南庚之女）大力支持他競選。余英時謙虛的說，這個獎是對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肯定，尤其肯定了以中文從事學術著述的地位與重要性，因為選拔委員會把這個大獎給了他，主要是根據他的中文著作，而非英文著作。

十二月五日美國會圖書館舉行「克魯格獎」頒獎典禮，屆時余英時將躍登學術殿堂的巔峰，在他已逾半世紀「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寂寞生涯中，他的夫人陳淑平（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功不可沒。

當然余英時在一九四九年身陷大陸，能幸運的於次年離開中國，選擇定居香港，師從錢賓四先生也是他整個人生的轉捩點；否則，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以余英時對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執著，能否倖存，都不無問題，遑論成為今天諾貝爾人文獎的得主了。但更重要的是，余英時繼承了中國存亡絕續的傳統，並發揚光大之，而他也以其高潔的人格，保留了知識分子的氣節。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11800027,00.html



余英時的「人文」 2006/11/17 【聯合報黑白集】

旅美學者余英時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這個獎，向被視為「人文諾貝爾獎」。

由於余氏為我中研院院士，文章多在台灣發表，且門生故舊遍及台灣學術文化界，所以這項消息使台灣各方「與有榮焉」。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那麼余英時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大學畢業於香港新亞書院，師從近代大儒錢穆，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大名校任教，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

不過余先生可不是只躲在書齋裡不問世事的讀書人，他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肯定思想有創造歷史的功能。他在廣被引用的《歷史與思想》這本書的序文中說：「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佔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余氏很少就實際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但這段話無疑是嚴肅地對兩岸政治人物課以無可迴避的責任。而對於自己的信仰，余氏是篤行實踐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就不再往訪大陸。以一介書生，橫眉冷對那個龐大的政權。

「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這就是余英時的「人文」。這種人文涵養，根基在深邃與寬容的中華文化裡。任何一個「去中國化」的地方，對余氏的成就和榮耀，在與有榮焉之外，恐怕就只有臨淵羨魚的分。



2006.11.19　 中國時報 　　當個勤奮的土人　　許又方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學術的入門者，在聽到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榮獲有人文學門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心下可謂同感榮耀；而當獲悉令余先生獲此殊榮的主要學術論著，皆是以中文寫就者時，半生與中文周旋的筆者，忽然有一種既受激勵、又不免感慨的複雜心情。

似乎自鴉片戰爭門戶開放以降，中文的地位就不斷在西方崛起聲中滑落，而伴隨著軍事、經濟強權而起的英文，則勢如破竹地在「全球化」的口號中持續征服著世界各文化的語言感知，馴令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也都以英文為主流。

更有甚者，英文成為「國際觀」的代名詞，躲在自己母語內耕耘傳統、不能ABC的學者，都會被質疑為欠缺世界觀的土人。影響所及，即使區域性色彩濃厚的人文社會學門，研究的都是本土性的議題，若論文中不能徵引上幾段洋資料，也將遜色幾分。這樣的風氣在國內學界迅速延燒，近來許多大學甚至要求各系都要開設英文授課學程，以吸引「國際學生」就讀，中文系也不能例外。

筆者相當贊成從事學術研者應當多通一種外語的看法，因為可以增廣閱歷見聞，豐富學術研究的內容，並有多一點機會向外人介紹自己的研究心得。然而，這並不意味吾人只能以英文馬首是瞻，並因此矮化了自己的母語、以及用母語寫成的所有著作。

筆者在大學執教有年，愈來愈感受到中文學界的一股怪現象：學生們一股腦追逐西方的觀點與理論，卻把最基礎、最傳統的文本精讀當成次要的東西，研究中國學術卻對基本的中文文獻一知半解，可謂本末倒置。筆者年輕時也曾犯下類似的錯誤，也曾為了追逐西方「成就」而努力學習外文，因而對自己研究的對象生疏了不少，如今驀然回顧，西學未精、中學荒怠，可謂兩頭兼失。

余英時先生在得獎後指出，這個獎對以中文從事學術論著的重要性與地位都是絕對的肯定。這一點相信對所有研究中國學術的學者們都是重要的啟發，我們應當師人之長，卻不必因此妄自菲薄。一個成就斐然的學術研究，關鍵似乎不在選擇的語言是什麼，而在它對研究對象的理解是否通透而啟人所未見。余先生的中、英文論著，筆者泰半讀過，相信多數學者對他學術上的推崇，並非在於其能以十分純熟、精練的語言（不論中文或英文）寫作議題龐大而複雜的文史哲論述，而是他對中國學術文獻深厚的學養與獨到的洞見。

拜中國在世界崛起之賜，中文逐漸受到國際重視，吾人既恭逢其盛，或許正是回過頭重新省視傳統文獻、文化及其相關資產的時機。當個「土人」奮力勾抉，能使中國學術成為世界智慧拼圖重要區塊內涵，而非僅借用別人的觀點或語言來填充自身對傳統的一知半解。（作者為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11900193,00.html



2006.11.20 中國時報 向一位當代人文大師致敬 中時社論

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日前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獎訊息傳出的同時，他在西方的史學界同儕譽他為「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消息傳來，我們同感殊榮。畢竟對台灣乃至整個華人的學術思想界而言，不待克魯格獎的肯定，余英時的著作早就是所有後進者邁入人文領域的主要啟蒙導師了。

由於諾貝爾的獎項類別無法顧及人文與社學科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克魯格獎設立的初始目的即是標榜「要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因而從二○○三年設立以來即被學界譽為「人文諾貝爾獎」。要知道人文成就的審評遠比自然科學要複雜甚至困難許多，學術畛域分科的門檻是其一，要超越文化、社會與語言差異的障礙進行審評更是一項繁複的工程。嘗試想像其繁複的遴選過程吧！從當代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學門中，不分國籍與語言先選出兩千多位在學術、思想上有貢獻的學者，再從中逐一過濾，這個遴選作業從每年春季就已展開，一直到十月間再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就最後入圍的九名學者作最後討論。在這麼嚴謹而繁複的審鑑程序下，最後能夠出線的學者，無疑也意味他的學術成就，早已經晉身當代大師之林了。

我們不妨看看先前曾獲得克魯格獎殊榮的其他學者有何卓越成就。二○○三年第一屆得主波蘭哲學家波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當代研究哲學、宗教與新馬克斯主義的大師，他的「宗教：如果沒有上帝」、「理性的異化：實證主義思想史」、「馬克斯主義的主流」等都是當代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他本人也一直關懷東歐知識分子如何調停於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二○○四年獲獎的耶魯大學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則是著名神學與基督教史學者，著有「宗教與大學」、「基督教傳統」、「歷代耶穌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等，他致力將基督教置入整個西方史的脈絡中去探討，為宗教史、文化史乃至藝術史的研究開拓相當大的領域。同年獲獎的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則是當代極富盛名的現象學與詮釋學宗師，著有「歷史與真理」、「惡的象徵」、「詮釋的衝突」等。而今年與余英時同時獲獎的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者弗蘭克林（John H. Franklin）則是當代研究美國黑奴的著名史學者，著有「從奴役到自由：美國黑奴史」、「華盛頓傳」等，被學界譽為當代非裔最重要的美國史專家。我們不厭其煩的交代自二○○三年以降所有獲獎者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旨在說明一件事：余英時能在兩千多名學者中脫穎而出，足見其學術成就受到當代學術社群的肯定了。

而也正是透過與其它獲獎者的對比，我們才能理解余英時的貢獻，除了他在史學與思想史上學術關懷外，還有他對現世的關注，特別是對知識分子角色的思考。余英時從不直接介入對現勢糾葛的議論，他總是刻意維持一定的距離，從更高度的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而不論是他討論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亦或是考察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角色與發展等，都不難發現其將史學的深厚學養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成功的結合。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他認為「我們不能說，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事實上，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往往會在社會上產生負面的作用；知識從業員倒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作為一個學人和一個知識分子，余英時對所有「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所應信守的強調，相當值得我們的反省和深思。

對國內中文學界而言，幾乎所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學術與業餘愛好者，鮮少不受余英時的著作的啟蒙，他的「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無一不是治思想史者必讀的書目，他在前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將宋代理學置入政治史的脈絡中探討，更為宋代思想史研究開拓了全新的領域。在現時國內意識紛亂的此刻，我們寧願對這位孜孜不倦為思想、文化與學術奉獻多年心力的當代人文大師，獻上我們最誠摰的敬意。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12000219,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