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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葉是東亞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西方列強攜帶洋槍大砲來到東方最後兩個獨立的、古老的大國──中國與日本。兩國同樣被迫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同樣面臨著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而兩位思想家也分別在自己的國度裡應運而生，他們就是魏源和吉田松陰。為解決自己國家面臨的問題，他們都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本文謹將這兩位思想家作一個初步的比較，希望對人們了解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走向能夠有所幫助。
相同的時代背景：國勢衰落，外患內憂
無論就所處時代，還是就他們的思想特徵來說，魏源與吉田松陰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說是無獨有偶。
魏源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乾隆朝是清代的鼎盛期，也是由盛入衰的轉折點。嘉慶朝二十五年，正是魏源的青少年時代，內亂幾乎貫穿始終。1813年天理教起事甚至一度攻進皇宮，清廷之危機就此可見一斑。乾隆以後，清朝統治者實行了嚴格的閉關政策，把中國幾乎與世界隔絕開來。就在明清兩代中國的發展陷於停滯的時候，西方世界卻迅速進步，中國被遠遠甩在了後面。
吉田松陰比魏源晚生了幾十年，但去世的時間卻非常接近，可以算作同時代人。在中國實行閉關政策同時，日本德川幕府也曾數次頒布「鎖國令」，禁止日本人同外國人接觸交往，貿易限於長崎一港，只准中國、荷蘭、朝鮮商人來日。幕府末期，政府統治已呈不穩之勢，1837年大鹽平八郎起義；1842年近江農民起義；各藩尤其是西南強藩與幕府矛盾加深。
在工業革命以後生產的洋槍大砲面前，不會再有真正的萬里長城。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1842年迫使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大門被打開了。10年以後，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到日本（日本人稱之為「黑船事件」），次年迫使德川幕府簽訂《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的國門也被打開了。
按理說，打開國門，加入世界發展潮流，對日本和中國來說，都是好事，但這國門的打開，都是被迫的。伴隨著開國的，是血與火，是民族的危機。因此，它刺激中國和日本的有識之士，起來為自己的國家尋找新的出路。
相同的主張：師夷長技，禦侮圖強
如何應付西方列強的挑戰？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開宗明義地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要師夷，就必須了解夷情，也只有了解夷情，才能更好地「制夷」。魏源說：「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海國圖志》便是了解夷情的鴻篇巨構，它揭開了中國人開眼界看世界和邁開步伐走向世界的序幕。
在日本，年輕的吉田松陰也在積極了解西方情況。1850年起，吉田松陰先後遊學江戶、九州，他參觀了荷蘭的艦船、砲車等，稱讚「洋人砲技稱絕活，器械節制兩無儔」。由認識到西洋器械的先進，他進而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天下有志之士，無論如何不曉海外形勢則不能戰，且宜取火砲、步槍、西洋之節制、器械。」吉田松陰還做了一件令世人震驚之事：1854年，他和另一位朋友偷偷登上美國培理艦隊軍艦，希望乘艦到海外一看究竟，雖然因為培理不允而未能成行，但這一大膽的舉動充分反映了日本志士探索西方的熱情。這裡還要提到魏源的著作對吉田松陰的影響。早在1850年遊學九州時，吉田松陰讀到了魏源的《聖武記．附錄》，對魏「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察夷情」的觀點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企圖偷渡國外失敗後，吉田松陰被關進監獄，他獄中研讀了《海國圖志》。他評論：「清魏默深的〈籌海篇〉，議守、戰、款，鑿鑿中款。清若盡之用，固足以制英寇，馭俄法。」「方今俄美英法紛紛來我國，魏源之書大行於我國。吾讀此記，深感於此。」魏源的著作在中國可謂曲高和寡，但在鄰邦日本卻獲得了不少知音，吉田松陰便是重要的一位。
在對西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後，吉田松陰主張正視現實，「開國攘夷」：「航海通市乃國家之雄略方針，祖宗遺法」，鎖國「可謂末世之弊政」，「以國家大計畫之，欲振雄略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為哉？若乃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
要禦侮圖強，必須了解外國情況，並且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這是魏源與吉田松陰的共同結論。這也使他們在各自的國度裡成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驅。
相同的心境：憂君憂民愛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千古名言實是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內心寫照，魏源正是這樣一位熾烈的愛國者。他真誠地關心人民疾苦，寫下不少反映人民苦難的詩歌。他「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飢」。他認為從政不但要忠君，更要為民：「從政馳王事，更需養萬民。三教濟一世，不能濟一身。滿耳號飢寒，入定何由成。」興化縣任上，魏源以56歲高齡，拚性命保護堤壩，以致「暑雨所激，目赤腫如桃，見者感泣」，並且因此留下病根。魏源畢生孜孜不倦，編譯撰述，宣傳經世致用、變革和富國強兵的學說。《海國圖志》標誌著魏源愛國主義思想的頂峰。
國度不同，愛國各異，愛國主義的表現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但是毫無疑問，吉田松陰也是個真誠的愛國者。他在被監禁時仍寫道：「吾雖因罪被囚，然不忘身負神州命運之氣節，懷討伐四方迫吾神州夷狄之志。」走出監牢，松陰仍被軟禁，他便將囚室作為傳播他的「尊王攘夷」思想的講壇，教育學生維護民族尊嚴，培養民族自強精神，宣傳加強民族防衛力量，反抗外來侵略。
吉田松陰是皇權論的倡導者。在日本倒幕維新時代，天皇是國家和民族統一的象徵。松陰主張提高天皇權威，「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為己任，至死以仕天子，不以貴賤尊卑為隔限，此乃神州之道」。
1858年幕府發動「安政大獄」，吉田松陰再次被捕，次年被處死。他在遇難前寫下著名的〈留魂錄〉，文首有句和歌寫道：「身雖朽於武藏原野，大和魂卻永不泯滅。」他在赴刑場時又作歌：「吾今為國死，死不負君親。悠悠天地事，鑑照天地事，鑑照在明神！」
憂君憂民愛國，是魏源和吉田松陰主張學習西方的原動力。
近代中日兩國面臨相同的命運，魏源和吉田松陰也提出了大體相同的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這種相似，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學習近代生產方式，發展機器生產，使自己的國家近代化。只要不想滅亡，就必須如此。
相異之處：緩進與激進
由於兩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狀況和歷史傳統不同，也就是國情不同，因而魏源與吉田松陰在自己國家的影響、個人行事的特點也都有所不同。可以說，魏源扮演的是個悲劇角色，而吉田松陰人雖被處死，但他的事業卻是一齣喜劇。
魏源是大學者，他對晚清學術風氣的改變，有相當大的影響。他的著述，即使只算《海國圖志》，便已是鴻篇巨構了。這種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只活了29歲的吉田松陰是寫不出的。但是，在改革的主張上，吉田松陰卻比魏源走得更遠、更為激進。可以說，魏源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時弊、時政，而吉田松陰則是要在更大的範圍改革政治，直至革掉舊政府。
吉田松陰同情農民起義，他試圖向西方社會探求解決封建社會內部危機的辦法，因而主張重視民政：「誠今日外患所迫，無人不云海防海防，然不聞有云民政民政之人。外患內亂必相因，海防民政固可兼舉也。」在對農民造反同情的基礎上，他進一步看到下層社會、民間人士中蘊藏著的巨大力量，大膽提出「草莽崛起」論。他認為「今日之幕府、諸侯皆已為醉人，無扶持之術，非草莽崛起之人無所望矣」。與草莽崛起論相應，吉田松陰在世的最後幾年，已經放棄了對幕府的維護，主張推翻幕府統治，建立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他譴責幕府「不思國患，不顧國辱，不奉天敵。將軍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怒，須據大義討滅之，誅戮之」。
吉田松陰最後幾年的主張，與後來的倒幕維新緊密相連，已是革命性的了。相比之下，魏源不大贊成激進的改革：「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復其初矣」，「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亦有激而反之者也」。從理論上說，漸進改革，避免社會的劇烈震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近代中國和日本，列強環伺，如果不對世界潮流作出迅速的反應，就無法擺脫民族危機。因此，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走向，從魏源和吉田松陰的不同主張上就已現端倪。
相異之處：坐而論道與起而實行
魏源的主張學習西方，基本上限於著書、立說以進行宣傳的範圍，沒有更積極去實行。像中國傳統學者那樣，坐而論道的成分多，起而實行的成分少，這是中國讀書人兩千年來因襲的習慣造成的。正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但是吉田松陰卻是一個積極實行者。由於乘培理艦隊出國不成，他被投入監獄，出獄後仍被軟禁，他就於1856年主持松下村塾，把他的尊王攘夷和倒幕開國的思想灌輸給學生，培養了一大批維新骨幹，高杉普作、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等傑出人物都出自松陰門下。據統計，明治政府建立以後，出自松陰門下獲爵者、贈位者、有位者達37人。
中國呢？以在野身分而大聲疾呼奔走推進改革的是康有為，但是已晚了幾十年。康有為也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學生，但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多實幹家，而康有為的學生雖然有努力去實幹，卻絕大多數不適於實幹，和他們的老師康有為一樣，仍是文人學者、思想家和政論家。
相異之處：環境不同，影響各異
魏源和吉田松陰都是主張學習西方的，但這主張在各自國內的迴響卻相差甚大。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就像乳汁一樣哺育了日本，而日本民族在學習中華文化的過程中也造就了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在列強進逼面前，學習西方技術幾乎已成為日本人的共識。日本洋學家對西方的了解可能不如魏源全面，但人數遠比中國為多。表面上末期幕府腐敗、反動，殊不知，不僅西南強藩在努力輸入西洋技術，德川幕府也拉開了學習西方技術的序幕。1868年以前，幕府早已採用西式火砲，並設立了製造火砲和船艦的工廠。吉田松陰的老師佐久間象山也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這與後來中國洋務派奉行的「中體西用」極為相似。
《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傳播甚至超過了中國。據統計，《海國圖志》成書後的20年間，日本的翻刻本竟達24種，真可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吉田松陰雖死，但他的思想卻傳播開來，正如德富蘇峰說的，吉田松陰「恰似難產之母，自身雖死，其兒卻得發育成長」。日本通過倒幕，建立了新的更有能力領導近代化的政府，走上迅速近代化的道路，逐步擺脫了民族危機。
近觀中國，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直至1860年，20年間，從朝廷到地方，竟無人在學習西洋技術上下過功夫。直到湘、淮軍集團崛起後，才把師夷長技的主張實施。魏源可謂「孤獨的先驅者」。連日本都為《海國圖志》未能得到清政府的重視而嘆息。鹽谷宕陽寫道：「鳴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未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矣，亦為清帝悲之。」
魏源和吉田松陰的主張在各自國度的命運，是近代中國和日本歷史走向的一個縮影。日本通過學習西方迅速近代化，中國卻在是否「用夷變夏」的問題上久久徘徊，失去了歷史賦予的機會。
相異之處：抵禦外侮與對外擴張
魏源主張師夷長技，其著眼點始終是抵禦英國侵略，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
吉田松陰卻有著十分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他主張日本在與西方列強交往中遭受的損失應從朝鮮和中國東北得到補償。即一面對歐美妥協，一面向中國朝鮮擴張：「僕竊為國家思今之策，既與俄美和，決不可自我生事，宜嚴章程，謹約束，不令其至驕悍。我應乘隙奪取滿州而逼俄，霸占朝鮮而窺清，控制南洋而襲印度。三者先擇其易為者為之，是天下萬世可繼之業也。」類似的主張，吉田松陰講過不止一次，如「俄美講和一定，吾方決不毀約，失信於夷狄，……其間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州、支那」。吉田松陰的最高理想是征服世界。他說，「為今之計，以親善而（牽）制（美俄），乘隙富國強兵，開墾蝦夷（北海道），奪取滿州，占領朝鮮，合併南地（東南亞），然後挫美折歐，則事無不克」。吉田松陰的擴張思想不是孤立的，日本幕末志士大都有這樣的想法。吉田松陰把他的民族擴張主義傳給學生，這些學生多為明治時代的掌權人，侵略擴張就成為明治及以後歷代政府的國策，直至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種趨勢，可以說自吉田松陰就已經開始。
十九世紀中葉是東亞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西方列強攜帶洋槍大砲來到東方最後兩個獨立的、古老的大國──中國與日本。兩國同樣被迫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同樣面臨著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而兩位思想家也分別在自己的國度裡應運而生，他們就是魏源和吉田松陰。為解決自己國家面臨的問題，他們都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本文謹將這兩位思想家作一個初步的比較，希望對人們了解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走向能夠有所幫助。
相同的時代背景：國勢衰落，外患內憂
無論就所處時代，還是就他們的思想特徵來說，魏源與吉田松陰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說是無獨有偶。
魏源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乾隆朝是清代的鼎盛期，也是由盛入衰的轉折點。嘉慶朝二十五年，正是魏源的青少年時代，內亂幾乎貫穿始終。1813年天理教起事甚至一度攻進皇宮，清廷之危機就此可見一斑。乾隆以後，清朝統治者實行了嚴格的閉關政策，把中國幾乎與世界隔絕開來。就在明清兩代中國的發展陷於停滯的時候，西方世界卻迅速進步，中國被遠遠甩在了後面。
吉田松陰比魏源晚生了幾十年，但去世的時間卻非常接近，可以算作同時代人。在中國實行閉關政策同時，日本德川幕府也曾數次頒布「鎖國令」，禁止日本人同外國人接觸交往，貿易限於長崎一港，只准中國、荷蘭、朝鮮商人來日。幕府末期，政府統治已呈不穩之勢，1837年大鹽平八郎起義；1842年近江農民起義；各藩尤其是西南強藩與幕府矛盾加深。
在工業革命以後生產的洋槍大砲面前，不會再有真正的萬里長城。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1842年迫使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大門被打開了。10年以後，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到日本（日本人稱之為「黑船事件」），次年迫使德川幕府簽訂《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的國門也被打開了。
按理說，打開國門，加入世界發展潮流，對日本和中國來說，都是好事，但這國門的打開，都是被迫的。伴隨著開國的，是血與火，是民族的危機。因此，它刺激中國和日本的有識之士，起來為自己的國家尋找新的出路。
相同的主張：師夷長技，禦侮圖強
如何應付西方列強的挑戰？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開宗明義地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要師夷，就必須了解夷情，也只有了解夷情，才能更好地「制夷」。魏源說：「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海國圖志》便是了解夷情的鴻篇巨構，它揭開了中國人開眼界看世界和邁開步伐走向世界的序幕。
在日本，年輕的吉田松陰也在積極了解西方情況。1850年起，吉田松陰先後遊學江戶、九州，他參觀了荷蘭的艦船、砲車等，稱讚「洋人砲技稱絕活，器械節制兩無儔」。由認識到西洋器械的先進，他進而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天下有志之士，無論如何不曉海外形勢則不能戰，且宜取火砲、步槍、西洋之節制、器械。」吉田松陰還做了一件令世人震驚之事：1854年，他和另一位朋友偷偷登上美國培理艦隊軍艦，希望乘艦到海外一看究竟，雖然因為培理不允而未能成行，但這一大膽的舉動充分反映了日本志士探索西方的熱情。這裡還要提到魏源的著作對吉田松陰的影響。早在1850年遊學九州時，吉田松陰讀到了魏源的《聖武記．附錄》，對魏「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察夷情」的觀點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企圖偷渡國外失敗後，吉田松陰被關進監獄，他獄中研讀了《海國圖志》。他評論：「清魏默深的〈籌海篇〉，議守、戰、款，鑿鑿中款。清若盡之用，固足以制英寇，馭俄法。」「方今俄美英法紛紛來我國，魏源之書大行於我國。吾讀此記，深感於此。」魏源的著作在中國可謂曲高和寡，但在鄰邦日本卻獲得了不少知音，吉田松陰便是重要的一位。
在對西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後，吉田松陰主張正視現實，「開國攘夷」：「航海通市乃國家之雄略方針，祖宗遺法」，鎖國「可謂末世之弊政」，「以國家大計畫之，欲振雄略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為哉？若乃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
要禦侮圖強，必須了解外國情況，並且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這是魏源與吉田松陰的共同結論。這也使他們在各自的國度裡成為開眼看世界的先驅。
相同的心境：憂君憂民愛國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千古名言實是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內心寫照，魏源正是這樣一位熾烈的愛國者。他真誠地關心人民疾苦，寫下不少反映人民苦難的詩歌。他「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飢」。他認為從政不但要忠君，更要為民：「從政馳王事，更需養萬民。三教濟一世，不能濟一身。滿耳號飢寒，入定何由成。」興化縣任上，魏源以56歲高齡，拚性命保護堤壩，以致「暑雨所激，目赤腫如桃，見者感泣」，並且因此留下病根。魏源畢生孜孜不倦，編譯撰述，宣傳經世致用、變革和富國強兵的學說。《海國圖志》標誌著魏源愛國主義思想的頂峰。
國度不同，愛國各異，愛國主義的表現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但是毫無疑問，吉田松陰也是個真誠的愛國者。他在被監禁時仍寫道：「吾雖因罪被囚，然不忘身負神州命運之氣節，懷討伐四方迫吾神州夷狄之志。」走出監牢，松陰仍被軟禁，他便將囚室作為傳播他的「尊王攘夷」思想的講壇，教育學生維護民族尊嚴，培養民族自強精神，宣傳加強民族防衛力量，反抗外來侵略。
吉田松陰是皇權論的倡導者。在日本倒幕維新時代，天皇是國家和民族統一的象徵。松陰主張提高天皇權威，「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為己任，至死以仕天子，不以貴賤尊卑為隔限，此乃神州之道」。
1858年幕府發動「安政大獄」，吉田松陰再次被捕，次年被處死。他在遇難前寫下著名的〈留魂錄〉，文首有句和歌寫道：「身雖朽於武藏原野，大和魂卻永不泯滅。」他在赴刑場時又作歌：「吾今為國死，死不負君親。悠悠天地事，鑑照天地事，鑑照在明神！」
憂君憂民愛國，是魏源和吉田松陰主張學習西方的原動力。
近代中日兩國面臨相同的命運，魏源和吉田松陰也提出了大體相同的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這種相似，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學習近代生產方式，發展機器生產，使自己的國家近代化。只要不想滅亡，就必須如此。
相異之處：緩進與激進
由於兩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狀況和歷史傳統不同，也就是國情不同，因而魏源與吉田松陰在自己國家的影響、個人行事的特點也都有所不同。可以說，魏源扮演的是個悲劇角色，而吉田松陰人雖被處死，但他的事業卻是一齣喜劇。
魏源是大學者，他對晚清學術風氣的改變，有相當大的影響。他的著述，即使只算《海國圖志》，便已是鴻篇巨構了。這種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只活了29歲的吉田松陰是寫不出的。但是，在改革的主張上，吉田松陰卻比魏源走得更遠、更為激進。可以說，魏源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時弊、時政，而吉田松陰則是要在更大的範圍改革政治，直至革掉舊政府。
吉田松陰同情農民起義，他試圖向西方社會探求解決封建社會內部危機的辦法，因而主張重視民政：「誠今日外患所迫，無人不云海防海防，然不聞有云民政民政之人。外患內亂必相因，海防民政固可兼舉也。」在對農民造反同情的基礎上，他進一步看到下層社會、民間人士中蘊藏著的巨大力量，大膽提出「草莽崛起」論。他認為「今日之幕府、諸侯皆已為醉人，無扶持之術，非草莽崛起之人無所望矣」。與草莽崛起論相應，吉田松陰在世的最後幾年，已經放棄了對幕府的維護，主張推翻幕府統治，建立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他譴責幕府「不思國患，不顧國辱，不奉天敵。將軍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怒，須據大義討滅之，誅戮之」。
吉田松陰最後幾年的主張，與後來的倒幕維新緊密相連，已是革命性的了。相比之下，魏源不大贊成激進的改革：「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復其初矣」，「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亦有激而反之者也」。從理論上說，漸進改革，避免社會的劇烈震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近代中國和日本，列強環伺，如果不對世界潮流作出迅速的反應，就無法擺脫民族危機。因此，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走向，從魏源和吉田松陰的不同主張上就已現端倪。
相異之處：坐而論道與起而實行
魏源的主張學習西方，基本上限於著書、立說以進行宣傳的範圍，沒有更積極去實行。像中國傳統學者那樣，坐而論道的成分多，起而實行的成分少，這是中國讀書人兩千年來因襲的習慣造成的。正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但是吉田松陰卻是一個積極實行者。由於乘培理艦隊出國不成，他被投入監獄，出獄後仍被軟禁，他就於1856年主持松下村塾，把他的尊王攘夷和倒幕開國的思想灌輸給學生，培養了一大批維新骨幹，高杉普作、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等傑出人物都出自松陰門下。據統計，明治政府建立以後，出自松陰門下獲爵者、贈位者、有位者達37人。
中國呢？以在野身分而大聲疾呼奔走推進改革的是康有為，但是已晚了幾十年。康有為也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學生，但是吉田松陰的學生多實幹家，而康有為的學生雖然有努力去實幹，卻絕大多數不適於實幹，和他們的老師康有為一樣，仍是文人學者、思想家和政論家。
相異之處：環境不同，影響各異
魏源和吉田松陰都是主張學習西方的，但這主張在各自國內的迴響卻相差甚大。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就像乳汁一樣哺育了日本，而日本民族在學習中華文化的過程中也造就了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在列強進逼面前，學習西方技術幾乎已成為日本人的共識。日本洋學家對西方的了解可能不如魏源全面，但人數遠比中國為多。表面上末期幕府腐敗、反動，殊不知，不僅西南強藩在努力輸入西洋技術，德川幕府也拉開了學習西方技術的序幕。1868年以前，幕府早已採用西式火砲，並設立了製造火砲和船艦的工廠。吉田松陰的老師佐久間象山也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這與後來中國洋務派奉行的「中體西用」極為相似。
《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傳播甚至超過了中國。據統計，《海國圖志》成書後的20年間，日本的翻刻本竟達24種，真可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吉田松陰雖死，但他的思想卻傳播開來，正如德富蘇峰說的，吉田松陰「恰似難產之母，自身雖死，其兒卻得發育成長」。日本通過倒幕，建立了新的更有能力領導近代化的政府，走上迅速近代化的道路，逐步擺脫了民族危機。
近觀中國，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直至1860年，20年間，從朝廷到地方，竟無人在學習西洋技術上下過功夫。直到湘、淮軍集團崛起後，才把師夷長技的主張實施。魏源可謂「孤獨的先驅者」。連日本都為《海國圖志》未能得到清政府的重視而嘆息。鹽谷宕陽寫道：「鳴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未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矣，亦為清帝悲之。」
魏源和吉田松陰的主張在各自國度的命運，是近代中國和日本歷史走向的一個縮影。日本通過學習西方迅速近代化，中國卻在是否「用夷變夏」的問題上久久徘徊，失去了歷史賦予的機會。
相異之處：抵禦外侮與對外擴張
魏源主張師夷長技，其著眼點始終是抵禦英國侵略，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
吉田松陰卻有著十分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他主張日本在與西方列強交往中遭受的損失應從朝鮮和中國東北得到補償。即一面對歐美妥協，一面向中國朝鮮擴張：「僕竊為國家思今之策，既與俄美和，決不可自我生事，宜嚴章程，謹約束，不令其至驕悍。我應乘隙奪取滿州而逼俄，霸占朝鮮而窺清，控制南洋而襲印度。三者先擇其易為者為之，是天下萬世可繼之業也。」類似的主張，吉田松陰講過不止一次，如「俄美講和一定，吾方決不毀約，失信於夷狄，……其間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州、支那」。吉田松陰的最高理想是征服世界。他說，「為今之計，以親善而（牽）制（美俄），乘隙富國強兵，開墾蝦夷（北海道），奪取滿州，占領朝鮮，合併南地（東南亞），然後挫美折歐，則事無不克」。吉田松陰的擴張思想不是孤立的，日本幕末志士大都有這樣的想法。吉田松陰把他的民族擴張主義傳給學生，這些學生多為明治時代的掌權人，侵略擴張就成為明治及以後歷代政府的國策，直至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種趨勢，可以說自吉田松陰就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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