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代中旬，北伐軍興，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率領之廣西軍履建奇功，有「鋼軍」之稱，勢力因之大漲，功高震主。蔣介石遂有「削藩」之舉，一九二九年發生「蔣桂戰爭」，展開「中原大戰」序幕。中央軍攻打廣西，李、白等人遭革除國民黨黨籍，流亡安南（今越南）河內。後李、白重返廣西，兩廣聯盟，與中央形成對峙局面，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廣西軍乃重新參加「抗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抗戰」前夕，六年間，白崇禧率領幹部建設廣西，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數管齊下，標榜「三民主義廣西化」，創導「三自」、「三寓」基層組織，建立民團，推廣「全省皆兵」，為「抗戰」作出貢獻。廣西一時氣象一新，胡適等人南下參觀，稱譽廣西為全國模範省。本文為白先勇正在撰寫中「仰不愧天──白崇禧將軍傳」之一章的精采部份，與三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白先勇專輯」同步刊出。（除本文外，「白先勇專輯」尚有其他文章「我想文學最後還是一個「人」字──南方朔對談白先勇」、「文學創作的個人．家庭．歷史．傳統──訪白先勇」、「謫仙白先勇及其意義」。）──編者
父親雖以軍事見長，但一向也有他的政治抱負。父親身處於國家內憂外患，危急存亡的時代，他們那一代的愛國分子莫不以救亡圖存為第一要務。中國久困於西方列強的巧取豪奪，而日本帝國主義又謀華日亟。如何振興國家，抵禦外侮，是當時有志之士苦苦思索的課題。父親默察近世四方列強興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十九世紀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德國本為軟弱散漫的邦聯，而在俾斯麥執政期間，以他的強人作風，鐵腕政策一舉而將德意志擢升為統一強大的帝國，稱雄歐洲。俾斯麥治德首要在強兵，所以德國才能成為一等軍事強國，懾服鄰邦。中國積弱已久，一直處在挨打的地位，父親認為要振興中國首在強兵，有了強大軍事力量，中國才能免於亡國之危。一九三一至三七年，父親領導建設廣西，也就以廣西一省為示範，實踐了他的強兵之道。
事實上父親的政治抱負遠不在侷促於整飭廣西一省，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北伐完成，父親曾二度請願，到新疆去屯田實邊，替國家鞏固邊防，可惜父親拓邊的壯志始終未能實現，而歷史的轉折迂迴，卻讓父親返回廣西，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三○年代全國刮目相看的「模範省」，這倒是他始未料及的。
廣州開府，為了表示兩廣合作，李宗仁以國府委員及參軍處參軍名義，居留廣州，所以這個時期，廣西事務，一概由父親掌管。如果說父親是建設廣西藍圖的總設計師，那麼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便是執行者。自從黃紹竑離開廣西後，他的位置便為黃旭初取代，而成了新的李、白、黃體制。
建設廣西，有其內在的需要及外在的條件。「蔣桂戰爭」，廣西勢力由數十萬大軍一夕間土崩瓦解，而且中央軍窮追不捨，粵、滇、湘各軍入侵廣西，在廣西境內作拉鋸戰，雖然最後都被李、白等率部驅逐出境，但連年戰亂，用李宗仁的話，此時廣西真是「瘡痍滿目，殘破不堪」了。整頓廣西，乃燃眉之急。廣州開府，兩廣重修舊好，「九一八」事變，日軍入侵東北，南京政府一面窮於應付日本人，一面剿共頻頻失利，已現捉襟見肘之勢，兩廣獨立，中央無可如何，廣西乃暫時解除後顧之憂。
廣西地處邊陲，自古遠離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內多山脈丘陵，耕地有限，當時人口約一千四百萬人，漢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少數民族成分複雜。這樣一個地瘠人貧，偏遠落後的地區，如何將它治理成中國一個有示範性的省分，這是當時廣西領袖們臥薪嚐膽，全力以赴的一個理想目標。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至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戰，七年間，在「李、白、黃」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動下，廣西從一個組織散漫，民智蔽塞的邊陲地區，一躍而成為組織嚴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達」之譽的「模範省」。抗戰軍興，李、白離開廣西參加抗日，廣西重歸中央管轄，雖然黃旭初仍然坐鎮廣西，繼續建設，但隨即日軍入侵廣西，外省難民大批湧入，廣西已非三○年代初的面貌。
建設廣西，當時已受到國內外的注意，不少中外人士親赴廣西參觀，並留下評語。近年來，三○年代的廣西又頗引起歐美及大陸學者的研究興趣，幾本研究廣西建設的專書皆頗可觀。劍橋大學出版英國學歷史教授戴安娜．拉瑞所著的《地方與國家：中國政治中的桂系──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分析桂系的政治定性，結論是桂系遠超出當時中國的所謂「地方勢力」，實達到全國性的身分。美國學者、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尤金．賴維奇所撰的《國民黨中國的廣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對三○年代的廣西建深入研究，並以「李、白、黃」領導的廣西與同時代毛澤東的延安政府以及蔣中正的南京政府作了一個相當發人深省的比較。大陸學者群編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厚達九百廿四頁，對於三○年代的廣西建設，有詳盡的記載，這本書資料豐富，頗有參考價值，其中觀點雖局限於大陸立場，但立論頗中肯，其「前言」對三○年代廣西建設有如此總評：
為了實現所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主張，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的政策，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設。在政治上，從省以至鄉村推行政、軍、學的「三位一體」制，使各項政令的貫徹執行直接通達村甲階層。在軍事上，除加強正規軍外，還大搞民團建設，實行所謂「全省皆兵」。在經濟上，農業、工業、礦業、交通等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文教事業的進步也比較明顯。特別是雷沛鴻從廣西的實際出發，推行以「救亡」、「救貧」、「救愚」為目的，各種類型的國民教育，尤具特色。這些在廣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範省」的美名，為新桂系投入三○年代後期開始的抗日戰爭，在組織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礎，做出了貢獻，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好評。
建設廣西的主導思想──三民主義廣西化
做為廣西建設的總工程師，父親為了動員全省民眾參加建設工作，曾經馬不停蹄各處演講，宣導建設廣西的原則與目標，因此三○年代，父親留下的演講稿特別多，其中輯成集的以《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為最重要，這本演講論集，可說把建設廣西的藍圖，具體而微的勾繪了出來，尤其是其中父親倡導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遂成為建設廣西的政策核心。
「廣西建設綱領」（俗稱「廣西憲法」）開宗明義便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宗旨。李、白等人此時的言論，一再重複此一目標：「建設廣西」是為了「復興中國」。李、白雖然發跡於廣西，但兩人曾參加北伐大業，父親更曾效命辛亥革命，所以他們的眼光與抱負是全國性的，建設廣西是建設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李、白侷限於「地方勢力」，定性為「地方軍閥」。因此，李、白建設廣西為全國「模範省」也有跟南京政府競賽的意思。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國難當前，廣西領袖深知中日大戰終不可免，建設廣西，礪兵秣馬，也就是為全國抗日作準備。「七七」抗戰，廣西動員最迅速。
「建設綱領」另一要旨是：建設廣西是以總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把國父「建國大綱」的理想以廣西作為實驗場，也就是把三民主義結合到廣西省的現實基礎上，換言之，三民主義廣西化。父親於一九一五年謁見總理孫中山，由是服膺國父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父親曾對三民主義深入研究，他認為總理提倡三民主義，號召國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三民主義當年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可見是合乎中國國情的。後來有人逐漸對三民主義產生懷疑，是因為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國民黨內一直紛爭未休，國父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始終未能實踐。沒有一套實踐的方法以及強而有力推動政策的領導群，縱有良法美意，也是徒然。因此，父親倡導「三自」政策，以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他說：「三民主義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義的實行。」這就是三民主義廣西化。「蔣桂戰爭」，李、白等人被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而李、白如今在廣西推行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含有繼承國父遺志，繼續國民黨道統的意義。這與台灣新黨脫離國民黨後，仍舊尊奉三民主義以孫中山的信仰者自居，異曲同工。
在「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中，父親把三自政策與三民主義的關係作了詳盡的說明。自衛、自治、自給乃是實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個策略。建設廣西，即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模範省。
三自政策 自衛政策
孫中山提倡民族主義在喚醒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推翻滿清，進一步聯合世界各弱小民族抵抗西方列強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旨還是在於富國強兵，使中國達到自衛的目的。廣西建設的自衛政策，其時代背景在於「九一八」事變日本謀華日亟，廣西整軍，首要目的在於為抵抗日本侵略作準備工作，這是父親等人一再重複的主題。當時全國人民救亡熱潮而漲，廣西抗日整軍，名正言順。其次廣西連年受中央軍的威脅，武化廣西，全省皆兵，當然也有自保的意義。但是如何喚起廣西民眾敵愾同仇呢？抗日的愛國熱情當然是最大的推動力。其次父親提倡尚武精神，他認為中國古代原本是兵農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評宋朝重文輕武，積弱不振，遂亡於金元。他糾正中國人「好鐵不打丁，好男不當兵」的錯誤觀念。他尊崇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替洪楊翻案。太平天國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多為廣西豪傑。父親常以太平天國的悲壯激勵廣西人民，喚醒廣西人民對自己歷史傳統的引以為傲。
自衛政策還基於廣西的另一現實。廣西素有「多匪」之惡名，固有「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之說。陸榮廷時代，土匪與官兵尚且互相勾結，魚肉人民。「匪患」是廣西一大災禍。父親的自衛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組織民團。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父親將廣西分為若干清鄉區，派遣軍隊配合民團，徹底肅清匪患。廣西全省從此平靖。所以自衛政策是既攘外又安內的。
三自政策，首重自衛，「自衛有成，自給與自治才得鞏固。」在廣西建設中，「三自」演進的程序是從「自衛」達到「自治」，最後達到「自給」，因此，「自衛」被規定為「廣西一切建設之起點」。然而達成自衛的具體辦法為何，這就是父親提出的「三寓政策」。「寓兵於團是要達到兵民合一，寓將於學是要達到文武不分，寓徵於募是要達到實現國民義務兵役制。」
寓兵於團
廣西民團是廣西建設中最重要的基本組織，通過民團組織而達到全省皆兵的整軍目的。民團又同時負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多種功能，而且是一個全民組織（男子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皆需入團），「廣西人口一千二百萬，除了老年和婦孺外，約有團兵三百萬」，廣西建設是靠民團組織來推動的。
父親對於民團最為重視，並親自擔任廣西民團總指揮。三○年代的廣西民團，可以說是父親一手訓練成功的。父親一方面觀察近世歐美國家富國強兵之道，如日、法、德等都是通國皆兵，實行徵兵制，另一方面，他也尋找中國歷史上由組織民眾而達強兵之道的成功範例。管仲治齊，給了父親最大的啟示，廣西民團，可以說是管仲「軌、里、連、鄉」的現代版本。管仲把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兵。它的偏制：五家為軌，軌設軌長，十軌為里，里設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即以此寄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人，以為三軍。軌里連鄉是治組織，伍、小戎、卒、旅、軍是軍事組織。齊國憑藉這種軍政合一的嚴密基本組織，在管仲尊王攘夷的領導之下，一躍而成為春秋霸業的盟主。管仲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治齊這種完全務實的作風，全國兵農合一的制度，既無儒家陳義過高的理想色彩，亦免於法家過分苛刻的嚴刑峻法，父親最為心儀。
廣西的民團，本有其歷史淵源，太平天國時期，地方人士為了自保，組織民團，但這種舊民團並無嚴密組織系統和嚴格的軍事訓練，且多為地方豪紳所把持，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設立的。廣西新民團成立於一九三○年九月。當時中原大戰結束，李、白敗退廣西，中央部隊之滇、粵軍入侵廣西，當時粵軍控制桂東南，滇軍控制了桂西南，包圍南寧，湘軍又威脅桂北，一時廣西四面楚歌，桂軍只有十六個團的兵力，不足與中央軍抗衡。同月，父親率領第四、七兩軍，由柳州南進，解南寧之危，為了防範駐賓陽一帶粵軍支援南寧滇軍，父親乃令第一師師長梁瀚嵩返賓陽組民團，在貴賓公路伏擊敵人，結果粵軍果然不敢越過崑崙關以西，與滇軍建立聯繫，父親因而順利擊敗滇軍，解了南寧之圍，扭轉廣西覆滅的頹勢。
由於這次經驗，父親感到民團大有可為，如善加運用，不僅可以禦匪衛鄉，且可有效動員民眾協助軍隊打仗。於是向李宗仁建議在廣西省普遍建立民團，在南寧設立民團總指揮部，由父親擔任總指揮，梁瀚嵩任副總指揮。將全省劃為十二個民團區，各區置指揮部，設正副指揮各一人，各縣置民團司令部，設正副司令各一人，並派人到各縣督率整理民團。從此廣西民團遍布全省。
廣西的民團編制是以十戶為甲，十甲為村，十村為鄉作標準。甲有甲長，村有村長，且兼民團後備隊長。總率壯丁百人。鄉有鄉長，兼民團大隊長，總率一千人。有些大縣有區的，區有區長，兼民團聯隊長。假定一區有十鄉，每鄉有後備隊一千，一區就有一萬人了。這種組織類似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軍事方面由總部到區指揮部、縣民團司令部、聯隊、大隊、中隊。政治方面由省府到縣政府、區、鄉、村、甲。民團組織，首重基層幹部訓練。幹部人才不但在民團訓練上負責，而且負擔國民基礎教育的責任。這就是廣西當局提出的「三位一體」的口號。就是村長兼任民團後備隊中隊長和團民基礎學校校長，鄉長兼任民團後備隊大隊長和中等學校校長，實行「一人三長」制，使軍事領袖與行政主管、學校校長合而為一。如此，既節省人員、機構的開銷，又消除了政、軍、教三聯之間的不協調。這種從省到縣，以至基層村、街，層層貫徹命令的嚴密組織，正是三○年代廣西建設成功的要素。這種「斯巴達式」的民團精神，由其團歌可見一斑：
誰能捍衛我團家，惟我廣西民團！
誰能復興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
我們有強壯的身體，我們有熱烈的肝膽。
我們要保護民族四萬萬，我們要鞏固國防守邊關。
我們不曾咬文嚼字，我們只會流血流汗。
我們不會哀求討好，我們只會苦幹硬幹。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幹硬幹才是好漢！
快奮起，同志們莫長吁短嘆，救亡救難，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們，莫偷閒苟安，強國強種，惟我民團！
民團成員，不管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是當官的（公務員自廳長以下），還是老百姓，都要普遍接受軍訓，每晨五點，均須集合參加早操，據當時一些到廣西參觀的人記述：
每晨五點鐘，天明炮一聲，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學校教員、學生以及公務員，商人、工人無不起床，五點半上操場，分授軍事訓練，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民團組織對廣西建設的貢獻，《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一書中有如此評論：
三○年代的廣西民團，幾經李、白、黃的改造與訓練，在新桂系推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中發揮了一定的效力。在政治上，嚴密了新桂系的基層組織，鞏固了其政權的基礎，在推行清查戶口、修築道路，開墾荒地、建立國民基礎學校、培養自治人才，推動地方自治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在經濟建設方面，實行公耕，建造公林，開挖公共池塘，獎勵畜牧等方面，也有所效益。在文化上，開展成人教育，減少文盲，也比清代有所進步。在軍事上，經過民團訓練，一般壯丁都具備了一定的軍事常識和作戰技能，一有戰事，拿起武器可以打仗。這些都為新桂系統治打下基礎。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廣西民團也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蘆溝橋事變之前，廣西常備軍僅有步兵二十個團。至淞滬戰起後，三個月之內，即能出兵四十餘團，赴前參加作戰，且能在臨淮關、台兒莊諸役，予倭寇以殲滅之打擊。」
寓將於學
「寓兵於團」如果是培養兵源，那麼「寓將於學」便是培養軍事幹部，目的是「恢復古代文武不分的風氣，使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備，以應付現代劇烈鬥爭的環境。」父親好學，熟讀古籍，對現代的新知識，也有極大的興趣，他仰慕的古代名將是孫武、吳起、諸葛亮、岳飛這種不但武略過人，並且通達文事的「儒將」。兵書上說：「不知六韜三略，不可以為將」，「不知天文地利，不可以用兵。」可見中國古代是文武並重的。父親批評中國宋朝以後，文武分途，文人不習武事，武人不識翰墨的弊病，所以國家積弱不振。「寓將於學」便是要恢復文武不分的風尚。
「寓將於學」的實施政策便是各級學校的學生一律實施軍事訓練：國民中心基礎學校（即高小）一律受童軍訓練，初中一律受青年軍事訓練，初中結業更集中軍訓總隊受嚴格的軍訓半年。高中生，第一學期也受嚴格軍訓，其餘各學期，仍有軍事學術科，不過所占時間減少，大學規定有兩年軍訓，專門學校一年半軍訓。因此，在初中結業的，可受三年半軍訓，高中六年，大專八年半或八年。受過這樣軍事教育的學生，遇到國家有事，便可充當中下級軍事幹部。女學生也受看護訓練，廣西總動員，婦女也積極參加了的。
廣西學生及民團軍事訓練，在父親等人大力推動下，可謂雷厲風行，收到「武化廣西，全省皆兵」的功效。外省入桂的人，到廣西第一感受便是「到處都可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了廣西就像進了一所大兵營」於是當時便有「斯巴達化的廣西」之說。
寓徵於募
中國近千年來都是行募兵制，「寓徵於募」便是採取漸進式由徵、募混合制而最後達到全省義務兵役制。
廣西之所以如此積極武化整軍，當然是由於當時國內外情勢發展使然，父親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如此警惕：
我們認定在國難嚴重的今日，必須如此，才能爭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臨的前夜，必須如此，才能應付國際戰爭。
抗日戰爭，廣西軍隊的卓越表現，也就是由於多年來廣西軍事準備的結果，那是一支受過愛國思想的政治教育，嚴格的軍事訓練，有團體紀律的軍隊。北伐時期廣西軍第七軍的「鋼軍」傳統，在抗日期間，再度發揚。
自治政策
廣西建設中的「自治政策」相當於「民權主義」中的地方自治，其首要目的在澄清吏治，培養幹部，也就是進入「建國大綱」中的「訓政時期」。動員全省，需賴索托王國大批有熱情、有理想、有幹勁的幹部去推動政策。於是建設廣西，又以培訓幹部為首要。父親特別提到宋朝王安石變法有「治法」而無「治人」，新政終歸失敗的教訓，於是又特別創導「行新策用新人」的口號。號召本省熱血知識青年投入基層建設，招徠外省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廣西經濟文化建設。
由於廣西民團幹部「三位一體」擔負軍、政、教育經濟等多功能的責任，工作繁重，沒有獻身的熱情，難以勝任。「苦幹、硬幹、實幹」，便是全省黨政軍務部門提出的工作方針，甄選大批初、高中畢業的優秀生，進一步集訓後，分發到民團以及各級政權機構中任職。這些知識青年的「新人」，他們的特點是「豐富的活力、堅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明日的認識，和健全的體魄」，這批青年幹部幹勁大，有抱負，又肯吃苦犧牲，是建設廣西的中堅分子。據廣西統計局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的調查，桂省所用人才均極年輕，各機關人員年齡在二十﹣四十歲之內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批年輕幹部，取代了以往的舊式官僚，一九三四年八月，廣西省一下子免除了二十餘縣縣長職，代之以受過高等教育，肯負責任的「新人」。對於把持地方勢力的「土豪劣紳」，李、白等人毫不留情，一律清除。當時廣西實行「灰布化」，「公務人員也是一律著制服、制帽，以灰布為主，惟所著布鞋則白底黑面，而於足背加一橫帶以繫之，頗似女裝鞋。」這些新幹部，朝氣蓬勃，儉樸勤苦，他們也就代表了廣西的新形象，令人感到氣象一新。
高級幹部方面，「楚材晉用」是廣西建設一大特色。廣西將領除了李、白、黃外，唐生智部下的李品仙、葉琪、廖磊等人臨時也返回廣西，歸隊參加建設工作。但廣西文化教育落後，經濟、文化建設，需借重外省人才。而且「行新政，用新人」正是要打破以往鄉黨觀念，以「行天下事，用天下人」為號召，一時也有不少外省高級智識分子，不在乎廣西待遇的清苦，遠來投入廣西建設行列。例如參加起草「廣西建設綱領」這一重要文件的，便有號稱「廣西六君子」的胡納生、劉士衡、萬民一、萬伸文、徐梗生、朱五健──是張定璠（編案：時任上海市長，係小說家張系國的祖父。）特別從上海延聘來桂的。父親雖然出身軍人，但本身好學，因此尊重知識，尤其是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人才，父親特別重視。當時留學歐美，又被延攬來桂，擔任要職的外省人士，有下列幾位：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留美，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出任廣西省政府祕書長、教育廳長、民政廳長重要等職位。對於普及廣西國民教育、強化「三位一體」基層政治建設，有重大貢獻。邱為人剛正不阿，實事求是，而且一絲不苟，十分清廉，選拔人才一律採考選，考取者要受過訓再看成績，好的簽呈主席任用，杜絕八行書私薦，他這種不買帳的作風難免招怨，在黨、政、軍聯席會上有人攻擊他專擅，父親極力維護，「我們要獎勵這種人，不能動他，人家認真辦事，我們要人辦事便應給他用人行政權，分層負責，否則他不能放手去幹了。」父親一生最欣賞這種有學問而又做事負責認真的人才。
黃季陸：四川敘永縣人，先後留學日、美、加，返國後曾追隨總理孫中山，後應邀到廣西擔任民團幹部學校當政治部長，父親自充當校長，這所學校是廣西培養基層幹部的大本營。黃季陸對總理遺教有深刻研究，擅長組織民眾。抗日後，父親推薦黃轉任中央，國府遷台，黃還擔任內政部長、教育部長等職。
胡適是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而對於有「新斯巴達」之稱武化的廣西卻寄予這樣大的希望，當然是由於當時國難當前，中日大戰迫於眉睫，而胡適看到廣西上下一心，朝氣蓬勃，廣西青年，士氣高昂，對於抗日救國的大業，胡適於是乃寄予厚望。其他不少外省知識領袖，也有同感。
黃榮華：墨西哥華僑，留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學礦冶，任廣西建設廳長，對廣西經濟建設，如採礦、植桐、電訊、築路等貢獻極大。
徐悲鴻：江蘇宜興人，留法，名藝術家，這時期徐遊學廣西，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特設「桂林美術學院」，請徐當院長。
李四光：湖北黃岡人，留學英國伯明罕大學，學地質，到廣西任地質研究所所長，後接馬君武出任廣西大學校長。
此外還有汪士成（留德學醫），當廣西醫學院院長、王仍之（留法，學兵工）任廣西兵工廠廠長等。而廣西空軍重要成員如廣西航空學校校長林偉成等多為廣東人，空軍教官則聘請英國人及日本人。抗戰時，廣西空軍多歸中央指揮，立了許多戰功，而犧牲者，十之七八。
因此，三○年代的廣西建設，主要幹部雖都是廣西人，但也有不少外省人士參與，而且貢獻頗大。廣西建設成功，領導人物的精誠合作以及以身作則也是重要因素。《大公報》名報人胡政之參觀廣西建設後對廣西領導如此評論：
廣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寬仁勝，涵量最大，白以精幹勝，辦事能力最強，黃則綿密而果毅，處分政務事務極有條理。要拿軍事地位來比，李當然是總司令，白可稱前敵總指揮，黃則坐鎮後方，保持著能進能退的堅實地位，這是廣西最大的特色。因為他們三個領袖皆能用各人所長，來以身作則，把勤儉樸質，刻苦耐勞的風氣，樹立起來，傳播到全省。
廣西因為全省實施軍訓，所以男子不准留長髮，那時李宗仁大部分時間在廣東，留了個西裝頭，返桂前接到白電報：「全省實施軍訓，皆不留髮，鈞座返桂，當必為民表率。」李返廣西，果然將頭髮剪去。
自給政策
「自給政策」便是廣西經濟建設的指導原則，有「民生主義」中社會主義的色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也是廣西農村建設的基本精神，並且借鑒了河北定縣晏陽初的實驗以及山東鄒縣梁漱溟主持的「村治派」經驗，結合廣西當地農村的特點，父親在論「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中，對農村建設，提出下列幾項重要措施：
（一）設立村倉：每村設立村倉一所，累積農產品，一方面可以用低微的利率，放貸給貧苦農民，一方面可以救濟災荒。每年新穀登場，政府徵收實物，各地建倉庫，存儲徵來稻穀，作為公產。來自私田的，自耕農繳百分之一，地主繳百分之五十。到了隔年三、四月，穀價上漲，便開倉出借乾穀給其他農人、工人。俟九月收穫時，再加二成歸還。
（二）公耕：對於公有土地，則實施公耕，利民團力量，徵調團丁，在閒暇時，進行耕作。在冬天，利用農民的休息時間，利用拋空的田地，集合民團後備隊去共同耕作，收穫的農產品，完全存入村倉，準備做公益之用。
「村倉」、「公耕」增加的糧產，還大量輸出到廣東，以平衡廣西的貿易。
（三）種桐：桐油是中國在世界上獨占的市場，用於油漆防腐。廣西土壤多石灰質，適於遍地種桐。黃紹竑主政廣西時，曾通令全省每人每年種植桐木十株。此後廣西桐油年產量倍增，至一九三七年，已占全省出口總值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凌駕牲畜、稻米，而躍居出口首位。
（四）墾荒造林：提倡植樹造林，也是廣西經濟建設的一大項目，三○年代，廣西多鄉鎮、村街皆設立苗圃，為植樹造林提供苗種，當時廣西有眾多公共林產：村有村林、鄉有鄉林、區有區林，還有所謂「民團林」、「民團農場」，都是藉民團後備隊的雄厚人力，以「造產」為號召，墾植而成。木材，亦是廣西重要輸出品之一。
（五）畜牧：廣西荒地多，宜於牧畜，牲畜一向是廣西出口貨的大宗，因此牧畜業特受重視。廣西當局在一九三三年在南寧設立獸醫藥液製造所和畜牧獸醫養成所，由美國專家羅鐸（E. A. Rodier）和菲律賓籍獸醫孟高文主持。以推進現代牧畜方法。
除了農村建設外，三○年代廣西的交通建設頗為省內外人士所樂道，特別是公路建設，一九三○年時，廣西公路為二千一百九十七公里，至一九三五年就增至六千四百四十五公里，鐵路交通也有發展，築有湘桂、黔桂兩鐵路。電訊（主要是電話），河流疏通皆有引人注目發展，這些大規模建設，主要賴民團勞力的動員，所以民團，也是廣西經濟建設的生力軍。
廣西教育，二○年代遠遠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的省分。三○年代廣西建設，便大力提倡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以掃除文盲。因為廣西財政拮据，教育經費有限，因而廣徵廟產，改為學校，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與村衛鄉鎮公所、民團後備隊部合用，「一人三長」，即校長由鄉村長、民團後備隊長兼任。採取強迫入學，兒童、成人合校分班的辦法。據統計，在校學生，一九三三年的入學兒童為六五八、一八二人，一九三八年增至一、六三八、○四六人，即增加百分之二百四九。同期，成人入學人數則從四七、六七一人猛增到一、三三七、六○四人，即增加百分之二八○六。
因廣西建設需要建設人才，所以廣西中等高等教育多以實用為主。中等學校教育除興辦普通中學外，一九三六年又開始實行國民中學體制，修業期限為四年，比普通中學短兩年，校址設於農村，注重生產技術與謀生技能的訓練，高等學校教育，亦多以工、農、醫、師範等實用內容為主。普及國民教育，在短期間訓練大批有初等中等教育的知識青年，以參加廣西建設，這便是廣西的主要教育目的。
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李、白等人幾乎全軍覆沒，流亡海外，一九三一年，開始建設廣西，是李、白等人臥薪嚐膽，重振聲威。如果北伐諸役父親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那麼建設廣西便發揮了他的政治潛能。廣西建設，父親是主要推動力，許多重要理念與實踐，如「三自」、「三寓」、「民團組織」，都是父親創導的。當時廣西地瘠民窮，遍地盜匪，又經連年戰亂，殘破不堪，如何在短短數年內，能夠動員全省民眾把這樣貧窮落後的地區建設成為一個朝氣蓬勃，井然有序的「模範省」，無疑是一項艱巨無比的工程。一般說來，三○年代的廣西治績是成功的，我們進一步研究這個「廣西模式」，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三民主義廣西化」：廣西建設是打著「三民主義」的旗幟為號召的，在當時當然有其政治背景，李、白等人建設廣西，無異證明給南京政府以及全國人民看，「三民主義」，如果領導得力，實踐有法，在像廣西這樣貧窮落後的地方，一樣會實施成功。當然，建設廣西，只是在精神上追隨「三民主義」的原則，在種種措施上，則無一不是扣準廣西的現實而設計的，所以是「三民主義」廣西化，是一項非常務實而又極具草根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改革，事實上，是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廣西全省首次經歷的「現代化運動」。三○年代廣西建設的最大意義在此：給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運動，提出一個雛型模式，這個模式，是在「三民主義」的原則指導下，實施成功的。
廣西財力物力貧乏，建設廣西，最大的資源就是民眾的力量。有效的組織民眾，就是廣西建設的成功之道。廣西是當時最先一個省分，發動全省總動員，整軍建設的。廣西民團，便是組織民眾的利器。值得注意的是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下鄉投入了農村基層建設，把廣西農民組織了起來。當時廣西人口一千二百萬，除了老年和婦孺外，約有團兵三百萬。所以「七七事變」抗戰一起，廣西能在兩個月內便裝備了四個軍，共四十八個團，開上前線，其動員之迅速，全國之冠。論者認為中共奪取政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能夠把中國農民有效的組織起來，成為一支龐大的解放軍，最後卒將國民黨軍隊擊敗。如果當時中國其他省分也能像廣西一樣武化，全省皆兵，中國則有一支莫之能禦的強大軍隊，足以應付日本人或共產黨了。
三○年代的廣西建設，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注意。一時中外人士，個人及團體，絡繹不絕到廣西參觀。不少人並撰文評述，抒發觀感，多持肯定之詞，如胡適、徐悲鴻、胡政之、張君勵、晏陽初等以及歐美各界，如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亞奔特和安林漢，在訪問廣西之後，曾以「中國的模範省--廣西」為題撰文，一時廣西聲名大噪。
胡適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到廣西遊歷了兩個星期，他參觀了不少地方，他的〈南遊雜憶〉中，「廣西的印象」記錄這些評論：
這一年中，遊歷廣西的人發表的記載和評論很多，都讚美廣西的建設成績。例如美國傳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發表短文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稱為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然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這是很傾倒的讚語。艾迪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他雖是傳教家，頗能欣賞蘇俄的建設成績，可見他的公道，他說話也很不客氣，他在廣州作公開演講時，就很明白的讚美廣西，而大罵廣東政治的貪污，所以他對於廣西的讚語是很誠心的。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好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戀古的反動空氣。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於做工，教育也比較普遍。
廣西給我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到處都是所謂的「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連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盜匪肅青，最大的原因在於政治清明，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制度可以實行。
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在廣西旅行，感到廣西人民武化的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這不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為的。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十五個聯隊，共約二萬人，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的七千多。
胡適接著解釋：
（一）廣西民族中有苗、猺、侗、僮（壯）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二）太平天國的威風至今還存在廣西人的傳統裡。（三）廣西在近世史上有受民族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民間沒有重文輕武的風氣。（四）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五）最近十年中，全省雖屢經戰亂，而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六）廣西學校中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中央頒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卻已在實行了。
最後胡適感慨道：
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胡適是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而對於有「新斯巴達」之稱武化的廣西卻寄予這樣大的希望，當然是由於當時國難當前，中日大戰迫於眉睫，而胡適看到廣西上下一心，朝氣蓬勃，廣西青年，士氣高昂，對於抗日救國的大業，胡適於是乃寄予厚望。其他不少外省知識領袖，也有同感。
名畫家徐悲鴻這樣說：
廣西治安良好，建設猛進，風景優美。實為最合美術家修養之環境，治安一點，尤為難得！故本人到桂之動機實不自今始。
此次來桂，踏入桂境，已深覺廣西民眾學生，民團軍訓之朝氣蓬勃，精神振奮，對於復興民族，實有把握。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後來成為「民盟」領袖的羅隆基到廣西演講：
兄弟從未到過南寧，但從各方面得知廣西之政治建設都好，因此希望廣西弄好之後，仍要推及去把全中國弄好，以致使外國人稱譽廣西好，而推至稱譽中國好。
（完。全文詳見三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
父親雖以軍事見長，但一向也有他的政治抱負。父親身處於國家內憂外患，危急存亡的時代，他們那一代的愛國分子莫不以救亡圖存為第一要務。中國久困於西方列強的巧取豪奪，而日本帝國主義又謀華日亟。如何振興國家，抵禦外侮，是當時有志之士苦苦思索的課題。父親默察近世四方列強興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十九世紀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德國本為軟弱散漫的邦聯，而在俾斯麥執政期間，以他的強人作風，鐵腕政策一舉而將德意志擢升為統一強大的帝國，稱雄歐洲。俾斯麥治德首要在強兵，所以德國才能成為一等軍事強國，懾服鄰邦。中國積弱已久，一直處在挨打的地位，父親認為要振興中國首在強兵，有了強大軍事力量，中國才能免於亡國之危。一九三一至三七年，父親領導建設廣西，也就以廣西一省為示範，實踐了他的強兵之道。
事實上父親的政治抱負遠不在侷促於整飭廣西一省，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北伐完成，父親曾二度請願，到新疆去屯田實邊，替國家鞏固邊防，可惜父親拓邊的壯志始終未能實現，而歷史的轉折迂迴，卻讓父親返回廣西，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三○年代全國刮目相看的「模範省」，這倒是他始未料及的。
廣州開府，為了表示兩廣合作，李宗仁以國府委員及參軍處參軍名義，居留廣州，所以這個時期，廣西事務，一概由父親掌管。如果說父親是建設廣西藍圖的總設計師，那麼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便是執行者。自從黃紹竑離開廣西後，他的位置便為黃旭初取代，而成了新的李、白、黃體制。
建設廣西，有其內在的需要及外在的條件。「蔣桂戰爭」，廣西勢力由數十萬大軍一夕間土崩瓦解，而且中央軍窮追不捨，粵、滇、湘各軍入侵廣西，在廣西境內作拉鋸戰，雖然最後都被李、白等率部驅逐出境，但連年戰亂，用李宗仁的話，此時廣西真是「瘡痍滿目，殘破不堪」了。整頓廣西，乃燃眉之急。廣州開府，兩廣重修舊好，「九一八」事變，日軍入侵東北，南京政府一面窮於應付日本人，一面剿共頻頻失利，已現捉襟見肘之勢，兩廣獨立，中央無可如何，廣西乃暫時解除後顧之憂。
廣西地處邊陲，自古遠離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內多山脈丘陵，耕地有限，當時人口約一千四百萬人，漢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少數民族成分複雜。這樣一個地瘠人貧，偏遠落後的地區，如何將它治理成中國一個有示範性的省分，這是當時廣西領袖們臥薪嚐膽，全力以赴的一個理想目標。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至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戰，七年間，在「李、白、黃」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動下，廣西從一個組織散漫，民智蔽塞的邊陲地區，一躍而成為組織嚴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達」之譽的「模範省」。抗戰軍興，李、白離開廣西參加抗日，廣西重歸中央管轄，雖然黃旭初仍然坐鎮廣西，繼續建設，但隨即日軍入侵廣西，外省難民大批湧入，廣西已非三○年代初的面貌。
建設廣西，當時已受到國內外的注意，不少中外人士親赴廣西參觀，並留下評語。近年來，三○年代的廣西又頗引起歐美及大陸學者的研究興趣，幾本研究廣西建設的專書皆頗可觀。劍橋大學出版英國學歷史教授戴安娜．拉瑞所著的《地方與國家：中國政治中的桂系──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分析桂系的政治定性，結論是桂系遠超出當時中國的所謂「地方勢力」，實達到全國性的身分。美國學者、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尤金．賴維奇所撰的《國民黨中國的廣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對三○年代的廣西建深入研究，並以「李、白、黃」領導的廣西與同時代毛澤東的延安政府以及蔣中正的南京政府作了一個相當發人深省的比較。大陸學者群編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厚達九百廿四頁，對於三○年代的廣西建設，有詳盡的記載，這本書資料豐富，頗有參考價值，其中觀點雖局限於大陸立場，但立論頗中肯，其「前言」對三○年代廣西建設有如此總評：
為了實現所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主張，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的政策，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設。在政治上，從省以至鄉村推行政、軍、學的「三位一體」制，使各項政令的貫徹執行直接通達村甲階層。在軍事上，除加強正規軍外，還大搞民團建設，實行所謂「全省皆兵」。在經濟上，農業、工業、礦業、交通等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文教事業的進步也比較明顯。特別是雷沛鴻從廣西的實際出發，推行以「救亡」、「救貧」、「救愚」為目的，各種類型的國民教育，尤具特色。這些在廣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範省」的美名，為新桂系投入三○年代後期開始的抗日戰爭，在組織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礎，做出了貢獻，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好評。
建設廣西的主導思想──三民主義廣西化
做為廣西建設的總工程師，父親為了動員全省民眾參加建設工作，曾經馬不停蹄各處演講，宣導建設廣西的原則與目標，因此三○年代，父親留下的演講稿特別多，其中輯成集的以《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為最重要，這本演講論集，可說把建設廣西的藍圖，具體而微的勾繪了出來，尤其是其中父親倡導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遂成為建設廣西的政策核心。
「廣西建設綱領」（俗稱「廣西憲法」）開宗明義便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宗旨。李、白等人此時的言論，一再重複此一目標：「建設廣西」是為了「復興中國」。李、白雖然發跡於廣西，但兩人曾參加北伐大業，父親更曾效命辛亥革命，所以他們的眼光與抱負是全國性的，建設廣西是建設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李、白侷限於「地方勢力」，定性為「地方軍閥」。因此，李、白建設廣西為全國「模範省」也有跟南京政府競賽的意思。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國難當前，廣西領袖深知中日大戰終不可免，建設廣西，礪兵秣馬，也就是為全國抗日作準備。「七七」抗戰，廣西動員最迅速。
「建設綱領」另一要旨是：建設廣西是以總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把國父「建國大綱」的理想以廣西作為實驗場，也就是把三民主義結合到廣西省的現實基礎上，換言之，三民主義廣西化。父親於一九一五年謁見總理孫中山，由是服膺國父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父親曾對三民主義深入研究，他認為總理提倡三民主義，號召國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三民主義當年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可見是合乎中國國情的。後來有人逐漸對三民主義產生懷疑，是因為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國民黨內一直紛爭未休，國父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始終未能實踐。沒有一套實踐的方法以及強而有力推動政策的領導群，縱有良法美意，也是徒然。因此，父親倡導「三自」政策，以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他說：「三民主義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義的實行。」這就是三民主義廣西化。「蔣桂戰爭」，李、白等人被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而李、白如今在廣西推行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含有繼承國父遺志，繼續國民黨道統的意義。這與台灣新黨脫離國民黨後，仍舊尊奉三民主義以孫中山的信仰者自居，異曲同工。
在「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中，父親把三自政策與三民主義的關係作了詳盡的說明。自衛、自治、自給乃是實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個策略。建設廣西，即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模範省。
三自政策 自衛政策
孫中山提倡民族主義在喚醒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推翻滿清，進一步聯合世界各弱小民族抵抗西方列強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旨還是在於富國強兵，使中國達到自衛的目的。廣西建設的自衛政策，其時代背景在於「九一八」事變日本謀華日亟，廣西整軍，首要目的在於為抵抗日本侵略作準備工作，這是父親等人一再重複的主題。當時全國人民救亡熱潮而漲，廣西抗日整軍，名正言順。其次廣西連年受中央軍的威脅，武化廣西，全省皆兵，當然也有自保的意義。但是如何喚起廣西民眾敵愾同仇呢？抗日的愛國熱情當然是最大的推動力。其次父親提倡尚武精神，他認為中國古代原本是兵農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評宋朝重文輕武，積弱不振，遂亡於金元。他糾正中國人「好鐵不打丁，好男不當兵」的錯誤觀念。他尊崇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替洪楊翻案。太平天國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多為廣西豪傑。父親常以太平天國的悲壯激勵廣西人民，喚醒廣西人民對自己歷史傳統的引以為傲。
自衛政策還基於廣西的另一現實。廣西素有「多匪」之惡名，固有「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之說。陸榮廷時代，土匪與官兵尚且互相勾結，魚肉人民。「匪患」是廣西一大災禍。父親的自衛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組織民團。一九三一年冬開始，父親將廣西分為若干清鄉區，派遣軍隊配合民團，徹底肅清匪患。廣西全省從此平靖。所以自衛政策是既攘外又安內的。
三自政策，首重自衛，「自衛有成，自給與自治才得鞏固。」在廣西建設中，「三自」演進的程序是從「自衛」達到「自治」，最後達到「自給」，因此，「自衛」被規定為「廣西一切建設之起點」。然而達成自衛的具體辦法為何，這就是父親提出的「三寓政策」。「寓兵於團是要達到兵民合一，寓將於學是要達到文武不分，寓徵於募是要達到實現國民義務兵役制。」
寓兵於團
廣西民團是廣西建設中最重要的基本組織，通過民團組織而達到全省皆兵的整軍目的。民團又同時負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多種功能，而且是一個全民組織（男子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皆需入團），「廣西人口一千二百萬，除了老年和婦孺外，約有團兵三百萬」，廣西建設是靠民團組織來推動的。
父親對於民團最為重視，並親自擔任廣西民團總指揮。三○年代的廣西民團，可以說是父親一手訓練成功的。父親一方面觀察近世歐美國家富國強兵之道，如日、法、德等都是通國皆兵，實行徵兵制，另一方面，他也尋找中國歷史上由組織民眾而達強兵之道的成功範例。管仲治齊，給了父親最大的啟示，廣西民團，可以說是管仲「軌、里、連、鄉」的現代版本。管仲把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兵。它的偏制：五家為軌，軌設軌長，十軌為里，里設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即以此寄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人，以為三軍。軌里連鄉是治組織，伍、小戎、卒、旅、軍是軍事組織。齊國憑藉這種軍政合一的嚴密基本組織，在管仲尊王攘夷的領導之下，一躍而成為春秋霸業的盟主。管仲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仲治齊這種完全務實的作風，全國兵農合一的制度，既無儒家陳義過高的理想色彩，亦免於法家過分苛刻的嚴刑峻法，父親最為心儀。
廣西的民團，本有其歷史淵源，太平天國時期，地方人士為了自保，組織民團，但這種舊民團並無嚴密組織系統和嚴格的軍事訓練，且多為地方豪紳所把持，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設立的。廣西新民團成立於一九三○年九月。當時中原大戰結束，李、白敗退廣西，中央部隊之滇、粵軍入侵廣西，當時粵軍控制桂東南，滇軍控制了桂西南，包圍南寧，湘軍又威脅桂北，一時廣西四面楚歌，桂軍只有十六個團的兵力，不足與中央軍抗衡。同月，父親率領第四、七兩軍，由柳州南進，解南寧之危，為了防範駐賓陽一帶粵軍支援南寧滇軍，父親乃令第一師師長梁瀚嵩返賓陽組民團，在貴賓公路伏擊敵人，結果粵軍果然不敢越過崑崙關以西，與滇軍建立聯繫，父親因而順利擊敗滇軍，解了南寧之圍，扭轉廣西覆滅的頹勢。
由於這次經驗，父親感到民團大有可為，如善加運用，不僅可以禦匪衛鄉，且可有效動員民眾協助軍隊打仗。於是向李宗仁建議在廣西省普遍建立民團，在南寧設立民團總指揮部，由父親擔任總指揮，梁瀚嵩任副總指揮。將全省劃為十二個民團區，各區置指揮部，設正副指揮各一人，各縣置民團司令部，設正副司令各一人，並派人到各縣督率整理民團。從此廣西民團遍布全省。
廣西的民團編制是以十戶為甲，十甲為村，十村為鄉作標準。甲有甲長，村有村長，且兼民團後備隊長。總率壯丁百人。鄉有鄉長，兼民團大隊長，總率一千人。有些大縣有區的，區有區長，兼民團聯隊長。假定一區有十鄉，每鄉有後備隊一千，一區就有一萬人了。這種組織類似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軍事方面由總部到區指揮部、縣民團司令部、聯隊、大隊、中隊。政治方面由省府到縣政府、區、鄉、村、甲。民團組織，首重基層幹部訓練。幹部人才不但在民團訓練上負責，而且負擔國民基礎教育的責任。這就是廣西當局提出的「三位一體」的口號。就是村長兼任民團後備隊中隊長和團民基礎學校校長，鄉長兼任民團後備隊大隊長和中等學校校長，實行「一人三長」制，使軍事領袖與行政主管、學校校長合而為一。如此，既節省人員、機構的開銷，又消除了政、軍、教三聯之間的不協調。這種從省到縣，以至基層村、街，層層貫徹命令的嚴密組織，正是三○年代廣西建設成功的要素。這種「斯巴達式」的民團精神，由其團歌可見一斑：
誰能捍衛我團家，惟我廣西民團！
誰能復興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
我們有強壯的身體，我們有熱烈的肝膽。
我們要保護民族四萬萬，我們要鞏固國防守邊關。
我們不曾咬文嚼字，我們只會流血流汗。
我們不會哀求討好，我們只會苦幹硬幹。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幹硬幹才是好漢！
快奮起，同志們莫長吁短嘆，救亡救難，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們，莫偷閒苟安，強國強種，惟我民團！
民團成員，不管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是當官的（公務員自廳長以下），還是老百姓，都要普遍接受軍訓，每晨五點，均須集合參加早操，據當時一些到廣西參觀的人記述：
每晨五點鐘，天明炮一聲，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學校教員、學生以及公務員，商人、工人無不起床，五點半上操場，分授軍事訓練，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民團組織對廣西建設的貢獻，《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一書中有如此評論：
三○年代的廣西民團，幾經李、白、黃的改造與訓練，在新桂系推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中發揮了一定的效力。在政治上，嚴密了新桂系的基層組織，鞏固了其政權的基礎，在推行清查戶口、修築道路，開墾荒地、建立國民基礎學校、培養自治人才，推動地方自治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在經濟建設方面，實行公耕，建造公林，開挖公共池塘，獎勵畜牧等方面，也有所效益。在文化上，開展成人教育，減少文盲，也比清代有所進步。在軍事上，經過民團訓練，一般壯丁都具備了一定的軍事常識和作戰技能，一有戰事，拿起武器可以打仗。這些都為新桂系統治打下基礎。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廣西民團也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蘆溝橋事變之前，廣西常備軍僅有步兵二十個團。至淞滬戰起後，三個月之內，即能出兵四十餘團，赴前參加作戰，且能在臨淮關、台兒莊諸役，予倭寇以殲滅之打擊。」
寓將於學
「寓兵於團」如果是培養兵源，那麼「寓將於學」便是培養軍事幹部，目的是「恢復古代文武不分的風氣，使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備，以應付現代劇烈鬥爭的環境。」父親好學，熟讀古籍，對現代的新知識，也有極大的興趣，他仰慕的古代名將是孫武、吳起、諸葛亮、岳飛這種不但武略過人，並且通達文事的「儒將」。兵書上說：「不知六韜三略，不可以為將」，「不知天文地利，不可以用兵。」可見中國古代是文武並重的。父親批評中國宋朝以後，文武分途，文人不習武事，武人不識翰墨的弊病，所以國家積弱不振。「寓將於學」便是要恢復文武不分的風尚。
「寓將於學」的實施政策便是各級學校的學生一律實施軍事訓練：國民中心基礎學校（即高小）一律受童軍訓練，初中一律受青年軍事訓練，初中結業更集中軍訓總隊受嚴格的軍訓半年。高中生，第一學期也受嚴格軍訓，其餘各學期，仍有軍事學術科，不過所占時間減少，大學規定有兩年軍訓，專門學校一年半軍訓。因此，在初中結業的，可受三年半軍訓，高中六年，大專八年半或八年。受過這樣軍事教育的學生，遇到國家有事，便可充當中下級軍事幹部。女學生也受看護訓練，廣西總動員，婦女也積極參加了的。
廣西學生及民團軍事訓練，在父親等人大力推動下，可謂雷厲風行，收到「武化廣西，全省皆兵」的功效。外省入桂的人，到廣西第一感受便是「到處都可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了廣西就像進了一所大兵營」於是當時便有「斯巴達化的廣西」之說。
寓徵於募
中國近千年來都是行募兵制，「寓徵於募」便是採取漸進式由徵、募混合制而最後達到全省義務兵役制。
廣西之所以如此積極武化整軍，當然是由於當時國內外情勢發展使然，父親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如此警惕：
我們認定在國難嚴重的今日，必須如此，才能爭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臨的前夜，必須如此，才能應付國際戰爭。
抗日戰爭，廣西軍隊的卓越表現，也就是由於多年來廣西軍事準備的結果，那是一支受過愛國思想的政治教育，嚴格的軍事訓練，有團體紀律的軍隊。北伐時期廣西軍第七軍的「鋼軍」傳統，在抗日期間，再度發揚。
自治政策
廣西建設中的「自治政策」相當於「民權主義」中的地方自治，其首要目的在澄清吏治，培養幹部，也就是進入「建國大綱」中的「訓政時期」。動員全省，需賴索托王國大批有熱情、有理想、有幹勁的幹部去推動政策。於是建設廣西，又以培訓幹部為首要。父親特別提到宋朝王安石變法有「治法」而無「治人」，新政終歸失敗的教訓，於是又特別創導「行新策用新人」的口號。號召本省熱血知識青年投入基層建設，招徠外省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廣西經濟文化建設。
由於廣西民團幹部「三位一體」擔負軍、政、教育經濟等多功能的責任，工作繁重，沒有獻身的熱情，難以勝任。「苦幹、硬幹、實幹」，便是全省黨政軍務部門提出的工作方針，甄選大批初、高中畢業的優秀生，進一步集訓後，分發到民團以及各級政權機構中任職。這些知識青年的「新人」，他們的特點是「豐富的活力、堅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明日的認識，和健全的體魄」，這批青年幹部幹勁大，有抱負，又肯吃苦犧牲，是建設廣西的中堅分子。據廣西統計局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的調查，桂省所用人才均極年輕，各機關人員年齡在二十﹣四十歲之內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批年輕幹部，取代了以往的舊式官僚，一九三四年八月，廣西省一下子免除了二十餘縣縣長職，代之以受過高等教育，肯負責任的「新人」。對於把持地方勢力的「土豪劣紳」，李、白等人毫不留情，一律清除。當時廣西實行「灰布化」，「公務人員也是一律著制服、制帽，以灰布為主，惟所著布鞋則白底黑面，而於足背加一橫帶以繫之，頗似女裝鞋。」這些新幹部，朝氣蓬勃，儉樸勤苦，他們也就代表了廣西的新形象，令人感到氣象一新。
高級幹部方面，「楚材晉用」是廣西建設一大特色。廣西將領除了李、白、黃外，唐生智部下的李品仙、葉琪、廖磊等人臨時也返回廣西，歸隊參加建設工作。但廣西文化教育落後，經濟、文化建設，需借重外省人才。而且「行新政，用新人」正是要打破以往鄉黨觀念，以「行天下事，用天下人」為號召，一時也有不少外省高級智識分子，不在乎廣西待遇的清苦，遠來投入廣西建設行列。例如參加起草「廣西建設綱領」這一重要文件的，便有號稱「廣西六君子」的胡納生、劉士衡、萬民一、萬伸文、徐梗生、朱五健──是張定璠（編案：時任上海市長，係小說家張系國的祖父。）特別從上海延聘來桂的。父親雖然出身軍人，但本身好學，因此尊重知識，尤其是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人才，父親特別重視。當時留學歐美，又被延攬來桂，擔任要職的外省人士，有下列幾位：
邱昌渭：湖南芷江人，留美，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出任廣西省政府祕書長、教育廳長、民政廳長重要等職位。對於普及廣西國民教育、強化「三位一體」基層政治建設，有重大貢獻。邱為人剛正不阿，實事求是，而且一絲不苟，十分清廉，選拔人才一律採考選，考取者要受過訓再看成績，好的簽呈主席任用，杜絕八行書私薦，他這種不買帳的作風難免招怨，在黨、政、軍聯席會上有人攻擊他專擅，父親極力維護，「我們要獎勵這種人，不能動他，人家認真辦事，我們要人辦事便應給他用人行政權，分層負責，否則他不能放手去幹了。」父親一生最欣賞這種有學問而又做事負責認真的人才。
黃季陸：四川敘永縣人，先後留學日、美、加，返國後曾追隨總理孫中山，後應邀到廣西擔任民團幹部學校當政治部長，父親自充當校長，這所學校是廣西培養基層幹部的大本營。黃季陸對總理遺教有深刻研究，擅長組織民眾。抗日後，父親推薦黃轉任中央，國府遷台，黃還擔任內政部長、教育部長等職。
胡適是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而對於有「新斯巴達」之稱武化的廣西卻寄予這樣大的希望，當然是由於當時國難當前，中日大戰迫於眉睫，而胡適看到廣西上下一心，朝氣蓬勃，廣西青年，士氣高昂，對於抗日救國的大業，胡適於是乃寄予厚望。其他不少外省知識領袖，也有同感。
黃榮華：墨西哥華僑，留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學礦冶，任廣西建設廳長，對廣西經濟建設，如採礦、植桐、電訊、築路等貢獻極大。
徐悲鴻：江蘇宜興人，留法，名藝術家，這時期徐遊學廣西，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特設「桂林美術學院」，請徐當院長。
李四光：湖北黃岡人，留學英國伯明罕大學，學地質，到廣西任地質研究所所長，後接馬君武出任廣西大學校長。
此外還有汪士成（留德學醫），當廣西醫學院院長、王仍之（留法，學兵工）任廣西兵工廠廠長等。而廣西空軍重要成員如廣西航空學校校長林偉成等多為廣東人，空軍教官則聘請英國人及日本人。抗戰時，廣西空軍多歸中央指揮，立了許多戰功，而犧牲者，十之七八。
因此，三○年代的廣西建設，主要幹部雖都是廣西人，但也有不少外省人士參與，而且貢獻頗大。廣西建設成功，領導人物的精誠合作以及以身作則也是重要因素。《大公報》名報人胡政之參觀廣西建設後對廣西領導如此評論：
廣西是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合作。李以寬仁勝，涵量最大，白以精幹勝，辦事能力最強，黃則綿密而果毅，處分政務事務極有條理。要拿軍事地位來比，李當然是總司令，白可稱前敵總指揮，黃則坐鎮後方，保持著能進能退的堅實地位，這是廣西最大的特色。因為他們三個領袖皆能用各人所長，來以身作則，把勤儉樸質，刻苦耐勞的風氣，樹立起來，傳播到全省。
廣西因為全省實施軍訓，所以男子不准留長髮，那時李宗仁大部分時間在廣東，留了個西裝頭，返桂前接到白電報：「全省實施軍訓，皆不留髮，鈞座返桂，當必為民表率。」李返廣西，果然將頭髮剪去。
自給政策
「自給政策」便是廣西經濟建設的指導原則，有「民生主義」中社會主義的色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也是廣西農村建設的基本精神，並且借鑒了河北定縣晏陽初的實驗以及山東鄒縣梁漱溟主持的「村治派」經驗，結合廣西當地農村的特點，父親在論「三自政策與廣西建設」中，對農村建設，提出下列幾項重要措施：
（一）設立村倉：每村設立村倉一所，累積農產品，一方面可以用低微的利率，放貸給貧苦農民，一方面可以救濟災荒。每年新穀登場，政府徵收實物，各地建倉庫，存儲徵來稻穀，作為公產。來自私田的，自耕農繳百分之一，地主繳百分之五十。到了隔年三、四月，穀價上漲，便開倉出借乾穀給其他農人、工人。俟九月收穫時，再加二成歸還。
（二）公耕：對於公有土地，則實施公耕，利民團力量，徵調團丁，在閒暇時，進行耕作。在冬天，利用農民的休息時間，利用拋空的田地，集合民團後備隊去共同耕作，收穫的農產品，完全存入村倉，準備做公益之用。
「村倉」、「公耕」增加的糧產，還大量輸出到廣東，以平衡廣西的貿易。
（三）種桐：桐油是中國在世界上獨占的市場，用於油漆防腐。廣西土壤多石灰質，適於遍地種桐。黃紹竑主政廣西時，曾通令全省每人每年種植桐木十株。此後廣西桐油年產量倍增，至一九三七年，已占全省出口總值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凌駕牲畜、稻米，而躍居出口首位。
（四）墾荒造林：提倡植樹造林，也是廣西經濟建設的一大項目，三○年代，廣西多鄉鎮、村街皆設立苗圃，為植樹造林提供苗種，當時廣西有眾多公共林產：村有村林、鄉有鄉林、區有區林，還有所謂「民團林」、「民團農場」，都是藉民團後備隊的雄厚人力，以「造產」為號召，墾植而成。木材，亦是廣西重要輸出品之一。
（五）畜牧：廣西荒地多，宜於牧畜，牲畜一向是廣西出口貨的大宗，因此牧畜業特受重視。廣西當局在一九三三年在南寧設立獸醫藥液製造所和畜牧獸醫養成所，由美國專家羅鐸（E. A. Rodier）和菲律賓籍獸醫孟高文主持。以推進現代牧畜方法。
除了農村建設外，三○年代廣西的交通建設頗為省內外人士所樂道，特別是公路建設，一九三○年時，廣西公路為二千一百九十七公里，至一九三五年就增至六千四百四十五公里，鐵路交通也有發展，築有湘桂、黔桂兩鐵路。電訊（主要是電話），河流疏通皆有引人注目發展，這些大規模建設，主要賴民團勞力的動員，所以民團，也是廣西經濟建設的生力軍。
廣西教育，二○年代遠遠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的省分。三○年代廣西建設，便大力提倡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以掃除文盲。因為廣西財政拮据，教育經費有限，因而廣徵廟產，改為學校，推行「一所三用」，即校舍與村衛鄉鎮公所、民團後備隊部合用，「一人三長」，即校長由鄉村長、民團後備隊長兼任。採取強迫入學，兒童、成人合校分班的辦法。據統計，在校學生，一九三三年的入學兒童為六五八、一八二人，一九三八年增至一、六三八、○四六人，即增加百分之二百四九。同期，成人入學人數則從四七、六七一人猛增到一、三三七、六○四人，即增加百分之二八○六。
因廣西建設需要建設人才，所以廣西中等高等教育多以實用為主。中等學校教育除興辦普通中學外，一九三六年又開始實行國民中學體制，修業期限為四年，比普通中學短兩年，校址設於農村，注重生產技術與謀生技能的訓練，高等學校教育，亦多以工、農、醫、師範等實用內容為主。普及國民教育，在短期間訓練大批有初等中等教育的知識青年，以參加廣西建設，這便是廣西的主要教育目的。
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李、白等人幾乎全軍覆沒，流亡海外，一九三一年，開始建設廣西，是李、白等人臥薪嚐膽，重振聲威。如果北伐諸役父親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那麼建設廣西便發揮了他的政治潛能。廣西建設，父親是主要推動力，許多重要理念與實踐，如「三自」、「三寓」、「民團組織」，都是父親創導的。當時廣西地瘠民窮，遍地盜匪，又經連年戰亂，殘破不堪，如何在短短數年內，能夠動員全省民眾把這樣貧窮落後的地區建設成為一個朝氣蓬勃，井然有序的「模範省」，無疑是一項艱巨無比的工程。一般說來，三○年代的廣西治績是成功的，我們進一步研究這個「廣西模式」，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三民主義廣西化」：廣西建設是打著「三民主義」的旗幟為號召的，在當時當然有其政治背景，李、白等人建設廣西，無異證明給南京政府以及全國人民看，「三民主義」，如果領導得力，實踐有法，在像廣西這樣貧窮落後的地方，一樣會實施成功。當然，建設廣西，只是在精神上追隨「三民主義」的原則，在種種措施上，則無一不是扣準廣西的現實而設計的，所以是「三民主義」廣西化，是一項非常務實而又極具草根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改革，事實上，是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廣西全省首次經歷的「現代化運動」。三○年代廣西建設的最大意義在此：給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運動，提出一個雛型模式，這個模式，是在「三民主義」的原則指導下，實施成功的。
廣西財力物力貧乏，建設廣西，最大的資源就是民眾的力量。有效的組織民眾，就是廣西建設的成功之道。廣西是當時最先一個省分，發動全省總動員，整軍建設的。廣西民團，便是組織民眾的利器。值得注意的是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下鄉投入了農村基層建設，把廣西農民組織了起來。當時廣西人口一千二百萬，除了老年和婦孺外，約有團兵三百萬。所以「七七事變」抗戰一起，廣西能在兩個月內便裝備了四個軍，共四十八個團，開上前線，其動員之迅速，全國之冠。論者認為中共奪取政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能夠把中國農民有效的組織起來，成為一支龐大的解放軍，最後卒將國民黨軍隊擊敗。如果當時中國其他省分也能像廣西一樣武化，全省皆兵，中國則有一支莫之能禦的強大軍隊，足以應付日本人或共產黨了。
三○年代的廣西建設，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注意。一時中外人士，個人及團體，絡繹不絕到廣西參觀。不少人並撰文評述，抒發觀感，多持肯定之詞，如胡適、徐悲鴻、胡政之、張君勵、晏陽初等以及歐美各界，如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亞奔特和安林漢，在訪問廣西之後，曾以「中國的模範省--廣西」為題撰文，一時廣西聲名大噪。
胡適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到廣西遊歷了兩個星期，他參觀了不少地方，他的〈南遊雜憶〉中，「廣西的印象」記錄這些評論：
這一年中，遊歷廣西的人發表的記載和評論很多，都讚美廣西的建設成績。例如美國傳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發表短文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稱為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然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這是很傾倒的讚語。艾迪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他雖是傳教家，頗能欣賞蘇俄的建設成績，可見他的公道，他說話也很不客氣，他在廣州作公開演講時，就很明白的讚美廣西，而大罵廣東政治的貪污，所以他對於廣西的讚語是很誠心的。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好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戀古的反動空氣。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於做工，教育也比較普遍。
廣西給我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到處都是所謂的「灰布化」，一律穿灰制服，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連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盜匪肅青，最大的原因在於政治清明，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制度可以實行。
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在廣西旅行，感到廣西人民武化的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這不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為的。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十五個聯隊，共約二萬人，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的七千多。
胡適接著解釋：
（一）廣西民族中有苗、猺、侗、僮（壯）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二）太平天國的威風至今還存在廣西人的傳統裡。（三）廣西在近世史上有受民族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民間沒有重文輕武的風氣。（四）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五）最近十年中，全省雖屢經戰亂，而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六）廣西學校中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中央頒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卻已在實行了。
最後胡適感慨道：
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胡適是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而對於有「新斯巴達」之稱武化的廣西卻寄予這樣大的希望，當然是由於當時國難當前，中日大戰迫於眉睫，而胡適看到廣西上下一心，朝氣蓬勃，廣西青年，士氣高昂，對於抗日救國的大業，胡適於是乃寄予厚望。其他不少外省知識領袖，也有同感。
名畫家徐悲鴻這樣說：
廣西治安良好，建設猛進，風景優美。實為最合美術家修養之環境，治安一點，尤為難得！故本人到桂之動機實不自今始。
此次來桂，踏入桂境，已深覺廣西民眾學生，民團軍訓之朝氣蓬勃，精神振奮，對於復興民族，實有把握。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後來成為「民盟」領袖的羅隆基到廣西演講：
兄弟從未到過南寧，但從各方面得知廣西之政治建設都好，因此希望廣西弄好之後，仍要推及去把全中國弄好，以致使外國人稱譽廣西好，而推至稱譽中國好。
（完。全文詳見三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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