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9中國時報 百年啤酒．新移民 新富天堂 愛爾蘭更愛傳統 陳一姍、江靜玲/都柏林報導
某個星期四的深夜，都柏林國會旁，愛爾蘭政治人物常常一起喝兩杯的酒吧。角落的樂團演奏著熱鬧的傳統愛爾蘭民樂。黑髮，紮著馬尾的女侍，送上點的健力士啤酒。打聽清楚是從台灣來的，這位大連姑娘忍不住問了：「你們台灣的小Ｓ到底生了沒啊？」
百年啤酒，新移民；本土酒吧，華人話題；新舊夾雜，正是愛爾蘭這個新富之國的寫照。經濟快速發展，讓整個都柏林活像是個大工地，天主教堂的屋頂與新大樓上的起重機，一起填滿都柏林的天際線。
社會資本豐富 最適合居住
愛爾蘭富起來了！更難得的是，卻沒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混亂。《經濟學人》二○○五最新評比「哪裡是最適合居住的地方？」，總和國民所得，自由、衛生、失業率、家庭生活、氣候、政治安定與安全、性別平等和社區生活等多項指標之後，第一名竟然是愛爾蘭，打敗了瑞士、挪威、盧森堡和瑞典。讓愛爾蘭奪冠的主因，是這個社會穩定而強固的家庭與社區生活，與良好的經濟表現。
近幾年，國際社會探討國家發展時，一個新興主題是「社會資本」。包含社會網絡、信任與組織的社會資本，正是愛爾蘭新富而好禮的憑藉。
駐愛爾蘭台北代表處組長于德勝在都柏林已經六年，他觀察，一直到現在愛爾蘭還是保有很強的社區傳統。只要走出都柏林市區，愛爾蘭人彼此見面一定會打招呼，互相問好。
愛爾蘭人際關係比其他地方緊密。心理學家奧圖指出，美國曾經做過人際圈的實驗，東岸的人與西岸的人，要透過多少人做橋樑，才能發生交集。在美國答案是五個人。在愛爾蘭，只要兩個人就夠了。
仔細觀察愛爾蘭人見面交談的話題，常常是「喔！你也認識他啊！」接下來的對話就是，我跟他是那裡、那裡的同學，或著我跟他曾經一起參加什麼、什麼活動。
愛爾蘭人常常把這種緊密，歸因於「小」。不論原因如何，這樣的緊密造就了效率，也形成約束與信任。以招商為例，招商局談回來的契約，經濟部長願意接受，不擔心圖利，不左思右想，擔心被外界批評。其實是因為整個社會對於公務員操守信任，對於人性還抱持肯定。不過，一旦背叛這個價值，愛爾蘭社會也會給予無情的批判。
于德勝說，基本上，這個國家人民是守法的，犯罪率很低。這可以從愛爾蘭的法院，夏天可以放三個月暑假看出。
延續傳統價值 新世代堅持
樂觀、自信、對威嚴解體，是公認如今三十、四十歲新世代愛爾蘭人的特質。但詢問這群新社會中堅的結果，卻意外發現，他們對於傳統的堅持。
ＩＥＣＢ經濟學家麥克可伊（D McCoy）是愛爾蘭年輕一輩的重要經濟智囊，辦公室角落擺著小孩的照片。前不久，他第四個小孩才剛出生。他嚴詞批評過去由天主教壟斷，封閉，存在著不公平、不正義的愛爾蘭。但他卻堅持小孩要上主日學，為了小孩，麥克可伊星期天還是上教堂，「這個社會需要支柱」他說。
「我還是希望用傳統的方式，教養小孩，」愛爾蘭最早的經濟智庫ＥＳＲＩ經濟學家杜菲（D Duffy）也說。他特別送小孩去學傳統愛爾蘭曲棍球（Hurling），就是覺得延續傳統很重要。
在愛爾蘭，麥克可伊與杜菲都不是特例。根據統計，近五成愛爾蘭人還是維持星期天上教堂的習慣，比例在歐洲最高。而愛爾蘭人對家庭、傳統重視的程度，可以從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夜，愛爾蘭「國際機場」堅持關閉一天，所有飛機都不起降，要讓員工回家與家人團聚看出。
在愛爾蘭新社會中言論廣受爭議的評論家梅爾斯（K Mayers）以「爆發」（explosive）形容當前的愛爾蘭現象。他認為，過去十年是愛爾蘭最好的年代，有文化、有民主，更有和平安定希望，但也充滿危險，挑戰著愛爾蘭面對新社會的智慧。
老一代的愛爾蘭更堅持傳統重要性，前財長杜可斯以「演進」（evolutional）描述現在的愛爾蘭，認為社會自由固然是好事，因為拿走舊框架，是建立一個新框架的開始，但他仍然堅持自己比喻，「咖啡壺也可以裝茶水，但是，不可以因此把咖啡壺稱為茶壺」。有些傳統社會價值是永遠不會貶值，更是無法取代。
2.9中時 昔日爭相出走 現在人人嚮往 陳一姍/都柏林報導
在全世界，愛爾蘭應該是唯一一個國家，人口數變動有如坐雲霄飛車。移民，愛爾蘭的老問題，也是新問題。
人口外移，是困擾愛爾蘭長達一世紀半的問題。十九世紀愛爾蘭著名的馬鈴薯飢荒前，愛爾蘭有六百五十二萬人口。飢荒讓愛爾蘭死了兩百萬人，貧困的日子又逼走一百多萬人。上個世紀初，愛爾蘭人口僅剩三百萬人，而且還一路減少。一九六六年，愛爾蘭人口數陷入最低點，僅剩二百八十八萬人。這個情況，直到七十年代才好轉。提升的原因是經濟好轉，生育率提高，但依舊是外移的多，移入的少。
「我們從來不相信，會有人要移民來愛爾蘭，」幾乎愛爾蘭受訪者都這樣說。愛爾蘭沒有出關閘口，離境不用蓋章，因為大家還是不相信有人要留在愛爾蘭。二○○三年都柏林國際機場才設入境櫃台，五個小小櫃台，比北海道機場還少。「對愛爾蘭而言，移民不是準備好的事情。」ＳＩＰＵＴ工會首席經濟學家歐爾登說。
二○○四年歐盟東擴時，愛爾蘭、英國、瑞典是唯一三個對東歐十國移民，不需要申請工作簽證就可以自由入境的國家。而在這之前，愛爾蘭自一九九八年起，人口已轉為淨移入。移入人口中，有一半是原先離開的愛爾蘭人，有一半是外國人。「現在法國畢業的女孩，會到愛爾蘭找工作；我們從英國、美國延攬科學家，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事，」愛爾蘭科技基金會負責人哈里斯說。
原本人少，加上移民多，已讓愛爾蘭成為歐洲工作者平均年齡最輕的國家。歐爾敦說，一位德國勞工學者走在都柏林街上，左顧右盼之後竟然問他「這是歐洲嗎？怎麼大家都這麼年輕。」整體看來，愛爾蘭迄今對移民態度依舊正面。經濟學者杜菲實證研究指出，由於九十年代以後，愛爾蘭發展的高科技、金融、生技都是知識經濟產業，吸引的都是高素質、年輕的外勞。「愛爾蘭沒有很好的社會福利，到愛爾蘭不是來享福的，都是工作移民，」社會學者克瑞克莉也說。
不過，隨著移民人數日益增加，移民政策已成為主流話題。一月二十三日，愛爾蘭第一大報，愛爾蘭時報以頭版頭刊登「移民政策」民調，七十八％民眾主張應對東歐十國，採取許可制。同一天，愛爾蘭第二大報，愛爾蘭獨立報也以頭版頭刊登，外勞女傭在愛爾蘭超時工作的情況。「凱爾特之恥，」標題這樣寫著。
不過相較於歐洲對移民採取「數量限制」，工會聯合遊說團體經濟顧問史維尼指出，愛爾蘭工會主流意見仍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移民、外勞問題很難用數量管制。花旗銀行信託管理部部門主管萊特也說，愛爾蘭自己就是一個移民國家，過去，愛爾蘭人移民到其他國家討生活，現在是回饋的時候。
2.9中時 快樂引導成功 不再抱瓶宿醉 社會你中有我 教育不爭作百校 江靜玲/特稿
離開台北後，最懷念的是施行垃圾不落地的日子。因為在日趨冷漠的台北市，那是唯一可以有機會看到左鄰右舍，張三李四的時候。待在都柏林時，不知怎麼，老是想起倒垃圾時，台北僅有的一點人和社區間的微溫記憶，暗自思忖，應是愛爾蘭還存有和善和熱切。愛爾蘭的社會結構雖然在轉變中，但他們還沒有遺棄樂觀緊密的社會關係。
這在經濟成功的國家裡，是十分罕見的。撰寫「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書的美國社會學家柏特南（R Putnam），去年九月到愛爾蘭，計畫寫一本有關經濟發展成功後，社會資本衰退的新書。他跑到愛爾蘭的古蹟Hillof Tara ，結果發現有一大堆的愛爾蘭歷史俱樂部已經在那裡舉行討論會，他只好離開，另到一個愛爾蘭的城鎮，結果差點被那裡的腳踏車競賽給撞個四腳朝天。本來以為可以在愛爾蘭這個歐洲新富國家裡發現社會資本衰退現象的柏特南只好放棄的宣告，「愛爾蘭根本是個社會資本氾濫的地方」。
愛爾蘭的社會緊密，同時反應在他們的政黨政治上，愛爾蘭有不同的政黨，卻從來沒有左右派的分界，與歐洲其他國家完全不同。愛爾蘭人說，他們不在政黨政治上分裂，各個黨派都很務實中庸，愛爾蘭社會的基本法則是，「如果你不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你就是麻煩的一部分」（If you a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the problem.）。
在教育上，一九六○年，愛爾蘭在貧窮時便投資教育，台灣在一九七○年社會尚未富裕時，也投資了國民義務教育。兩者最大的不同，或許是教育的理念和態度。早年貧苦時，兩國的父母都相信，多讀書，就可以找到好工作。愛爾蘭可能比台灣還差一點，因為愛爾蘭失業率高，很多父母鼓勵孩子勤學是為將來離開家園，移民到別的國家。
但是，愛爾蘭人從來都沒有忘記，教育的中心價值是─服務人群，這與愛爾蘭傳統的宗教責任信仰有關。愛爾蘭不羨慕牛津劍橋或哈佛耶魯，因為他們覺得愛爾蘭的大學也很好，許多愛爾蘭年輕人甚至選擇離家比較近的大學就讀，不一定非得到首府都柏林念書。愛爾蘭的大學沒有一個進入全球排名百大，甚至連前兩百大的排名都沒有，可是，愛爾蘭認為教育素質平均，提供公平教育環境，比僅有一、兩所明星大學重要。亞洲國家，包括南韓和大陸都在拚所謂的世界百大一流大學，愛爾蘭所講求的卻是每個大學都應有嚴謹的教育水準，並維持通才教育的平衡公平和水平。
愛爾蘭人天性樂觀，他們不能明白我們「苦中作樂」的哲理，因為快樂似乎生長在愛爾蘭人的血液裡。一九九○年，愛爾蘭進入世足四強，結果愛爾蘭敗給義大利，輸了那場球。可是，愛爾蘭人對自己球隊表現實在太滿意，所以，輸球後，依然留在場內狂歌高唱，愛爾蘭人帶勁的表現，讓一些弄不清楚情況的人忍不住問，「他們贏了嗎？」，「不，他們輸了！」。
「不是成功引導快樂，是快樂引導成功」，愛爾蘭樂天性格，過去總遭歐洲國家嘲笑為無可救藥。但如今，愛爾蘭證明，樂觀進取是成功的另一要素。
如果上帝沒有創造威士忌，世界將為愛爾蘭所統治。以前西方政界喜歡拿這句褒貶皆具的話大開愛爾蘭玩笑。如今，酒瓶對愛爾蘭人還是很重要，因為失去引伴飲歡的愛爾蘭，就不是愛爾蘭了，但他們已經不再是個宿醉不醒的醉漢。（本系列完）
2006.02.10中國時報 以胸襟放下悲情 以勇氣擁抱世界 中時社論
連日來，本報刊出一系列的愛爾蘭專題報導，分別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各層面，詳實呈現「凱爾特虎」的成功經驗。固然，成功的模式不只一種，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成長歷史與資源力量，但愛爾蘭的例子，仍可為台灣帶來一些啟發。
愛爾蘭和台灣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小國，都遭遇邊緣化的壓力，都和鄰近大國有糾葛萬端的恩怨情仇，社會都承載著割裂與悲情，也都面臨著全球化浪潮下的激烈競爭。但不同的是，一九八八年被《經濟學人》形容為「歐洲最後熄燈國」的愛爾蘭，近年來卻異軍突起後來居上，成為西歐最受矚目的成功典範。它最值得台灣省思的，不在於表面的經濟成長數字，而在於能夠以胸襟放下悲情、以智慧開創未來、以勇氣擁抱世界、以關懷凝聚社會。
愛爾蘭位在歐洲邊緣，長期處於強鄰英國的陰影下，北愛之爭造成的社會動盪與政治不安，導致愛爾蘭經濟落後外資卻步。但愛爾蘭島上的人民從太多的傷痛中醒悟到，三十年來高舉悲情與激化對立，不但未能解決衝突，反而植下更多痛苦。愛爾蘭全島人民不願見到下一代繼續活在恐懼中，終身必須扛著沉重的記憶包袱，於是決定放下悲情，一九九八年北愛通過和平公投，二○○五年愛爾蘭共和軍宣布終止武裝鬥爭。如今爆炸殺戮已經遠離愛爾蘭，雖然英、愛之間仍有歧見，北愛族群積怨未解，但至少，大家不必再隨時擔心喪生或失去所愛。
而這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見識，需要勇氣，需要意志，也需要對土地人民有極大的愛。當愛爾蘭人決定給和平一個機會時，他們也給了自己和子孫一個光明的機會。
台灣不也一直困在歷史悲情嗎？三十年來北愛死傷不斷，英國駐軍一直到和平公投的前一年都還有人遇狙身亡，但他們還是選擇放下仇恨走向未來。反觀兩岸，情況其實好太多了。半世紀來不曾交火，頻繁來往於交流中，無人傷亡於槍砲下。固然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國際打壓，令台灣民眾長期遭受挫折屈辱，但愛爾蘭島上的人都能從未乾的血淚中走出來，兩岸需要跨越的悲情難道更高更難嗎？那樣的仇恨都能放得下，兩岸的人民難道沒有同樣的勇氣、胸襟與智慧？為什麼不能也試著給和平一個機會？
當然，兩岸強弱之差更甚英、愛，雙方體制也截然不同，但誠如愛爾蘭前總理費茲傑羅所說的，持續溝通，不斷對話，是解決歧見的基本法則。大國很難了解小國，小國卻必須了解大國，並尋求與其相處得宜的方法，以求生存。這是務實之道，也是對國家利益負責任的作法。兩岸關係與台灣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作為被壓迫的小國，台灣必須懂得如何與對岸相處，也必須靈活務實地因應外在環境，為未來開創最大機會。這中間，不應該被意氣用事蒙了眼，不應該被歷史悲情綁了腳，更不應該被政治人物自私自利的煽動挑釁耽誤了機會之窗。
愛爾蘭知道自己小，所以更加積極了解世界，努力尋找並掌握機會，不當井底之蛙。他們發揮外交手腕，藉著歐盟舞台為自己創造國際角色；他們致力教育，讓人才成為國家躍升的動力；他們選擇適合的重點產業，抓準利基創造了凱爾特虎的傳奇；他們堅守傳統價值，以樂觀團結抵擋經濟起飛對社會的衝擊。
台灣其實擁有更優秀更勤奮的人民，只是這些年來政治不安定帶來社會動盪，意識形態及選舉掛帥的政策又導致自我封閉，台灣各層面的力量沒有集結起來，也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與方向，甚至還經常相互糾纏抵消，整個國家充滿了負向的混亂、自私、短視、膽怯、猜忌與愚昧，正向的關懷、開朗、誠信、勇敢與遠見，被壓抑在陰暗之下出不來。這是為什麼外國對台灣的評價都還不錯，台灣人自己卻焦慮徬徨，因為我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而一個負向能量當道的國度，是不可能讓人民有理由相信明天的。
但未必非要如此不可，只要有擺脫包袱不讓悲情延續的決心，我們馬上可以在台灣社會找到攜手共進的溫暖；只要有打破懦弱開創未來的勇氣，我們馬上可以在現實中看到無限機會。這都不難，因為這些力量原本就存於台灣，不要因為有些人靠著悲情化的台灣換取政治生命，就讓台灣忘了自己原已擁有的飛翔羽翼。
2006.02.10 中國時報 從愛爾蘭看台灣政經突圍 李紀珠
馬市長歐洲招商之餘，特別選定愛爾蘭為其學習之旅的一站。記得三年前受馬市長之邀，在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作專題演講，當時即以愛爾蘭為例，以對比的方式談台灣經濟遭遇的挑戰及因應方式，原因即在於愛爾蘭不論在經濟及外交上的成功突圍，對面臨政、經雙困的台灣，皆具啟發。
一九八八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富人中最窮的國家」為標題，搭配乞丐蹲在地上討錢的畫面，作為對愛爾蘭之描述及封面故事；這略帶羞辱且長達十八頁的專題報導，引起我對這個國家的注意，而經濟凋蔽及恐於經濟的邊緣化，是我對該篇報導最深的印象。然一九九七年經濟學人雜誌又再以「閃耀愛爾蘭」作為封面故事；看著愛爾蘭由備受嘲諷到極盡推崇，引發我深究其轉換過程的興趣。
台灣與愛爾蘭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先天上，兩國皆為人口、領土定義上的小國；而在政經挑戰上，愛爾蘭亦曾經歷像台灣現今所面臨的困境。政治上，愛爾蘭向來與英國及北愛爾蘭不睦，特別是英國曾處處掣肘愛爾蘭在國際社會的參與。而經濟上，愛爾蘭貿易曾高度倚賴單一市場－英國，八○年代初期與英國貿易仍占其總貿易近百分之五十。此外，其雖是最早加入歐盟的成員，但因處於歐陸之外，故面對歐盟的興起，認為有被邊緣化的壓力。
然不到十年，愛爾蘭政治及經濟上的成就，卻令人印象深刻。政治方面，該國成功扮演歐盟輪值主席的角色，並積極參與歐盟事務。經濟方面，近十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居歐盟會員國之冠，每人ＧＤＰ亦已超過其長期依賴之英國，甚至德、法。失業率從一九九一年的一四．七％降到二○○三年的四．六％。積極開放自己，形成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結構，外資對該國在製造及出口產值的貢獻，皆超過七○％。
愛爾蘭並非沒有走錯路的經驗。由於擔心在歐盟興起中可能被邊緣化，在缺乏自信下，對外曾採取保護措施限制外來競爭，對內則以不斷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景氣。結果，該國經濟停滯的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國家財政也幾近破產，企業競爭力更是每下愈況，白領階級不斷外流。
愛爾蘭能有今日的成就，原因很多。包含歐盟的補助及其在教育、租稅、勞工、財政、貨幣等政策上所進行的系列調整與改革。但我認為，驅動其全面政策調整及改革之動力，在於其認清所處的狀態及其優劣勢，極力走向國際化，重新在全球而非侷限在歐洲經濟體中找新的定位，並運用語言上的優勢，積極扮演歐、美兩大經濟區塊的平台，而不自限於作歐洲邊緣的哀怨者；不但以歐盟最低稅率積極爭取外國投資，應用英語優勢，扮演美洲及歐盟的中介角色。該國政府謹守財政健全，並協助勞資雙方建立共識，提供免費且普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在歷史教訓中，學會「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力求國家經濟轉型。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似乎正走在愛爾蘭昔日的錯誤道路上。我們一直無法以全球的視野來定位兩岸關係，反以兩岸的角度來看兩岸，結果是自限於兩岸間的小國角色。面對大陸的崛起，政府設下層層障礙讓經濟失去動力。為救經濟，不斷的擴大財政支出，不但效果不彰，反加速財政惡化。不思運用先天在語言與文化上之優勢，卻致力於去中國化；想轉型成知識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卻不斷調高學費，政治思維指導經濟政策的例子更屢見不鮮，與愛爾蘭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形成強烈對比。
對於愛爾蘭的政經成就，在政治上，該國前總理費茲傑羅認為：「作為小國更須『主動』了解大國，並尋求與其相處之道」。而在經濟上，該國前副總理哈尼則表示：「愛爾蘭的發展並非奇蹟，關鍵在於正確的國內政策，以及積極融入全球化」。清楚認識自我處境，找出正確的定位，正確的突圍方法自然應運而生，不是嗎？
自一九九八年起，我便不斷提請政府財經部門研究愛爾蘭經驗，並多次為文「小國大經濟」、「愛爾蘭經濟發展的啟示」等，也在演講中分享愛爾蘭政經轉型的經驗；雖然愛爾蘭今日的成就，不能保障明日的成功，兩國境遇亦非完全相同，但其走過的成功歷程，對陷於政經雙困的我國，仍有相當的啟發。
（作者為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政大經濟政策中心主任）
某個星期四的深夜，都柏林國會旁，愛爾蘭政治人物常常一起喝兩杯的酒吧。角落的樂團演奏著熱鬧的傳統愛爾蘭民樂。黑髮，紮著馬尾的女侍，送上點的健力士啤酒。打聽清楚是從台灣來的，這位大連姑娘忍不住問了：「你們台灣的小Ｓ到底生了沒啊？」
百年啤酒，新移民；本土酒吧，華人話題；新舊夾雜，正是愛爾蘭這個新富之國的寫照。經濟快速發展，讓整個都柏林活像是個大工地，天主教堂的屋頂與新大樓上的起重機，一起填滿都柏林的天際線。
社會資本豐富 最適合居住
愛爾蘭富起來了！更難得的是，卻沒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混亂。《經濟學人》二○○五最新評比「哪裡是最適合居住的地方？」，總和國民所得，自由、衛生、失業率、家庭生活、氣候、政治安定與安全、性別平等和社區生活等多項指標之後，第一名竟然是愛爾蘭，打敗了瑞士、挪威、盧森堡和瑞典。讓愛爾蘭奪冠的主因，是這個社會穩定而強固的家庭與社區生活，與良好的經濟表現。
近幾年，國際社會探討國家發展時，一個新興主題是「社會資本」。包含社會網絡、信任與組織的社會資本，正是愛爾蘭新富而好禮的憑藉。
駐愛爾蘭台北代表處組長于德勝在都柏林已經六年，他觀察，一直到現在愛爾蘭還是保有很強的社區傳統。只要走出都柏林市區，愛爾蘭人彼此見面一定會打招呼，互相問好。
愛爾蘭人際關係比其他地方緊密。心理學家奧圖指出，美國曾經做過人際圈的實驗，東岸的人與西岸的人，要透過多少人做橋樑，才能發生交集。在美國答案是五個人。在愛爾蘭，只要兩個人就夠了。
仔細觀察愛爾蘭人見面交談的話題，常常是「喔！你也認識他啊！」接下來的對話就是，我跟他是那裡、那裡的同學，或著我跟他曾經一起參加什麼、什麼活動。
愛爾蘭人常常把這種緊密，歸因於「小」。不論原因如何，這樣的緊密造就了效率，也形成約束與信任。以招商為例，招商局談回來的契約，經濟部長願意接受，不擔心圖利，不左思右想，擔心被外界批評。其實是因為整個社會對於公務員操守信任，對於人性還抱持肯定。不過，一旦背叛這個價值，愛爾蘭社會也會給予無情的批判。
于德勝說，基本上，這個國家人民是守法的，犯罪率很低。這可以從愛爾蘭的法院，夏天可以放三個月暑假看出。
延續傳統價值 新世代堅持
樂觀、自信、對威嚴解體，是公認如今三十、四十歲新世代愛爾蘭人的特質。但詢問這群新社會中堅的結果，卻意外發現，他們對於傳統的堅持。
ＩＥＣＢ經濟學家麥克可伊（D McCoy）是愛爾蘭年輕一輩的重要經濟智囊，辦公室角落擺著小孩的照片。前不久，他第四個小孩才剛出生。他嚴詞批評過去由天主教壟斷，封閉，存在著不公平、不正義的愛爾蘭。但他卻堅持小孩要上主日學，為了小孩，麥克可伊星期天還是上教堂，「這個社會需要支柱」他說。
「我還是希望用傳統的方式，教養小孩，」愛爾蘭最早的經濟智庫ＥＳＲＩ經濟學家杜菲（D Duffy）也說。他特別送小孩去學傳統愛爾蘭曲棍球（Hurling），就是覺得延續傳統很重要。
在愛爾蘭，麥克可伊與杜菲都不是特例。根據統計，近五成愛爾蘭人還是維持星期天上教堂的習慣，比例在歐洲最高。而愛爾蘭人對家庭、傳統重視的程度，可以從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夜，愛爾蘭「國際機場」堅持關閉一天，所有飛機都不起降，要讓員工回家與家人團聚看出。
在愛爾蘭新社會中言論廣受爭議的評論家梅爾斯（K Mayers）以「爆發」（explosive）形容當前的愛爾蘭現象。他認為，過去十年是愛爾蘭最好的年代，有文化、有民主，更有和平安定希望，但也充滿危險，挑戰著愛爾蘭面對新社會的智慧。
老一代的愛爾蘭更堅持傳統重要性，前財長杜可斯以「演進」（evolutional）描述現在的愛爾蘭，認為社會自由固然是好事，因為拿走舊框架，是建立一個新框架的開始，但他仍然堅持自己比喻，「咖啡壺也可以裝茶水，但是，不可以因此把咖啡壺稱為茶壺」。有些傳統社會價值是永遠不會貶值，更是無法取代。
2.9中時 昔日爭相出走 現在人人嚮往 陳一姍/都柏林報導
在全世界，愛爾蘭應該是唯一一個國家，人口數變動有如坐雲霄飛車。移民，愛爾蘭的老問題，也是新問題。
人口外移，是困擾愛爾蘭長達一世紀半的問題。十九世紀愛爾蘭著名的馬鈴薯飢荒前，愛爾蘭有六百五十二萬人口。飢荒讓愛爾蘭死了兩百萬人，貧困的日子又逼走一百多萬人。上個世紀初，愛爾蘭人口僅剩三百萬人，而且還一路減少。一九六六年，愛爾蘭人口數陷入最低點，僅剩二百八十八萬人。這個情況，直到七十年代才好轉。提升的原因是經濟好轉，生育率提高，但依舊是外移的多，移入的少。
「我們從來不相信，會有人要移民來愛爾蘭，」幾乎愛爾蘭受訪者都這樣說。愛爾蘭沒有出關閘口，離境不用蓋章，因為大家還是不相信有人要留在愛爾蘭。二○○三年都柏林國際機場才設入境櫃台，五個小小櫃台，比北海道機場還少。「對愛爾蘭而言，移民不是準備好的事情。」ＳＩＰＵＴ工會首席經濟學家歐爾登說。
二○○四年歐盟東擴時，愛爾蘭、英國、瑞典是唯一三個對東歐十國移民，不需要申請工作簽證就可以自由入境的國家。而在這之前，愛爾蘭自一九九八年起，人口已轉為淨移入。移入人口中，有一半是原先離開的愛爾蘭人，有一半是外國人。「現在法國畢業的女孩，會到愛爾蘭找工作；我們從英國、美國延攬科學家，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事，」愛爾蘭科技基金會負責人哈里斯說。
原本人少，加上移民多，已讓愛爾蘭成為歐洲工作者平均年齡最輕的國家。歐爾敦說，一位德國勞工學者走在都柏林街上，左顧右盼之後竟然問他「這是歐洲嗎？怎麼大家都這麼年輕。」整體看來，愛爾蘭迄今對移民態度依舊正面。經濟學者杜菲實證研究指出，由於九十年代以後，愛爾蘭發展的高科技、金融、生技都是知識經濟產業，吸引的都是高素質、年輕的外勞。「愛爾蘭沒有很好的社會福利，到愛爾蘭不是來享福的，都是工作移民，」社會學者克瑞克莉也說。
不過，隨著移民人數日益增加，移民政策已成為主流話題。一月二十三日，愛爾蘭第一大報，愛爾蘭時報以頭版頭刊登「移民政策」民調，七十八％民眾主張應對東歐十國，採取許可制。同一天，愛爾蘭第二大報，愛爾蘭獨立報也以頭版頭刊登，外勞女傭在愛爾蘭超時工作的情況。「凱爾特之恥，」標題這樣寫著。
不過相較於歐洲對移民採取「數量限制」，工會聯合遊說團體經濟顧問史維尼指出，愛爾蘭工會主流意見仍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移民、外勞問題很難用數量管制。花旗銀行信託管理部部門主管萊特也說，愛爾蘭自己就是一個移民國家，過去，愛爾蘭人移民到其他國家討生活，現在是回饋的時候。
2.9中時 快樂引導成功 不再抱瓶宿醉 社會你中有我 教育不爭作百校 江靜玲/特稿
離開台北後，最懷念的是施行垃圾不落地的日子。因為在日趨冷漠的台北市，那是唯一可以有機會看到左鄰右舍，張三李四的時候。待在都柏林時，不知怎麼，老是想起倒垃圾時，台北僅有的一點人和社區間的微溫記憶，暗自思忖，應是愛爾蘭還存有和善和熱切。愛爾蘭的社會結構雖然在轉變中，但他們還沒有遺棄樂觀緊密的社會關係。
這在經濟成功的國家裡，是十分罕見的。撰寫「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書的美國社會學家柏特南（R Putnam），去年九月到愛爾蘭，計畫寫一本有關經濟發展成功後，社會資本衰退的新書。他跑到愛爾蘭的古蹟Hillof Tara ，結果發現有一大堆的愛爾蘭歷史俱樂部已經在那裡舉行討論會，他只好離開，另到一個愛爾蘭的城鎮，結果差點被那裡的腳踏車競賽給撞個四腳朝天。本來以為可以在愛爾蘭這個歐洲新富國家裡發現社會資本衰退現象的柏特南只好放棄的宣告，「愛爾蘭根本是個社會資本氾濫的地方」。
愛爾蘭的社會緊密，同時反應在他們的政黨政治上，愛爾蘭有不同的政黨，卻從來沒有左右派的分界，與歐洲其他國家完全不同。愛爾蘭人說，他們不在政黨政治上分裂，各個黨派都很務實中庸，愛爾蘭社會的基本法則是，「如果你不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你就是麻煩的一部分」（If you are not part of the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the problem.）。
在教育上，一九六○年，愛爾蘭在貧窮時便投資教育，台灣在一九七○年社會尚未富裕時，也投資了國民義務教育。兩者最大的不同，或許是教育的理念和態度。早年貧苦時，兩國的父母都相信，多讀書，就可以找到好工作。愛爾蘭可能比台灣還差一點，因為愛爾蘭失業率高，很多父母鼓勵孩子勤學是為將來離開家園，移民到別的國家。
但是，愛爾蘭人從來都沒有忘記，教育的中心價值是─服務人群，這與愛爾蘭傳統的宗教責任信仰有關。愛爾蘭不羨慕牛津劍橋或哈佛耶魯，因為他們覺得愛爾蘭的大學也很好，許多愛爾蘭年輕人甚至選擇離家比較近的大學就讀，不一定非得到首府都柏林念書。愛爾蘭的大學沒有一個進入全球排名百大，甚至連前兩百大的排名都沒有，可是，愛爾蘭認為教育素質平均，提供公平教育環境，比僅有一、兩所明星大學重要。亞洲國家，包括南韓和大陸都在拚所謂的世界百大一流大學，愛爾蘭所講求的卻是每個大學都應有嚴謹的教育水準，並維持通才教育的平衡公平和水平。
愛爾蘭人天性樂觀，他們不能明白我們「苦中作樂」的哲理，因為快樂似乎生長在愛爾蘭人的血液裡。一九九○年，愛爾蘭進入世足四強，結果愛爾蘭敗給義大利，輸了那場球。可是，愛爾蘭人對自己球隊表現實在太滿意，所以，輸球後，依然留在場內狂歌高唱，愛爾蘭人帶勁的表現，讓一些弄不清楚情況的人忍不住問，「他們贏了嗎？」，「不，他們輸了！」。
「不是成功引導快樂，是快樂引導成功」，愛爾蘭樂天性格，過去總遭歐洲國家嘲笑為無可救藥。但如今，愛爾蘭證明，樂觀進取是成功的另一要素。
如果上帝沒有創造威士忌，世界將為愛爾蘭所統治。以前西方政界喜歡拿這句褒貶皆具的話大開愛爾蘭玩笑。如今，酒瓶對愛爾蘭人還是很重要，因為失去引伴飲歡的愛爾蘭，就不是愛爾蘭了，但他們已經不再是個宿醉不醒的醉漢。（本系列完）
2006.02.10中國時報 以胸襟放下悲情 以勇氣擁抱世界 中時社論
連日來，本報刊出一系列的愛爾蘭專題報導，分別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各層面，詳實呈現「凱爾特虎」的成功經驗。固然，成功的模式不只一種，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成長歷史與資源力量，但愛爾蘭的例子，仍可為台灣帶來一些啟發。
愛爾蘭和台灣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小國，都遭遇邊緣化的壓力，都和鄰近大國有糾葛萬端的恩怨情仇，社會都承載著割裂與悲情，也都面臨著全球化浪潮下的激烈競爭。但不同的是，一九八八年被《經濟學人》形容為「歐洲最後熄燈國」的愛爾蘭，近年來卻異軍突起後來居上，成為西歐最受矚目的成功典範。它最值得台灣省思的，不在於表面的經濟成長數字，而在於能夠以胸襟放下悲情、以智慧開創未來、以勇氣擁抱世界、以關懷凝聚社會。
愛爾蘭位在歐洲邊緣，長期處於強鄰英國的陰影下，北愛之爭造成的社會動盪與政治不安，導致愛爾蘭經濟落後外資卻步。但愛爾蘭島上的人民從太多的傷痛中醒悟到，三十年來高舉悲情與激化對立，不但未能解決衝突，反而植下更多痛苦。愛爾蘭全島人民不願見到下一代繼續活在恐懼中，終身必須扛著沉重的記憶包袱，於是決定放下悲情，一九九八年北愛通過和平公投，二○○五年愛爾蘭共和軍宣布終止武裝鬥爭。如今爆炸殺戮已經遠離愛爾蘭，雖然英、愛之間仍有歧見，北愛族群積怨未解，但至少，大家不必再隨時擔心喪生或失去所愛。
而這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見識，需要勇氣，需要意志，也需要對土地人民有極大的愛。當愛爾蘭人決定給和平一個機會時，他們也給了自己和子孫一個光明的機會。
台灣不也一直困在歷史悲情嗎？三十年來北愛死傷不斷，英國駐軍一直到和平公投的前一年都還有人遇狙身亡，但他們還是選擇放下仇恨走向未來。反觀兩岸，情況其實好太多了。半世紀來不曾交火，頻繁來往於交流中，無人傷亡於槍砲下。固然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國際打壓，令台灣民眾長期遭受挫折屈辱，但愛爾蘭島上的人都能從未乾的血淚中走出來，兩岸需要跨越的悲情難道更高更難嗎？那樣的仇恨都能放得下，兩岸的人民難道沒有同樣的勇氣、胸襟與智慧？為什麼不能也試著給和平一個機會？
當然，兩岸強弱之差更甚英、愛，雙方體制也截然不同，但誠如愛爾蘭前總理費茲傑羅所說的，持續溝通，不斷對話，是解決歧見的基本法則。大國很難了解小國，小國卻必須了解大國，並尋求與其相處得宜的方法，以求生存。這是務實之道，也是對國家利益負責任的作法。兩岸關係與台灣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作為被壓迫的小國，台灣必須懂得如何與對岸相處，也必須靈活務實地因應外在環境，為未來開創最大機會。這中間，不應該被意氣用事蒙了眼，不應該被歷史悲情綁了腳，更不應該被政治人物自私自利的煽動挑釁耽誤了機會之窗。
愛爾蘭知道自己小，所以更加積極了解世界，努力尋找並掌握機會，不當井底之蛙。他們發揮外交手腕，藉著歐盟舞台為自己創造國際角色；他們致力教育，讓人才成為國家躍升的動力；他們選擇適合的重點產業，抓準利基創造了凱爾特虎的傳奇；他們堅守傳統價值，以樂觀團結抵擋經濟起飛對社會的衝擊。
台灣其實擁有更優秀更勤奮的人民，只是這些年來政治不安定帶來社會動盪，意識形態及選舉掛帥的政策又導致自我封閉，台灣各層面的力量沒有集結起來，也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與方向，甚至還經常相互糾纏抵消，整個國家充滿了負向的混亂、自私、短視、膽怯、猜忌與愚昧，正向的關懷、開朗、誠信、勇敢與遠見，被壓抑在陰暗之下出不來。這是為什麼外國對台灣的評價都還不錯，台灣人自己卻焦慮徬徨，因為我們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而一個負向能量當道的國度，是不可能讓人民有理由相信明天的。
但未必非要如此不可，只要有擺脫包袱不讓悲情延續的決心，我們馬上可以在台灣社會找到攜手共進的溫暖；只要有打破懦弱開創未來的勇氣，我們馬上可以在現實中看到無限機會。這都不難，因為這些力量原本就存於台灣，不要因為有些人靠著悲情化的台灣換取政治生命，就讓台灣忘了自己原已擁有的飛翔羽翼。
2006.02.10 中國時報 從愛爾蘭看台灣政經突圍 李紀珠
馬市長歐洲招商之餘，特別選定愛爾蘭為其學習之旅的一站。記得三年前受馬市長之邀，在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作專題演講，當時即以愛爾蘭為例，以對比的方式談台灣經濟遭遇的挑戰及因應方式，原因即在於愛爾蘭不論在經濟及外交上的成功突圍，對面臨政、經雙困的台灣，皆具啟發。
一九八八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富人中最窮的國家」為標題，搭配乞丐蹲在地上討錢的畫面，作為對愛爾蘭之描述及封面故事；這略帶羞辱且長達十八頁的專題報導，引起我對這個國家的注意，而經濟凋蔽及恐於經濟的邊緣化，是我對該篇報導最深的印象。然一九九七年經濟學人雜誌又再以「閃耀愛爾蘭」作為封面故事；看著愛爾蘭由備受嘲諷到極盡推崇，引發我深究其轉換過程的興趣。
台灣與愛爾蘭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先天上，兩國皆為人口、領土定義上的小國；而在政經挑戰上，愛爾蘭亦曾經歷像台灣現今所面臨的困境。政治上，愛爾蘭向來與英國及北愛爾蘭不睦，特別是英國曾處處掣肘愛爾蘭在國際社會的參與。而經濟上，愛爾蘭貿易曾高度倚賴單一市場－英國，八○年代初期與英國貿易仍占其總貿易近百分之五十。此外，其雖是最早加入歐盟的成員，但因處於歐陸之外，故面對歐盟的興起，認為有被邊緣化的壓力。
然不到十年，愛爾蘭政治及經濟上的成就，卻令人印象深刻。政治方面，該國成功扮演歐盟輪值主席的角色，並積極參與歐盟事務。經濟方面，近十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居歐盟會員國之冠，每人ＧＤＰ亦已超過其長期依賴之英國，甚至德、法。失業率從一九九一年的一四．七％降到二○○三年的四．六％。積極開放自己，形成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結構，外資對該國在製造及出口產值的貢獻，皆超過七○％。
愛爾蘭並非沒有走錯路的經驗。由於擔心在歐盟興起中可能被邊緣化，在缺乏自信下，對外曾採取保護措施限制外來競爭，對內則以不斷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景氣。結果，該國經濟停滯的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國家財政也幾近破產，企業競爭力更是每下愈況，白領階級不斷外流。
愛爾蘭能有今日的成就，原因很多。包含歐盟的補助及其在教育、租稅、勞工、財政、貨幣等政策上所進行的系列調整與改革。但我認為，驅動其全面政策調整及改革之動力，在於其認清所處的狀態及其優劣勢，極力走向國際化，重新在全球而非侷限在歐洲經濟體中找新的定位，並運用語言上的優勢，積極扮演歐、美兩大經濟區塊的平台，而不自限於作歐洲邊緣的哀怨者；不但以歐盟最低稅率積極爭取外國投資，應用英語優勢，扮演美洲及歐盟的中介角色。該國政府謹守財政健全，並協助勞資雙方建立共識，提供免費且普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在歷史教訓中，學會「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力求國家經濟轉型。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似乎正走在愛爾蘭昔日的錯誤道路上。我們一直無法以全球的視野來定位兩岸關係，反以兩岸的角度來看兩岸，結果是自限於兩岸間的小國角色。面對大陸的崛起，政府設下層層障礙讓經濟失去動力。為救經濟，不斷的擴大財政支出，不但效果不彰，反加速財政惡化。不思運用先天在語言與文化上之優勢，卻致力於去中國化；想轉型成知識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卻不斷調高學費，政治思維指導經濟政策的例子更屢見不鮮，與愛爾蘭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形成強烈對比。
對於愛爾蘭的政經成就，在政治上，該國前總理費茲傑羅認為：「作為小國更須『主動』了解大國，並尋求與其相處之道」。而在經濟上，該國前副總理哈尼則表示：「愛爾蘭的發展並非奇蹟，關鍵在於正確的國內政策，以及積極融入全球化」。清楚認識自我處境，找出正確的定位，正確的突圍方法自然應運而生，不是嗎？
自一九九八年起，我便不斷提請政府財經部門研究愛爾蘭經驗，並多次為文「小國大經濟」、「愛爾蘭經濟發展的啟示」等，也在演講中分享愛爾蘭政經轉型的經驗；雖然愛爾蘭今日的成就，不能保障明日的成功，兩國境遇亦非完全相同，但其走過的成功歷程，對陷於政經雙困的我國，仍有相當的啟發。
（作者為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政大經濟政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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