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是一時的，教育是百年計，教育部應該是一個深謀遠慮的國家組織吧！
教育部部務會報日前修正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其中規定「同一學習階段，應選用同一版本教科圖書。但同一學習階段同一教科圖書未發行齊全者，不在此限」，即以學校為單位，基於校務會議決議使用之版本，在同一學習階段中，各校必須使用同一版本的教科書。此項修正的立意，在於化解現制下各年級採用不同教科書，所產生的銜接上問題，以避免現行一綱多本下，學生由於各家教科書版本，對課程綱要解讀、編排不同，所形成教學內容無法銜接的問題。
但這項修正草案還在教育部的層級，便已經遭受到質疑。質疑的焦點是在數學領域中，國小六年級與國中一年級屬於同一學習階段，若依照修正草案的規畫，則六、七年級必須使用同一種版本的教科書。但由於學生從國小升到國中，就讀的學校有所不同，而各國民中學所選的教科書，未必與各國小相同，故各校要如何遵循修正草案的規定，使用同一版本的教科書，即產生了法律適用上的困難。
單從這項事件出發，教育部的高級技術官僚，無法在草案草擬之初，事先預防這種問題的產生，而一直要等到召開記者會時，才臨場表示會在施行細則中另加規範，或是在送行政院後再作修正。這表示了教育部主其事的相關人員，對於九年一貫的相關法規，缺乏全觀而縝密的了解，所以在面對課程銜接的問題上，只是直觀的想以限制教科書選用的方式，解決各版本間的銜接問題。說穿了，就是「沒有盲腸，就不怕發炎」的治療方式。
更何況，在教科書選用的開放與多元上，自有其制度上的重要性存在。按教科書的選用，在憲法上至少涉及了我國憲法二十三條，由教育基本權所推導出教師的教學自由，也就是說教師基於其教學自由，教科書的選擇應尊重教師的專業。而保障教師教學自由，更進一步的是要確保，學生能夠在一個多元的環境中學習，進而能開展自己的人生。因此，教科書選用的自由化，絕非是一條教育盲腸，反而還涉及了學生與教師的重要基本人權，國家公權力在相關事項處理上，自應更形謹慎。
事實上，本案所反映的問題，絕非僅是偶然。當我們將觀察的尺度，放大到教改後的教科書政策來看，便可以發現教育部的做法其實都差不多，輿論反應什麼問題，教育部就頭痛醫頭的提出一套方案。大家說要開放教科書，教育部就開放，等到出了問題，現在教育部又要限縮教科書的選用權。然而，這樣真的就能解決銜接的問題了嗎？
書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教科書本應只是教學中的參考，根本不該是教育的全部。在這場教育銜接的討論中，教師的形成課程的能力，完全不在討論的範圍，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在教室之內，決定課程內容的主角，本應是教師，而非教科書。因此，所謂課程銜接的問題，也應該是藉由專業的教師，透過對學生、家長與其他教師間的溝通與了解，以此設計合適的課程，用「量身訂做」的方式解決銜接的問題。但令人失望的是，教育部卻只想用「穿制服」的老方法，取巧的解決問題，更慘的是卻還不能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要靠教師的專業自主，解決課程銜接的問題，在現階段有其困難，諸如師資不足的問題、教師工作量的問題、小班小校的未能落實，再再都使教師無心也無力，要回課程的主導權。然而，當我們仔細回想，會發現這些訴求，不都是十年前教改之初的訴求？為何十年之後一樣的教育問題依舊？
在此，我們看到，教育部不僅未能充分發揮教改的正當性而落實推動教改，而且完全耽誤教改的正當性時機。「教改時刻」並非時時可行，一旦失落，將難以復得。當我們正視國內目前反對教改的力量時，不得不感嘆教育部的急功好利！教改需建立在有些急不來的基礎工作，高高在上的教育部大概看不到教改的地基吧！教改的成功或失敗之間，其實更需要教育部的向下瞭解與關懷。
本案如同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或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都令人質疑：教育部在意的究竟是一時的民粹想法，還是永續的教育人權保障？善變的教育部總是一變再變，使法治國下法的安定性原則蕩然無存，台灣恍如存在一個隱然的教育帝國！當推行人權教育最力的教育部，破壞保障人權的法治國環境時，「人權立國」就真的可能只剩下口號了。
（許育典為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凌赫為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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