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崔健，和現在的他是同樣一個人：在做音樂，在表達；可我們是不一樣的了。至少十二年前的我，還活在茫茫黑夜，有渴望光明的天真。
唐姐猶豫三天，終於下定決心，九月二十四號清晨，打飛機從成都趕到北京。傍晚，在首都體育館門前，她瞥見一本雜誌，封面印了「崔健十二年特刊」字樣，就隨手買下，進到館內坐好，翻開雜誌，她一眼看見了自己：黑白照片上，人群中一位穿白Ｔ恤的痴狂女歌迷。照片的注解為：「當年的穿白衣的女歌迷，現在的成都搖滾『教母』唐蕾。」
二十四號七點正，我趕到首都體育館，尋找我的同黨時，瞅見了許多熟悉的面孔，中年了的畫家，退隱了的樂評人等。這幾年，搖滾演出的現場，是輕易尋不見這些面孔的了。然而，就像演出後，大家一邊胃疼，一邊等待上菜時，唐姐對我說的：我思來想去，我們怎麼也得來呀！怎麼也得對得起自己的過去。
七點一刻，演出快開始時，我接到二哥的電話，問我在哪裡。我說在看崔健演出，他說，他也在。
我的二哥，是我的啟蒙老師。上一回我們同看演出，是幾年前看羅大佑。在首體現場，我找到二哥，環顧四周說，「看來喜歡羅大佑的人，比喜歡老崔的人有錢。」羅大佑演出時，現場是爆滿的，許多觀眾西裝革履。
喜歡羅大佑的人，當年多是大學生，後來的社會中堅分子。喜歡老崔的人，從前就混亂，有學生，社會遊民，時代的雜種們。這些年，大家習慣拿他們比較，其實他們的相同處，只是同為音樂人，只因為那時代的特殊，有著相似的境遇──被視為精神偶像。
十二年前，老崔最後一次在首體演出，我還是一名學生，沒錢買票，候在場外。場外聚滿了沒錢或沒買到票的人，伸長耳朵聽裡面的音樂聲，「一二三四五六七，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里……」心裡的激動，當真是無以言表。
而現在，我們沒有偶像了。我們需要的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台上的老崔，唱起了「假行僧」──「我要從南走到北，我還要從白走到黑，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我掉進了時空的隧道。那一年，我十九歲，和同學一起走在太行山上，同唱「假行僧」。那時候我們的靈魂在受著成長的苦，生活沒什麼自由也沒有愛，唯有音樂，唯有老崔，給我們溫暖和力量。
那時的我，永遠想不到，有一天會和台下的老崔相識，變成為哥兒們，熟稔到打情罵俏和唇槍舌劍的地步。我想不到連我也會長大成人，能從和他人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和自由。作為朋友，我深知崔健不願台下的我們都在懷舊，他希望我們關心音樂本身，甚至是將來，可我們不能不懷舊。那些歌不僅僅是歌，它們成了記憶中的血肉。
因為十二年前的崔健，和現在的他是同樣一個人：在做音樂，在表達；可我們是不一樣的了。至少十二年前的我，還活在茫茫黑夜，有渴望光明的天真。現在，我和老崔有著相似的生活狀態，而我的幻想和執著，也許比他的少。
台上的老崔說，「十二年後，我們還會站在這舞台上，你們還會來麼？」
看完演出，我們一干人中的女子們，都在算計年紀，然後唏噓：「十二年後，我們還會去麼？」
但願那時的我們，還會尊重現在的自己。
唐姐猶豫三天，終於下定決心，九月二十四號清晨，打飛機從成都趕到北京。傍晚，在首都體育館門前，她瞥見一本雜誌，封面印了「崔健十二年特刊」字樣，就隨手買下，進到館內坐好，翻開雜誌，她一眼看見了自己：黑白照片上，人群中一位穿白Ｔ恤的痴狂女歌迷。照片的注解為：「當年的穿白衣的女歌迷，現在的成都搖滾『教母』唐蕾。」
二十四號七點正，我趕到首都體育館，尋找我的同黨時，瞅見了許多熟悉的面孔，中年了的畫家，退隱了的樂評人等。這幾年，搖滾演出的現場，是輕易尋不見這些面孔的了。然而，就像演出後，大家一邊胃疼，一邊等待上菜時，唐姐對我說的：我思來想去，我們怎麼也得來呀！怎麼也得對得起自己的過去。
七點一刻，演出快開始時，我接到二哥的電話，問我在哪裡。我說在看崔健演出，他說，他也在。
我的二哥，是我的啟蒙老師。上一回我們同看演出，是幾年前看羅大佑。在首體現場，我找到二哥，環顧四周說，「看來喜歡羅大佑的人，比喜歡老崔的人有錢。」羅大佑演出時，現場是爆滿的，許多觀眾西裝革履。
喜歡羅大佑的人，當年多是大學生，後來的社會中堅分子。喜歡老崔的人，從前就混亂，有學生，社會遊民，時代的雜種們。這些年，大家習慣拿他們比較，其實他們的相同處，只是同為音樂人，只因為那時代的特殊，有著相似的境遇──被視為精神偶像。
十二年前，老崔最後一次在首體演出，我還是一名學生，沒錢買票，候在場外。場外聚滿了沒錢或沒買到票的人，伸長耳朵聽裡面的音樂聲，「一二三四五六七，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里……」心裡的激動，當真是無以言表。
而現在，我們沒有偶像了。我們需要的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台上的老崔，唱起了「假行僧」──「我要從南走到北，我還要從白走到黑，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我掉進了時空的隧道。那一年，我十九歲，和同學一起走在太行山上，同唱「假行僧」。那時候我們的靈魂在受著成長的苦，生活沒什麼自由也沒有愛，唯有音樂，唯有老崔，給我們溫暖和力量。
那時的我，永遠想不到，有一天會和台下的老崔相識，變成為哥兒們，熟稔到打情罵俏和唇槍舌劍的地步。我想不到連我也會長大成人，能從和他人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和自由。作為朋友，我深知崔健不願台下的我們都在懷舊，他希望我們關心音樂本身，甚至是將來，可我們不能不懷舊。那些歌不僅僅是歌，它們成了記憶中的血肉。
因為十二年前的崔健，和現在的他是同樣一個人：在做音樂，在表達；可我們是不一樣的了。至少十二年前的我，還活在茫茫黑夜，有渴望光明的天真。現在，我和老崔有著相似的生活狀態，而我的幻想和執著，也許比他的少。
台上的老崔說，「十二年後，我們還會站在這舞台上，你們還會來麼？」
看完演出，我們一干人中的女子們，都在算計年紀，然後唏噓：「十二年後，我們還會去麼？」
但願那時的我們，還會尊重現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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