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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中國文化西來說

大家都知道,中國考古學一般是從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發現河南三門峽地區的仰韶遺址開始的。安特生當時是中國北洋政府聘請的礦業顧問,從1914年來華到1925年離開,安氏在中國待了十年,對中國考古學做出重大貢獻[2]。他因仰韶發現的陶器與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和現代中國漢族地區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推測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史前遺址[3]。這個發現相當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大家都認為所謂中國人的文化就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是一個白鬍子的老頭。雖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國探險家和日本的考古學者已經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等地採集到遠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認為是異族的石器,和"中國人"也就是所謂漢人的歷史無關[4]。但是另一方面,當時這個孤島一樣的發現,只能通過和已知的中亞和中東的考古發現作比較,仰韶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亞地區今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與仰韶的紋飾很相似,於是安特生得出仰紹文化西來的假說。當時確定考古遺存的年代還沒有現在的碳十四測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據地層迭壓關係和根據類型學的比較得到的相對年代,中東已經有比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國則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對在此以前的遠古文化一無所知,仰韶文化剛好放在安諾和商周文化之間的位置上,所以當然是西早東晚,從西到東順理成章。這個西來說被許多的中外學者所接受,是二十年代的顯學[5]。

三四十年代:東西二元對立說

說到東西二元對立說,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東西說》雖然發表在1935年,但是這個思想卻形成很早[6]。這個學說,簡單說來,就是認為中國東西部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所謂“夷東夏西”[7]。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開始大規模發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們在實物上對商文化有更深切的認識。商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別,使許多人認識到仰韶和小屯商文化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距離,認為以小屯為代表的商文化應該另有來源。剛好1928年吳金鼎先生發現山東濟南附近的城子崖遺址,這個遺址在1930年正式由史語所發掘,發現了不同於仰韶而更接近商文化的東西,這個文化有占卜的骨頭、有發亮的黑陶,還發現了城牆[8],所以許多人認為考古學上的發現,證明了夷夏東西的理論。李濟之先生認為仰韶與小屯的關係"像遠房的叔侄"[9]。徐中舒先生更認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淵源,分屬兩個系統,仰韶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銅器說明它應該另有來源,直說"殷民族頗有由今山東向河南發展的趨勢","小屯文化的來源當從這方面來探求,環渤海灣一帶,或者就是孕育中國文化的搖床[10]。"因為當時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區發現,而黑陶的代表性遺址都在安陽以東地區,所以儘管在不止一個地點發現仰紹文化層在下、龍山文化在中,小屯商文化層在上的所謂三迭層,但是截止五十年代中期,東西二元對立的理論,在古史和考古學界,均佔有主導的地位,儘管當時對仰紹文化西來說還沒有提出根本的挑戰[11]。

五十到七十年代:一元說

從三十年代開始,考古學家就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關係展開進一步探索。後來參加革命的劉耀(尹達),懷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紹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地層搞混了,他正確地把龍山文化的遺存從仰紹文化的遺物裏分離出來[12]。安特生1937年來南京看史語所發掘的山東城子崖出土的龍山文物,承認仰韶村和城子崖有很大不同,也相信河南安陽發現的仰韶在下、龍山在上的地層發現,所以一方面認為河南仰韶文化早於山東龍山文化,一方面又認為仰韶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是因為"仰韶村的發現可能只是黑陶的開始階段,彩陶衰落之後,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陶規、骨卜和城牆,最終形成成熟的龍山文化"。他不大相信自己的發掘有什麼失誤[13]。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東、龍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謂混合文化的結論,還很流行。直到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發現所謂廟底溝二期文化層,證明至少河南地區的龍山文化是經由廟底溝二期文化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這個文化既有仰韶特徵,又有龍山特徵,所以前後演變的軌跡很顯著[14]。這個發現,再加上當時主要的考古發現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區,所以仰韶-龍山東西對立的二元論最終被仰韶文化發展到龍山文化再到歷史時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論所替代。張光直先生1955年到哈佛讀書,他根據從日本學者輾轉而來的資料,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進行了新的整合,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斷代》的長文,正式提出龍山文化是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從仰韶到商,"是一個黃河流域土生土長的文化的傳統的演變與進步。把仰韶與龍山當作兩個文化,再在兩個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來源,似乎是不必要了"。同時他也認為中原地區的文化向四方發展,形成所謂"龍山形成期"或者"龍山化時期",最終奠定歷史時期中國文明的基礎[15]。這個著名的論文,由於那個特殊的年代,雖然對大陸考古界少有影響,但是,有意思的是張光直先生根據第二手材料,與當時考古第一線的專家以發掘河南廟底溝著名的安志敏、發掘西安半坡聞名的石興邦先生同時在1959年發表了同一觀點的論文[16],這一觀點實際上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由於中原地區之外的考古發現日益增多,不得不讓位於多元論。而這一觀點,一直貫穿張先生《中國古代考古學》一書的前三版,對整個西方的考古界都有很大影響[17]。雖然1977年出版的第三版對周圍地區的文化有較高的估計,但是基本的觀點沒有改變。

八十年代以來:多元論

所謂多元論,就是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她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相互促進,相互影響,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個現在看起來很平常的理論,是在六十年代以來考古大發現的基礎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區系類型理論",對多元論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1981年蘇秉琦和殷偉璋先生在《文物》雜誌發表了《關於考古學的區系類型問題》,把中國古代文化劃分為六個區域,即:陝豫晉鄰境地區、山東及臨省一部份地區、湖北及臨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州為中軸的南方地區、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對中原中心論提出明確挑戰,指出:"在歷史上,黃河流域確曾起過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於主導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各地考古發現的考古材料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18]

張光直先生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國古代考古學》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論,能動地看待中國古代各文化區的相互作用和關係,否定了中原一枝獨秀的學說。他把西元前四千紀還沒有邁過國家門檻的中國相互作用圈,分為五個,即內蒙古長城地帶,以興隆窪文化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長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確指出,這些區域文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地理舞臺。"又指出,每個區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會上都越來越複雜、越分歧、越分層,終於導致這些區域中產生文明的基礎[19]。

前後三十年,張先生個人在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釋上經歷了從"龍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變化。前者強調西元前四千紀以鼎、豆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周圍文化的輻射和擴張[20],後者則從各地區的本位出發,強調了它們與中原地區及其它臨近地區的相互作用。因為各主要地區的考古文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經有一個完整的發展序列,所以張先生認為各地區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輻射下產生的、所謂"龍山形成期的擴張"的解釋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他又認為"龍山形成期"是一個存在的事實,"我們卻不可把嬰兒與洗嬰兒的水一起倒掉,因為嬰兒-即龍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把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解釋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單純強調各地區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辨證,因為最早的中國古代王朝畢竟是在中原地區形成的,歷史時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黃河流域確實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張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論雖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區文化交互作用最終形成中國古代國家的思想,體現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並行發展而不是前後相繼的三個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文化,就是這個思想的雛形[22]。使研究國家起源的人深受啟發。

張光直對自己的反思

張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檢討自己早年的解釋理論-也就是中原中心論。我舉一個例子。這是他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中的夫子自道:"這本書(指《中國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東亞、歐洲、北美洲流傳很廣,被很多大學與研究所採作教科書,他在西方的影響不能說不大。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書不出口,《中國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遺址遺物,可以作為參考資料。同時,中國出版的考古書刊都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中國古代考古》則是用英美熟悉的語言寫的。但是它卻被我狠狠地改了兩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間。第一版有什麼錯呢?沒有錯,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種眼光下收集的,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極多,文化層序較長。在寫第三版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地方出版物如雨後春筍,報告了無數的新資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實彎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過,二:四裔的文化有時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給四裔在這第三版裏較高的地位。可是八十年代的中國考古學證明在中國境內有好幾個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個我所說的核心區。"又說"我這核心區的概念是從那裏來的?我不得不把矛頭指向中國傳統的歷史學。"[23]

所以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解釋的變化,除了中原中心的傳統中國史觀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變化,一切解釋都要隨材料的變化而變化。張光直先生在許多個場合這樣說過:過去考古學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材料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說一定會坍毀。"[24])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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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星燦:《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歷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輯《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33-143頁。

[2].J.GunnarAnders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StudiesinPrehistoricChina,The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彙報第五號,1923年。

[4].章鴻釗:《石雅》,地質專報乙種第二號,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頁。

[5].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6].杜正勝:《無中生有的事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創刊號(1998),第4-29頁。

[7].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編),第1093-1134頁,南京,1935年。

[8].李濟等:《城子崖------山東歷城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報告集之一》,南京,1934年。

[9].李濟:《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第二冊,1930年,137頁。

[10].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第三冊,1931年,556-557頁。

[11].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12].劉曜:《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報告》第二冊,1947年。

[13].J.G.Andersson,ResearchesintothePrehistoryoftheChinese,BMFEA,No.15,1943,p.65.

[1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和三里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15].該文後收入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第37-92頁。引文見第49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

[16].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10期,第559-565頁。石興邦:《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10期,第566-570頁。

[17].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irstEdition(1963);secondedition(1968);thirdedition(1977),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

[18].該文後收入《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第225-234頁。引文見第226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ourthedition,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6.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學論文選集》,第125-156頁,引文見125頁。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5年。

[20].張光直:《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擴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317-350頁。後收入《中國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419-453頁,臺北,1972年。

[21].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學論文選集》,第125-156頁,引文見130頁。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5年。

[22].參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

[23].參見《古今論衡》創刊號,第40-41頁。

[24].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學論文選集》,第125-156頁,引文見125頁。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5年。

(資料來源:http://www.harvard-yenching.net/xueshu/xueshu/002.htm)

出處:中華文史網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023
(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4-4-13 21:58:39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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