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回應國務機要費案起訴，在記者會上高聲喊冤，且攻擊陳瑞仁檢察官沒給他說明機會。唯若仔細閱讀起訴書就可發現，其實檢察官已對陳水扁網開一面；起訴扁珍共同貪汙一千四百八十萬元，可謂只是最低限度的指控。
首先，所謂「國務機要費」，依預算法及會計法，編列的科目屬業務費，而非所謂的「機密費」，其全部支出皆應有憑證或附有案由公文的支出證明單。審計部指出，將國務機要費分成「機密費」以及「非機密部分」，那是總統府自己的分類。換言之，欲查究陳水扁使用國務機要費是否涉及貪汙，理當清查全部國務機要費，並逐筆追蹤用途才對；但陳瑞仁卻按總統府的自行分類，只追查了陳水扁自認需要憑證核銷的「非機密費」部分；對另一半並無法律依據的「機密費」，則未追查。如今，自提憑證的「非機密費」已查出如此膽大妄為的情形，則未附憑證的「機密費」部分是何種景況，不難想像。檢察官切去這一半，對陳水扁已是網開一面。
其次，在陳瑞仁追查的「非機密費」部分，他又區分成兩大塊：一千四百八十萬元，認定涉及貪汙和偽造文書；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則認定僅涉及偽造文書。這兩大塊的區別，就在於一千四百八十萬元的部分，陳水扁辯稱用於「甲君專案」等，經查純屬謊言；而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的部分，檢察官則以對總統的最大信任，均採信了用於「秘密外交」的說詞，所以只起訴偽造文書罪嫌，未認定扁珍貪汙。
其實，擅將國務機要費用於「秘密外交」，即屬違法，但陳瑞仁並未追究。而比較上述兩大塊陳水扁的辯詞即知，實因一千四百八十萬元的部分實在交代不過去（捏造「甲君」情節），檢察官始以貪汙罪起訴；否則，只要其辯詞稍具「可能性」，檢察官即在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那部分，採信了「秘密外交」的說詞。但是，這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究竟是否用於「秘密外交」，還是有許多值得商榷的餘地。
檢察官認定這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用於「秘密外交」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支付外國公關公司（即所謂Ｆ案）的美金一百零八萬元，及民運人士的美金二十萬元，其由誠泰基金會或張姓人士等匯出者，均為現金結匯，而此現金則謂來自馬永成或林德訓；馬永成和林德訓自稱，他們的錢是來自國務機要費，包括機密費（不用憑證）以及非機密費（要憑證）；而其中來自「非機密費」的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係以太百、一○一、微風廣場等禮券發票（均係扁嫂蒐集之他人發票）領出。然而，何以見得誠泰基金會等結匯的現金，就一定是來自吳淑珍蒐集發票所領出的國務機要費呢？檢察官說，這兩案發生的期間，馬永成領出的國務機要費「機密部分」達二千八百七十餘萬元，林德訓則達三千萬餘元，「數額足以涵蓋兩案」，故「兩案確有均由國務機要費支付的可能」。然而，「可能」，並非「必然」，容後詳論。
陳瑞仁又說，吳淑珍蒐集這批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整數大額」的發票，與一千四百八十萬元「零星小額」的發票不同，是「有計畫性之取得」，所以就「無貪汙罪嫌」；因此，亦不能因馬永成和林德訓在「甲君」案上說謊，就不採信他們在「Ｆ案」的說詞。
檢察官就此排除了「移花接木」的嫌疑，但在推理上的破綻卻十分明顯：僅以馬永成、林德訓領出的國務機要費「機密費」部分「數額足以涵蓋前述兩案」，就作出跳躍性的結論而謂「兩案可能由國務機要費支出」，實是文不對題，未免太無說服力。檢察官的觀點是：相信這項「秘密外交」的錢是由「國務機要費」所出，然後認定，即使是只用馬永成等所領出的「機密費」來支付，亦已付得起了（金額足以涵蓋），那麼就也不必再細論系爭的「非機密費」是否用於該項「秘密外交」了。但是，倘若該項「秘密外交」全部由「機密費」支付，豈不正好證實系爭的「非機密費」部分下落不明？檢察官應當查究的正是：既然「機密費」部分已敷使用，又何必將同項「秘密外交」拆成「機密費」及「非機密費」兩半來報銷？更遑論，國家每年秘密外交及情報工作的結餘皆達數億元，又何勞總統用假發票報銷？陳瑞仁陷於此種見樹不見林、自相矛盾的境地，對於通篇起訴書而言，不能謂不是美璧之瑕。
至於謂這批發票屬「整數大額」，即認定不是貪汙，更是不知所云。檢察官認為，「零星小額」涉及貪汙；但在起訴書中指出，「整數大額」因「開立時間分批集中，屬有計畫性之取得」，然後再經一段語焉不詳的推論，即跳躍作出「應僅成立偽造文書而無貪汙罪行」之結論；此一論斷，亦失諸輕率。正如本報日前社論指出，「零星小額」報假帳是吳淑珍早期的操作手法，自甚不便；後來發展出以禮券發票「整數大額」的手法，恐怕只是報假帳的策略升級而已，未必因「整數大額」即能證明不涉貪汙。
陳瑞仁的這篇起訴書，已有其光大憲政與司法的歷史評價，經此挑剔亦是瑕不掩瑜，但若求全責備，卻仍有可待公評的餘地。正因陳瑞仁網開一面，對涉案發票作出「零星小額涉貪汙／整數大額不涉貪汙」的認定，陳水扁遂打蛇隨棍上，公開攻擊檢察官對「秘密外交」有「雙重標準」，認陳瑞仁是自相矛盾。至此，陳水扁不啻已將「檢察官已證明確有秘密外交存在」，及「整數大額不涉貪汙，則零星小額更不可能貪汙」等，視為其自辯脫罪的「巧門」。
此外，陳水扁恐有教唆馬永成、曾天賜、趙建銘等串供偽證之罪嫌，陳瑞仁亦根本未追究。而陳幸妤、陳致中、趙建銘等人，均被查出以個人消費發票供吳淑珍報銷國務機要費，另馬永成等人更涉及幫助吳淑珍報銷、領錢；嚴格說來亦有「幫助貪汙」的犯罪嫌疑，若有人在扁嫂報銷取得國務機要費之後，亦取回了自己消費的金額，那更是貪汙的共同正犯；但對於這些部分，檢察官卻以一句「饒了他們吧」，未再深入追究陳府兒女，更以馬永成等人「不知情」，亦放過了他們。這應當也是檢察官網開一面吧！
然而，陳水扁竟然還要高聲喊冤，豈非辜負了陳瑞仁的一念之「仁」？
http://mag.udn.com/mag/column/storypage.jsp?f_ART_ID=51821
首先，所謂「國務機要費」，依預算法及會計法，編列的科目屬業務費，而非所謂的「機密費」，其全部支出皆應有憑證或附有案由公文的支出證明單。審計部指出，將國務機要費分成「機密費」以及「非機密部分」，那是總統府自己的分類。換言之，欲查究陳水扁使用國務機要費是否涉及貪汙，理當清查全部國務機要費，並逐筆追蹤用途才對；但陳瑞仁卻按總統府的自行分類，只追查了陳水扁自認需要憑證核銷的「非機密費」部分；對另一半並無法律依據的「機密費」，則未追查。如今，自提憑證的「非機密費」已查出如此膽大妄為的情形，則未附憑證的「機密費」部分是何種景況，不難想像。檢察官切去這一半，對陳水扁已是網開一面。
其次，在陳瑞仁追查的「非機密費」部分，他又區分成兩大塊：一千四百八十萬元，認定涉及貪汙和偽造文書；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則認定僅涉及偽造文書。這兩大塊的區別，就在於一千四百八十萬元的部分，陳水扁辯稱用於「甲君專案」等，經查純屬謊言；而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的部分，檢察官則以對總統的最大信任，均採信了用於「秘密外交」的說詞，所以只起訴偽造文書罪嫌，未認定扁珍貪汙。
其實，擅將國務機要費用於「秘密外交」，即屬違法，但陳瑞仁並未追究。而比較上述兩大塊陳水扁的辯詞即知，實因一千四百八十萬元的部分實在交代不過去（捏造「甲君」情節），檢察官始以貪汙罪起訴；否則，只要其辯詞稍具「可能性」，檢察官即在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那部分，採信了「秘密外交」的說詞。但是，這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究竟是否用於「秘密外交」，還是有許多值得商榷的餘地。
檢察官認定這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用於「秘密外交」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支付外國公關公司（即所謂Ｆ案）的美金一百零八萬元，及民運人士的美金二十萬元，其由誠泰基金會或張姓人士等匯出者，均為現金結匯，而此現金則謂來自馬永成或林德訓；馬永成和林德訓自稱，他們的錢是來自國務機要費，包括機密費（不用憑證）以及非機密費（要憑證）；而其中來自「非機密費」的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係以太百、一○一、微風廣場等禮券發票（均係扁嫂蒐集之他人發票）領出。然而，何以見得誠泰基金會等結匯的現金，就一定是來自吳淑珍蒐集發票所領出的國務機要費呢？檢察官說，這兩案發生的期間，馬永成領出的國務機要費「機密部分」達二千八百七十餘萬元，林德訓則達三千萬餘元，「數額足以涵蓋兩案」，故「兩案確有均由國務機要費支付的可能」。然而，「可能」，並非「必然」，容後詳論。
陳瑞仁又說，吳淑珍蒐集這批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元「整數大額」的發票，與一千四百八十萬元「零星小額」的發票不同，是「有計畫性之取得」，所以就「無貪汙罪嫌」；因此，亦不能因馬永成和林德訓在「甲君」案上說謊，就不採信他們在「Ｆ案」的說詞。
檢察官就此排除了「移花接木」的嫌疑，但在推理上的破綻卻十分明顯：僅以馬永成、林德訓領出的國務機要費「機密費」部分「數額足以涵蓋前述兩案」，就作出跳躍性的結論而謂「兩案可能由國務機要費支出」，實是文不對題，未免太無說服力。檢察官的觀點是：相信這項「秘密外交」的錢是由「國務機要費」所出，然後認定，即使是只用馬永成等所領出的「機密費」來支付，亦已付得起了（金額足以涵蓋），那麼就也不必再細論系爭的「非機密費」是否用於該項「秘密外交」了。但是，倘若該項「秘密外交」全部由「機密費」支付，豈不正好證實系爭的「非機密費」部分下落不明？檢察官應當查究的正是：既然「機密費」部分已敷使用，又何必將同項「秘密外交」拆成「機密費」及「非機密費」兩半來報銷？更遑論，國家每年秘密外交及情報工作的結餘皆達數億元，又何勞總統用假發票報銷？陳瑞仁陷於此種見樹不見林、自相矛盾的境地，對於通篇起訴書而言，不能謂不是美璧之瑕。
至於謂這批發票屬「整數大額」，即認定不是貪汙，更是不知所云。檢察官認為，「零星小額」涉及貪汙；但在起訴書中指出，「整數大額」因「開立時間分批集中，屬有計畫性之取得」，然後再經一段語焉不詳的推論，即跳躍作出「應僅成立偽造文書而無貪汙罪行」之結論；此一論斷，亦失諸輕率。正如本報日前社論指出，「零星小額」報假帳是吳淑珍早期的操作手法，自甚不便；後來發展出以禮券發票「整數大額」的手法，恐怕只是報假帳的策略升級而已，未必因「整數大額」即能證明不涉貪汙。
陳瑞仁的這篇起訴書，已有其光大憲政與司法的歷史評價，經此挑剔亦是瑕不掩瑜，但若求全責備，卻仍有可待公評的餘地。正因陳瑞仁網開一面，對涉案發票作出「零星小額涉貪汙／整數大額不涉貪汙」的認定，陳水扁遂打蛇隨棍上，公開攻擊檢察官對「秘密外交」有「雙重標準」，認陳瑞仁是自相矛盾。至此，陳水扁不啻已將「檢察官已證明確有秘密外交存在」，及「整數大額不涉貪汙，則零星小額更不可能貪汙」等，視為其自辯脫罪的「巧門」。
此外，陳水扁恐有教唆馬永成、曾天賜、趙建銘等串供偽證之罪嫌，陳瑞仁亦根本未追究。而陳幸妤、陳致中、趙建銘等人，均被查出以個人消費發票供吳淑珍報銷國務機要費，另馬永成等人更涉及幫助吳淑珍報銷、領錢；嚴格說來亦有「幫助貪汙」的犯罪嫌疑，若有人在扁嫂報銷取得國務機要費之後，亦取回了自己消費的金額，那更是貪汙的共同正犯；但對於這些部分，檢察官卻以一句「饒了他們吧」，未再深入追究陳府兒女，更以馬永成等人「不知情」，亦放過了他們。這應當也是檢察官網開一面吧！
然而，陳水扁竟然還要高聲喊冤，豈非辜負了陳瑞仁的一念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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