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做歷史系本科生時，我很喜歡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因為自己當時讀書理解能力有限，這兩本類似講演授課的著作，想來應是比較容易親近錢先生精深學術的利濟津梁。
對剛接觸現代史學的新生而言，我覺得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很有助益，該書展現一位秀異史家如何精彩結合傳統史料與當代歐美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分析綜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帶回經他消化詮釋的哈耶克、邁克爾•博蘭尼，在台灣掀起些風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與人物》獲益不少，對他介紹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如何嚴格要求研究生細索各種“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經驗為基礎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記得，當時夾生夾熟地咀嚼柏拉圖《克里同》的樂趣。
大四畢業前夕，原欲改讀農業經濟學的志願因故未能貫徹，我終於報考了歷史研究所。當時我抱定決心，就算未錄取，至少也要在離別歷史系前好好讀本中國通史。大概是考前兩個月吧，除了準備西洋通史等應考科目外，我把力氣主要花在《國史大綱》上，這項決定使我對中國史自身變遷大勢有進一步理解，至今仍覺受益無窮。
進入台灣大學歷史所第一個學期，修習古偉瀛老師的“西方中國史學名著選讀”，與古老師合譯了美國史家柯保安（內地譯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內地譯為《在中國發現歷史》）。研讀此書至少對我有兩個好處：一是其標舉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取徑”，正好堪與《國史大綱》所論中國歷史變遷精義相比較；二是這書介紹的種種中國社會停滯論，正好成為我讀書思考時的主要論敵，這些論敵隱約激發我以《國史大綱》所習精義與其辯駁的動力，並勾起我修課與寫論文的熱情。
當時臺大歷史所的明清史師資陣容很強大，除了我的指導老師徐泓先生外，劉翠溶、鄭培凱、劉石吉、梁其姿、石錦等先生都陸續開課，使我對明清史的興趣愈來愈廣。除了明清史外，中國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內外學者，也常是當時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約開課的對象，我十分慶倖，趕上了當年臺大歷史所辦學的盛況。
無論是老師們介紹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讀《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愈知曉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讓我感到《國史大綱》傳遞的中國歷史內部變遷動力仍有許多可發揮處，這直接影響了我的碩士論文對“行會”問題的討論。
寫博士論文時，我將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蘇州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研究取徑則側重都市史“公共領域”與經濟史“制度創新”等議題，這些研究取徑的發展，與閱讀社會科學著作有較多關連。
在社會科學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隨一位老先生讀“四書五經”與幾部子書，老先生講“夏學”、宗主熊十力先生學術，懵懂之間，我在這樣一種每周上課一到兩個晚上的“夏學”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級某天，那是個大雨滂沱的週六午後，研究生室一片清肅，我讀著熊十力先生《讀經示要》，對老先生經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等“群學”要旨，以及“見群龍無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傳統政治理想，似有會心。此後，這種經驗似也形成一種時隱時顯的綜攝力量，對自己後來的研究甚至是抉擇未來志業，都有一定影響。我想，若拿《讀經示要》配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閱讀，未嘗不是認識自己所屬人群如何想像“理想社會”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經濟史，以目前的有限閱讀經驗論，我覺得交易成本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史，以及經濟人類學，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學科。前者以科斯為首，他的《企業、市場與法律》所收多篇論文已是經典之作，我常拿張五常的博雅詮釋對照科斯著作閱讀；至於制度經濟史，我很喜歡道格拉斯•諾斯說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讀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譯：《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劉瑞華，對諾斯著作有較道地說明）。
經濟人類學方面，黃應貴先生的授課大綱深具體系與脈絡（可在網路上找到）；而對歷史系學生而言，卡爾•博蘭尼的《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灣出版的中譯本導論很精要，既可看到這位與哈耶克針鋒相對的學者如何剖析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也可引導讀者認識“實質論”經濟人類學如何看待“市場”與國家間的複雜關係）；另外，選編英國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重要論文的專書《共有的習慣》也極富洞識。兩書都是這方面較易親近的經典。
近年來，明清經濟史也出版了幾部很好的專著：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這些書都將明清經濟變遷放在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架構下，進行比較與討論，使得原先肇因於“歐洲中心論”的種種中國經濟發展“停滯、困境”論述，益發顯得破綻百齣。在我看來，這些發展正和《國史大綱》倡議以“溫情的敬意”觀看中國歷史發展若合符節，而且也和人類學早已視為基本教義的尊重與體察“當地人觀點”，彼此實屬聲氣相通。
以“溫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歷史，不必然是想為既得利益者文過飾非，也並非就是“幫閒”的文人，相反地，以“溫情的敬意”看待歷史，更有可能區別不同地區歷史文化間的相似與相異處，進而平等地對待人類各地不同的歷史遺緒。
歷史有用嗎？“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觀看歷史的心態不同，有時即導致對自己與他人文化歷史傳承的偏見與仇視，難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日趨狹隘。我們的歷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緒，不需自慚形穢，也毋須自大自慢，如果“見群龍無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這些政治人生哲學，算是值得把玩細聆的“陽春白雪”，那麼，明清市場經濟與都市文化的新發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無論“陽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們對這些歷史遺緒的音符結構與演奏方式，不僅常先入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說是聞其音、辨其旨而賞其美了！皇帝制度、生產力低下……這些長久以來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專制、停滯、落後”的中國歷史形容詞，誇大甚且扭曲了我們的歷史文化，儘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這些負面形容詞，背後的確也存有意欲加速解決現實政治與經濟難題的良善願望，但是，即便是良善願望，也不該厚誣古人，當代政治與經濟沉疴，不能一律栽到傳統文化頭上，不斷地歸咎自己的歷史傳統，只是反映當代人逃避自己應負責任的怯懦，這也是一種自我怠惰。我們歷史上有各種政經制度上的創造性轉換，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藝術上的活潑與細緻，無論是“陽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識其在歷史發展上呈顯出來的盎然生機，有待努力的學術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讓所有人都喜歡這些傳統的樂章，但也該給人們更多憑藉，使其有較多機會認識並決定是否呵護我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這是我認識到的歷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為此志業貢獻心力，而無需將現實政治目的投射到詆毀古人或是他者的歷史文化上。
邱澎生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著有《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
對剛接觸現代史學的新生而言，我覺得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很有助益，該書展現一位秀異史家如何精彩結合傳統史料與當代歐美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分析綜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帶回經他消化詮釋的哈耶克、邁克爾•博蘭尼，在台灣掀起些風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與人物》獲益不少，對他介紹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如何嚴格要求研究生細索各種“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經驗為基礎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記得，當時夾生夾熟地咀嚼柏拉圖《克里同》的樂趣。
大四畢業前夕，原欲改讀農業經濟學的志願因故未能貫徹，我終於報考了歷史研究所。當時我抱定決心，就算未錄取，至少也要在離別歷史系前好好讀本中國通史。大概是考前兩個月吧，除了準備西洋通史等應考科目外，我把力氣主要花在《國史大綱》上，這項決定使我對中國史自身變遷大勢有進一步理解，至今仍覺受益無窮。
進入台灣大學歷史所第一個學期，修習古偉瀛老師的“西方中國史學名著選讀”，與古老師合譯了美國史家柯保安（內地譯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內地譯為《在中國發現歷史》）。研讀此書至少對我有兩個好處：一是其標舉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取徑”，正好堪與《國史大綱》所論中國歷史變遷精義相比較；二是這書介紹的種種中國社會停滯論，正好成為我讀書思考時的主要論敵，這些論敵隱約激發我以《國史大綱》所習精義與其辯駁的動力，並勾起我修課與寫論文的熱情。
當時臺大歷史所的明清史師資陣容很強大，除了我的指導老師徐泓先生外，劉翠溶、鄭培凱、劉石吉、梁其姿、石錦等先生都陸續開課，使我對明清史的興趣愈來愈廣。除了明清史外，中國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內外學者，也常是當時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約開課的對象，我十分慶倖，趕上了當年臺大歷史所辦學的盛況。
無論是老師們介紹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讀《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愈知曉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讓我感到《國史大綱》傳遞的中國歷史內部變遷動力仍有許多可發揮處，這直接影響了我的碩士論文對“行會”問題的討論。
寫博士論文時，我將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蘇州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研究取徑則側重都市史“公共領域”與經濟史“制度創新”等議題，這些研究取徑的發展，與閱讀社會科學著作有較多關連。
在社會科學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隨一位老先生讀“四書五經”與幾部子書，老先生講“夏學”、宗主熊十力先生學術，懵懂之間，我在這樣一種每周上課一到兩個晚上的“夏學”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級某天，那是個大雨滂沱的週六午後，研究生室一片清肅，我讀著熊十力先生《讀經示要》，對老先生經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等“群學”要旨，以及“見群龍無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傳統政治理想，似有會心。此後，這種經驗似也形成一種時隱時顯的綜攝力量，對自己後來的研究甚至是抉擇未來志業，都有一定影響。我想，若拿《讀經示要》配合《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閱讀，未嘗不是認識自己所屬人群如何想像“理想社會”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經濟史，以目前的有限閱讀經驗論，我覺得交易成本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史，以及經濟人類學，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學科。前者以科斯為首，他的《企業、市場與法律》所收多篇論文已是經典之作，我常拿張五常的博雅詮釋對照科斯著作閱讀；至於制度經濟史，我很喜歡道格拉斯•諾斯說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讀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譯：《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劉瑞華，對諾斯著作有較道地說明）。
經濟人類學方面，黃應貴先生的授課大綱深具體系與脈絡（可在網路上找到）；而對歷史系學生而言，卡爾•博蘭尼的《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灣出版的中譯本導論很精要，既可看到這位與哈耶克針鋒相對的學者如何剖析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也可引導讀者認識“實質論”經濟人類學如何看待“市場”與國家間的複雜關係）；另外，選編英國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重要論文的專書《共有的習慣》也極富洞識。兩書都是這方面較易親近的經典。
近年來，明清經濟史也出版了幾部很好的專著：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這些書都將明清經濟變遷放在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架構下，進行比較與討論，使得原先肇因於“歐洲中心論”的種種中國經濟發展“停滯、困境”論述，益發顯得破綻百齣。在我看來，這些發展正和《國史大綱》倡議以“溫情的敬意”觀看中國歷史發展若合符節，而且也和人類學早已視為基本教義的尊重與體察“當地人觀點”，彼此實屬聲氣相通。
以“溫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歷史，不必然是想為既得利益者文過飾非，也並非就是“幫閒”的文人，相反地，以“溫情的敬意”看待歷史，更有可能區別不同地區歷史文化間的相似與相異處，進而平等地對待人類各地不同的歷史遺緒。
歷史有用嗎？“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觀看歷史的心態不同，有時即導致對自己與他人文化歷史傳承的偏見與仇視，難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日趨狹隘。我們的歷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遺緒，不需自慚形穢，也毋須自大自慢，如果“見群龍無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這些政治人生哲學，算是值得把玩細聆的“陽春白雪”，那麼，明清市場經濟與都市文化的新發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無論“陽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們對這些歷史遺緒的音符結構與演奏方式，不僅常先入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說是聞其音、辨其旨而賞其美了！皇帝制度、生產力低下……這些長久以來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專制、停滯、落後”的中國歷史形容詞，誇大甚且扭曲了我們的歷史文化，儘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這些負面形容詞，背後的確也存有意欲加速解決現實政治與經濟難題的良善願望，但是，即便是良善願望，也不該厚誣古人，當代政治與經濟沉疴，不能一律栽到傳統文化頭上，不斷地歸咎自己的歷史傳統，只是反映當代人逃避自己應負責任的怯懦，這也是一種自我怠惰。我們歷史上有各種政經制度上的創造性轉換，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藝術上的活潑與細緻，無論是“陽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識其在歷史發展上呈顯出來的盎然生機，有待努力的學術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讓所有人都喜歡這些傳統的樂章，但也該給人們更多憑藉，使其有較多機會認識並決定是否呵護我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這是我認識到的歷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為此志業貢獻心力，而無需將現實政治目的投射到詆毀古人或是他者的歷史文化上。
邱澎生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著有《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