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待續）(2/26)
《口述歷史──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霧的時代<中>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待續） (2/27)
《口述歷史──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霧的時代<下>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2/28)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待續）(2/26)
《口述歷史──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霧的時代<中>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待續） (2/27)
《口述歷史──告別白色恐怖》那個大霧的時代<下>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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