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他看書是用碼表計時，坐在書桌前開始看書時啟動碼表，喝茶、接電話、到冰箱拿食物等細碎動作，均關上碼表，
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季倫打電話來，說要送我一套唱片，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歌劇《崔斯坦與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我嚇了一跳，像他這樣的書呆子，手邊怎麼會有唱片，而且是華格納的歌劇？
初識季倫是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彼時適逢杜維運老師在台大歷史系客座，開了一門碩、博士班合上的「中國史學史專題」，我因為論文準備做史學史、史學理論方面的題目，每周到台大去聽杜老師的課，季倫也在班上。由於我是從政大歷史研究所去旁聽，總覺得自己是記名弟子，上課討論時極少發言，不過杜老師對學生倒是一視同仁，不管選不選課，口頭報告照樣上台，所以我也在課堂上做過一次有關古史辨運動的報告，後來這個報告成為我的碩士論文。關於我和台大歷史研究所的淵源，有時真的說不清楚。因為我從來沒念過台大，卻和前後期念台大歷史研究所的同儕關係甚深，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我的總角至交王健文當時念台大歷史研究所，另一個是我的妻子翎君也在那兒念書，大夥兒常一起談文論史，久之乃熟稔起來，季倫就是這樣認識的。
季倫是前後期念歷史的友朋中，藏書最豐富、知識最廣博者，但亦因其孤意與深情，大學念了四所，從世新、輔大、政大到台大，前後不知念了多少年，不過最後終於畢業，還念了研究所。一般人碩士班念個三、四年，季倫念六年；博士班長短難論，但他也不遑多讓，八年抗戰終厎於成，算一算在台大前後念了十八年，有如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載，不知道是不是台大歷史系的歷史紀錄？念學位慢不打緊，季倫是連寫東西也慢，碩士論文口試後，一家坊間著名的書店有意出版，簽了約，等他修訂好即可印行，季倫卻六年後方始交稿，比對其碩士論文，發現原來他另寫了一本書。遇到這樣的慢郎中，不只書店急，指導教授也急，就他自己不急，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令人氣煞。不過一個人可以念書念到四十五、六歲，也要有那個命，季倫就是如此，因為他有一個疼他的妻子。季倫嫂在大學教書，讓他可以輕鬆自在地念書，一個學位念了老半天還不完成，季倫嫂也不催他，就這樣晃蕩晃蕩著，悠悠忽忽地拿到學位。但真要說不急，我看亦非全然如此，只是季倫太專注於書中世界，忘了還有現實人生。
拿到博士學位以後，理當找事，季倫也不例外。他和一般人一樣，聽到哪兒有缺就寄履歷表過去，不同的是寄出履歷後他就不聞不問，亦不請師友代為奔走，天真地以為工作會從天上掉下來。但這是個宣傳的時代，寄一本博士論文去應徵工作，坦白說沒有幾個單位會有人仔細閱讀的，至多是審查人寫些意見，然後就進行投票了。拿到學位的頭一年，季倫處處碰壁，只好賦閒在家；第二年依舊投石無路，一位任職中央研究院的好友為他爭取了一個博士後研究的缺，暫時衣食無虞。學術界的人都知道，所謂博士後研究就是待業中，因為沒有人會做一輩子的博士後研究，雖然從前有人把博士後翻成超博士，亦不過是唬人的幌子罷了。
終於還是得找工作，千禧年春天，季倫到我任職的單位應徵工作。當我在一疊疊資料中看到他的名字時，真是憂心如搗。因為我在系上只是一名資淺的教員，完全沒有力量可以幫忙，至多是投票時支持他罷了。
也許是天公疼憨人吧！在賦閒兩年之後，季倫找到工作了，和我成為同事，許多關心他的朋友們總算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開學後季倫開著他那輛破舊老爺車到學校來，開始他執教鞭的生活，一個大大的黑色書包總是裝滿了書，也不知他哪來的精神，把一堆書背上背下，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螞蟻搬家，把買來的書先擱在研究室，然後分批搬回家。為什麼要把買來的書先擱在研究室？直接載回家不就結了？原來他常常一口氣買幾百本書，整個搬回家妻子不免嘟嘟囔囔(再好的另外一半也無法承受幾百本幾百本書地買)。平常買個幾十本書，對從事學術工作者而言，已經是大手筆了，季倫卻是成套成套地買，他在開學後螞蟻搬家的書，是在一家舊書店覓得的全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總計有兩百多本，每天搬十幾本回家，不久也就完工了。對一般家庭而言，忽然多出兩百多本書，怎麼可能不被發現？不過那得看家裡有多少藏書而定；如果家有藏書兩千冊，兩百多本書搬回家當然會被發現；但如果家有藏書五萬冊，兩百多本書湮沒在書海中就不易察覺了；季倫剛好就是家有藏書五萬冊的那種人。
家有藏書五萬冊的人，平常除了看書還是看書，而看書大概是季倫唯一的樂趣。有一回我問季倫他每天看多久的書，季倫說最多五小時，我嚇了一跳，原本以為像他這樣的藏書家應該成天與書為伍，沒想到每天至多不過五小時，後來我才知道他的五小時最少要十小時來完成。原來他看書是用碼表計時，坐在書桌前開始看書時啟動碼表，喝茶、接電話、到冰箱拿食物等細碎動作，均關上碼表，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由於沉浸書中世界，季倫對人情世故是很天真的，生活上亦不經心在意。有一回杜維運老師在敦化南路的季園請客，說好六點半開席，季倫接近七點半才滿身大汗地走進餐廳，原來他在敦化南路和仁愛路口找了一個多小時才找到餐廳。或許生活上的迷糊，使他更能進入書中世界，而他的生活亦惟以書為伴。對一個歷史工作者而言，閱讀永無休止，像季倫這樣的愛書人正是如魚得水。可惜現代學術要求撰寫博士論文式的著作，那種繁瑣注腳式的寫作方式，對大部分學術工作者而言都是苦刑，自從一九九九年英國文人學者伯麟(Isiah Berlin)過世以後，西方最後一個文人學者的傳統已戛然而止。至於近百年來努力向西方學習的中國和台灣學術界，文人傳統早已隕失殆盡。對大部分學者而言，閱讀是至高無上的享受，撰寫論文則是一種苦刑。雖然前輩學者嚴耕望先生在《治史經驗談》書中，強調讀寫雙軌的重要性，但一般歷史工作者仍是嗜讀多於愛寫，像一條條嗜食桑葉而不吐絲的蠶。縱使多產且質精的陳寅恪先生，一輩子寫了幾百萬字著作，仍對撰寫學術論文迭有怨言，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唐篔鼓勵再三，生於同光之際、死做共產之鬼的陳寅恪，那幾分遺少的臭脾氣，大概也是不肯多寫的。同儕中當然有人勤於著作，但惜墨如金者亦復不少，季倫就是其中一位，我常笑他是春蠶不吐絲。史學前輩中最惜墨如金的要算沈剛伯先生，教了一輩子書，似乎只出版了幾本數量有限的著作，有一回談到撰寫學術著作的事，他老人家說了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法國史學家古蘭吉(Fustel de Coulanges)的著作夠精彩了，難道我們會寫的比他好嗎？可是古蘭吉的著作今天還有多少人讀呢？」或許這就是沈剛伯先生吝於執筆屬文的緣故吧！
食桑之不足，何有暇於吐絲，這是大部分讀書人的悲哀。但學術界對研究工作者和大學教員的要求豈容寬待，三年沒有論著就會遭到警告，五年沒有研究成果可能就得走人，弄得學術工作者惶惶不安，每年擠些成熟或不成熟的論文交差，表示沒有停下腳步。然而學術與生產線畢竟不同，並非花了多少時間就會有多少成果，尤其人文學科的學者們，是否寫出別具新義的論著往往取決於一念之間，多年食桑，可能僅得一絲。猶憶當日初返校園乞食講堂時，季倫因到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找資料過訪(當時我的研究室緊鄰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我告以站上講台始知學海無涯，備課五、六小時，常常不到一百分鐘就講完了，看看窗外，實在擠不出東西，只好提早下課。季倫告訴我一位美國史學家的故事，此公年輕時是西部開拓史的明日之星，少作一舉成名，然而登上講台以後卻三十年未有新著，和出版社簽了許多書約，無一踐履，到老年時回顧一生，不禁茫然。有人問他何以致此？此公答曰：「學生以為我是大海，這個舀一瓢水，那個舀一瓢水，其實我只是個小水塘，舀一瓢水我就枯竭見底了，只好再努力積水，好不容易積得些許，學生一杓子又舀乾了。」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是大海，能是個小水塘於願以足，如果小水塘還能維持些許可用之水，更要歡欣鼓舞、感謝上蒼恩澤了。
讀書人怕家中藏書太少，貽笑友儕，但書多亦不一定博得美名。友人陳弱水是同儕中的讀書種子，加上家學淵源，讀書面向甚廣，其尊翁即《弘一大師傳》的作者陳慧劍，中學時我曾閱此書數過，後來結識弱水，告以乃翁誤我半生，我之所以喜愛文學、音樂、藝術，完全是因為弘一大師的緣故，甚至為此親訪虎跑寺，瞻仰弘一大師紀念館。因與弱水相得，幾次欲邀他來家中小聚，均遲遲未敢啟口，之所以如此，乃肇因於弱水敘述某次借宿友人家，友人藏書甚豐，但當他想在書架上找一本書上盥洗室閱讀時，找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合適的，最後勉強找到一本《突厥史》解決問題，弱水對這位友人的藏書下了四個字評語「水平不高」。我對弱水說一直不敢請他來的原因就是擔心他到時萬一找不到可上盥洗室讀之書，與人談起我的藏書，不免用那同樣的「水平不高」四個字。為此我與季倫情商，邀弱水來家中小坐時，向季倫借些書來充充場面。季倫則說別害他了，說不定弱水到時候連他一塊兒罵，兩人乃相視大笑。
像這樣的書呆子居然送我一套蕭提爵士(Sir George Solti)指揮的《崔斯坦與易索德》，寧可不怪？蕭提是匈牙利籍的指揮大師，曾長期擔任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音樂總監，他指揮的華格納歌劇《尼布龍根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是二十世紀的偉大演奏錄音之一，各種唱片榜單均列名其上。他的馬勒《九大交響曲全集》，是許多發燒友的音響測試片。雖然我從來不喜歡他指揮的馬勒交響曲，但華格納歌劇則是我的首選之一。當年《崔斯坦與易索德》首演時，尼采在歌劇院現場聽了大為感動，於是與華格納結為至交好友。但兩人的友誼以音樂始，卻亦以音樂終。華格納歌劇中，除了《尼布龍根指環》外，最著名的三部歌劇都與死亡有關；《漂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aender)是超人與死亡；《崔斯坦與易索德》是愛情與死亡；《帕西法爾》(Parsifal)是信仰與死亡。描寫愛情與死亡的《崔斯坦與易索德》，開啟了尼采與華格納的友誼之門，描寫回歸基督精神的《帕西法爾》卻使尼采與華格納絕交。對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而言，怎能容忍好友華格納回到上帝的懷抱，於是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上寫道：「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
我很高興季倫送我的是《崔斯坦與易索德》而非《帕西法爾》，而且演唱易索德的尼爾森(Birgit Nilsson)，是我極喜歡的瑞典女高音。雖然我手邊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貝姆(Karl Boehm)和小克萊巴(Carlos Kleiber)指揮的版本，季倫所贈蕭提指揮維也納歌劇院的錄音，正好是我很想聆聽的一個版本，彌補了我收藏的一些小小缺憾。
有趣的是季倫擁有這套唱片數年，卻從未聽過，因為他根本沒有唱盤，唱片是一位德國友人所贈，拆封之後一直擱在書架上，直到轉送給我。我用洗片機將發霉的唱片略事清洗後放到唱盤上，序曲如潮水般一波波湧來，唱片溝紋轉出深沈的、生命的原始律動。(2/25)
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季倫打電話來，說要送我一套唱片，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歌劇《崔斯坦與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我嚇了一跳，像他這樣的書呆子，手邊怎麼會有唱片，而且是華格納的歌劇？
初識季倫是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彼時適逢杜維運老師在台大歷史系客座，開了一門碩、博士班合上的「中國史學史專題」，我因為論文準備做史學史、史學理論方面的題目，每周到台大去聽杜老師的課，季倫也在班上。由於我是從政大歷史研究所去旁聽，總覺得自己是記名弟子，上課討論時極少發言，不過杜老師對學生倒是一視同仁，不管選不選課，口頭報告照樣上台，所以我也在課堂上做過一次有關古史辨運動的報告，後來這個報告成為我的碩士論文。關於我和台大歷史研究所的淵源，有時真的說不清楚。因為我從來沒念過台大，卻和前後期念台大歷史研究所的同儕關係甚深，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我的總角至交王健文當時念台大歷史研究所，另一個是我的妻子翎君也在那兒念書，大夥兒常一起談文論史，久之乃熟稔起來，季倫就是這樣認識的。
季倫是前後期念歷史的友朋中，藏書最豐富、知識最廣博者，但亦因其孤意與深情，大學念了四所，從世新、輔大、政大到台大，前後不知念了多少年，不過最後終於畢業，還念了研究所。一般人碩士班念個三、四年，季倫念六年；博士班長短難論，但他也不遑多讓，八年抗戰終厎於成，算一算在台大前後念了十八年，有如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載，不知道是不是台大歷史系的歷史紀錄？念學位慢不打緊，季倫是連寫東西也慢，碩士論文口試後，一家坊間著名的書店有意出版，簽了約，等他修訂好即可印行，季倫卻六年後方始交稿，比對其碩士論文，發現原來他另寫了一本書。遇到這樣的慢郎中，不只書店急，指導教授也急，就他自己不急，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令人氣煞。不過一個人可以念書念到四十五、六歲，也要有那個命，季倫就是如此，因為他有一個疼他的妻子。季倫嫂在大學教書，讓他可以輕鬆自在地念書，一個學位念了老半天還不完成，季倫嫂也不催他，就這樣晃蕩晃蕩著，悠悠忽忽地拿到學位。但真要說不急，我看亦非全然如此，只是季倫太專注於書中世界，忘了還有現實人生。
拿到博士學位以後，理當找事，季倫也不例外。他和一般人一樣，聽到哪兒有缺就寄履歷表過去，不同的是寄出履歷後他就不聞不問，亦不請師友代為奔走，天真地以為工作會從天上掉下來。但這是個宣傳的時代，寄一本博士論文去應徵工作，坦白說沒有幾個單位會有人仔細閱讀的，至多是審查人寫些意見，然後就進行投票了。拿到學位的頭一年，季倫處處碰壁，只好賦閒在家；第二年依舊投石無路，一位任職中央研究院的好友為他爭取了一個博士後研究的缺，暫時衣食無虞。學術界的人都知道，所謂博士後研究就是待業中，因為沒有人會做一輩子的博士後研究，雖然從前有人把博士後翻成超博士，亦不過是唬人的幌子罷了。
終於還是得找工作，千禧年春天，季倫到我任職的單位應徵工作。當我在一疊疊資料中看到他的名字時，真是憂心如搗。因為我在系上只是一名資淺的教員，完全沒有力量可以幫忙，至多是投票時支持他罷了。
也許是天公疼憨人吧！在賦閒兩年之後，季倫找到工作了，和我成為同事，許多關心他的朋友們總算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開學後季倫開著他那輛破舊老爺車到學校來，開始他執教鞭的生活，一個大大的黑色書包總是裝滿了書，也不知他哪來的精神，把一堆書背上背下，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螞蟻搬家，把買來的書先擱在研究室，然後分批搬回家。為什麼要把買來的書先擱在研究室？直接載回家不就結了？原來他常常一口氣買幾百本書，整個搬回家妻子不免嘟嘟囔囔(再好的另外一半也無法承受幾百本幾百本書地買)。平常買個幾十本書，對從事學術工作者而言，已經是大手筆了，季倫卻是成套成套地買，他在開學後螞蟻搬家的書，是在一家舊書店覓得的全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總計有兩百多本，每天搬十幾本回家，不久也就完工了。對一般家庭而言，忽然多出兩百多本書，怎麼可能不被發現？不過那得看家裡有多少藏書而定；如果家有藏書兩千冊，兩百多本書搬回家當然會被發現；但如果家有藏書五萬冊，兩百多本書湮沒在書海中就不易察覺了；季倫剛好就是家有藏書五萬冊的那種人。
家有藏書五萬冊的人，平常除了看書還是看書，而看書大概是季倫唯一的樂趣。有一回我問季倫他每天看多久的書，季倫說最多五小時，我嚇了一跳，原本以為像他這樣的藏書家應該成天與書為伍，沒想到每天至多不過五小時，後來我才知道他的五小時最少要十小時來完成。原來他看書是用碼表計時，坐在書桌前開始看書時啟動碼表，喝茶、接電話、到冰箱拿食物等細碎動作，均關上碼表，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由於沉浸書中世界，季倫對人情世故是很天真的，生活上亦不經心在意。有一回杜維運老師在敦化南路的季園請客，說好六點半開席，季倫接近七點半才滿身大汗地走進餐廳，原來他在敦化南路和仁愛路口找了一個多小時才找到餐廳。或許生活上的迷糊，使他更能進入書中世界，而他的生活亦惟以書為伴。對一個歷史工作者而言，閱讀永無休止，像季倫這樣的愛書人正是如魚得水。可惜現代學術要求撰寫博士論文式的著作，那種繁瑣注腳式的寫作方式，對大部分學術工作者而言都是苦刑，自從一九九九年英國文人學者伯麟(Isiah Berlin)過世以後，西方最後一個文人學者的傳統已戛然而止。至於近百年來努力向西方學習的中國和台灣學術界，文人傳統早已隕失殆盡。對大部分學者而言，閱讀是至高無上的享受，撰寫論文則是一種苦刑。雖然前輩學者嚴耕望先生在《治史經驗談》書中，強調讀寫雙軌的重要性，但一般歷史工作者仍是嗜讀多於愛寫，像一條條嗜食桑葉而不吐絲的蠶。縱使多產且質精的陳寅恪先生，一輩子寫了幾百萬字著作，仍對撰寫學術論文迭有怨言，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唐篔鼓勵再三，生於同光之際、死做共產之鬼的陳寅恪，那幾分遺少的臭脾氣，大概也是不肯多寫的。同儕中當然有人勤於著作，但惜墨如金者亦復不少，季倫就是其中一位，我常笑他是春蠶不吐絲。史學前輩中最惜墨如金的要算沈剛伯先生，教了一輩子書，似乎只出版了幾本數量有限的著作，有一回談到撰寫學術著作的事，他老人家說了一句頗耐人尋味的話：「法國史學家古蘭吉(Fustel de Coulanges)的著作夠精彩了，難道我們會寫的比他好嗎？可是古蘭吉的著作今天還有多少人讀呢？」或許這就是沈剛伯先生吝於執筆屬文的緣故吧！
食桑之不足，何有暇於吐絲，這是大部分讀書人的悲哀。但學術界對研究工作者和大學教員的要求豈容寬待，三年沒有論著就會遭到警告，五年沒有研究成果可能就得走人，弄得學術工作者惶惶不安，每年擠些成熟或不成熟的論文交差，表示沒有停下腳步。然而學術與生產線畢竟不同，並非花了多少時間就會有多少成果，尤其人文學科的學者們，是否寫出別具新義的論著往往取決於一念之間，多年食桑，可能僅得一絲。猶憶當日初返校園乞食講堂時，季倫因到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找資料過訪(當時我的研究室緊鄰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我告以站上講台始知學海無涯，備課五、六小時，常常不到一百分鐘就講完了，看看窗外，實在擠不出東西，只好提早下課。季倫告訴我一位美國史學家的故事，此公年輕時是西部開拓史的明日之星，少作一舉成名，然而登上講台以後卻三十年未有新著，和出版社簽了許多書約，無一踐履，到老年時回顧一生，不禁茫然。有人問他何以致此？此公答曰：「學生以為我是大海，這個舀一瓢水，那個舀一瓢水，其實我只是個小水塘，舀一瓢水我就枯竭見底了，只好再努力積水，好不容易積得些許，學生一杓子又舀乾了。」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是大海，能是個小水塘於願以足，如果小水塘還能維持些許可用之水，更要歡欣鼓舞、感謝上蒼恩澤了。
讀書人怕家中藏書太少，貽笑友儕，但書多亦不一定博得美名。友人陳弱水是同儕中的讀書種子，加上家學淵源，讀書面向甚廣，其尊翁即《弘一大師傳》的作者陳慧劍，中學時我曾閱此書數過，後來結識弱水，告以乃翁誤我半生，我之所以喜愛文學、音樂、藝術，完全是因為弘一大師的緣故，甚至為此親訪虎跑寺，瞻仰弘一大師紀念館。因與弱水相得，幾次欲邀他來家中小聚，均遲遲未敢啟口，之所以如此，乃肇因於弱水敘述某次借宿友人家，友人藏書甚豐，但當他想在書架上找一本書上盥洗室閱讀時，找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合適的，最後勉強找到一本《突厥史》解決問題，弱水對這位友人的藏書下了四個字評語「水平不高」。我對弱水說一直不敢請他來的原因就是擔心他到時萬一找不到可上盥洗室讀之書，與人談起我的藏書，不免用那同樣的「水平不高」四個字。為此我與季倫情商，邀弱水來家中小坐時，向季倫借些書來充充場面。季倫則說別害他了，說不定弱水到時候連他一塊兒罵，兩人乃相視大笑。
像這樣的書呆子居然送我一套蕭提爵士(Sir George Solti)指揮的《崔斯坦與易索德》，寧可不怪？蕭提是匈牙利籍的指揮大師，曾長期擔任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音樂總監，他指揮的華格納歌劇《尼布龍根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是二十世紀的偉大演奏錄音之一，各種唱片榜單均列名其上。他的馬勒《九大交響曲全集》，是許多發燒友的音響測試片。雖然我從來不喜歡他指揮的馬勒交響曲，但華格納歌劇則是我的首選之一。當年《崔斯坦與易索德》首演時，尼采在歌劇院現場聽了大為感動，於是與華格納結為至交好友。但兩人的友誼以音樂始，卻亦以音樂終。華格納歌劇中，除了《尼布龍根指環》外，最著名的三部歌劇都與死亡有關；《漂泊的荷蘭人》(Der Fliegende Hollaender)是超人與死亡；《崔斯坦與易索德》是愛情與死亡；《帕西法爾》(Parsifal)是信仰與死亡。描寫愛情與死亡的《崔斯坦與易索德》，開啟了尼采與華格納的友誼之門，描寫回歸基督精神的《帕西法爾》卻使尼采與華格納絕交。對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而言，怎能容忍好友華格納回到上帝的懷抱，於是尼采在給華格納的絕交信上寫道：「沒有音樂的人生是一種錯誤。」
我很高興季倫送我的是《崔斯坦與易索德》而非《帕西法爾》，而且演唱易索德的尼爾森(Birgit Nilsson)，是我極喜歡的瑞典女高音。雖然我手邊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貝姆(Karl Boehm)和小克萊巴(Carlos Kleiber)指揮的版本，季倫所贈蕭提指揮維也納歌劇院的錄音，正好是我很想聆聽的一個版本，彌補了我收藏的一些小小缺憾。
有趣的是季倫擁有這套唱片數年，卻從未聽過，因為他根本沒有唱盤，唱片是一位德國友人所贈，拆封之後一直擱在書架上，直到轉送給我。我用洗片機將發霉的唱片略事清洗後放到唱盤上，序曲如潮水般一波波湧來，唱片溝紋轉出深沈的、生命的原始律動。(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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