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發表公開信呼籲陳水扁考慮去留，許多人認為此話說得太遲，無補大局。但遲來總比緘默到底的好，李遠哲雖已失去影響陳水扁的能力，他守住最後的道德防線，至少能挽回自己的人格形象。
六年的變化，陳水扁和李遠哲皆已遍體鱗傷。陳水扁的墮落自不待言，李遠哲又何嘗不是傷痕累累。當年李遠哲雖謂擁扁，但多少亦有擁扁自重的意味，「國師」的地位多麼崇隆；而今他棄扁而去，卻宛如中途脫隊的「轎夫」，甚至被保扁人士批為「騎牆派」。撫今思昔，看在知識分子眼中，應該不無感慨。
事實上，扁政府六年來折損的社會菁英，又何止李遠哲和他領銜的國政顧問團成員。包括前仆後繼受邀入閣卻旋遭撤換的學者，包括政府運用行政資源刻意扶植的親扁團體，台灣近年的學術生態及樣貌，或喧囂、或沉寂、或討巧，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更嚴重的是，許多原具有獨立批判能力的學者，當年因同情而傾向在野的民進黨；但在民進黨執政後，或得以分享了執政權力，或因為「革命情感」的難以割捨，竟被迫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權力的批判。以致近年來社會上每每出現兩極對立之論辯，知識界的菁英非僅無法提出超越藍綠、化解分歧之見，有時更化身為藍方或綠方代表參與混戰。
知識分子的「庸俗化」及「入世化」，也許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但在台灣這樣一個國族認同和價值體系同時處於變遷的社會，知識菁英的曖昧和游移，便更增添了社會大眾的困惑。
李遠哲當年登高一呼，將陳水扁送進總統府，或許確是出於知識分子的純真信念；然而，他其後未善盡國師的諫言之責，眼睜睜看著國政傾頹，失卻了知識分子的有始有終。從這點看，王世堅謂他「騎牆」，亦非全無由來。
但從王世堅的態度，更不難看出政治人物對知識分子「用過即棄」的粗暴。當年的國師，如今脫隊的轎夫，既然已失去利用價值，執政黨當然也不需要再待之以禮了。游錫堃反批李遠哲「以偏概全」，擺明了「不予理會」的姿態。
更值得玩味的，其實是看知識界如何回應李遠哲的表態。同是國政顧問團成員，蕭新煌說，不能「光憑一紙聲明」，就要阿扁下台；這個口氣，倒像民進黨發言人。陳其南說，李遠哲應該私下寫信勸扁，發表公開信就像紅衫軍的體制外抗爭；這個論調，則像總統府幕僚的心思。然則，李遠哲當年是在萬眾面前公開力挺，如今能以「私下勸誡」了事嗎？
知識菁英和政治權力靠得太近，難免影響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相較於蕭新煌或陳其南，曾志朗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政黨中立，不應對是非中立」，倒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知識界的投機與曖昧。
曾志朗的話，重點不在「對政黨中立」，重點在「不應對是非中立」。用淺白的話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知識分子沒有袖手旁觀的權利，更不能用「似是而非」的論調來混淆社會大眾。以這個標準看，今天站出來要求陳水扁下台的知識分子，還不如譴責陳瑞仁偵查「違憲」的聲音響亮，台灣知識界恐怕需要另一次的解放。
親綠學者發表七一五聲明促陳水扁辭職時，在學界和政界其實產生了一波激盪。可惜，長期被政治挾持的台灣社會，不旋踵又沉沒在政治掛帥的洪流；包括一個月的紅衫倒扁，都無法力挽狂瀾。事隔四個月，李遠哲的公開信也許可以激起新一波的反省，推促知識分子尋回自己的角色。
從國師變成中途脫隊的轎夫，李遠哲用一紙公開信贖回自己的良知，卻贖不回台灣蹉跎的六年。如此慘烈的代價，是值得知識分子好好研究的一課。
http://mag.udn.com/mag/column/storypage.jsp?f_ART_ID=51791
六年的變化，陳水扁和李遠哲皆已遍體鱗傷。陳水扁的墮落自不待言，李遠哲又何嘗不是傷痕累累。當年李遠哲雖謂擁扁，但多少亦有擁扁自重的意味，「國師」的地位多麼崇隆；而今他棄扁而去，卻宛如中途脫隊的「轎夫」，甚至被保扁人士批為「騎牆派」。撫今思昔，看在知識分子眼中，應該不無感慨。
事實上，扁政府六年來折損的社會菁英，又何止李遠哲和他領銜的國政顧問團成員。包括前仆後繼受邀入閣卻旋遭撤換的學者，包括政府運用行政資源刻意扶植的親扁團體，台灣近年的學術生態及樣貌，或喧囂、或沉寂、或討巧，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更嚴重的是，許多原具有獨立批判能力的學者，當年因同情而傾向在野的民進黨；但在民進黨執政後，或得以分享了執政權力，或因為「革命情感」的難以割捨，竟被迫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權力的批判。以致近年來社會上每每出現兩極對立之論辯，知識界的菁英非僅無法提出超越藍綠、化解分歧之見，有時更化身為藍方或綠方代表參與混戰。
知識分子的「庸俗化」及「入世化」，也許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但在台灣這樣一個國族認同和價值體系同時處於變遷的社會，知識菁英的曖昧和游移，便更增添了社會大眾的困惑。
李遠哲當年登高一呼，將陳水扁送進總統府，或許確是出於知識分子的純真信念；然而，他其後未善盡國師的諫言之責，眼睜睜看著國政傾頹，失卻了知識分子的有始有終。從這點看，王世堅謂他「騎牆」，亦非全無由來。
但從王世堅的態度，更不難看出政治人物對知識分子「用過即棄」的粗暴。當年的國師，如今脫隊的轎夫，既然已失去利用價值，執政黨當然也不需要再待之以禮了。游錫堃反批李遠哲「以偏概全」，擺明了「不予理會」的姿態。
更值得玩味的，其實是看知識界如何回應李遠哲的表態。同是國政顧問團成員，蕭新煌說，不能「光憑一紙聲明」，就要阿扁下台；這個口氣，倒像民進黨發言人。陳其南說，李遠哲應該私下寫信勸扁，發表公開信就像紅衫軍的體制外抗爭；這個論調，則像總統府幕僚的心思。然則，李遠哲當年是在萬眾面前公開力挺，如今能以「私下勸誡」了事嗎？
知識菁英和政治權力靠得太近，難免影響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相較於蕭新煌或陳其南，曾志朗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政黨中立，不應對是非中立」，倒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知識界的投機與曖昧。
曾志朗的話，重點不在「對政黨中立」，重點在「不應對是非中立」。用淺白的話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知識分子沒有袖手旁觀的權利，更不能用「似是而非」的論調來混淆社會大眾。以這個標準看，今天站出來要求陳水扁下台的知識分子，還不如譴責陳瑞仁偵查「違憲」的聲音響亮，台灣知識界恐怕需要另一次的解放。
親綠學者發表七一五聲明促陳水扁辭職時，在學界和政界其實產生了一波激盪。可惜，長期被政治挾持的台灣社會，不旋踵又沉沒在政治掛帥的洪流；包括一個月的紅衫倒扁，都無法力挽狂瀾。事隔四個月，李遠哲的公開信也許可以激起新一波的反省，推促知識分子尋回自己的角色。
從國師變成中途脫隊的轎夫，李遠哲用一紙公開信贖回自己的良知，卻贖不回台灣蹉跎的六年。如此慘烈的代價，是值得知識分子好好研究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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