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北對立中的「柳詒徵」── 一個文化史的觀察
柳詒徵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疑古運動」反對者，也因此他被塑型為「舊派」、「信古派」的領導人物。其實當時的對立不完全是「新」與「舊」的對立；不完全是「疑古」與「信古」的對立。而是一種「南北對立」，南北並非一種全然地域式的對立(至少當時在北大的勢力來說，大多仍是以南方人為主)，而是南北兩大地方中心在學術場域中爭正統，錢穆氏對此有說焉：
民國初年以來，陳獨秀胡適之諸人，先後任教於北平北京大學，創為《新青年》雜誌，提倡新文化運動，轟傳全國。而北京大學則為新文化運動之大本營所在。
民國十年間，南京中央大學諸教授起與抗衡。宿學名儒如柳翼謀，留美英俊如吳宓雨生等，相與結合，創為《學衡》雜誌，與陳胡對壘。[87]
「對立」，兩者沒有誰「新」誰「舊」的問題，而是存在於一種競爭的問題，南方的東南大學與北方的北京大學互相在新時代的進展中較競，兩者都吸取西方科學知識，但特殊的是，南方的東南大學亦吸取西方傳統的人文精神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相調和。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下，引領先驅的人無非就是走在時代前端的人，「時代前端」的追求總是給人帶來強烈的鼓舞，精神氣魄在澎湃的思潮鼓動下，使求新求變的細胞無限滋長，而忘了虛心對於自身過去的處境冷靜思考，未來的路在一眛地勇闖下顯得盲目無知。北方勇於實驗的精神，在南方看來處處佈滿了危機；北方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南方看來缺少了虛懷若谷的態度…。而柳詒徵這一個南方東南大學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成了這場競爭中的靈魂人物。在此競爭中，他扮演了一定程度的關鍵角色，而筆者認為柳氏亦將自己擺置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上。但我們切不要認為這是意氣之爭，用柳氏的話來說：這是「楬櫫真理」之爭、事關「吾國文化」之爭。何兆武作為一個學生，曾在〈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說：
他們與國粹派並不相同﹔不同在於國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復古，而其骨子里則是一味崇洋媚外。學衡派則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復古，骨子里也決不一味崇洋媚外。他們所祈求的是在中國的和西方的原有基礎之上得出一種綜合創新。……當時學衡派的先生們給人最深的印象之一、也是最為人所垢病的，是他們偏愛古文，反對白話。我以為這應該說是他們一個很大的錯誤。不過無論如何，文字畢竟只是工具，是一種載運工具。“文以載道”，更重要是要看它所載的是什麼道﹔例如，是封建的專制主義之道，還是近代的民主主義之道。爭論的要害所在，道比載道之文更為重要。[88]
以下筆者將要以南北所載之「道」入手，來分析比較。大致有三個比較主題：(1) 《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2) 柳詒徵在《學衡》中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3)「中國文化史」之爭。
(1)《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 ──兼談魯迅對《學衡》的批評
《學衡》發刊對立於胡適、陳獨秀等人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以《學衡》首期的〈弁言〉來看：
雜誌邇言，弁以宣言。綜其要旨，不逾二轍，自襮則夸飾，斥人則詆訶。句必盈尺，字或累萬。同人俴劣，謝未能也。出版之始，僅矢四義：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繹之作必趨雅文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自勉勉人，其於是而已。莊生有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祝斯志之出，不聾盲吾國人則幸哉。[89]
雜誌以宣言而發，乃是宣告旨趣，此旨趣當然針對新文化運動而發，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主要運動是文學革命，但總體而言，新文化運動並不限於文學革命，它是一個全方位的文化革命運動。以《學衡》的發刊宣言我們可以推知，核心就是文中的「謹矢四義」：「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繹之作必趨雅文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爾後第三期又刊出〈學衡簡章〉，更完整的社員的共識，但基本上仍環繞於〈弁言〉，只不過於對象上更明確：[90]
(宗旨)：論究學術，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體裁與辦法)：(甲)本雜誌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圗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于西學則主博極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常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鋀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系于作者之才力。茍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91]
可知，柳氏〈弁言〉總概了《學衡》的整體宗旨。而與新文化運動的對立的部分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部分：第一，中西兼容，但對中西傳統亦須了解；第二，態度上平心靜氣，潛心研究，楬櫫真理，不趨眾好，不道聽途說，不事謾罵；第三，對於文學文字之使用，主張深入培養素養，而無一定法，強調適時而用，反對套用。以此看《學衡》的主張，並非全然反對「文學革命」，雖然他們反對講求文法，但也強調「適時達意不套用」。比較起來，胡適在《新青年》刊行的〈文學改良芻議〉主張八不主義：「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需講求文法；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學俗語。」就顯得具有「強烈的革命意識」，在「強烈的革命意識」中「強烈的」是《學衡》所反對的，而非「革命意識」，所謂「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就是針對「強烈的」而發，《學衡》同志認為「強烈的」往往是「俗」的象徵，「雅」是「明白辨析、常慎取擇」下的產物，「俗者」常「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體也。」而此是《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
但也由於雙方本身的對抗意識，使得在數度交鋒的同時，顯得流於意氣之爭。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得不要特別注意，雖然《學衡》在此交鋒的時候，常顯得弱，後世研究者也嘗從此析論，但在對立者的交鋒中，強與弱往往還只是問題邊緣，無法觸及問題核心，強弱每每只是見樹不見林。以魯迅當年1922年2月9日在《晨報副刊》所寫〈估《學衡》〉一文為例，魯迅的強力批評，對後世研究者而言，似乎是擊倒了《學衡》，但細讀全文，魯迅之批評亦只限於文字行文上，未對其「載道」之理進行批評。細讀之，魯迅好像反而贊成《學衡》旨趣，魯迅以一位對「雅文」有深入研究的人來督促《學衡》，正好命中旨趣所言「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其實魯迅並未正面攻擊、反對《學衡》的主張，對於第一期的批評，他實也有取捨，在〈述學〉與〈通論〉中，他只評了梅光迪的《提倡新文化運動者》、蕭純錦，《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馬宗霍，《國學摭譚》。[92]對於劉伯明，〈學者之精神〉、柳詒徵，〈漢官議史〉、徐則陵，〈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他並沒有正面提及，更不用說是批評了。而另外其他的批評都針對次要欄目〈文苑〉、〈雜綴〉而發，可見此中亦有所策略。而我們從魯迅的結論可以看出，他對《學衡》的了解，可能也是一種「對抗意識」下的「誤解」，魯迅說：
總之，諸公抨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漸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還差得遠。[93]
魯迅認為《學衡》是「國粹派」的遺毒，對此大加批評，強調《學衡》對「國粹」根底差，但魯迅並未命中《學衡》中「國粹」的核心─柳詒徵，雖然他對〈弁言〉有言，也僅只於對於是「序」抑是「宣言」的批評而已，而且當時魯迅未必知道〈弁言〉的撰者就是當期也撰〈漢官議史〉的柳詒徵，因為〈弁言〉並未署名。既然魯迅對於當期柳詒徵的〈漢官議史〉無所批評，所以魯迅對於《學衡》的行情並未清楚了解，姑且他就認為：又一個「國粹派」來了……。
(2)柳詒徵在《學衡》中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反應與回應：
其實柳詒徵對「新文化運動」本身不甚批評，他批評的是當時一種「新文化運動」之前之後的一種廣義的過度侮篾傳統的風氣，而且針對的是反傳統所產生的大量不健康的「臆造意識」，舞弄「科學客觀」為口號的現象。在1921年《學衡》還未創刊時，他就曾在《史地學報》發出他的批評〈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此文針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三人之書提出批評。文中他提及三人皆舉「客觀」之大旗，逞主觀之勇，於歷史取捨有強古人以就我的取向。但三人之書卻在當時，為學術大眾所爭相誦說，柳氏以此為文揭穿箇中謬誤。柳氏內容引舉證例說明：「章氏好詆孔子，篤信漢儒《七略》之說。……胡適之好詆孔子與章同……」、「…… 胡氏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以諸子之學之失傳，歸罪於董仲舒，請漢武帝罷黜百家，其說蓋倡於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隨等，著東洋歷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叢報》時，拾其說而大張之……」[94]柳氏此文大致代表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與反應，但他的批評雖有「對立」之姿，但實無「意氣」之爭。誠然如此，而此文於學界的反應，可以說是雷聲大而雨點小，因為胡適和梁啟超對此大力批評均無「回應」，只有章太炎回文感謝，承認「年少輕狂」。[95]筆者分析，柳詒徵並非用舊式觀點批評，柳氏抑是清末時的新派思想人物，對於西學亦有了解，而對三人所常操的「客觀」、「因果」等西方科學方法亦有了解，能從其根源處著落，看出脈絡。
在《學衡》中，柳氏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批評，只有〈論中國近世之病源〉一文，文中論及新文化運動的反孔：
今人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多歸咎於孔子，其說始於日本人，而吾國之好持新論者，益揚其波……青年學者，中其說之毒，遂誤以為反對孔子為革新中國之要圗，一若焚經籍，毀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起……余每見……啞然失笑，非笑其詆毀孔子，笑其崇孔子太過……日人不知中國內容，其視察中國之社會，誤從書冊尋求病源，無足責也。……奈何以中國之學者…而亦妄施攻伐……今之論者，詆孔子……謂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果如諸人之所說，必先立一前提曰：『中國人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數千年未之或替。』無如自有歷史以來，孔子之道，出未嘗完全實行於中國國家社會中，以余生平耳目聞見所及，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寥寥可數，而充滿於社會國家之人物，所作所為，無往而非大悖於孔教者。……反對孔子之說，最足以煽惑今人之心理者，曰：孔子尊君，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也。此等議論，實發生於簡單之腦筋……而輕下孟浪之語。……今人所講之新道德，絕對與今日腐敗人物所行所為不相容，而絕對與孔子所言所行相通，所爭者在行與否。言之而不行，孔子一招牌也，德模克拉西一招牌也，以新招牌易舊招牌，……言之而行之，雖不孔子教，吾必曰是固用孔子之教也。[96]
從此文中我們更能說，柳氏並不反對新文化運動，並認為新文化若可行於中國，樂見其成。但對社會、學術界巧立新說極不滿，他用了一些非常巧妙的論證，說明孔子只是一個被運用的招牌耳：「以余生平耳目聞見所及，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寥寥可數，而充滿於社會國家之人物，所作所為，無往而非大悖於孔教者」指出中國歷來真正實行孔子儒學者寥寥可數，非一般說孔教已行又數年矣，又言：「反對孔子之說，最足以煽惑今人之心理者，曰：孔子尊君，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也。此等議論，實發生於簡單之腦筋……而輕下孟浪之語。」點出，反孔子是一鼓動口號耳，凡人不察，蔚為風潮。但不論是新文化或孔子之招牌，若真能行於中國、助益中國，那孔子教與新文化道德無異也。柳詒徵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反對與批評實不多，這與他平心靜氣，不爭意氣的治學理念與為人處世有關。但在有限的直接評論文章中，我們仍能看到柳氏的「平心靜氣」。
(3)「中國文化史」之爭： ──胡適的批評
在當時南北對立的年代裡，有所謂的「中國文化史」之爭，『「中國文化史」之爭』在當時，是默默地在各自的刊物裡或靜靜地躺臥在各自主張的學術中，沒有像「文學革命」那樣正式地浮出檯面。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有兩點我們必須注意。第一點，是當時的學術研究剛啟變革，還未到達適合研究整體文化的階段；第二點，是文化的研究太龐大了，不是一年二年可以完成的。所以「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並不像「文學革命」那樣容易引起廣大的學界、大眾注意，但在當時的互相較競裡，它的確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學衡》發刊的隔年1923年，胡適在為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所寫的〈發刊宣言〉就明白地提出要有計畫地研究「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而他並倡言研究「中國一切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97]胡適的氣魄可見無遺，而他為「國學研究」的未來提出展望，並在文中列出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研究系統」，分為十項研究主題：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然而胡適在〈發刊宣言〉中會有如此展望，並非空穴來風，他的「學術敏感度」極高，所提出的「學術宣言」大多都意有所圖，有很大的「展望心」。這一點特色就與南方《學衡》同仁們不盡相同，胡適比他們世故多了。胡適的「宣言」一方面是個展望，一方面是個學術較競。胡適心裡意識到，這是個很重要的搶先點。
其實「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胡適尚未提出「宣言」時，早就開始在一些著名學者心中蘊釀了，他們雖然沒有提出任何「宣言」，但早就已經默默地著手了。柳詒徵、梁啟超就是二個很好的例子(梁啟超有一系列關於「文化研究」的演講)，但最後梁氏卻因為逝世只成一計畫目錄，和一小部分研究成果，而柳氏是唯一執行完成而成書赴梓的人。而且較之研究歷程，柳氏在胡適尚未提出「宣言」時，就已經努力很久了。胡適在宣言中，嘗在「文化系統」底下說明：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是；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功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系統。[98]
雖然如此，但胡適還是認為得先整理歷史材料，等歷史材料穩定了，中國文化史才有可能完成，所以其宣言不免是一個「不太實際」的宣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從1925年10月一直到1929年11月在《學衡》上連載，這是他多年在南高、東南大學「教學相長」的成果，亦引起了胡適的關注。《中國文化史》於 1932年八月一日由南京鍾山書局發行後，胡適馬上就在《清華學報》八卷第二期(1933年)的〈書籍評論〉欄中，寫了書評與柳詒徵問難。從整個書評的內容上看，從開頭的「本書無序跋，故不詳此書創稿於何時；但檢《學衡》……」[99]可知胡適對於柳氏此書的完成歷程甚不理解。筆者推論：當年胡適對於柳詒徵的學術，可能也還停留在「反對者」《學衡》的角度上。但胡適還是不得不肯定柳氏的「開山之功」，認為他草創了一個規模。[100]
通觀胡適的評論，他的焦點並非像後世專門研究「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將焦點集中於柳氏「進化論」的時代分期上。[101]可知當時對於「進化論」的觀點取用有一個時代性，並非如後世研究的「特別強調」，而只是「略分畛畔，以便尋繹」，胡適亦認為「我們不妨承認這個為方便起見的分段」， [102]可知胡適對此分期法並無大的意見。但胡適對於柳氏書的指責，大致有一個面向，就是對「歷史材料」的使用上有很大意見。如上所言，這是胡適當時對於「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認知：得先整理「歷史材料」。以此，他大致理出幾點問題：(1)柳氏太過信古。(2)柳氏是一位不曾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對史料估價很不嚴謹。這樣的批評當然也有相當強烈時代背景，以整篇書評來看，主要批評完全集中於柳氏對於「歷史材料」的使用上。[103]但並沒有「宣言」中所說的另一項「高遠的想像」出現。當然胡適並非無以知曉，柳氏是書的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奠基在「高遠的想像」上。可能是胡適認為「高遠的想像」與「歷史材料」並須搭配無疑，缺一不可，沒有對「歷史材料」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不配談「高遠的想像」。實際上，胡適此評價是以西方史學方法為基點的，從一手史料、間接史料…的使用來批評柳書，站在他有利的西方理論價值，評斷柳氏材料的使用是非。但事實是，從胡適高喊「整理國故」至今以有將近80年了，而「歷史材料」的整理早以大大超越他所設定的標準；與西方漢學界的交流更超越當時，但是關於「中國文化史」的成果還未能超越，在當時被稱為一個「沒有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
對於胡適的評價，柳氏並沒有提出任何回應，但以當時學界視之，這必是一個很好的比較研究案例。對於《學衡》的研究，我們若不將之平行並列，我們就無以從這麼好的比較案例中，獲得一些新的成果。反之，若我們能較平行地來研究他，那對於我們的學術研究而言，終將是一件令人期待的好事。
六、結語
一年多前，王爾敏在「朱雲影教授逝世六周年紀念學術演講會」上講：〈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他總結史學百年來的變遷，認為中國傳統史學長久以來未有所謂的「史學方法」，是「中國獨具之特色」，「歷代人才依舊輩出，未受方法所限，沒有史學方法，並非短處，而是特點。」[104]他認為近世中國史學界最大的「新」「舊」分野形成，關鍵乃在二十世紀「新史學」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當擔全局的主流，以此「新」來與傳統劃清界限，而有「舊」之認識。[105]在學術風氣一眛地迎新棄舊的情況下，「舊」的史學之「道」長年被貼上「落後」的標籤。然而，我們這些新時代的研究者，有必要平心靜氣、不卑不亢地面對所研究的對象。筆者此文不欲全然標贊柳氏，而是企以重新看待，聊表為一起點，尤以拋磚引玉自期。筆者限於字數，篇幅乃止於此，全文疏漏之處由筆者全權負責，敬此就教方家，望誠賜寶見。
註解
[1] 過去研究《學衡》派的成果與日劇增，大致有：（台灣）：侯健，〈梅光迪、吳宓與《學衡》派的思想與主張〉，《幼獅文藝》，第40卷第4期(1974年10 月)；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台北：中外文學月刊出版社，1974)；林麗月，〈《學衡》與新文化運動〉，《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84)；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 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康來新，〈新舊互證的中庸之道─中大、學衡、五四〉，《文訊月刊》，202期(2002年8月)；（大陸）：樂黛雲，〈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兼論《學衡》雜誌〉，《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選集》，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孫尚揚，〈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孫尚揚此文亦錄於《二十一世紀》，22期(1994年4月))；羅崗，〈歷史中的《學衡》〉，《二十一世紀》，28期(1995年4 月)；曠新年，〈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二十一世紀》，22期(1994年4月)；張文建，〈學衡派的史學研究〉，《史學史研究》，1994年2期；鄭師渠，〈學衡派史學思想初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4期；李毅，〈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理想回應─《學衡》派文化觀輯釋〉，《哲學動態》，1997年第7期）；朱凌雲，〈吳宓主編《學衡》〉，《民國春秋》，2000年第4期；何兆武，〈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讀書》，1999年第5期；褐羽，〈也談《學衡》〉，《中國典籍文化》，1999年第4期；劉炎生，〈《學衡》派果真不反對新文化嗎？新文學家與《學衡》派文化爭論評述〉，《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6期；彭秀良，〈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李泰俊，〈《學衡》與《新青年》的文學爭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4期；洪峻峰，〈估《學衡》與重估《學衡》── 為魯迅一辯〉，《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8期；沈威衛，《回眸學衡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美國)：Richard B. Rosen ,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 of China in the 1920’s(Ph. 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1969)。
[2] 「文化保守主義」乃是一種理論建構下的假設，深入反思其理論架構者多為美國學人，而其他大部分研究者基本上是套用的。史華茲(B. Schwartz)認為「保守主義」的研究，是教人不願意去碰觸的泥沼。不只在討論其「本質」上教人懷疑，而且是否值得從事全盤研究也老使人深感困擾…他認為中國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保守主義」，傳統抑是文化保守都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的情況，傾向於民族主義，但史華茲的說明基本上也未定調，留下許多未解之空間。其餘像張灝、傅樂詩(Charlotte Furth)也有一些談論的專文。參：傅樂詩等著，《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84)，頁72-86。又例，以沈衛威，《回眸學衡派》一書來說，內容將梅光迪、胡先驌、吳宓三人分立三章討論。參：沈衛威，〈目錄〉，《回眸學衡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1-3。
三人中，尤其以吳宓的研究最多，近年因其後人整理出版了《吳宓自編年譜》與十冊的《吳宓日記》，加上後學鼓吹吳宓研究，舉辦學術會議，成就了兩屆的吳宓學術討論會。參卜釗先，〈吳宓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咸陽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4年第2期，頁25-32。2001年又有《解析吳宓》、《追憶吳宓》兩書出現，是吳宓研究的精選文集。參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沈衛威，《吳宓傳》(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4]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 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頁42-44。以王晴佳的研究取向來看，他是將杜威的經驗主義與胡適作為聯繫，而其對抗者白璧德的人文主義與吳宓、梅光迪、胡先驌作聯繫。
[5] 1930年秋天，錢穆受聘於燕京大學，任教一年，隔年1931夏，又受北京大學聘書，始進北大任教。參：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51-163。
[6] 錢穆，《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頁334-349。
[7] 錢穆，《國學概論》，頁347
[8] 錢穆，《國學概論》，頁349
[9] 吳宓，〈學衡雜誌簡章〉，《學衡》，第3期(1922年3月)。此簡章於第三期刊出，日後雖有修改但也只限於事務方面條文，宗旨部分從未改動過。
[10] 《學衡》關於國學方面的宗旨是：「本雜誌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要旨，已見吾國文化，有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忘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為自得也。」引自〈學衡雜誌簡章〉，《學衡》，第3期 (1922年3月)。
[11] 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頁7。
[12] 錢穆，《國學概論》，頁349
[13] 錢穆此書成於1923-1927年，是「教學相長」之成果，亦是當時年代的成果，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觀察。後三章成於1928年，全書於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參：〈國學概論：出版說明〉，《錢賓四先生全集：總目(第54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頁1-2。
[14]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鵝湖出版社，1989)，頁26。
[15] 任公於1922年1月18日自署曰：「客歲在天津南開大學任課外講演，乃裒理舊業，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卷，凡十萬言。」引自〈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國歷史研究法(附新史學及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44。1926-1927年在《補編》的〈緒論〉中曰：「此次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與前幾年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迥然不同…我那舊作…祇可供參考而已。此次演講實為舊作的一種補充。…」引自：〈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緒論〉，《中國歷史研究法(附新史學及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81。《補編》撰於1926-1927年間，為一系列演講成果。1922年末到1923年中，任公赴東南大學客座一學期，在南京、上海各地有一系列關於「中國文化」的演講，有〈什麼是文化〉(1922年12月)；〈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1922年12月)……等，促成爾後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16]引自：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簒》總敘〉，《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8。
[17] 柳詒徵爲《學衡》所寫的〈弁言〉(發刊辭)大致如下：「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解析世宙名著以共性之郵思。榴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柳詒徵，〈弁言〉，《學衡》，第1期(1922年1月)，頁1。文中不具名撰者，而撰者為柳詒徵，乃據《吳宓自編年譜》中所記的《學衡》第一次會務紀錄：「宓隨即發言……第一期必須有〈發刊辭〉或〈《學衡》雜誌社宣言〉刊於卷首……公推柳詒徵撰作〈發刊辭〉一篇。」。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9-230。
[18] 全部79期中，柳詒徵只缺席過29期，50期有文章，出稿率約63%。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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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起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後不定期(1931.1)( 1931.3) (1931.4) (1932.5) (1932.12) (1933.5) (1933.7)
1922年全年12期，1923年6期，1924年6期，1925年8期，1926年9期
1928年4期，1929年3期，1931年2期，共50期有出稿。
[19] 忽略「柳詒徵」是《學衡》研究中的一般現象，幾乎短短幾語帶過，甚至有些研究《學衡》專著亦是如此。《回眸學衡派》，在闢章論《學衡》作者群，深入分析作者命運時，除留美以外，卻只分析了柳氏門人張其昀(在《學衡》發表2文)。沈衛威，《回眸學衡派》，頁43-62。
[20] 樂黛雲，〈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兼論《學衡》雜誌〉，《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9。文中說柳氏曾在南菁書院授業，據其孫子柳曾符說，柳詒徵並沒有授業於南菁書院，此乃誤傳。引自：柳曾符、柳佳選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11。
[21] 王泉根，〈吳宓主編《學衡》雜誌的初步考察〉，《解析吳宓》，頁83。
[22] 引自：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8-209。沈氏對柳氏繼承古文學派淵源的說法，引自於周予同：「……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不都是與古文學派有相當關係嗎……」參見：周予同，〈五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増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523。但周氏在此的判斷，我們仍有區別之必要。柳氏曾撰文〈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批評古文學代表人物章炳麟，周氏言柳承章之學，有深入商榷的空間。又沈氏認為柳氏恪守繆荃孫師承，依柳氏自述，且可言之。然昔繆氏嘗從張之洞學，而柳氏卻曾批評張之洞，謂：「師之不尊，自張之洞辦兩湖書院始，張之洞以其學博才高，自居書院總教習，其所羅致之名宿，咸以總教習札派為分教習，於是官師不分，學校之師乃等於總督之僚屬矣……。」可知其師承的關係絶非一般恪守可論。參：柳定生，柳曾符編，〈尊師運動感言〉，《柳詒徵劬堂題跋》(台北：華正書局，1996)，頁 144。
[2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8-209
[24] 沈氏所用的「信古」非他原創，在當年「信古」一辭就常為人所用，作為「疑古」的對立。例如：《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的〈書籍評論〉中有田義生評繆鳳林，《中國通史(第一冊)》，就常用「信古」：「繆君未免過於信古……」、「……專就商周列國時代而論，繆君處處都顯出他信古過度……」。參〈書籍評論〉，《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1932年12月)，頁7-8。
[25] 蘇淵雷，〈柳詒徵史學論文集序〉，《劬堂學記》，頁218。
[26]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中國史學史論文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454。
[27]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頁481。
[28] 李宇平，〈柳詒徵的史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6期(1988年6月)，頁286。(引文中括號乃筆者所加)
[29] 李宇平，〈柳詒徵的史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6期(1988年6月)，頁304。
[30] 五四運動本身就有許多難以探究的難題，他本身就有許多歧異點，並不是像表面那樣容易區分。余英時在其最近在《五四新論》中就認為：「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於是，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個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或許對於五四所能做的最安全的論斷，勢必從多重面相性與多重方向性來瞭解五四。」參余英時著，江政寬譯，〈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五四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26。
[31]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劬堂學記》，頁226-248。
[32]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29。
[33]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30。
[34]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44。
[35] 陳進金，〈柳詒徵的史德觀〉，《近代中國》，第107期(1995年6月)，頁236-246；張文建，〈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三)》(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937-1954；張文建，〈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學術月刊》，1985年5月號，頁68-72；張文建，〈柳詒徵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學集刊》，第1期(1987年4月)，頁173-191；范兵，〈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史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207；陳淑銖，〈柳詒徵與中國文化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 1019-1045，；房曉軍，〈柳詒徵史學成就述評〉，《歷史教學問題》，1999年第5期，頁14-17；萬彩霞，〈試論柳詒徵的中西文化觀〉，《鎮江師專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3期，頁97-101；卞孝萱、孫永如，〈史學家柳詒徵的學術貢獻與道德風範〉，《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頁71-74；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36] 吳宓記：「籌辦《學衡》雜誌之經過：《學衡》雜誌由梅光迪君發起，並主持籌辦……」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7。
[37] 梅光迪回憶說：「余於民九之夏，以伯明之招來京。其時學校猶稱高等師範，旋即改稱東南大學……」引自：梅光迪，〈九年來的回憶〉，《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46。
[38]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14。
[39] 吳宓在收到梅函後「略一沉思，即到郵局發出兩電報：(1)致北京高師校長，請辭去前約聘……(2)致南京高師兼東南大學郭秉文校長，就其教授之聘。」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14。
[40] 郭秉文(1880-1969)：字鴻聲，江蘇江浦人。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哥倫比亞哲學博士。返國初為商務印書館主編韋氏大辭典，後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院教務長，再為校長。又改制南高為東南大學。參：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人物傳略─初集》(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1)，頁63。
[41] 郭秉文曾勸說江蘇省督軍齊燮元獨立捐資建圖書館，齊氏允諾整套捐助，後圖書館完成後則以齊父「孟芳」命名，並請張謇耆老題匾。參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南京市：東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129。
[42] 東南大學的科學館(當時全國第一座)便是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興建，而郭秉文的老師孟祿博士居中便發揮很大的力量，之後1924年生物館的擴建，亦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參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頁130。
[43] 在師資與設備充足下，東南大學的科系架構，共分為五科二十二系，是當時全國之中規模最大的分科大學，超越北大的規模，分為：文理科、工科、商科、教育科、農科。當時北方最大的大學為北京大學，當時北大的科系架構為，三科十八系，分別是：文科(國文系、哲學系、教育系、心理系、史學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東方文學系)、理科(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地質系、生物系)、法科(政治系、經濟系、法律系)。東南大學中文理科是全校最核心也最悠久的科門，擁有最多的教員，文理科其下又分十系，乃國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英文系、西洋文學系、政治系、經濟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地學系。參：〈國立東南大學組織系統表及說明〉，《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14；〈北京大學概況〉《北京大學三十週年紀念刊》，(台北市：傳記文學社，1971)，頁12。以此較之，東南大學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分科大學。
[44] 東南大學當時的師資陣容，郭廷以有一些詳實的回憶，包括重要教員及其授課內容、生活舉止、理念態度……等，郭氏皆有一些生動的描述。參見：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16-125。信凱按：郭廷以之回憶並非只限於南高、東大，而更將日後的中央大學也加了進來。
[45]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4。
[46]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7-228。
[47] 註15中已有說明，請參註15。
[48] 《吳宓自編年譜》中列有此班學生介紹，有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王煥鑣、束世澂等。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8。但筆者確知此班尚有優秀者：陳訓慈、胡煥庸、范希曾、王庸、向達等。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民國十二年六月畢業學生分數表〉，《教育部檔案：民國部分檔（1911-1928）》，國史館藏，目錄號：195-196。
[49] 在清末兩江師範的年代裡，他就以29歲(1908)青年俊才之名，受當時監督(校長)清道人李瑞清之邀，接替赴京任職的劉師培歷史教習一職。民國四年 (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院奉江蘇省之命設校後，隔年他又被首任校長江謙從北京明德學院召回，就任國文、歷史教員。參柳定生，〈柳詒徵先生年譜〉，《華岡文科學報》，第18期(1991年11月)，頁344-346。；柳詒徵，〈我的自述〉，《劬堂學記》，頁15-16。
[50] 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3-224。
[51] 參柳詒徵，〈自傳〉，《劬堂學記》，頁9。
[52] 參見邵鏡人，〈憶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傳記文學》，第1卷第3期(1962年8月)，頁27；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127。
[53]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傳記文學》，第12卷第2期(1968年6月)，頁40。
[54] 羅時實，〈柳翼謀先生及其學衡諸友〉，《中外雜誌》，第7卷第6期(1970年6月)，頁14。
[55] 吳宓，〈論柳詒徵詩〉，《劬堂學記》，頁 312-313。此文乃轉錄自：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1 )，頁443。
[56] 〈會務‧史地研究會第六屆情形彙記〉，《史地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22。頁152-155。
[57]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頁346-358。
[58]曰：「往與梁任公談墨子之說不通，任公不謂然，僕告以視人之國若國，誰攻此，惟李完用等能行之，否則羊祜與陸抗，雖使命交通，然羊陸之自愛其國與愛鄰敵必有差別，不能一一如愛其自國也。任公亦無以難僕。」引自柳定生，柳曾符編，〈復李君書〉，《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83。
[59] 梁啟超在《史地學報》中的著作有：〈歷史統計學〉、〈護國之役回顧談〉、〈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左傳、國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從《史地學報》第3卷第1、2期合刊開始連載至第3卷第7期。
[60]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頁40。
[61] 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62] 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63] 吳宓，〈吳宓詩集‧卷六‧遼東集〉，《雨僧詩文集》，頁121-122。
[64] 此句「平生風義兼師友」其典來自於李義山(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此句與陳寅恪輓王國維喻為其師類，陳寅恪語：「風義平生師友間」。引自：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辭〉，《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7。
[65]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4；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
[66] 羅時實，〈柳詒徵與學衡諸友〉，頁14。
[67] 在《雨僧詩文集》中錄有〈甲子六月十六偕吳雨僧吳碧柳觀龍膞子湘軍轟城處作〉、〈送吳雨僧之奉天序〉、〈雪夜偕楊(銓)吳(宓)二君飲酒肆〉……等，可知柳氏與之相處頗密。
[68] 西洋文學系被裁，梅光迪出走美國，任教於哈佛大學，所以吳宓亦不得不出走。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52-253。吳宓又深入言曰：「不幸私怨黨爭，牽及學校，損壞大局，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副校長兼文科主任劉伯明(經庶)君病逝，眾皆知學校必即衰崩，不數日，大學教室所謂口字房者忽夜焚，予偕亡友淩其塏君(夢痕)走觀，火光熊熊中憬然悲嘆，若有鬼妖來示此筵席之以終者……」引自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
[69] 吳宓，〈論柳詒徵詩〉，《劬堂學記》，頁 312。
[70] 1924年10月直系軍閥被推翻，政治局勢一下子變了天，隔年1925年1月6日新任的教育部長易培基，發令罷免郭秉文校長的職務，原因是其依附軍閥，消息傳來全校震盪，此乃有名的「東大易長」風波，歷三年而未息，於後「學衡派」教員紛紛出走。參：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139-47；羅時實，〈十四年的東大學潮與我─成賢街回憶之二〉，《傳記文學》，第1卷第5期(1962年10月)，頁27-29。
[71] 據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吳宓曾多次向清華提議聘柳公，但終功敗垂成。其中1926年11月16日條說：「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引自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北京：三聯書店，1998)， 頁251。
[72] 《史地學報》中堅以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向達、鄭鶴聲、陳訓慈……等，在《學衡》中刊有文章，其中以繆鳳林24篇最多，景昌極次之23篇。查出
[73]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419。
[74] 柳定生、柳曾符編，〈南雍文徵序〉，《柳詒徵劬堂題跋》，頁106。
[75]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381。
[76] 吳宓日後在清華所開(1936、1937年)「文學與人生」課亦以柳詒徵與景昌極等往日同伴為論講出題。參吳宓，《文學與人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頁207。吳宓亦回憶與胡先驌論詩經過。參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77] 柳定生、柳曾符編，〈目次〉，《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
[78]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179；頁187。
[79]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1927年七月六日條：「繆(鳳林)函，知景(昌極)擬在東南為教員或助教，不赴東北。宓在東北所苦心維持經營之團體，真將瓦解。若柳(詒徵)、若劉(永濟)、若景(昌極)、若吳(方吉)，皆絲毫不喻吾意；只任一己之自由，而無團體之計畫之心。可傷也。」引自：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366。
[80] 胡煥庸，〈懷念柳翼謀先生〉，《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66。
[81] 柳定生、柳曾符編，〈史地學報序〉，《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3。
[82] 王汎森，〈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第123期(1997年11月)，頁44-47 。
[83] 此時代背景、風氣的研究請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9)；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論文，2002)兩本論著，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84] 柳定生、柳曾符編，〈史學雜誌發刊辭〉，《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8。
[85] 錢穆，〈引論〉，《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修訂三版)，頁2。
[86] 柳詒徵，《國史要義》，(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9)，頁190。
[87] 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頁7。(信凱按：錢穆通稱南高、東大為中央大學)而當時有此說法者，不乏他人，像〈前言〉中引錢基博在〈《國學文選類簒》總敘〉所論亦是。
[88] 何兆武，〈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讀書》，1999年第5期，頁49。
[89] 柳定生、柳曾符編，〈學衡弁言〉，《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5。
[90] 「……宓于每次會議後，擇取同人中主要發言，私自作成筆記。所作既多，乃歸納之，匯編為簡短之三、四條。在以後會議中，宓將此三、四條讀出，經諸君討論，並修改文字，作為「正式通過」。即(一)于國學(二)于西學(三)于行文，之三條「主張」。旋即由宓編入《學衡雜誌簡章》中，刊登入《學衡》雜誌第三期……。」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30。
[91] 〈學衡雜誌簡章〉從第3期起刊於每期首面。
[92] 魯迅，〈估《學衡》〉，《魯迅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377-379。
[93] 魯迅，〈估《學衡》〉，頁379。
[94] 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史地學報》，第1卷第1期(1921年8月)，頁63-81。
[95] 〈通訊：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書〉，《史地學報》，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頁250。
[96] 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學衡》，第三期(1922年3月)。轉引自：孫尚揚、郭蘭芳，《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145-154。
[97] 胡適，〈發刊宣言〉，《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頁7。
[98] 胡適，〈發刊需言〉，頁13。
[99]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第8卷第2期(1933年)，頁1。
[100]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1。
[101] 參張文建，〈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三)》(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943-1944；張文建，〈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學術月刊》，1985年5月號，頁69；范兵，〈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史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207；陳淑銖，〈柳詒徵與中國文化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1044。
[102]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2。
[103]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3。
[104] 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2001年11月)，頁1-2。
[105] 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頁2。
原文連結網址
http://www.fgu.edu.tw/~history/paper%20word/liu.htm
柳詒徵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疑古運動」反對者，也因此他被塑型為「舊派」、「信古派」的領導人物。其實當時的對立不完全是「新」與「舊」的對立；不完全是「疑古」與「信古」的對立。而是一種「南北對立」，南北並非一種全然地域式的對立(至少當時在北大的勢力來說，大多仍是以南方人為主)，而是南北兩大地方中心在學術場域中爭正統，錢穆氏對此有說焉：
民國初年以來，陳獨秀胡適之諸人，先後任教於北平北京大學，創為《新青年》雜誌，提倡新文化運動，轟傳全國。而北京大學則為新文化運動之大本營所在。
民國十年間，南京中央大學諸教授起與抗衡。宿學名儒如柳翼謀，留美英俊如吳宓雨生等，相與結合，創為《學衡》雜誌，與陳胡對壘。[87]
「對立」，兩者沒有誰「新」誰「舊」的問題，而是存在於一種競爭的問題，南方的東南大學與北方的北京大學互相在新時代的進展中較競，兩者都吸取西方科學知識，但特殊的是，南方的東南大學亦吸取西方傳統的人文精神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相調和。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下，引領先驅的人無非就是走在時代前端的人，「時代前端」的追求總是給人帶來強烈的鼓舞，精神氣魄在澎湃的思潮鼓動下，使求新求變的細胞無限滋長，而忘了虛心對於自身過去的處境冷靜思考，未來的路在一眛地勇闖下顯得盲目無知。北方勇於實驗的精神，在南方看來處處佈滿了危機；北方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南方看來缺少了虛懷若谷的態度…。而柳詒徵這一個南方東南大學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成了這場競爭中的靈魂人物。在此競爭中，他扮演了一定程度的關鍵角色，而筆者認為柳氏亦將自己擺置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上。但我們切不要認為這是意氣之爭，用柳氏的話來說：這是「楬櫫真理」之爭、事關「吾國文化」之爭。何兆武作為一個學生，曾在〈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說：
他們與國粹派並不相同﹔不同在於國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復古，而其骨子里則是一味崇洋媚外。學衡派則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復古，骨子里也決不一味崇洋媚外。他們所祈求的是在中國的和西方的原有基礎之上得出一種綜合創新。……當時學衡派的先生們給人最深的印象之一、也是最為人所垢病的，是他們偏愛古文，反對白話。我以為這應該說是他們一個很大的錯誤。不過無論如何，文字畢竟只是工具，是一種載運工具。“文以載道”，更重要是要看它所載的是什麼道﹔例如，是封建的專制主義之道，還是近代的民主主義之道。爭論的要害所在，道比載道之文更為重要。[88]
以下筆者將要以南北所載之「道」入手，來分析比較。大致有三個比較主題：(1) 《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2) 柳詒徵在《學衡》中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3)「中國文化史」之爭。
(1)《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 ──兼談魯迅對《學衡》的批評
《學衡》發刊對立於胡適、陳獨秀等人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以《學衡》首期的〈弁言〉來看：
雜誌邇言，弁以宣言。綜其要旨，不逾二轍，自襮則夸飾，斥人則詆訶。句必盈尺，字或累萬。同人俴劣，謝未能也。出版之始，僅矢四義：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繹之作必趨雅文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自勉勉人，其於是而已。莊生有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祝斯志之出，不聾盲吾國人則幸哉。[89]
雜誌以宣言而發，乃是宣告旨趣，此旨趣當然針對新文化運動而發，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主要運動是文學革命，但總體而言，新文化運動並不限於文學革命，它是一個全方位的文化革命運動。以《學衡》的發刊宣言我們可以推知，核心就是文中的「謹矢四義」：「一：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繹之作必趨雅文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爾後第三期又刊出〈學衡簡章〉，更完整的社員的共識，但基本上仍環繞於〈弁言〉，只不過於對象上更明確：[90]
(宗旨)：論究學術，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體裁與辦法)：(甲)本雜誌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圗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于西學則主博極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常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鋀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系于作者之才力。茍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91]
可知，柳氏〈弁言〉總概了《學衡》的整體宗旨。而與新文化運動的對立的部分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部分：第一，中西兼容，但對中西傳統亦須了解；第二，態度上平心靜氣，潛心研究，楬櫫真理，不趨眾好，不道聽途說，不事謾罵；第三，對於文學文字之使用，主張深入培養素養，而無一定法，強調適時而用，反對套用。以此看《學衡》的主張，並非全然反對「文學革命」，雖然他們反對講求文法，但也強調「適時達意不套用」。比較起來，胡適在《新青年》刊行的〈文學改良芻議〉主張八不主義：「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需講求文法；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學俗語。」就顯得具有「強烈的革命意識」，在「強烈的革命意識」中「強烈的」是《學衡》所反對的，而非「革命意識」，所謂「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楬櫫真理不趨眾好。」就是針對「強烈的」而發，《學衡》同志認為「強烈的」往往是「俗」的象徵，「雅」是「明白辨析、常慎取擇」下的產物，「俗者」常「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體也。」而此是《學衡》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對立點。
但也由於雙方本身的對抗意識，使得在數度交鋒的同時，顯得流於意氣之爭。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得不要特別注意，雖然《學衡》在此交鋒的時候，常顯得弱，後世研究者也嘗從此析論，但在對立者的交鋒中，強與弱往往還只是問題邊緣，無法觸及問題核心，強弱每每只是見樹不見林。以魯迅當年1922年2月9日在《晨報副刊》所寫〈估《學衡》〉一文為例，魯迅的強力批評，對後世研究者而言，似乎是擊倒了《學衡》，但細讀全文，魯迅之批評亦只限於文字行文上，未對其「載道」之理進行批評。細讀之，魯迅好像反而贊成《學衡》旨趣，魯迅以一位對「雅文」有深入研究的人來督促《學衡》，正好命中旨趣所言「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其實魯迅並未正面攻擊、反對《學衡》的主張，對於第一期的批評，他實也有取捨，在〈述學〉與〈通論〉中，他只評了梅光迪的《提倡新文化運動者》、蕭純錦，《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馬宗霍，《國學摭譚》。[92]對於劉伯明，〈學者之精神〉、柳詒徵，〈漢官議史〉、徐則陵，〈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他並沒有正面提及，更不用說是批評了。而另外其他的批評都針對次要欄目〈文苑〉、〈雜綴〉而發，可見此中亦有所策略。而我們從魯迅的結論可以看出，他對《學衡》的了解，可能也是一種「對抗意識」下的「誤解」，魯迅說：
總之，諸公抨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漸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還差得遠。[93]
魯迅認為《學衡》是「國粹派」的遺毒，對此大加批評，強調《學衡》對「國粹」根底差，但魯迅並未命中《學衡》中「國粹」的核心─柳詒徵，雖然他對〈弁言〉有言，也僅只於對於是「序」抑是「宣言」的批評而已，而且當時魯迅未必知道〈弁言〉的撰者就是當期也撰〈漢官議史〉的柳詒徵，因為〈弁言〉並未署名。既然魯迅對於當期柳詒徵的〈漢官議史〉無所批評，所以魯迅對於《學衡》的行情並未清楚了解，姑且他就認為：又一個「國粹派」來了……。
(2)柳詒徵在《學衡》中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反應與回應：
其實柳詒徵對「新文化運動」本身不甚批評，他批評的是當時一種「新文化運動」之前之後的一種廣義的過度侮篾傳統的風氣，而且針對的是反傳統所產生的大量不健康的「臆造意識」，舞弄「科學客觀」為口號的現象。在1921年《學衡》還未創刊時，他就曾在《史地學報》發出他的批評〈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此文針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三人之書提出批評。文中他提及三人皆舉「客觀」之大旗，逞主觀之勇，於歷史取捨有強古人以就我的取向。但三人之書卻在當時，為學術大眾所爭相誦說，柳氏以此為文揭穿箇中謬誤。柳氏內容引舉證例說明：「章氏好詆孔子，篤信漢儒《七略》之說。……胡適之好詆孔子與章同……」、「…… 胡氏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以諸子之學之失傳，歸罪於董仲舒，請漢武帝罷黜百家，其說蓋倡於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隨等，著東洋歷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叢報》時，拾其說而大張之……」[94]柳氏此文大致代表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與反應，但他的批評雖有「對立」之姿，但實無「意氣」之爭。誠然如此，而此文於學界的反應，可以說是雷聲大而雨點小，因為胡適和梁啟超對此大力批評均無「回應」，只有章太炎回文感謝，承認「年少輕狂」。[95]筆者分析，柳詒徵並非用舊式觀點批評，柳氏抑是清末時的新派思想人物，對於西學亦有了解，而對三人所常操的「客觀」、「因果」等西方科學方法亦有了解，能從其根源處著落，看出脈絡。
在《學衡》中，柳氏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批評，只有〈論中國近世之病源〉一文，文中論及新文化運動的反孔：
今人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多歸咎於孔子，其說始於日本人，而吾國之好持新論者，益揚其波……青年學者，中其說之毒，遂誤以為反對孔子為革新中國之要圗，一若焚經籍，毀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起……余每見……啞然失笑，非笑其詆毀孔子，笑其崇孔子太過……日人不知中國內容，其視察中國之社會，誤從書冊尋求病源，無足責也。……奈何以中國之學者…而亦妄施攻伐……今之論者，詆孔子……謂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果如諸人之所說，必先立一前提曰：『中國人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數千年未之或替。』無如自有歷史以來，孔子之道，出未嘗完全實行於中國國家社會中，以余生平耳目聞見所及，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寥寥可數，而充滿於社會國家之人物，所作所為，無往而非大悖於孔教者。……反對孔子之說，最足以煽惑今人之心理者，曰：孔子尊君，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也。此等議論，實發生於簡單之腦筋……而輕下孟浪之語。……今人所講之新道德，絕對與今日腐敗人物所行所為不相容，而絕對與孔子所言所行相通，所爭者在行與否。言之而不行，孔子一招牌也，德模克拉西一招牌也，以新招牌易舊招牌，……言之而行之，雖不孔子教，吾必曰是固用孔子之教也。[96]
從此文中我們更能說，柳氏並不反對新文化運動，並認為新文化若可行於中國，樂見其成。但對社會、學術界巧立新說極不滿，他用了一些非常巧妙的論證，說明孔子只是一個被運用的招牌耳：「以余生平耳目聞見所及，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寥寥可數，而充滿於社會國家之人物，所作所為，無往而非大悖於孔教者」指出中國歷來真正實行孔子儒學者寥寥可數，非一般說孔教已行又數年矣，又言：「反對孔子之說，最足以煽惑今人之心理者，曰：孔子尊君，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也。此等議論，實發生於簡單之腦筋……而輕下孟浪之語。」點出，反孔子是一鼓動口號耳，凡人不察，蔚為風潮。但不論是新文化或孔子之招牌，若真能行於中國、助益中國，那孔子教與新文化道德無異也。柳詒徵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反對與批評實不多，這與他平心靜氣，不爭意氣的治學理念與為人處世有關。但在有限的直接評論文章中，我們仍能看到柳氏的「平心靜氣」。
(3)「中國文化史」之爭： ──胡適的批評
在當時南北對立的年代裡，有所謂的「中國文化史」之爭，『「中國文化史」之爭』在當時，是默默地在各自的刊物裡或靜靜地躺臥在各自主張的學術中，沒有像「文學革命」那樣正式地浮出檯面。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有兩點我們必須注意。第一點，是當時的學術研究剛啟變革，還未到達適合研究整體文化的階段；第二點，是文化的研究太龐大了，不是一年二年可以完成的。所以「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並不像「文學革命」那樣容易引起廣大的學界、大眾注意，但在當時的互相較競裡，它的確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學衡》發刊的隔年1923年，胡適在為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所寫的〈發刊宣言〉就明白地提出要有計畫地研究「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而他並倡言研究「中國一切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97]胡適的氣魄可見無遺，而他為「國學研究」的未來提出展望，並在文中列出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研究系統」，分為十項研究主題：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然而胡適在〈發刊宣言〉中會有如此展望，並非空穴來風，他的「學術敏感度」極高，所提出的「學術宣言」大多都意有所圖，有很大的「展望心」。這一點特色就與南方《學衡》同仁們不盡相同，胡適比他們世故多了。胡適的「宣言」一方面是個展望，一方面是個學術較競。胡適心裡意識到，這是個很重要的搶先點。
其實「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胡適尚未提出「宣言」時，早就開始在一些著名學者心中蘊釀了，他們雖然沒有提出任何「宣言」，但早就已經默默地著手了。柳詒徵、梁啟超就是二個很好的例子(梁啟超有一系列關於「文化研究」的演講)，但最後梁氏卻因為逝世只成一計畫目錄，和一小部分研究成果，而柳氏是唯一執行完成而成書赴梓的人。而且較之研究歷程，柳氏在胡適尚未提出「宣言」時，就已經努力很久了。胡適在宣言中，嘗在「文化系統」底下說明：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是；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功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系統。[98]
雖然如此，但胡適還是認為得先整理歷史材料，等歷史材料穩定了，中國文化史才有可能完成，所以其宣言不免是一個「不太實際」的宣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從1925年10月一直到1929年11月在《學衡》上連載，這是他多年在南高、東南大學「教學相長」的成果，亦引起了胡適的關注。《中國文化史》於 1932年八月一日由南京鍾山書局發行後，胡適馬上就在《清華學報》八卷第二期(1933年)的〈書籍評論〉欄中，寫了書評與柳詒徵問難。從整個書評的內容上看，從開頭的「本書無序跋，故不詳此書創稿於何時；但檢《學衡》……」[99]可知胡適對於柳氏此書的完成歷程甚不理解。筆者推論：當年胡適對於柳詒徵的學術，可能也還停留在「反對者」《學衡》的角度上。但胡適還是不得不肯定柳氏的「開山之功」，認為他草創了一個規模。[100]
通觀胡適的評論，他的焦點並非像後世專門研究「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將焦點集中於柳氏「進化論」的時代分期上。[101]可知當時對於「進化論」的觀點取用有一個時代性，並非如後世研究的「特別強調」，而只是「略分畛畔，以便尋繹」，胡適亦認為「我們不妨承認這個為方便起見的分段」， [102]可知胡適對此分期法並無大的意見。但胡適對於柳氏書的指責，大致有一個面向，就是對「歷史材料」的使用上有很大意見。如上所言，這是胡適當時對於「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認知：得先整理「歷史材料」。以此，他大致理出幾點問題：(1)柳氏太過信古。(2)柳氏是一位不曾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對史料估價很不嚴謹。這樣的批評當然也有相當強烈時代背景，以整篇書評來看，主要批評完全集中於柳氏對於「歷史材料」的使用上。[103]但並沒有「宣言」中所說的另一項「高遠的想像」出現。當然胡適並非無以知曉，柳氏是書的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奠基在「高遠的想像」上。可能是胡適認為「高遠的想像」與「歷史材料」並須搭配無疑，缺一不可，沒有對「歷史材料」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不配談「高遠的想像」。實際上，胡適此評價是以西方史學方法為基點的，從一手史料、間接史料…的使用來批評柳書，站在他有利的西方理論價值，評斷柳氏材料的使用是非。但事實是，從胡適高喊「整理國故」至今以有將近80年了，而「歷史材料」的整理早以大大超越他所設定的標準；與西方漢學界的交流更超越當時，但是關於「中國文化史」的成果還未能超越，在當時被稱為一個「沒有受過近代史學訓練」的人。
對於胡適的評價，柳氏並沒有提出任何回應，但以當時學界視之，這必是一個很好的比較研究案例。對於《學衡》的研究，我們若不將之平行並列，我們就無以從這麼好的比較案例中，獲得一些新的成果。反之，若我們能較平行地來研究他，那對於我們的學術研究而言，終將是一件令人期待的好事。
六、結語
一年多前，王爾敏在「朱雲影教授逝世六周年紀念學術演講會」上講：〈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他總結史學百年來的變遷，認為中國傳統史學長久以來未有所謂的「史學方法」，是「中國獨具之特色」，「歷代人才依舊輩出，未受方法所限，沒有史學方法，並非短處，而是特點。」[104]他認為近世中國史學界最大的「新」「舊」分野形成，關鍵乃在二十世紀「新史學」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當擔全局的主流，以此「新」來與傳統劃清界限，而有「舊」之認識。[105]在學術風氣一眛地迎新棄舊的情況下，「舊」的史學之「道」長年被貼上「落後」的標籤。然而，我們這些新時代的研究者，有必要平心靜氣、不卑不亢地面對所研究的對象。筆者此文不欲全然標贊柳氏，而是企以重新看待，聊表為一起點，尤以拋磚引玉自期。筆者限於字數，篇幅乃止於此，全文疏漏之處由筆者全權負責，敬此就教方家，望誠賜寶見。
註解
[1] 過去研究《學衡》派的成果與日劇增，大致有：（台灣）：侯健，〈梅光迪、吳宓與《學衡》派的思想與主張〉，《幼獅文藝》，第40卷第4期(1974年10 月)；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台北：中外文學月刊出版社，1974)；林麗月，〈《學衡》與新文化運動〉，《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84)；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 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康來新，〈新舊互證的中庸之道─中大、學衡、五四〉，《文訊月刊》，202期(2002年8月)；（大陸）：樂黛雲，〈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兼論《學衡》雜誌〉，《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選集》，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孫尚揚，〈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孫尚揚此文亦錄於《二十一世紀》，22期(1994年4月))；羅崗，〈歷史中的《學衡》〉，《二十一世紀》，28期(1995年4 月)；曠新年，〈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二十一世紀》，22期(1994年4月)；張文建，〈學衡派的史學研究〉，《史學史研究》，1994年2期；鄭師渠，〈學衡派史學思想初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4期；李毅，〈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理想回應─《學衡》派文化觀輯釋〉，《哲學動態》，1997年第7期）；朱凌雲，〈吳宓主編《學衡》〉，《民國春秋》，2000年第4期；何兆武，〈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讀書》，1999年第5期；褐羽，〈也談《學衡》〉，《中國典籍文化》，1999年第4期；劉炎生，〈《學衡》派果真不反對新文化嗎？新文學家與《學衡》派文化爭論評述〉，《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6期；彭秀良，〈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李泰俊，〈《學衡》與《新青年》的文學爭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年第4期；洪峻峰，〈估《學衡》與重估《學衡》── 為魯迅一辯〉，《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8期；沈威衛，《回眸學衡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美國)：Richard B. Rosen ,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 of China in the 1920’s(Ph. 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1969)。
[2] 「文化保守主義」乃是一種理論建構下的假設，深入反思其理論架構者多為美國學人，而其他大部分研究者基本上是套用的。史華茲(B. Schwartz)認為「保守主義」的研究，是教人不願意去碰觸的泥沼。不只在討論其「本質」上教人懷疑，而且是否值得從事全盤研究也老使人深感困擾…他認為中國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保守主義」，傳統抑是文化保守都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的情況，傾向於民族主義，但史華茲的說明基本上也未定調，留下許多未解之空間。其餘像張灝、傅樂詩(Charlotte Furth)也有一些談論的專文。參：傅樂詩等著，《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84)，頁72-86。又例，以沈衛威，《回眸學衡派》一書來說，內容將梅光迪、胡先驌、吳宓三人分立三章討論。參：沈衛威，〈目錄〉，《回眸學衡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1-3。
三人中，尤其以吳宓的研究最多，近年因其後人整理出版了《吳宓自編年譜》與十冊的《吳宓日記》，加上後學鼓吹吳宓研究，舉辦學術會議，成就了兩屆的吳宓學術討論會。參卜釗先，〈吳宓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咸陽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4年第2期，頁25-32。2001年又有《解析吳宓》、《追憶吳宓》兩書出現，是吳宓研究的精選文集。參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沈衛威，《吳宓傳》(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4]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 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頁42-44。以王晴佳的研究取向來看，他是將杜威的經驗主義與胡適作為聯繫，而其對抗者白璧德的人文主義與吳宓、梅光迪、胡先驌作聯繫。
[5] 1930年秋天，錢穆受聘於燕京大學，任教一年，隔年1931夏，又受北京大學聘書，始進北大任教。參：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51-163。
[6] 錢穆，《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頁334-349。
[7] 錢穆，《國學概論》，頁347
[8] 錢穆，《國學概論》，頁349
[9] 吳宓，〈學衡雜誌簡章〉，《學衡》，第3期(1922年3月)。此簡章於第三期刊出，日後雖有修改但也只限於事務方面條文，宗旨部分從未改動過。
[10] 《學衡》關於國學方面的宗旨是：「本雜誌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要旨，已見吾國文化，有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忘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為自得也。」引自〈學衡雜誌簡章〉，《學衡》，第3期 (1922年3月)。
[11] 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頁7。
[12] 錢穆，《國學概論》，頁349
[13] 錢穆此書成於1923-1927年，是「教學相長」之成果，亦是當時年代的成果，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觀察。後三章成於1928年，全書於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參：〈國學概論：出版說明〉，《錢賓四先生全集：總目(第54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頁1-2。
[14]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鵝湖出版社，1989)，頁26。
[15] 任公於1922年1月18日自署曰：「客歲在天津南開大學任課外講演，乃裒理舊業，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卷，凡十萬言。」引自〈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國歷史研究法(附新史學及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44。1926-1927年在《補編》的〈緒論〉中曰：「此次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與前幾年所講的《歷史研究法》迥然不同…我那舊作…祇可供參考而已。此次演講實為舊作的一種補充。…」引自：〈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緒論〉，《中國歷史研究法(附新史學及補編)》(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81。《補編》撰於1926-1927年間，為一系列演講成果。1922年末到1923年中，任公赴東南大學客座一學期，在南京、上海各地有一系列關於「中國文化」的演講，有〈什麼是文化〉(1922年12月)；〈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1922年12月)……等，促成爾後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16]引自：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簒》總敘〉，《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8。
[17] 柳詒徵爲《學衡》所寫的〈弁言〉(發刊辭)大致如下：「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解析世宙名著以共性之郵思。榴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柳詒徵，〈弁言〉，《學衡》，第1期(1922年1月)，頁1。文中不具名撰者，而撰者為柳詒徵，乃據《吳宓自編年譜》中所記的《學衡》第一次會務紀錄：「宓隨即發言……第一期必須有〈發刊辭〉或〈《學衡》雜誌社宣言〉刊於卷首……公推柳詒徵撰作〈發刊辭〉一篇。」。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9-230。
[18] 全部79期中，柳詒徵只缺席過29期，50期有文章，出稿率約63%。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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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起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後不定期(1931.1)( 1931.3) (1931.4) (1932.5) (1932.12) (1933.5) (1933.7)
1922年全年12期，1923年6期，1924年6期，1925年8期，1926年9期
1928年4期，1929年3期，1931年2期，共50期有出稿。
[19] 忽略「柳詒徵」是《學衡》研究中的一般現象，幾乎短短幾語帶過，甚至有些研究《學衡》專著亦是如此。《回眸學衡派》，在闢章論《學衡》作者群，深入分析作者命運時，除留美以外，卻只分析了柳氏門人張其昀(在《學衡》發表2文)。沈衛威，《回眸學衡派》，頁43-62。
[20] 樂黛雲，〈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兼論《學衡》雜誌〉，《解析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9。文中說柳氏曾在南菁書院授業，據其孫子柳曾符說，柳詒徵並沒有授業於南菁書院，此乃誤傳。引自：柳曾符、柳佳選編，《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11。
[21] 王泉根，〈吳宓主編《學衡》雜誌的初步考察〉，《解析吳宓》，頁83。
[22] 引自：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8-209。沈氏對柳氏繼承古文學派淵源的說法，引自於周予同：「……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不都是與古文學派有相當關係嗎……」參見：周予同，〈五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増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523。但周氏在此的判斷，我們仍有區別之必要。柳氏曾撰文〈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批評古文學代表人物章炳麟，周氏言柳承章之學，有深入商榷的空間。又沈氏認為柳氏恪守繆荃孫師承，依柳氏自述，且可言之。然昔繆氏嘗從張之洞學，而柳氏卻曾批評張之洞，謂：「師之不尊，自張之洞辦兩湖書院始，張之洞以其學博才高，自居書院總教習，其所羅致之名宿，咸以總教習札派為分教習，於是官師不分，學校之師乃等於總督之僚屬矣……。」可知其師承的關係絶非一般恪守可論。參：柳定生，柳曾符編，〈尊師運動感言〉，《柳詒徵劬堂題跋》(台北：華正書局，1996)，頁 144。
[23]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8-209
[24] 沈氏所用的「信古」非他原創，在當年「信古」一辭就常為人所用，作為「疑古」的對立。例如：《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的〈書籍評論〉中有田義生評繆鳳林，《中國通史(第一冊)》，就常用「信古」：「繆君未免過於信古……」、「……專就商周列國時代而論，繆君處處都顯出他信古過度……」。參〈書籍評論〉，《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1932年12月)，頁7-8。
[25] 蘇淵雷，〈柳詒徵史學論文集序〉，《劬堂學記》，頁218。
[26]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中國史學史論文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454。
[27]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頁481。
[28] 李宇平，〈柳詒徵的史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6期(1988年6月)，頁286。(引文中括號乃筆者所加)
[29] 李宇平，〈柳詒徵的史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6期(1988年6月)，頁304。
[30] 五四運動本身就有許多難以探究的難題，他本身就有許多歧異點，並不是像表面那樣容易區分。余英時在其最近在《五四新論》中就認為：「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於是，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個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或許對於五四所能做的最安全的論斷，勢必從多重面相性與多重方向性來瞭解五四。」參余英時著，江政寬譯，〈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五四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26。
[31]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劬堂學記》，頁226-248。
[32]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29。
[33]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30。
[34] 彭明輝，〈柳詒徵與《史地學報》〉，頁244。
[35] 陳進金，〈柳詒徵的史德觀〉，《近代中國》，第107期(1995年6月)，頁236-246；張文建，〈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三)》(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937-1954；張文建，〈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學術月刊》，1985年5月號，頁68-72；張文建，〈柳詒徵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學集刊》，第1期(1987年4月)，頁173-191；范兵，〈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史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207；陳淑銖，〈柳詒徵與中國文化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 1019-1045，；房曉軍，〈柳詒徵史學成就述評〉，《歷史教學問題》，1999年第5期，頁14-17；萬彩霞，〈試論柳詒徵的中西文化觀〉，《鎮江師專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3期，頁97-101；卞孝萱、孫永如，〈史學家柳詒徵的學術貢獻與道德風範〉，《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頁71-74；孫永如，《柳詒徵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36] 吳宓記：「籌辦《學衡》雜誌之經過：《學衡》雜誌由梅光迪君發起，並主持籌辦……」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27。
[37] 梅光迪回憶說：「余於民九之夏，以伯明之招來京。其時學校猶稱高等師範，旋即改稱東南大學……」引自：梅光迪，〈九年來的回憶〉，《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46。
[38]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14。
[39] 吳宓在收到梅函後「略一沉思，即到郵局發出兩電報：(1)致北京高師校長，請辭去前約聘……(2)致南京高師兼東南大學郭秉文校長，就其教授之聘。」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14。
[40] 郭秉文(1880-1969)：字鴻聲，江蘇江浦人。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哥倫比亞哲學博士。返國初為商務印書館主編韋氏大辭典，後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院教務長，再為校長。又改制南高為東南大學。參：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人物傳略─初集》(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1)，頁63。
[41] 郭秉文曾勸說江蘇省督軍齊燮元獨立捐資建圖書館，齊氏允諾整套捐助，後圖書館完成後則以齊父「孟芳」命名，並請張謇耆老題匾。參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南京市：東南大學出版社，1994)，頁129。
[42] 東南大學的科學館(當時全國第一座)便是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興建，而郭秉文的老師孟祿博士居中便發揮很大的力量，之後1924年生物館的擴建，亦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參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頁130。
[43] 在師資與設備充足下，東南大學的科系架構，共分為五科二十二系，是當時全國之中規模最大的分科大學，超越北大的規模，分為：文理科、工科、商科、教育科、農科。當時北方最大的大學為北京大學，當時北大的科系架構為，三科十八系，分別是：文科(國文系、哲學系、教育系、心理系、史學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東方文學系)、理科(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地質系、生物系)、法科(政治系、經濟系、法律系)。東南大學中文理科是全校最核心也最悠久的科門，擁有最多的教員，文理科其下又分十系，乃國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英文系、西洋文學系、政治系、經濟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地學系。參：〈國立東南大學組織系統表及說明〉，《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14；〈北京大學概況〉《北京大學三十週年紀念刊》，(台北市：傳記文學社，1971)，頁12。以此較之，東南大學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分科大學。
[44] 東南大學當時的師資陣容，郭廷以有一些詳實的回憶，包括重要教員及其授課內容、生活舉止、理念態度……等，郭氏皆有一些生動的描述。參見：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16-125。信凱按：郭廷以之回憶並非只限於南高、東大，而更將日後的中央大學也加了進來。
[45]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4。
[46]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7-228。
[47] 註15中已有說明，請參註15。
[48] 《吳宓自編年譜》中列有此班學生介紹，有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王煥鑣、束世澂等。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8。但筆者確知此班尚有優秀者：陳訓慈、胡煥庸、范希曾、王庸、向達等。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民國十二年六月畢業學生分數表〉，《教育部檔案：民國部分檔（1911-1928）》，國史館藏，目錄號：195-196。
[49] 在清末兩江師範的年代裡，他就以29歲(1908)青年俊才之名，受當時監督(校長)清道人李瑞清之邀，接替赴京任職的劉師培歷史教習一職。民國四年 (1915)，南京高等師範學院奉江蘇省之命設校後，隔年他又被首任校長江謙從北京明德學院召回，就任國文、歷史教員。參柳定生，〈柳詒徵先生年譜〉，《華岡文科學報》，第18期(1991年11月)，頁344-346。；柳詒徵，〈我的自述〉，《劬堂學記》，頁15-16。
[50] 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3-224。
[51] 參柳詒徵，〈自傳〉，《劬堂學記》，頁9。
[52] 參見邵鏡人，〈憶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傳記文學》，第1卷第3期(1962年8月)，頁27；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127。
[53]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傳記文學》，第12卷第2期(1968年6月)，頁40。
[54] 羅時實，〈柳翼謀先生及其學衡諸友〉，《中外雜誌》，第7卷第6期(1970年6月)，頁14。
[55] 吳宓，〈論柳詒徵詩〉，《劬堂學記》，頁 312-313。此文乃轉錄自：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1 )，頁443。
[56] 〈會務‧史地研究會第六屆情形彙記〉，《史地學報》，第二卷第一期，1922。頁152-155。
[57]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頁346-358。
[58]曰：「往與梁任公談墨子之說不通，任公不謂然，僕告以視人之國若國，誰攻此，惟李完用等能行之，否則羊祜與陸抗，雖使命交通，然羊陸之自愛其國與愛鄰敵必有差別，不能一一如愛其自國也。任公亦無以難僕。」引自柳定生，柳曾符編，〈復李君書〉，《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83。
[59] 梁啟超在《史地學報》中的著作有：〈歷史統計學〉、〈護國之役回顧談〉、〈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左傳、國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從《史地學報》第3卷第1、2期合刊開始連載至第3卷第7期。
[60]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頁40。
[61] 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62] 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63] 吳宓，〈吳宓詩集‧卷六‧遼東集〉，《雨僧詩文集》，頁121-122。
[64] 此句「平生風義兼師友」其典來自於李義山(商隱)，〈哭劉蕡〉詩：「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此句與陳寅恪輓王國維喻為其師類，陳寅恪語：「風義平生師友間」。引自：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辭〉，《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7。
[65]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24；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
[66] 羅時實，〈柳詒徵與學衡諸友〉，頁14。
[67] 在《雨僧詩文集》中錄有〈甲子六月十六偕吳雨僧吳碧柳觀龍膞子湘軍轟城處作〉、〈送吳雨僧之奉天序〉、〈雪夜偕楊(銓)吳(宓)二君飲酒肆〉……等，可知柳氏與之相處頗密。
[68] 西洋文學系被裁，梅光迪出走美國，任教於哈佛大學，所以吳宓亦不得不出走。參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52-253。吳宓又深入言曰：「不幸私怨黨爭，牽及學校，損壞大局，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副校長兼文科主任劉伯明(經庶)君病逝，眾皆知學校必即衰崩，不數日，大學教室所謂口字房者忽夜焚，予偕亡友淩其塏君(夢痕)走觀，火光熊熊中憬然悲嘆，若有鬼妖來示此筵席之以終者……」引自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
[69] 吳宓，〈論柳詒徵詩〉，《劬堂學記》，頁 312。
[70] 1924年10月直系軍閥被推翻，政治局勢一下子變了天，隔年1925年1月6日新任的教育部長易培基，發令罷免郭秉文校長的職務，原因是其依附軍閥，消息傳來全校震盪，此乃有名的「東大易長」風波，歷三年而未息，於後「學衡派」教員紛紛出走。參：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139-47；羅時實，〈十四年的東大學潮與我─成賢街回憶之二〉，《傳記文學》，第1卷第5期(1962年10月)，頁27-29。
[71] 據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吳宓曾多次向清華提議聘柳公，但終功敗垂成。其中1926年11月16日條說：「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引自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北京：三聯書店，1998)， 頁251。
[72] 《史地學報》中堅以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向達、鄭鶴聲、陳訓慈……等，在《學衡》中刊有文章，其中以繆鳳林24篇最多，景昌極次之23篇。查出
[73]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419。
[74] 柳定生、柳曾符編，〈南雍文徵序〉，《柳詒徵劬堂題跋》，頁106。
[75]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381。
[76] 吳宓日後在清華所開(1936、1937年)「文學與人生」課亦以柳詒徵與景昌極等往日同伴為論講出題。參吳宓，《文學與人生》(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頁207。吳宓亦回憶與胡先驌論詩經過。參吳宓，〈空軒詩話‧第十七條〉，《雨僧詩文集》，頁444-445。
[77] 柳定生、柳曾符編，〈目次〉，《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
[78]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179；頁187。
[79] 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1927年七月六日條：「繆(鳳林)函，知景(昌極)擬在東南為教員或助教，不赴東北。宓在東北所苦心維持經營之團體，真將瓦解。若柳(詒徵)、若劉(永濟)、若景(昌極)、若吳(方吉)，皆絲毫不喻吾意；只任一己之自由，而無團體之計畫之心。可傷也。」引自：吳宓，《吳宓日記Ⅲ1925-1927》，頁366。
[80] 胡煥庸，〈懷念柳翼謀先生〉，《劬堂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66。
[81] 柳定生、柳曾符編，〈史地學報序〉，《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3。
[82] 王汎森，〈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第123期(1997年11月)，頁44-47 。
[83] 此時代背景、風氣的研究請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9)；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論文，2002)兩本論著，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84] 柳定生、柳曾符編，〈史學雜誌發刊辭〉，《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8。
[85] 錢穆，〈引論〉，《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修訂三版)，頁2。
[86] 柳詒徵，《國史要義》，(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9)，頁190。
[87] 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頁7。(信凱按：錢穆通稱南高、東大為中央大學)而當時有此說法者，不乏他人，像〈前言〉中引錢基博在〈《國學文選類簒》總敘〉所論亦是。
[88] 何兆武，〈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讀書》，1999年第5期，頁49。
[89] 柳定生、柳曾符編，〈學衡弁言〉，《柳詒徵劬堂題跋》，頁25。
[90] 「……宓于每次會議後，擇取同人中主要發言，私自作成筆記。所作既多，乃歸納之，匯編為簡短之三、四條。在以後會議中，宓將此三、四條讀出，經諸君討論，並修改文字，作為「正式通過」。即(一)于國學(二)于西學(三)于行文，之三條「主張」。旋即由宓編入《學衡雜誌簡章》中，刊登入《學衡》雜誌第三期……。」引自：吳宓，《吳宓自編年譜》，頁230。
[91] 〈學衡雜誌簡章〉從第3期起刊於每期首面。
[92] 魯迅，〈估《學衡》〉，《魯迅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377-379。
[93] 魯迅，〈估《學衡》〉，頁379。
[94] 柳詒徵，〈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史地學報》，第1卷第1期(1921年8月)，頁63-81。
[95] 〈通訊：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書〉，《史地學報》，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頁250。
[96] 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學衡》，第三期(1922年3月)。轉引自：孫尚揚、郭蘭芳，《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145-154。
[97] 胡適，〈發刊宣言〉，《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頁7。
[98] 胡適，〈發刊需言〉，頁13。
[99]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清華學報》，第8卷第2期(1933年)，頁1。
[100]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1。
[101] 參張文建，〈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學名著評介(三)》(台北：里仁書局，1994)，頁1943-1944；張文建，〈柳詒徵和《中國文化史》〉，《學術月刊》，1985年5月號，頁69；范兵，〈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史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207；陳淑銖，〈柳詒徵與中國文化史研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1044。
[102]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2。
[103] 胡適，〈書籍評論：中國文化史〉，頁3。
[104] 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2001年11月)，頁1-2。
[105] 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頁2。
原文連結網址
http://www.fgu.edu.tw/~history/paper%20word/li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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