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註釋
1 見梁啟超「亡友夏穗卿（曾佑）先生」《東方雜誌》，21卷九月號（1924年5月），收入《飲冰室文集》，44卷上。

2 陳虯的《治平三議》，康有為的《大同書》，宋恕的王道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3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1095。宋在1895年寫的《津談》中說「餘於《內典》，海內有刊本者十九過目，最喜《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宋恕集》，頁85。《寶積經》屬中觀思想，與天台宗為一脈。
4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26。
5 夏曾佑（1863-1924），光緒16年（1890）進士。（據《汪康年師友書紮》「各家小傳」）譚獻在光緒16年4月12日的日記中寫夏中進士為「翔步雲衢，華年妙選」。（《複堂日記》，頁341）
6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935。
7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935。
8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936。
9 島田虔次認為譚、夏初識是1895年在北京。（見《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東京：筑摩書房，1965，頁22。但據嗣同光緒22年7月23日在南京給歐陽中鵠的信中說「在京晤佛學者，如吳雁舟、如夏穗卿、如吳小村父子，與語輒有微契」。（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61。）譚、夏初識當在1896年。這封信表明譚的批判思想已經近于成熟，可能受到夏的影響。
10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26。
11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27。
12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30。
13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31。
14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30。
15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32。
16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68。
17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32。
18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937。
19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1104。
20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803。
21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803。
22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803注8。
23 譚嗣同1897年初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寫道「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寫出此數千年之禍象」。（參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93。）
24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48。
25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94。
26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1。
27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165。 　
28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57。
29 見《寶積經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0。
30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804。
31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79。
32 同上。
33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69-70。
34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291。
35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297。
36 島田虔次《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東京：筑摩書房1965，頁222。
37 參見譚嗣同著、吳海蘭評注《仁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評介」頁11。
38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03。
39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41。 　
40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48。
41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42-43。
42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46。
43 參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36；79。
44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77。
45 楊家駱主編《梨州船山五書》，台北：世界書局，1974，《黃書》，頁1。
46 楊家駱主編《梨州船山五書》，《黃書》，頁4。
47 見王雲五主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5。
48 見王雲五主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頁6。
49 見王雲五主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6。
50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281。
51 見王雲五主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頁10。另參見唐文權、羅福惠著《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七章，《西來之風，應機而化──章太炎的佛學思想》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238-93。
52 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話文》，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頁93。
53 見王雲五主編《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頁6。
54 章炳麟《答鐵錚》，《民報》，第十四號。
55 梁啟超說譚嗣同「以為『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83。）另參見平川彰等編《講座大乘佛教》，第八卷：《唯識思想》第七章，工藤成樹《中觀與唯識》，日本東京：春秋社，1982，頁211-33。
56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149。
57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209。
58 陸九淵、王守仁《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12。二程政治思想中如「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二程遺書》，頁68）、「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同前書，頁94）的主張到了陽明心學的出現轉變成了對秦漢禮法的批判，如陽明主張：「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頁270）。 　
59 參見陸九淵、王守仁《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頁172。
60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2。
61 陸九淵、王守仁《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頁168。
62 陸九淵、王守仁《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頁255。
63 《象山語錄、陽明傳習錄》，頁248。
64 參見吳震「島田虔次：《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二期（總第14輯），頁281-90。
65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國朝宋學淵源記》，頁187-88。
66 呂坤、洪應明《呻吟語、菜根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74。
67 戴璉輝、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二，頁332。
68 楊家駱主編《梨州船山五書》，台北：世界書局，1974，《黃書》，頁25。
69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73。
70 同上。譚嗣同在《仁學》中說「言乎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更何有於保？」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56；370）。 的人權思想為世俗立了一極，同時又立了「普遍成佛」的超世俗極則。 這種二元思維不同於康有為大同書中的一元思維。
71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頁259。由此可見，譚嗣同與宋恕一樣，是從東西方力量轉變的角度來看甲午戰爭的。
72 據胡珠生先生提供的宋恕「《岡本子》跋」的草稿中，在「扶桑於吾土，于古一也，然於今則文明之度殆甲世界」（《宋恕集》，頁306。）後面還有「漢魏以後，文明日進，至德川氏之代，而文章政教庶幾三代之盛及皇權復古， 創立憲法，大興學校，文明進步之速不可思議」一句。
73 參見吳光主編《陽明學研究》，中華文化研究集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82。
74 余英時認為，清儒是以「尊德性」的精神來從事「道問學」的。（氏著《論戴震與章學誠》，頁355）筆者認為清代樸學是工具文化的成熟。對工具的追求要求平實的文風，這就與八股制藝的心態大不同。對工具的追求產生出來的平實心態要求把成為權力工具的八股制藝轉換成平實文風。工具文化帶來了價值觀整體的轉變，意識到了內在於工具文化中的目的性。
75 劉逸生《龔自珍已亥雜詩注》，頁364。
76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國朝宋學淵源記》，頁1。
77 宋恕認為科舉「帥天下之士，疲之五趕（趕出考、趕歲科考、趕鄉試、趕會試、趕放差）之中，而所餘無幾矣」（《宋恕集》，上，頁182）。 　
78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502。
79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62。
80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71。
81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86。
82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46。
83 秦力山1901年在東京發行的《國民報》上撰文說「北省之亂也，為大日本順民者到處皆是，有志者聞之莫不深恨而恥之。夫亦何怪其然也，既可以大金、大元、大清朝也，夫孰不可以大英、大法、而大日本」（彭國興、劉晴波編《秦力山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76）。譚嗣同希望通過天下觀念的轉生來重建東亞乃至世界秩序，而革命黨人與梁啟超一樣認為要告別天下觀念按西方主權國家的邏輯重建中國。
84 參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138。
85 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243。
86 夏曾佑認為中國「至秦以後，天下無諸侯，天子之暴，必由兆民起而自救之，遂為漢高、明太之局。此中國古今革命之大界也」（氏著《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256。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張也是士大夫對文明的道德承當精神。譚嗣同的革命思想已把這一中國革命的範疇推倒了政治革命的邊緣。
87 參見胡珠生《宋恕集》，上，頁527；556。
88 胡珠生《宋恕集》，上，頁154。
89 王汎森指出「對清末民初的中國而言，欲作到『群』有兩條途徑：一是縱的集中：晚清思想強烈要求『通』上下之情即是出於這種要求。一是橫的集中：他們大膽地要求打破中國傳統的倫理結構」（氏著《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244-45）。但王認為章太炎反孔之最初動機，未必是受外來的影響（同前書，頁183）。然而來自日本的東亞文明內壓力是針對中國專制皇權的，這一衝擊帶來了秦漢禮法的解紐。
90 參見 Herbert Fingarette《孔子──即凡而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46。
91 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176。
92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頁196。 　
93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頁198。
94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頁197-98。
95 雖然文明間很難進行功能比較，美國學者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同意我把朱熹歸為理想主義，陳亮歸為現實主義的分類法，據宋恕的記載：「嗣同夙慕宋陳同甫，故自名嗣同。」（胡珠生編《宋恕集》，下冊，頁815）可見，從譚嗣同到毛澤東，中國激進現實主義的傳統在現代復活的源頭可追溯到陳亮。
96 平野健一郎譯《中國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嚴復と西洋》，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頁20。
97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章《治道和治世》、第十一章《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的論點來自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如梁據夏氏的孔子觀說「開出此大一統之局面者，不是儒家，而穩定此大一統之局者，則是儒家」。（《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44。）梁還據夏氏「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教可由中而蛻者」（見第十一章，注五）的觀點，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己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前揭書，頁262。）梁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本質是禮俗革命，並且從晚清到五四有內在的連續性。禮俗革命的觀點與宋恕、譚嗣同不約而同。梁漱溟援引萬民一以保養取代安的中國文化特色認為「安的問題原出保的問題之後，而中國古人襟懷，其對外亦有對內意味」（氏著《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69）。梁已認識到是中國人的安全觀出了問題。
98 參見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170，注1。
99 梁啟超《新民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28。
100 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飲冰室文集》，十八卷，頁49。轉引自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153。
101 參見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二編，第四章：《改變傳統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02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90 。
103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252。
104 戴季陶《日本論》，上海：民智書局，1928，頁24-25；87。 　
105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轉引自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頁260。
106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730。
107 梁啟超《新民論》，頁17。
108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603。
109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731。
110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731-32。
111 胡珠生編《宋恕集》，下，頁857-58。
112 《新青年》，第九卷，第二號，「隨想錄」欄，頁2-3。轉引自《余英時文集》，第二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69。歐陽竟無的弟子王恩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不久預言道：「狂醉之思想，非宗教固不足以一之，紛亂之社會，非武力固不足以平之；而脆薄溺喪之人心，又至易以宗教暴力惕服之也。」梁漱溟指出過中國的傳統政治是靠武力與宗教來維繫的。五四以後的中國知識青年選擇了具有中國傳統政治色彩的「內王外聖」的政治宗教。其手法是把晚清以來的大乘佛教個人救濟運動轉換成了重建政治權威的集體暴力運動。個人的精神救濟待望成了皇權再造的手段，而皇權本身成了目的的時候，社會已失去了保護個人精神的二元空間。
113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081。
114 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頁367。
115 胡珠生編《宋恕集》，上，頁616。
116 參見徐清祥、王國炎《歐陽竟無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頁177。
117 《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412。
118 張國燾回憶說，陳獨秀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參加類似辛亥革命的革命運動和反日愛國運動，則就根本不必成其為共產黨。」（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91）可見， 陳獨秀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是繼辛亥革命之後的西方型意識形態革命。
119 參見哈迎飛《『五四』作家與佛教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02。




楊際開　浙江杭州人，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主攻晚清政治思想史，現供職於杭州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