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
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與資源問題進一步凸現了。
首先是大範圍生態退化。從總體上看，中國生態破壞的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1）沙化土地與沙漠面積仍在擴大：70年代擴展速度每年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五年每年達2,460平方公里，後五年則每年達到3,436平方公里。（2）河流斷流：不僅出現在降雨量少的北部、西部，而且出現在雨量充沛的南方；不僅是小河小溪斷流，就連大江大河也出現斷流問題。（3）湖泊濕地退化：由於經濟發展，近年來許多天然濕地被人工濕地所替代，天然濕地正在大面積消亡。（4）地下水位持續下降：70年代，全國地下水每年開採572億立方米，1999年達到1,116億立方米。目前許多地區已經陷入地下水下降──農業抗旱──增加農業成本──土壤乾旱化──地下水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5）海洋生態問題嚴重：60年代以前赤潮還是罕見，平均五六年發生一次；70年代兩年一次；80年代增至每年四次；1989年共監測到十二次；1990年三十四次；1991年三十八次；1992年五十餘次，近年仍在上升。（6）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目前每年流失土壤達五十多億噸1。
再就是複合性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二十多年來，中國對環境污染的控制範圍十分有限，即主要針對常規污染物如SO2、煙塵、COD、BOD等，而且主要只是對重點城市和大江大河的監測。雖然經過多年努力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減少，然而水環境N、P面源污染和大氣NOX污染已呈現明顯惡化。此外，對人體健康危害更大的污染物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問題日趨嚴重2。
其次，資源全面緊張。近幾年來，中國對原油、糧食、礦產品、木材的大量進口令舉世矚目。中國2003年GDP增長9.1%，而消費的鋼材、原煤、原油、水泥、氧化鋁分別增長28.6%、13.6%、12%、15.3%、15.7%。中國目前（2003）GDP佔世界4%，但物耗高出好幾倍，如鋼鐵、原煤、水泥、氧化鋁即高出五至九倍3。
一些學者指出，為減緩資源緊張與生態破壞，唯一出路是擺脫原來的發展方式。他們的計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維持現在的生態環境水平，至少須提高資源生產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學者指出，中國剛剛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而且在這個重化工業的發展階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們認為從情理上說，中國人均資源消費量還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從客觀形勢說，無論從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成本等），還是從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需要看，我們都要抓住歷史機遇。只要咬住牙將中國經濟規模推上一個台階，許多問題都會像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4的轉折點達到以後那樣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這兩種對立見解很少在重要場合正面交鋒，兩者似乎同時被尊重和承認：在輿論上，在上層，強調「可持續性」的聲勢更大一些；實際生活則基本上是強調發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總是快於估計，而資源和環境形勢的嚴峻總是超過預計。當今天中國已經真的進入了一個有史以來的「最狹窄環境通道」5，而且今後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態加速惡化之際，現實已不能容許含糊與曖昧的態度了！但是我們應怎樣選擇呢？
首先，脫離經濟的環境主義是不足為靠的。無論從甚麼原則出發，佔全球百分之二十的發達國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資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關注的，不是中國從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總量影響，而是美國從超高人均消耗量減少若干對地球壓力的緩解。不幸國家間的博弈，實際正繼續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劇」（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這種像「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單方面能改變的。中國的發展本身不僅是世界公正的應有之義，而且有利於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她不可能放棄發展權利。
然而，比諸批評他國與歷史的不公，認識自身問題更為重要，也更為困難──因為這特別容易被各種藉口干擾，以及被民族感情沖淡。所以說環境決策必須納入經濟思維，決不等於說只要將環境、資源、社會問題通通託付給經濟發展就行了，或者「讓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因為嚴峻的態勢既不會被我們的意願感動，也不會自動依著發展階段放緩。自然條件不一定能擊垮我們，但前提是我們具備改換發展方式的理念。我們現在最缺少的，恰恰是這樣的理念。那麼是甚麼在阻礙這個覺悟過程呢？
二 「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的確，有不少「發展中的問題」能夠「在發展中解決」，然而如果發展本身出問題了呢？愛因斯坦說：「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2003年的SARS危機成為中國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長式發展觀的契機，結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揚「科學發展觀」，要用綠色GDP取代原有GDP為主的考核體系的同時，能源短缺的考驗來了。令人擔憂的是：（1）解決能源短缺在許多地區變成了一場攀比上馬和搶佔資源的運動，而不是綜合、統籌與協調的發展。盲目布點、無序開發、寡頭競爭和省級壁壘，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電力結構。（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聲壓倒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理性。以當前西南地區的水電建設為例，這種以發電公司為主導，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資源為目標的開發模式，成為「跑馬圈水」運動。地質與生態學家擔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區的水能資源，看不到它同時也是中國地質環境風險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那麼高速度開發上百個大壩水庫帶來的長期影響，將是很難估量和挽回的。至於在少數民族和多民族地區製造百萬左右水庫移民，徹底改變其生活環境、文化傳統所會引發的深遠不安定就更嚴重了。而幾乎所有正在大力開發水電的市、州、縣都在發展高耗能產業，這就可能導致東部高耗能企業到西南「圈水」建自備水電站然後西遷6。
70年代，日本在應對能源危機的同時大力改革，形成了一個相對高效率的能源系統，現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將挑戰變成機遇，將機遇變成進步」的案例。以此標準來看，這次考試我們能打幾分呢？
應對能源問題的真正選擇是：究竟是「只要發展就能可持續？」還是「只有是可持續的才能發展？」然而，我們的問題是：
（1）以節約為粗放擴張的補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礦供需」……，而不能強調「量入為出」、「以水定需」等原則，結果資源浪費與短缺之不相稱大大超出一般國家水平；（2）缺乏改變奢侈與過份消費方式的決心，任憑奢華和排場俘獲消費者；（3）生態環境與「三農」之間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會的補償，包括生態補償抵不上對它們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紀前期的發展目標為前提，以GDP等經濟數量增加為硬核；趕超的願望在攀比氣氛中逐級地確定為指標，然後反過來變為發展目的，進而牽動整個社會安排，由是「趕超成為目的，指標成為命令」。
這些質疑，涉及到發展的使命和原則，很難在現有的發展框架裡解決。看來需要跳出來考慮，即：為甚麼我們的思想在「分裂狀態」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發展的風險，同時又經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沒有其他選擇」？──這種「別無選擇」的觀念已統治人們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發展理念，特別是拒斥對當前發展的任何深層質疑。這種觀念就是經濟至上主義。
三 經濟主義與發展的真問題
近幾年來在中國，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已經提出了對經濟主義的質疑。他們指出唯GDP的發展觀忽視了那些落後地區的文化連續性、人民的自主性……，並沒有給大多數人帶來他們真正需要的發展。盧風指出：儘管沒有哪位思想家宣稱自己的學說是經濟主義，也沒有哪個國家政府明確宣稱奉行經濟主義，但是經濟主義滲透於現代文化（廣義的文化）各個層面的意識形態，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在西方取代新教倫理而出現的經濟主義，其三個基本信條都是錯誤的，即：（1）人的一切行為歸根結底是經濟行為；（2）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絕對依賴於經濟增長；（3）經濟增長依賴於科技進步，科技可以無限進步，所以經濟可無限增長7。經濟主義包含著一種人生意義論，它試圖讓人們相信：發展經濟就是社會的最高目標，賺錢就是人生的根本意義。這樣，經濟主義在當代又表現為消費主義：消費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必要環節，而是人生根本意義之所在，是我們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的根本途徑。
這種不要作西方工業化的盲目追隨者的警告，也在中國產生了反響，但是受阻於一種機械發展階段論──即認為中國應當關心的是如何早日進入現代化，而不是現代化以後的問題。這正是「中國式的經濟主義」的特點。在「發展階段論」之下，所有的批評都可歸結為「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了。在當前，說到「發展」，只要有爭論，就有人說「現在發展是硬道理」。這本是90年代初鄧小平說的一句極有具體歷史針對性的話，但今天中國面臨的早已不是「要不要發展？」，那已成為「偽問題」，而是「怎樣的發展？」、「為甚麼人發展？」和「是否可持續的發展？」，這些才是「真問題」。然而，前者卻反而被更加頻繁引用，而且是用來打壓關注環境的聲音。環境、資源管理部門、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對此都有切身體會。其實，中國早已進入快速增長時期，怎樣使發展可持續才是大問題，才是「硬道理」。
四 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主要矛盾突出」論
經濟主義的發展階段論有一個「階段主因」的邏輯：它將社會事物的共生有機關係僵化為等級關係，將經濟特權化，以之為當前發展階段中唯一決定性因素，並強制其餘的因素服從它。
50、60年代「以糧為綱」、「以鋼為綱」。鋼鐵與糧食當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論」將這些必要條件誇大為充分條件，對它「拔苗助長」。誰想這個看似可以理解的「誇張」竟如此可怕地破壞了系統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結果做成大混亂。四十多年後今天實行的「退田還林還草」、「退田還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償還「以糧為綱」的代價。
以前我們認為階級鬥爭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階級鬥爭，如今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改正了很多錯誤，但有一點沒有改，那便是『兩點論的重點論』的思維方式。」8這導致了許多觀念上的混亂，例如（1）有些人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經濟至上，以至於將文明和道德都看作發展經濟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報在一個題為「文明為用，經濟為本」的報導中，讚揚某市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引來各方投資，其道理是「文明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進經濟發展」。這樣社會文明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經濟建設壓倒法治建設：一些地方的執法部門為表示支持經濟改革，曾提出為它「保駕護航」的口號，但實際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動放寬執法；不是維護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經濟至上理念，令整個改革付出沉重代價。（3）環境和資源管理等部門被邊緣化，那些承擔「非中心任務」者由於是「次要部分」，難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經濟突出論」是經濟活動官場化環境的產物。這體現在現代化已被一套套數量化的指標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們所取代。於是「發展」這個本應是以「人」為目的的過程被「物化」、「硬化」、「數量化」、「形象化」（外在化）為對「增長」的追求。發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由於各級政府的「政績選擇」而變得不重質量、不重成本、不重長期、不重人的內在感受。「發展的異化」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社會、環境關係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經濟的現代化，也是一種過份傾向於表層的現代化，就像一些窮鄉僻壤中鶴立的現代化高樓、大廣場與大馬路。
五 改革的不平衡性與經濟還原論
經濟還原論是指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經濟的經濟本位觀念。
（1）泛經濟學思維使人們相信一個似是而非的循環邏輯：所有問題都可還原為經濟問題，所有問題的出路都在經濟增長。社會學家孫立平發現這種「把蛋糕做大」以解萬難的邏輯回答不了現實的悖論：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像在80年代那樣）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勞動就業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從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長在8%左右，而就業增長只在0.5%到1.1%之間），而且貧富懸殊不僅沒有改變，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同時社會治安惡化。「做大蛋糕」的意義只是在緩和種種矛盾而已10。
（2）輕視和否認非市場價值：在評估政策或項目時，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質的、可數量化的，特別是可貨幣化的價值。這樣的分析框架在貶低和排斥了對人類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的價值。本文第一節提到：目前中國許多區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態系統呈現出了危害嚴重、影響深遠、難以癒合的結構性的損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綠色GDP和其他對環境價值的評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經濟主義對自然價值的輕視，但是這不應理解為只有經濟（金錢）衡量過的東西才算有意義。「我們計算出自然的生態功能至少要值每年產量38萬億美元（範圍在18-61萬億）。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它的貨幣價值，自然界的本質價值也並不會有所減少──它從每一個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動物的）滅絕意味著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貧困。」11經濟還原論有一種封閉的態度，傾向於將來自大自然和社會的新問題化解為經濟的老問題，貶低或迴避現成經濟公式不方便處理的問題，漠視人和自然的多樣性，並且用市場的稀缺性去「擺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撐系統的損毀。
（3）社會泛公司化：對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有重大影響的，是將營利性公司的觀念推廣到幾乎所有原來的事業單位。「一切向錢看」擴展到改革的一切領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國家也未曾達到的地步。二十年來，中央政府在公營事業的投資日漸減少，公益事業的維持及發展愈來愈多地由地方各級財政和城鄉居民分攤12。社會公共事業面臨的困境特別表現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衛生事業減弱，也表現在「教育產業化」等做法上。上述問題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廣泛質疑的國家級（和世界級）風景名勝區與博物館門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經濟至上的程度：該等門票平均水平佔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至少十倍以上，為世界第一13。自然與文化遺產固然不是國計民生的命脈，但是最能表現國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為該項收費的世界冠軍決非是榮光。而且，這既不是學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是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
社會價值體系市場化甚至導致了政府部門公司化的傾向，這是政府定位於經濟而又沒有社會監督的結果。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與公司聯手「圈地」、「圈水」、「圈風景名勝」，名為開發，實際上是侵佔農民權益和破壞生態。
六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經濟至上的發展階段論把歷史理解為人均GDP的一元函數。前面提到的庫茲涅茨曲線描述了一些國家對過去的統計回歸結果，這些對過去經歷的回顧有時是有意義的，如提醒那些不顧經濟基礎過高要求中國環境水準的人。但是一旦將人家的歷史用於對我們未來的預測，進而當作我們遵循的客觀規律，那麼對階段性的認同就會變質成「不作為」的藉口，就會有這樣的邏輯：這些問題是中國現在發展階段必然的，難免的，只要不干擾、阻擋經濟發展，當人均GDP到達某一個水平的時候，一切壞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減緩乃至化解。按此邏輯，世上除了經濟的增長，任何其他事業都是多餘的。在發展達到高點之前，那些花錢而不增加GDP的環境工作豈止是「無用功」，簡直是負作用！
發展階段的規律存在嗎？答曰：當然存在。當一種生產方式、甚至一門生產能力還有可能生存與發展時，它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西方市場經濟演進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包括產業升級、原始積累、收入差距擴大、環境壓力增大，都會在中國不同地區先後重演。然而，這只是「發展階段性規律」的一部分，還有更大範圍、更高或更深層次的「發展規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及其階段性）不可能獨立於世界整體變化和生態環境系統的變化（及其階段性）。這既是歷史，更是新世紀的性質。這不是說前者（局部規律）可以取消或輕視，而是說當這些局部範圍的、某一層次的規律性和大範圍的、或深層次的規律性發生接觸或碰撞時，將出現複雜的變化。千萬不要過份地以原有的知識為「不動點」來「刻舟求劍」，以較小時空的規律來否定較大時空的現象：這種狹隘的「機械階段論」可能是最危險的麻醉劑──它一方面讓我們滿足於「趕超」的感覺而放鬆警惕新的挑戰，甚至於加速向有危險的方向疾駛；另一方面它讓我們喪失想像力，以至鄙視和放棄創新的機會，使自己過多地被鎖定在先行國家走過的無前途的路徑上。
這種完全是線性的、機械的進化觀之所以將可能的創新變成不可能，將可能的災難變成必然，還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拒絕承擔「人是學習的動物」的含義。它更不敢相信「有意識的進化」──「進化不是命運而是機遇，未來不是被預測而是被創造的。」14它將進化理解為一種宿命的決定論，將所有不對頭的事都理解為「客觀規律」，將無能、錯誤、甚至於罪行都歸結於「歷史發展階段」。「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已成為今天的新「凡是」。社會上對這半句黑格爾名言的誤讀誤解，削弱了理性精神和價值判斷，妨礙了人們對合理性實質的追問，鼓勵著一種急功近利、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小智慧。
機械階段論不是利益中性的，凡是過多強調「這在本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即合理」的，多是受益的且欲解脫某些責任者。GDP至上的發展方式對某些工業部門和城市的發展有利，對「三農」就不一定了，而且前者之繁榮是建立在後者過多付出之上的。我們當然承認增長的代價有時是難免的，但是唯經濟增長論的邏輯是虛偽的，增長的好處總是拿在一部分人的手中而代價總是由較弱的人來承擔。這種既得利益格局的出現已有時日，正是它的存在使得經濟至上主義不斷得到鞏固，而可持續發展的轉型則阻力重重。
七 結 語
從90年代的「轉變增長方式」到「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再到2003年的「科學發展觀」，中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的認識在不斷加深，但是遠遠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認識。正是在這個時期，經濟規模增大帶來的問題也發展到了一個空前嚴峻的地步。「中國在顯示，世界不能長久地沿著現行的經濟軌道發展。它揭示了調整全球經濟，建設一個為地球而設計的新經濟的緊迫性。」15許多人意識到中國選擇之艱難在於她的兩難處境：她必須跟上人類共同體意識上升的步伐，又必須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下捍衛發展的權利。在批判工業文明的背景下進行工業化，在反思市場理性的背景下向市場經濟轉型──對於這種深刻的、令人不愉快的「自我矛盾性」，我們不應迴避，例如匆忙地自圓其說，急於將它納入熟悉的現成理論。「兩難」和「自我矛盾性」意味著需要一個遠為深刻的變革。「窮則思變」──既然沒有現成的出路，那麼被困境逼著走出一條新路就是可能的。衝破經濟至上主義的思想控制，則是實現這一可能的重要一步。
2003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能否在中國生根？這不僅需要政策或戰略的調整，而且必需有理念上的轉變。也許我們會迎來一場廣泛、深刻和痛苦的思想革命，這必將觸動現有的政績制度、現有的成本效益核算概念、現有的發展目標、現有的人生觀、現有的利益格局。新道路需要全社會有一種新的理性，但這不是個別人精心設計的產物──一個鼓勵對新道路進行探索的社會必須容納多樣性的價值，必須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特別是弱者的權利。在公平與效率之外，還有人類生存的可持續問題。在政府與市場之外，還有公民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中國制度建設要富有新意。
中國的經濟至上主義應當退出歷史舞台了，代之以一個更關心多數人的、更全面的、更尊重多樣性和生態規律的發展理念。在這裡，現代化的啟蒙精神與現代化中的經驗教訓明確地指向共同的事情──創造精神和「以人為本」。
註釋
1 楊朝飛：〈中國生態環境態勢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中心：《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32、33。
2 過孝民：〈中國環境污染態勢分析〉，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47。
3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專題報告》，2004年1月。
4 庫茲涅茨曲線是一條呈倒「U」形狀的曲線，描述了一些國家對過去的統計回歸的結果：污染程度、對森林的砍伐、經濟收入差距，往往是先有一個增加的過程，在達到某一頂點後又降下來。
5 鄭易生、錢薏紅：《深度憂患：當代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2。
6 朱躍中、周大地：〈當前我國能源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建議〉，《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10月15日。
7 盧風：〈經濟主義批判〉，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472。
8 同註7，頁474。
9 同註7，頁474。
10 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2、28。
11 Nigel J. Collar：〈超越價值：生物多樣性與思想自由〉，《世界自然保護信息》，2004年6月。
12 楊團：〈解決公共事物運營難題的新思路〉，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509。
13 張曉等：〈國家風景名勝區不是搖錢樹〉，《人民日報》，2004年12月15日。
14 拉茲洛（Ervin Laszlo）著，杜默譯：《巨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頁3。
15 布朗（Lester R. Brown）著，蕭秋梅譯，《生態經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頁48。
鄭易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與資源問題進一步凸現了。
首先是大範圍生態退化。從總體上看，中國生態破壞的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1）沙化土地與沙漠面積仍在擴大：70年代擴展速度每年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五年每年達2,460平方公里，後五年則每年達到3,436平方公里。（2）河流斷流：不僅出現在降雨量少的北部、西部，而且出現在雨量充沛的南方；不僅是小河小溪斷流，就連大江大河也出現斷流問題。（3）湖泊濕地退化：由於經濟發展，近年來許多天然濕地被人工濕地所替代，天然濕地正在大面積消亡。（4）地下水位持續下降：70年代，全國地下水每年開採572億立方米，1999年達到1,116億立方米。目前許多地區已經陷入地下水下降──農業抗旱──增加農業成本──土壤乾旱化──地下水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5）海洋生態問題嚴重：60年代以前赤潮還是罕見，平均五六年發生一次；70年代兩年一次；80年代增至每年四次；1989年共監測到十二次；1990年三十四次；1991年三十八次；1992年五十餘次，近年仍在上升。（6）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目前每年流失土壤達五十多億噸1。
再就是複合性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二十多年來，中國對環境污染的控制範圍十分有限，即主要針對常規污染物如SO2、煙塵、COD、BOD等，而且主要只是對重點城市和大江大河的監測。雖然經過多年努力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減少，然而水環境N、P面源污染和大氣NOX污染已呈現明顯惡化。此外，對人體健康危害更大的污染物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問題日趨嚴重2。
其次，資源全面緊張。近幾年來，中國對原油、糧食、礦產品、木材的大量進口令舉世矚目。中國2003年GDP增長9.1%，而消費的鋼材、原煤、原油、水泥、氧化鋁分別增長28.6%、13.6%、12%、15.3%、15.7%。中國目前（2003）GDP佔世界4%，但物耗高出好幾倍，如鋼鐵、原煤、水泥、氧化鋁即高出五至九倍3。
一些學者指出，為減緩資源緊張與生態破壞，唯一出路是擺脫原來的發展方式。他們的計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維持現在的生態環境水平，至少須提高資源生產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學者指出，中國剛剛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而且在這個重化工業的發展階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們認為從情理上說，中國人均資源消費量還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從客觀形勢說，無論從勞動力（年齡結構和成本等），還是從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需要看，我們都要抓住歷史機遇。只要咬住牙將中國經濟規模推上一個台階，許多問題都會像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4的轉折點達到以後那樣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這兩種對立見解很少在重要場合正面交鋒，兩者似乎同時被尊重和承認：在輿論上，在上層，強調「可持續性」的聲勢更大一些；實際生活則基本上是強調發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總是快於估計，而資源和環境形勢的嚴峻總是超過預計。當今天中國已經真的進入了一個有史以來的「最狹窄環境通道」5，而且今後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態加速惡化之際，現實已不能容許含糊與曖昧的態度了！但是我們應怎樣選擇呢？
首先，脫離經濟的環境主義是不足為靠的。無論從甚麼原則出發，佔全球百分之二十的發達國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資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關注的，不是中國從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總量影響，而是美國從超高人均消耗量減少若干對地球壓力的緩解。不幸國家間的博弈，實際正繼續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劇」（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這種像「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單方面能改變的。中國的發展本身不僅是世界公正的應有之義，而且有利於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她不可能放棄發展權利。
然而，比諸批評他國與歷史的不公，認識自身問題更為重要，也更為困難──因為這特別容易被各種藉口干擾，以及被民族感情沖淡。所以說環境決策必須納入經濟思維，決不等於說只要將環境、資源、社會問題通通託付給經濟發展就行了，或者「讓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因為嚴峻的態勢既不會被我們的意願感動，也不會自動依著發展階段放緩。自然條件不一定能擊垮我們，但前提是我們具備改換發展方式的理念。我們現在最缺少的，恰恰是這樣的理念。那麼是甚麼在阻礙這個覺悟過程呢？
二 「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的確，有不少「發展中的問題」能夠「在發展中解決」，然而如果發展本身出問題了呢？愛因斯坦說：「不能用造成問題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
2003年的SARS危機成為中國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長式發展觀的契機，結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揚「科學發展觀」，要用綠色GDP取代原有GDP為主的考核體系的同時，能源短缺的考驗來了。令人擔憂的是：（1）解決能源短缺在許多地區變成了一場攀比上馬和搶佔資源的運動，而不是綜合、統籌與協調的發展。盲目布點、無序開發、寡頭競爭和省級壁壘，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電力結構。（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聲壓倒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理性。以當前西南地區的水電建設為例，這種以發電公司為主導，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資源為目標的開發模式，成為「跑馬圈水」運動。地質與生態學家擔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區的水能資源，看不到它同時也是中國地質環境風險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那麼高速度開發上百個大壩水庫帶來的長期影響，將是很難估量和挽回的。至於在少數民族和多民族地區製造百萬左右水庫移民，徹底改變其生活環境、文化傳統所會引發的深遠不安定就更嚴重了。而幾乎所有正在大力開發水電的市、州、縣都在發展高耗能產業，這就可能導致東部高耗能企業到西南「圈水」建自備水電站然後西遷6。
70年代，日本在應對能源危機的同時大力改革，形成了一個相對高效率的能源系統，現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將挑戰變成機遇，將機遇變成進步」的案例。以此標準來看，這次考試我們能打幾分呢？
應對能源問題的真正選擇是：究竟是「只要發展就能可持續？」還是「只有是可持續的才能發展？」然而，我們的問題是：
（1）以節約為粗放擴張的補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礦供需」……，而不能強調「量入為出」、「以水定需」等原則，結果資源浪費與短缺之不相稱大大超出一般國家水平；（2）缺乏改變奢侈與過份消費方式的決心，任憑奢華和排場俘獲消費者；（3）生態環境與「三農」之間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會的補償，包括生態補償抵不上對它們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紀前期的發展目標為前提，以GDP等經濟數量增加為硬核；趕超的願望在攀比氣氛中逐級地確定為指標，然後反過來變為發展目的，進而牽動整個社會安排，由是「趕超成為目的，指標成為命令」。
這些質疑，涉及到發展的使命和原則，很難在現有的發展框架裡解決。看來需要跳出來考慮，即：為甚麼我們的思想在「分裂狀態」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發展的風險，同時又經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沒有其他選擇」？──這種「別無選擇」的觀念已統治人們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發展理念，特別是拒斥對當前發展的任何深層質疑。這種觀念就是經濟至上主義。
三 經濟主義與發展的真問題
近幾年來在中國，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已經提出了對經濟主義的質疑。他們指出唯GDP的發展觀忽視了那些落後地區的文化連續性、人民的自主性……，並沒有給大多數人帶來他們真正需要的發展。盧風指出：儘管沒有哪位思想家宣稱自己的學說是經濟主義，也沒有哪個國家政府明確宣稱奉行經濟主義，但是經濟主義滲透於現代文化（廣義的文化）各個層面的意識形態，是最深入人心的「硬道理」。在西方取代新教倫理而出現的經濟主義，其三個基本信條都是錯誤的，即：（1）人的一切行為歸根結底是經濟行為；（2）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絕對依賴於經濟增長；（3）經濟增長依賴於科技進步，科技可以無限進步，所以經濟可無限增長7。經濟主義包含著一種人生意義論，它試圖讓人們相信：發展經濟就是社會的最高目標，賺錢就是人生的根本意義。這樣，經濟主義在當代又表現為消費主義：消費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必要環節，而是人生根本意義之所在，是我們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的根本途徑。
這種不要作西方工業化的盲目追隨者的警告，也在中國產生了反響，但是受阻於一種機械發展階段論──即認為中國應當關心的是如何早日進入現代化，而不是現代化以後的問題。這正是「中國式的經濟主義」的特點。在「發展階段論」之下，所有的批評都可歸結為「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了。在當前，說到「發展」，只要有爭論，就有人說「現在發展是硬道理」。這本是90年代初鄧小平說的一句極有具體歷史針對性的話，但今天中國面臨的早已不是「要不要發展？」，那已成為「偽問題」，而是「怎樣的發展？」、「為甚麼人發展？」和「是否可持續的發展？」，這些才是「真問題」。然而，前者卻反而被更加頻繁引用，而且是用來打壓關注環境的聲音。環境、資源管理部門、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對此都有切身體會。其實，中國早已進入快速增長時期，怎樣使發展可持續才是大問題，才是「硬道理」。
四 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主要矛盾突出」論
經濟主義的發展階段論有一個「階段主因」的邏輯：它將社會事物的共生有機關係僵化為等級關係，將經濟特權化，以之為當前發展階段中唯一決定性因素，並強制其餘的因素服從它。
50、60年代「以糧為綱」、「以鋼為綱」。鋼鐵與糧食當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論」將這些必要條件誇大為充分條件，對它「拔苗助長」。誰想這個看似可以理解的「誇張」竟如此可怕地破壞了系統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繫，結果做成大混亂。四十多年後今天實行的「退田還林還草」、「退田還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償還「以糧為綱」的代價。
以前我們認為階級鬥爭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階級鬥爭，如今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改正了很多錯誤，但有一點沒有改，那便是『兩點論的重點論』的思維方式。」8這導致了許多觀念上的混亂，例如（1）有些人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經濟至上，以至於將文明和道德都看作發展經濟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報在一個題為「文明為用，經濟為本」的報導中，讚揚某市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引來各方投資，其道理是「文明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進經濟發展」。這樣社會文明從一開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經濟建設壓倒法治建設：一些地方的執法部門為表示支持經濟改革，曾提出為它「保駕護航」的口號，但實際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動放寬執法；不是維護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經濟至上理念，令整個改革付出沉重代價。（3）環境和資源管理等部門被邊緣化，那些承擔「非中心任務」者由於是「次要部分」，難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經濟突出論」是經濟活動官場化環境的產物。這體現在現代化已被一套套數量化的指標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們所取代。於是「發展」這個本應是以「人」為目的的過程被「物化」、「硬化」、「數量化」、「形象化」（外在化）為對「增長」的追求。發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由於各級政府的「政績選擇」而變得不重質量、不重成本、不重長期、不重人的內在感受。「發展的異化」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社會、環境關係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經濟的現代化，也是一種過份傾向於表層的現代化，就像一些窮鄉僻壤中鶴立的現代化高樓、大廣場與大馬路。
五 改革的不平衡性與經濟還原論
經濟還原論是指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經濟的經濟本位觀念。
（1）泛經濟學思維使人們相信一個似是而非的循環邏輯：所有問題都可還原為經濟問題，所有問題的出路都在經濟增長。社會學家孫立平發現這種「把蛋糕做大」以解萬難的邏輯回答不了現實的悖論：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像在80年代那樣）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勞動就業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從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長在8%左右，而就業增長只在0.5%到1.1%之間），而且貧富懸殊不僅沒有改變，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同時社會治安惡化。「做大蛋糕」的意義只是在緩和種種矛盾而已10。
（2）輕視和否認非市場價值：在評估政策或項目時，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質的、可數量化的，特別是可貨幣化的價值。這樣的分析框架在貶低和排斥了對人類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的價值。本文第一節提到：目前中國許多區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態系統呈現出了危害嚴重、影響深遠、難以癒合的結構性的損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綠色GDP和其他對環境價值的評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經濟主義對自然價值的輕視，但是這不應理解為只有經濟（金錢）衡量過的東西才算有意義。「我們計算出自然的生態功能至少要值每年產量38萬億美元（範圍在18-61萬億）。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它的貨幣價值，自然界的本質價值也並不會有所減少──它從每一個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動物的）滅絕意味著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貧困。」11經濟還原論有一種封閉的態度，傾向於將來自大自然和社會的新問題化解為經濟的老問題，貶低或迴避現成經濟公式不方便處理的問題，漠視人和自然的多樣性，並且用市場的稀缺性去「擺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撐系統的損毀。
（3）社會泛公司化：對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有重大影響的，是將營利性公司的觀念推廣到幾乎所有原來的事業單位。「一切向錢看」擴展到改革的一切領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國家也未曾達到的地步。二十年來，中央政府在公營事業的投資日漸減少，公益事業的維持及發展愈來愈多地由地方各級財政和城鄉居民分攤12。社會公共事業面臨的困境特別表現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衛生事業減弱，也表現在「教育產業化」等做法上。上述問題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廣泛質疑的國家級（和世界級）風景名勝區與博物館門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經濟至上的程度：該等門票平均水平佔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至少十倍以上，為世界第一13。自然與文化遺產固然不是國計民生的命脈，但是最能表現國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為該項收費的世界冠軍決非是榮光。而且，這既不是學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是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
社會價值體系市場化甚至導致了政府部門公司化的傾向，這是政府定位於經濟而又沒有社會監督的結果。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與公司聯手「圈地」、「圈水」、「圈風景名勝」，名為開發，實際上是侵佔農民權益和破壞生態。
六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經濟至上的發展階段論把歷史理解為人均GDP的一元函數。前面提到的庫茲涅茨曲線描述了一些國家對過去的統計回歸結果，這些對過去經歷的回顧有時是有意義的，如提醒那些不顧經濟基礎過高要求中國環境水準的人。但是一旦將人家的歷史用於對我們未來的預測，進而當作我們遵循的客觀規律，那麼對階段性的認同就會變質成「不作為」的藉口，就會有這樣的邏輯：這些問題是中國現在發展階段必然的，難免的，只要不干擾、阻擋經濟發展，當人均GDP到達某一個水平的時候，一切壞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減緩乃至化解。按此邏輯，世上除了經濟的增長，任何其他事業都是多餘的。在發展達到高點之前，那些花錢而不增加GDP的環境工作豈止是「無用功」，簡直是負作用！
發展階段的規律存在嗎？答曰：當然存在。當一種生產方式、甚至一門生產能力還有可能生存與發展時，它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西方市場經濟演進過程中的許多現象，包括產業升級、原始積累、收入差距擴大、環境壓力增大，都會在中國不同地區先後重演。然而，這只是「發展階段性規律」的一部分，還有更大範圍、更高或更深層次的「發展規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及其階段性）不可能獨立於世界整體變化和生態環境系統的變化（及其階段性）。這既是歷史，更是新世紀的性質。這不是說前者（局部規律）可以取消或輕視，而是說當這些局部範圍的、某一層次的規律性和大範圍的、或深層次的規律性發生接觸或碰撞時，將出現複雜的變化。千萬不要過份地以原有的知識為「不動點」來「刻舟求劍」，以較小時空的規律來否定較大時空的現象：這種狹隘的「機械階段論」可能是最危險的麻醉劑──它一方面讓我們滿足於「趕超」的感覺而放鬆警惕新的挑戰，甚至於加速向有危險的方向疾駛；另一方面它讓我們喪失想像力，以至鄙視和放棄創新的機會，使自己過多地被鎖定在先行國家走過的無前途的路徑上。
這種完全是線性的、機械的進化觀之所以將可能的創新變成不可能，將可能的災難變成必然，還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拒絕承擔「人是學習的動物」的含義。它更不敢相信「有意識的進化」──「進化不是命運而是機遇，未來不是被預測而是被創造的。」14它將進化理解為一種宿命的決定論，將所有不對頭的事都理解為「客觀規律」，將無能、錯誤、甚至於罪行都歸結於「歷史發展階段」。「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已成為今天的新「凡是」。社會上對這半句黑格爾名言的誤讀誤解，削弱了理性精神和價值判斷，妨礙了人們對合理性實質的追問，鼓勵著一種急功近利、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小智慧。
機械階段論不是利益中性的，凡是過多強調「這在本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即合理」的，多是受益的且欲解脫某些責任者。GDP至上的發展方式對某些工業部門和城市的發展有利，對「三農」就不一定了，而且前者之繁榮是建立在後者過多付出之上的。我們當然承認增長的代價有時是難免的，但是唯經濟增長論的邏輯是虛偽的，增長的好處總是拿在一部分人的手中而代價總是由較弱的人來承擔。這種既得利益格局的出現已有時日，正是它的存在使得經濟至上主義不斷得到鞏固，而可持續發展的轉型則阻力重重。
七 結 語
從90年代的「轉變增長方式」到「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再到2003年的「科學發展觀」，中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的認識在不斷加深，但是遠遠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認識。正是在這個時期，經濟規模增大帶來的問題也發展到了一個空前嚴峻的地步。「中國在顯示，世界不能長久地沿著現行的經濟軌道發展。它揭示了調整全球經濟，建設一個為地球而設計的新經濟的緊迫性。」15許多人意識到中國選擇之艱難在於她的兩難處境：她必須跟上人類共同體意識上升的步伐，又必須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下捍衛發展的權利。在批判工業文明的背景下進行工業化，在反思市場理性的背景下向市場經濟轉型──對於這種深刻的、令人不愉快的「自我矛盾性」，我們不應迴避，例如匆忙地自圓其說，急於將它納入熟悉的現成理論。「兩難」和「自我矛盾性」意味著需要一個遠為深刻的變革。「窮則思變」──既然沒有現成的出路，那麼被困境逼著走出一條新路就是可能的。衝破經濟至上主義的思想控制，則是實現這一可能的重要一步。
2003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能否在中國生根？這不僅需要政策或戰略的調整，而且必需有理念上的轉變。也許我們會迎來一場廣泛、深刻和痛苦的思想革命，這必將觸動現有的政績制度、現有的成本效益核算概念、現有的發展目標、現有的人生觀、現有的利益格局。新道路需要全社會有一種新的理性，但這不是個別人精心設計的產物──一個鼓勵對新道路進行探索的社會必須容納多樣性的價值，必須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特別是弱者的權利。在公平與效率之外，還有人類生存的可持續問題。在政府與市場之外，還有公民社會。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中國制度建設要富有新意。
中國的經濟至上主義應當退出歷史舞台了，代之以一個更關心多數人的、更全面的、更尊重多樣性和生態規律的發展理念。在這裡，現代化的啟蒙精神與現代化中的經驗教訓明確地指向共同的事情──創造精神和「以人為本」。
註釋
1 楊朝飛：〈中國生態環境態勢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中心：《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32、33。
2 過孝民：〈中國環境污染態勢分析〉，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47。
3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專題報告》，2004年1月。
4 庫茲涅茨曲線是一條呈倒「U」形狀的曲線，描述了一些國家對過去的統計回歸的結果：污染程度、對森林的砍伐、經濟收入差距，往往是先有一個增加的過程，在達到某一頂點後又降下來。
5 鄭易生、錢薏紅：《深度憂患：當代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2。
6 朱躍中、周大地：〈當前我國能源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建議〉，《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10月15日。
7 盧風：〈經濟主義批判〉，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472。
8 同註7，頁474。
9 同註7，頁474。
10 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2、28。
11 Nigel J. Collar：〈超越價值：生物多樣性與思想自由〉，《世界自然保護信息》，2004年6月。
12 楊團：〈解決公共事物運營難題的新思路〉，載《中國環境與發展評論》，第二卷，頁509。
13 張曉等：〈國家風景名勝區不是搖錢樹〉，《人民日報》，2004年12月15日。
14 拉茲洛（Ervin Laszlo）著，杜默譯：《巨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頁3。
15 布朗（Lester R. Brown）著，蕭秋梅譯，《生態經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頁48。
鄭易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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