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一口氣讀完劉宏的新作《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以下簡稱《嬗變》，標明頁碼之引文均引自此書），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部書所展示的，正是劉宏以「局外人」身份進入新加坡後，一步步地在觀察和參與中「移情潛入」，在實實在在的認識中細細品味「本土情懷」，在反反覆覆的思考中層層解讀「區域網絡」，總之，這是劉宏在多維視野下建構新加坡華人社會立體圖景的一份獨具特色的階段性總結。恢弘的理論視野，堅實的史料基礎，縝密的邏輯架構，嚴謹的學術規範，多視角、多層面的比較與剖析，構成了本書的總體特色。
《嬗變》一書以論題為綱，空間為緯，將新加坡所處之區域和全球環境的重要影響系統地內化為新加坡的本土情懷、或曰本土策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再由之出發去回眸俯瞰滄海桑田。我以為，本書的獨到之處，正體現在作者扎實的歷史學訓練素養，使之從容地抓住了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進程中兩個關鍵時段，作為深入剖析新加坡華人社會演變及內外動力之時空基礎。
作者著重剖析的第一個時段是從1945至1965這二十年，這是新加坡在馬來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脫穎而出的年代，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從戰前以中國為「本土」、以中華母國為心理情感之主要依託，轉而趨向構建新加坡本土認同的年代，其結果是在新加坡本土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發展出一整套有自身特徵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這種體系雖然仍然「具有中華文化母體的烙印」，但已「日漸淡化」（頁8）。眾所周知，戰後新加坡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總體認同的本土化轉向，是許多學者業已反覆論證過的話題，然而，本書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泛泛談論這一歷史嬗變，而是從戰後二十年紛繁複雜的社會事件中，選擇新加坡1955年的大選為聚焦點，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政治角色演化為個案，圍繞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商而不言商」這一獨特的歷史現象展開剖析。
王賡武曾經指出：「從廣義上說，海外華人社會只分兩種人──商人和熱切成為商人的人」，那些「事業有成」的華商因而自然而然地在當地社會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領導角色（頁46）。如此現象在戰後初年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尤其突出。有鑑於此，本書作者以新加坡華人社會之民間精英即「華商」階層為切入點，「具體分析國家層面的政治對華人商業群體的影響，並深入探討後者的應變策略、參政格局及其後果」（頁80）。作者沒有停留於描繪華商中的幫群結構及政治勢力分野，也沒有滿足於評述華人社會如何因應形勢變化而進行策略和行動上的調整，而是通過1955年的大選政治，透視中華總商會在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以映射華人社會總體政治認同的轉變。如作者所述，中華總商會自1906年成立伊始，就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它一直以「在商而不言商」的形象出現於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社會舞台。在1949年之前，它主要捲入晚清與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及抗戰勝利後的國共衝突，但是，進入50年代後，隨著中國本土及東南亞政治形勢的變化，中華總商會領導層中積極參與新加坡本地政治的思潮開始湧動，進而提出「認本邦為第一故鄉」之口號。伴隨著新加坡的政黨政治日趨成熟，中華總商會作為華人組織的政治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換言之，在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政體中，如同中華總商會這樣作為一個族群中一個階層的利益代表，其政治生命從華人社會的主導退而成為配角，成為被爭取的對象，其代表人物再也不是號令天下的領袖，而只能作為個體參與執政黨或國會，由此間接捲入政治決策之中，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在走向獨立建國的新加坡社會結構中，中華總商會是國家與民眾的中介層次，通過這樣一個個案來研究國家與民眾的互動關係及特殊時代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無疑是極好的視角。微觀個案研究如果拘泥於個案，其意義必然有限，因此，就方法論而言，本書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個案研究與宏觀的社會分析有機地結合一體，顯示了作者在個案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方面得以運用自如的功力。
作者關注的第二個重要時段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降的十多年，其特點是具體剖析伴隨著華人區域網絡和全球化進程的勃興，新加坡華人社會為何以及如何「意外地」展現出與獨立之前的華人社會之間若隱若現的延續性，即從疏離中國網絡（包括僑鄉和國家政府的層次），轉而重新強調或重視以「中國─東南亞」作為其思維決策的基礎，乃至部分民間精英人士有意無意地以「跨國華人」自居，形成全球化時代獨特的社群追求。
進入90年代後，新加坡在經濟上的傑出成就早已有目共睹，然而，在東南亞的政治背景裡，獨立的新加坡仍然只是個「政治笑話」（李光耀語，頁11）。關於新加坡的認識、研究乃至決策，都必須既立足於新加坡，卻絕不拘泥於新加坡。正是基於對這一大背景的深刻理解，作者對90年代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剖析，大跨度地超越了現有研究中的民族國家框架，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置於本土化趨勢、區域網絡建構和全球化影響三個重疊而交互作用，但又有自身獨立空間的進程下加以分析。劉宏早在2000年出版的《中國─東南亞學》一書中，就提出了建構與研究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接觸區」的理論，嘗試解構並闡釋亞洲次區域之間的互動模式及其對民族國家內部進程的影響。我以為，《嬗變》一書是作者對於其所提出的「接觸區」理論的一個實證研究個案，即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直接置於具有內在邏輯性和理論性的「接觸區」框架中進行觀察與剖析。由於處在「亞洲車軸」的戰略地位上，新加坡既是一個民族國家，又是宏觀經濟區域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以華人為主體的血緣關係和族群紐帶，新加坡與外部世界形成了多重多質、疏密不一的關係網絡。諸如此類的關係、紐帶、網絡，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同外在資源互動與共生的必然產物。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新加坡業已成為東南亞和東亞華人社會和商業網絡的制度性中樞，因此，雖然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但仍然活躍於社會經濟舞台的新時期的中華總商會「具有決心、能力以及戰略上的優勢。這些實用的機構為建立並拓展各種層次的網絡的議程服務，反過來又以國家對國家、地方對地方、組織對組織以及機構對公司交流的形式出現；它們代表了當代華人跨國性的本質和特徵」（頁155）。
要而言之，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自90年代以降的諸多嬗變中，網絡、市場與國家在跨國語境下之互動是焦點之一。其中，以華商為代表的新加坡華人社會隨著歷史大環境的演變，發生從淡化與祖籍國的傳統血緣地緣紐帶關係到再續前緣，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回歸」，實際上絕非簡單意義上的回歸，究其實質，乃蘊涵了當代區域網絡及全球化進程的真實特性，它的深刻含義一是內在主體價值系統的與時俱進，二是外在組織網絡與群體利益的多重整合。
本書的特點在於抓住了兩個關鍵時段，然而，竊以為如果說本書仍有甚麼令人遺憾之處的話，那就在於出現了兩個關鍵時段之間斷裂的殘缺。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到90年代之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段，應當是新加坡立國後走向發展的重要年代，是新加坡經濟突飛猛進並形成自身特色的關鍵年代，因而也是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中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當然，誠如劉宏所言，這一時段由於「華人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模式與此前大異其趣，因而需要另文專論」（頁5），我們期望劉宏能夠早日填補這一空白。
一口氣讀完劉宏的新作《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以下簡稱《嬗變》，標明頁碼之引文均引自此書），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部書所展示的，正是劉宏以「局外人」身份進入新加坡後，一步步地在觀察和參與中「移情潛入」，在實實在在的認識中細細品味「本土情懷」，在反反覆覆的思考中層層解讀「區域網絡」，總之，這是劉宏在多維視野下建構新加坡華人社會立體圖景的一份獨具特色的階段性總結。恢弘的理論視野，堅實的史料基礎，縝密的邏輯架構，嚴謹的學術規範，多視角、多層面的比較與剖析，構成了本書的總體特色。
《嬗變》一書以論題為綱，空間為緯，將新加坡所處之區域和全球環境的重要影響系統地內化為新加坡的本土情懷、或曰本土策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再由之出發去回眸俯瞰滄海桑田。我以為，本書的獨到之處，正體現在作者扎實的歷史學訓練素養，使之從容地抓住了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進程中兩個關鍵時段，作為深入剖析新加坡華人社會演變及內外動力之時空基礎。
作者著重剖析的第一個時段是從1945至1965這二十年，這是新加坡在馬來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脫穎而出的年代，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從戰前以中國為「本土」、以中華母國為心理情感之主要依託，轉而趨向構建新加坡本土認同的年代，其結果是在新加坡本土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發展出一整套有自身特徵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這種體系雖然仍然「具有中華文化母體的烙印」，但已「日漸淡化」（頁8）。眾所周知，戰後新加坡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總體認同的本土化轉向，是許多學者業已反覆論證過的話題，然而，本書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泛泛談論這一歷史嬗變，而是從戰後二十年紛繁複雜的社會事件中，選擇新加坡1955年的大選為聚焦點，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政治角色演化為個案，圍繞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商而不言商」這一獨特的歷史現象展開剖析。
王賡武曾經指出：「從廣義上說，海外華人社會只分兩種人──商人和熱切成為商人的人」，那些「事業有成」的華商因而自然而然地在當地社會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領導角色（頁46）。如此現象在戰後初年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尤其突出。有鑑於此，本書作者以新加坡華人社會之民間精英即「華商」階層為切入點，「具體分析國家層面的政治對華人商業群體的影響，並深入探討後者的應變策略、參政格局及其後果」（頁80）。作者沒有停留於描繪華商中的幫群結構及政治勢力分野，也沒有滿足於評述華人社會如何因應形勢變化而進行策略和行動上的調整，而是通過1955年的大選政治，透視中華總商會在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以映射華人社會總體政治認同的轉變。如作者所述，中華總商會自1906年成立伊始，就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它一直以「在商而不言商」的形象出現於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社會舞台。在1949年之前，它主要捲入晚清與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及抗戰勝利後的國共衝突，但是，進入50年代後，隨著中國本土及東南亞政治形勢的變化，中華總商會領導層中積極參與新加坡本地政治的思潮開始湧動，進而提出「認本邦為第一故鄉」之口號。伴隨著新加坡的政黨政治日趨成熟，中華總商會作為華人組織的政治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了。換言之，在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政體中，如同中華總商會這樣作為一個族群中一個階層的利益代表，其政治生命從華人社會的主導退而成為配角，成為被爭取的對象，其代表人物再也不是號令天下的領袖，而只能作為個體參與執政黨或國會，由此間接捲入政治決策之中，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在走向獨立建國的新加坡社會結構中，中華總商會是國家與民眾的中介層次，通過這樣一個個案來研究國家與民眾的互動關係及特殊時代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無疑是極好的視角。微觀個案研究如果拘泥於個案，其意義必然有限，因此，就方法論而言，本書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個案研究與宏觀的社會分析有機地結合一體，顯示了作者在個案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方面得以運用自如的功力。
作者關注的第二個重要時段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降的十多年，其特點是具體剖析伴隨著華人區域網絡和全球化進程的勃興，新加坡華人社會為何以及如何「意外地」展現出與獨立之前的華人社會之間若隱若現的延續性，即從疏離中國網絡（包括僑鄉和國家政府的層次），轉而重新強調或重視以「中國─東南亞」作為其思維決策的基礎，乃至部分民間精英人士有意無意地以「跨國華人」自居，形成全球化時代獨特的社群追求。
進入90年代後，新加坡在經濟上的傑出成就早已有目共睹，然而，在東南亞的政治背景裡，獨立的新加坡仍然只是個「政治笑話」（李光耀語，頁11）。關於新加坡的認識、研究乃至決策，都必須既立足於新加坡，卻絕不拘泥於新加坡。正是基於對這一大背景的深刻理解，作者對90年代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剖析，大跨度地超越了現有研究中的民族國家框架，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置於本土化趨勢、區域網絡建構和全球化影響三個重疊而交互作用，但又有自身獨立空間的進程下加以分析。劉宏早在2000年出版的《中國─東南亞學》一書中，就提出了建構與研究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接觸區」的理論，嘗試解構並闡釋亞洲次區域之間的互動模式及其對民族國家內部進程的影響。我以為，《嬗變》一書是作者對於其所提出的「接觸區」理論的一個實證研究個案，即將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變遷直接置於具有內在邏輯性和理論性的「接觸區」框架中進行觀察與剖析。由於處在「亞洲車軸」的戰略地位上，新加坡既是一個民族國家，又是宏觀經濟區域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以華人為主體的血緣關係和族群紐帶，新加坡與外部世界形成了多重多質、疏密不一的關係網絡。諸如此類的關係、紐帶、網絡，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同外在資源互動與共生的必然產物。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新加坡業已成為東南亞和東亞華人社會和商業網絡的制度性中樞，因此，雖然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但仍然活躍於社會經濟舞台的新時期的中華總商會「具有決心、能力以及戰略上的優勢。這些實用的機構為建立並拓展各種層次的網絡的議程服務，反過來又以國家對國家、地方對地方、組織對組織以及機構對公司交流的形式出現；它們代表了當代華人跨國性的本質和特徵」（頁155）。
要而言之，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自90年代以降的諸多嬗變中，網絡、市場與國家在跨國語境下之互動是焦點之一。其中，以華商為代表的新加坡華人社會隨著歷史大環境的演變，發生從淡化與祖籍國的傳統血緣地緣紐帶關係到再續前緣，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回歸」，實際上絕非簡單意義上的回歸，究其實質，乃蘊涵了當代區域網絡及全球化進程的真實特性，它的深刻含義一是內在主體價值系統的與時俱進，二是外在組織網絡與群體利益的多重整合。
本書的特點在於抓住了兩個關鍵時段，然而，竊以為如果說本書仍有甚麼令人遺憾之處的話，那就在於出現了兩個關鍵時段之間斷裂的殘缺。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到90年代之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段，應當是新加坡立國後走向發展的重要年代，是新加坡經濟突飛猛進並形成自身特色的關鍵年代，因而也是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中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當然，誠如劉宏所言，這一時段由於「華人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模式與此前大異其趣，因而需要另文專論」（頁5），我們期望劉宏能夠早日填補這一空白。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