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Isaiah Berlin）著，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當代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研究黑格爾（G. W. F. Hegel）哲學的鴻篇巨制《黑格爾》（Hegel）的「前言與致謝」中首先感謝了伯林（Isaiah Berlin），「他審閱了本書部分手稿，他的淵博學識，他對黑格爾得以產生出來的整個德意志思想和感傷情懷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然而很清楚的事實是，伯林對於黑格爾式的決定論哲學一向深惡痛絕，他欣賞的是那些勇敢地、公開地跟佔統治地位的理性體系作鬥爭的思想家。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更能代表伯林堅持的立場──多元主義（從價值多元主義到文化多元主義），除了泰勒，格雷（John Gray）和早前去世的羅爾斯（John Rawls）也坦承深受伯林影響。當這些戰後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視為先驅時，伯林作為當代思想大師的地位漸漸得到了確認。
與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大多數書齋學者不同，伯林是一位面向公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產生於對話，充滿了即興發揮。這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演講中。在這些演講中，伯林向我們展示了作為思想大師的語言魅力：信手拈來的妙語和靈光一閃的思想火花──當然這種魅力與他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態度是分不開的。作為思想家，有人的生活屬於思想傳記，有人的思想屬於生活傳記；前者的代表是康德（Immanuel Kant），而伯林顯然是後一類思想家的典型。這種思想方式和生活態度也決定了伯林一生幾乎沒有甚麼大部頭的作品，真正得到流傳的是一些論文集。《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以下簡稱為《反潮流》）是很重要的一本，頗能體現伯林的理論興趣和思想方式。
《反潮流》收錄了十三篇伯林討論現代思想史上偉大「異見者」的重要論文。這些「反潮流者」包括：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維柯（Giambattista Vico）、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哈曼（Johann G. Hamann）、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赫斯（Moses Hess）和索雷爾（Georges Sorel）等。伯林生動地揭示出這些被忽略和被誤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創見，指出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戰著傳統的智慧，但他們的貢獻卻不為人們所理解。伯林通過對這些「反潮流」先輩思想的發掘，捍衛了生活多樣性的理想和自由寬容的觀念。這種捍衛是在兩個層面上達成的：其一，伯林的選擇本身就已經表明了他的多元主義立場；另外就是在這種論述裡貫徹始終的寬容和精確。
在收入《反潮流》的十三篇文章裡，第一篇〈反啟蒙運動〉可以看作一個導論性質的宣言。這篇文章質疑了啟蒙運動的一個核心信念：「所有時代所有人的終極目標，其實是一樣的」，「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著世界」，並且「這些規律是真實的是可以獲知的」（頁3、4）。在伯林看來，「反啟蒙」先驅維柯是首先向這些公認的啟蒙觀念作出挑戰的，他否定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作為西方傳統核心的自然法學說，宣揚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所有活動和表現都具有一種獨特風格的觀點，鼓吹一種文化獨特性的思想並進而堅持文化的多樣性。這樣就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研究之間劃了一道明確的界限，前者研究的是從「外部」觀察相對不變的物質世界的性質，而後者則用同情的眼光，從「內部」觀察社會的演化。這就構成了對於啟蒙運動最為核心的一元論理性主義學說的深刻批判。在這場被伯林稱為「反啟蒙」的運動裡，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哈曼。如果說維柯只想撼動他那個時代啟蒙運動的支柱，哈曼則是要摧毀它們。哈曼堅持的信念是：所有真理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這種對於以普遍性和整體性為主要特徵的理性主義體系的否定，甚至讓人想到二十世紀後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為甚麼就不能為每一種物體都建立一門新科學呢？建立一種適用於個體的、不再適用於整體的學說呢？」（《明亮的房間──攝影筆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哈曼還譴責理性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用分析歪曲了實在，他的這個思想在赫爾德（Johann G. Herder）、雅各比（Friedrich H. Jacobi）和默澤爾（Justus Moser）那裡得到了繼承。在伯林看來，正是這一「反潮流」思想群體的努力構成了對啟蒙運動最為深刻的質疑。
由赫爾德肇其端的三種重要觀念之一的「民族主義」，是伯林討論赫斯、馬克思和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文章的中心線索。在〈狄斯累利、馬克思及對認同的追求〉中，伯林將有著猶太血統的狄斯累利和馬克思的努力歸結為對一個以傳統、語言、習俗、共同歷史記憶為根基的單一群體或文化認同的追求，正是這種認同才使他們達到了充分自我實現的信念。較之馬克思和狄斯累利強烈的創造性和支配欲，溫和誠實的赫斯是另一類人的代表。〈赫斯的生平與觀點〉著力展現的就是赫斯在觀察事實上的獨具慧眼，當然還有一種神經質的歪曲。「民族主義」也成了另一文章的題目，該文的副標題是「往昔的被忽視和今日的威力」，這清楚表明了伯林的意圖，它觸及十九世紀政治思想和預言中一個最令人不解的問題，即未能正確評估民族主義在塑造當今世界局面中的重要作用。和前面的兩篇文章一樣，這也是一篇線索清晰的論述觀念史的傑作。伯林在〈孟德斯鳩〉中認為，孟德斯鳩思想裡最重要的是貫穿其全部著作的懷疑主義特點，以及他對一切為大規模變革所做的全面而簡單的計劃缺少熱情的想法。至於對索雷爾的興趣，則在於他堅決反對西方社會和政治學說中的兩個關鍵信條：通過知識得到拯救的希臘信條和歷史神正論的猶太──基督教信條（〈喬治．索雷爾〉）。他們共同的懷疑主義傾向預示了伯林對於兩個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思想家的考察：馬基雅維利和赫爾岑。〈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使人們意識到這一點：「無論他（馬基雅維利）本人怎麼想，他是多元主義的創立者之一」，因為他的二元論思想為多元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可能。在〈赫爾岑和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了最接近於發出激進多元主義先聲的面孔。伯林本人在連篇累牘的文章和著述中深入細緻地予以辯護和闡述的，也正是這種多元主義。
在討論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威爾第的「素樸」〉中，伯林用源於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對素樸藝術家和感傷藝術家的劃分來解釋威爾第，認為他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素樸」藝術家──至少在音樂世界裡是如此。但威爾第與「反潮流」似乎沒有甚麼關係，伯林本人也承認：「威爾第就是個跟時代非常合拍的人」，「威爾第不是反潮流的，我把論述他的文章放在那個論文集裡也許不恰當」（《伯林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但威爾第卻是赫爾德「歸屬」理想──這個不斷出現在伯林著作中的主題──的一個最值得紀念的生動事例。
在《反潮流》中，伯林的全部寫作都是從非教條的觀點出發，不是給定任何確定無疑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有著深刻意味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只具理論意義和歷史價值，它們也還處於今天人們關切範圍的前列。通過向讀者揭示其全神貫注的某些持久不斷的哲學問題，伯林推動了一個獨特的且越來越重要的研究領域的進展──觀念史研究。觀念史是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從起源上大概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下半葉，它的地位在今天仍然有待承認。豪舍爾（Roger Hausheer）在本書的序言裡對觀念史有這樣的界定：「觀念史力求找出（當然不限於此）一種文明或文化在漫長的精神變遷中某些中心概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再現在某個既定時代和文化中人們對自身及其活動的看法」（頁5）；它「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是對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認識，以及這些模式給世界帶來的變化」（頁13）；它的「核心關注點是『了解你自己』這一古老格言向群體的歷史整體、文明或文化的廣泛延伸，個體的自我便包含在它們中間，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們的產物。它尤其關心向我們說明我們是誰，我們是甚麼，我們經歷了哪些階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頁13）。
正如書名所示，伯林的研究可以稱為「反潮流」的觀念史，他關注的是一系列持異議的思想家對在西方處於中心位置的理性主義和科學傳統的反叛。正是這一股強大的「反潮流」運動帶來了人們觀念的急劇變化：許多現代思想運動和感情，都是來自這些真正改變了世界的「反潮流」的觀念，尤其是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相對主義、多元主義和許多唯意志論的流派，以及存在主義這個它在二十世紀的最新表現。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這些「反潮流」的觀念和科學、理性主義的傳統一起奠定了現代的觀念，而後現代理論則更多地繼承了前者的精神來反思後者造成的種種後果。通過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們宣示，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絕對的價值，而且，由於充滿著堅信最終絕對真理存在的信念，使得人類歷史與眾多悲劇性後果相伴。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於審視為甚麼獨創性的、書齋式的哲學或社會思想，用於改造人類現實時，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通過反思這些觀念並暴露出它們的殘酷本性，伯林以此形成的是一種關於觀念的觀念，他的論述和洞見有助於我們對形成當代歷史的各種事件和概念建立一種富有批判性的看法。通過對於「反潮流」思想家的研究，伯林確立了他的「多元主義」立場，這種立場在思潮眾多的二十世紀脫穎而出；而他對民族主義的論斷在今天全球化的視野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伯林的學術興趣、思想立場和生活態度與傳統的思想家相比顯然是個「異類」，倒也可以算是「反潮流」運動在二十世紀的一個代表。他不喜歡黑格爾式的決定論哲學家，卻欣賞觀念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家，他沒有大量體系化的著作，充分體現其思想的多半是在公眾場合的演講和談話。這些演講和談話一旦被集中在一起，就是關於觀念史研究的極好範例：既清晰明白又滿懷同情，而且彬彬有禮。也正是在這些自由的言說中，伯林的思想立場和生活態度親切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充滿懷疑精神和諷刺意味，不偏不倚並且無拘無束。正是這樣的立場和態度，為觀念史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尊重，而伯林的這種努力在《反潮流》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當代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研究黑格爾（G. W. F. Hegel）哲學的鴻篇巨制《黑格爾》（Hegel）的「前言與致謝」中首先感謝了伯林（Isaiah Berlin），「他審閱了本書部分手稿，他的淵博學識，他對黑格爾得以產生出來的整個德意志思想和感傷情懷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然而很清楚的事實是，伯林對於黑格爾式的決定論哲學一向深惡痛絕，他欣賞的是那些勇敢地、公開地跟佔統治地位的理性體系作鬥爭的思想家。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更能代表伯林堅持的立場──多元主義（從價值多元主義到文化多元主義），除了泰勒，格雷（John Gray）和早前去世的羅爾斯（John Rawls）也坦承深受伯林影響。當這些戰後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視為先驅時，伯林作為當代思想大師的地位漸漸得到了確認。
與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大多數書齋學者不同，伯林是一位面向公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產生於對話，充滿了即興發揮。這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演講中。在這些演講中，伯林向我們展示了作為思想大師的語言魅力：信手拈來的妙語和靈光一閃的思想火花──當然這種魅力與他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態度是分不開的。作為思想家，有人的生活屬於思想傳記，有人的思想屬於生活傳記；前者的代表是康德（Immanuel Kant），而伯林顯然是後一類思想家的典型。這種思想方式和生活態度也決定了伯林一生幾乎沒有甚麼大部頭的作品，真正得到流傳的是一些論文集。《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以下簡稱為《反潮流》）是很重要的一本，頗能體現伯林的理論興趣和思想方式。
《反潮流》收錄了十三篇伯林討論現代思想史上偉大「異見者」的重要論文。這些「反潮流者」包括：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維柯（Giambattista Vico）、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哈曼（Johann G. Hamann）、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赫斯（Moses Hess）和索雷爾（Georges Sorel）等。伯林生動地揭示出這些被忽略和被誤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創見，指出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戰著傳統的智慧，但他們的貢獻卻不為人們所理解。伯林通過對這些「反潮流」先輩思想的發掘，捍衛了生活多樣性的理想和自由寬容的觀念。這種捍衛是在兩個層面上達成的：其一，伯林的選擇本身就已經表明了他的多元主義立場；另外就是在這種論述裡貫徹始終的寬容和精確。
在收入《反潮流》的十三篇文章裡，第一篇〈反啟蒙運動〉可以看作一個導論性質的宣言。這篇文章質疑了啟蒙運動的一個核心信念：「所有時代所有人的終極目標，其實是一樣的」，「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著世界」，並且「這些規律是真實的是可以獲知的」（頁3、4）。在伯林看來，「反啟蒙」先驅維柯是首先向這些公認的啟蒙觀念作出挑戰的，他否定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作為西方傳統核心的自然法學說，宣揚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所有活動和表現都具有一種獨特風格的觀點，鼓吹一種文化獨特性的思想並進而堅持文化的多樣性。這樣就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研究之間劃了一道明確的界限，前者研究的是從「外部」觀察相對不變的物質世界的性質，而後者則用同情的眼光，從「內部」觀察社會的演化。這就構成了對於啟蒙運動最為核心的一元論理性主義學說的深刻批判。在這場被伯林稱為「反啟蒙」的運動裡，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哈曼。如果說維柯只想撼動他那個時代啟蒙運動的支柱，哈曼則是要摧毀它們。哈曼堅持的信念是：所有真理都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這種對於以普遍性和整體性為主要特徵的理性主義體系的否定，甚至讓人想到二十世紀後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為甚麼就不能為每一種物體都建立一門新科學呢？建立一種適用於個體的、不再適用於整體的學說呢？」（《明亮的房間──攝影筆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哈曼還譴責理性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用分析歪曲了實在，他的這個思想在赫爾德（Johann G. Herder）、雅各比（Friedrich H. Jacobi）和默澤爾（Justus Moser）那裡得到了繼承。在伯林看來，正是這一「反潮流」思想群體的努力構成了對啟蒙運動最為深刻的質疑。
由赫爾德肇其端的三種重要觀念之一的「民族主義」，是伯林討論赫斯、馬克思和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文章的中心線索。在〈狄斯累利、馬克思及對認同的追求〉中，伯林將有著猶太血統的狄斯累利和馬克思的努力歸結為對一個以傳統、語言、習俗、共同歷史記憶為根基的單一群體或文化認同的追求，正是這種認同才使他們達到了充分自我實現的信念。較之馬克思和狄斯累利強烈的創造性和支配欲，溫和誠實的赫斯是另一類人的代表。〈赫斯的生平與觀點〉著力展現的就是赫斯在觀察事實上的獨具慧眼，當然還有一種神經質的歪曲。「民族主義」也成了另一文章的題目，該文的副標題是「往昔的被忽視和今日的威力」，這清楚表明了伯林的意圖，它觸及十九世紀政治思想和預言中一個最令人不解的問題，即未能正確評估民族主義在塑造當今世界局面中的重要作用。和前面的兩篇文章一樣，這也是一篇線索清晰的論述觀念史的傑作。伯林在〈孟德斯鳩〉中認為，孟德斯鳩思想裡最重要的是貫穿其全部著作的懷疑主義特點，以及他對一切為大規模變革所做的全面而簡單的計劃缺少熱情的想法。至於對索雷爾的興趣，則在於他堅決反對西方社會和政治學說中的兩個關鍵信條：通過知識得到拯救的希臘信條和歷史神正論的猶太──基督教信條（〈喬治．索雷爾〉）。他們共同的懷疑主義傾向預示了伯林對於兩個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思想家的考察：馬基雅維利和赫爾岑。〈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使人們意識到這一點：「無論他（馬基雅維利）本人怎麼想，他是多元主義的創立者之一」，因為他的二元論思想為多元主義的誕生提供了可能。在〈赫爾岑和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了最接近於發出激進多元主義先聲的面孔。伯林本人在連篇累牘的文章和著述中深入細緻地予以辯護和闡述的，也正是這種多元主義。
在討論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威爾第的「素樸」〉中，伯林用源於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對素樸藝術家和感傷藝術家的劃分來解釋威爾第，認為他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素樸」藝術家──至少在音樂世界裡是如此。但威爾第與「反潮流」似乎沒有甚麼關係，伯林本人也承認：「威爾第就是個跟時代非常合拍的人」，「威爾第不是反潮流的，我把論述他的文章放在那個論文集裡也許不恰當」（《伯林談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但威爾第卻是赫爾德「歸屬」理想──這個不斷出現在伯林著作中的主題──的一個最值得紀念的生動事例。
在《反潮流》中，伯林的全部寫作都是從非教條的觀點出發，不是給定任何確定無疑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有著深刻意味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只具理論意義和歷史價值，它們也還處於今天人們關切範圍的前列。通過向讀者揭示其全神貫注的某些持久不斷的哲學問題，伯林推動了一個獨特的且越來越重要的研究領域的進展──觀念史研究。觀念史是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從起源上大概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下半葉，它的地位在今天仍然有待承認。豪舍爾（Roger Hausheer）在本書的序言裡對觀念史有這樣的界定：「觀念史力求找出（當然不限於此）一種文明或文化在漫長的精神變遷中某些中心概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再現在某個既定時代和文化中人們對自身及其活動的看法」（頁5）；它「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是對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認識，以及這些模式給世界帶來的變化」（頁13）；它的「核心關注點是『了解你自己』這一古老格言向群體的歷史整體、文明或文化的廣泛延伸，個體的自我便包含在它們中間，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們的產物。它尤其關心向我們說明我們是誰，我們是甚麼，我們經歷了哪些階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頁13）。
正如書名所示，伯林的研究可以稱為「反潮流」的觀念史，他關注的是一系列持異議的思想家對在西方處於中心位置的理性主義和科學傳統的反叛。正是這一股強大的「反潮流」運動帶來了人們觀念的急劇變化：許多現代思想運動和感情，都是來自這些真正改變了世界的「反潮流」的觀念，尤其是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相對主義、多元主義和許多唯意志論的流派，以及存在主義這個它在二十世紀的最新表現。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這些「反潮流」的觀念和科學、理性主義的傳統一起奠定了現代的觀念，而後現代理論則更多地繼承了前者的精神來反思後者造成的種種後果。通過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們宣示，在人類歷史上沒有絕對的價值，而且，由於充滿著堅信最終絕對真理存在的信念，使得人類歷史與眾多悲劇性後果相伴。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於審視為甚麼獨創性的、書齋式的哲學或社會思想，用於改造人類現實時，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通過反思這些觀念並暴露出它們的殘酷本性，伯林以此形成的是一種關於觀念的觀念，他的論述和洞見有助於我們對形成當代歷史的各種事件和概念建立一種富有批判性的看法。通過對於「反潮流」思想家的研究，伯林確立了他的「多元主義」立場，這種立場在思潮眾多的二十世紀脫穎而出；而他對民族主義的論斷在今天全球化的視野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伯林的學術興趣、思想立場和生活態度與傳統的思想家相比顯然是個「異類」，倒也可以算是「反潮流」運動在二十世紀的一個代表。他不喜歡黑格爾式的決定論哲學家，卻欣賞觀念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家，他沒有大量體系化的著作，充分體現其思想的多半是在公眾場合的演講和談話。這些演講和談話一旦被集中在一起，就是關於觀念史研究的極好範例：既清晰明白又滿懷同情，而且彬彬有禮。也正是在這些自由的言說中，伯林的思想立場和生活態度親切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充滿懷疑精神和諷刺意味，不偏不倚並且無拘無束。正是這樣的立場和態度，為觀念史這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尊重，而伯林的這種努力在《反潮流》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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