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繼《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在大陸面世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1995年英文版）也終於翻譯成中文出版。如果說《文化、權力與國家》主要還是採取社會史的研究進路的話，那麼後者則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思想史的層面，強調不同的歷史敘述者在民族國家背景下對話語的爭奪和利用，最終如何建構出他們所期望的各種現代概念（如反宗教、革命、市民社會、聯邦主義等）。
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敘述方式一般是以某種宏大的概念體系為基礎，並且相信這些概念恰當地概括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演變過程。比如革命與立憲、啟蒙與救亡等等，都佔據了傳統敘述的核心部分。但是這種對思想史的描述是不是清晰和自明的呢？這些概念背後的意義是不是確定和穩定的呢？杜贊奇對此的回答是把「民族」這一現代概念放在他的批判視野當中，反對啟蒙歷史中的線形發展觀，並且把這一概念放在「詞語」的層面上，分析它如何在不同的敘述者口中被表達成不同的意義。
杜贊奇提出一個複線的歷史觀（bifurcated history），以反對線形歷史觀（linear history）。所謂複線的歷史觀就是他認為歷史並非直線進化的，而是歷史表述根據當下的需求，從過去和當下尋找自己的意義支持，不同的歷史表述之間有衝突，但是最後取得優勢的歷史話語會反過來影響人們對此的認知。杜氏認為，從中國現代史關於民族的不同敘述中可以看出，哪些歷史散佚了，哪些又被人們重新利用起來。
應該說，杜贊奇在此書中的幾個個案分析表現平平，對史料文本利用的不足也充分暴露出來，但是他在書中傳遞出來的問題卻有著重要的歷史方法論意義。
如前敘述，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忽略了概念本身意義的不穩定性，不大去考察語言背後的社會歷史情境，這樣往往會導致敘述中意義的僵化和呆板，無法表現出思想演變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當然這一問題不僅是中國思想史研究所面臨的，最近二三十年，歐美政治思想史領域中對此的爭論也相當激烈，以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和鄧恩（John Dunn）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和出身於劍橋的美國學者波考克（John G. A. Pocock），就對傳統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範式提出嚴厲批評。他們的批評有三個重點，一是認為文本本身並無其自足性和完整性，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中也並不存在某種穩定的真理詮釋。二是反對那些預設西方政治思想有自我的理念傳統，並且可以從不同時期的作者中挖掘出這一理念的演變過程。第三則是反對那種消極的社會、政治、經濟對政治思想的能動論，強調作者個人的經驗與抉擇。應該說，在這三方面的批評中，前兩方面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尚無過份顯現，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治思想在近現代發生巨大的斷裂，古代經典文本的穩定意義遭到顛覆，而轉換為一套西化的政治思想敘述。第三方面批評的問題在中國表現則十分明顯，一個自然是西方實證主義思想的興起的間接緣故，再者就是馬克思的經典歷史唯物論的敘述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巨大影響。我們往往過份強調政治思想是社會反映的影像特點，而忽略了作者在歷史敘述中的主觀意圖所表現的作用。
波考克出於對傳統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範式的不滿，提出以「政治論述的歷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詞說明一般所指稱的「政治思想史」。所謂「政治論述的歷史」就是主張將文本重新放置在歷史的情境中，從而讓作者和其活動的空間實現互動。尤其讓人注意的是，他們都非常注重語言的作用，認為作者是在對語言的不斷取捨和運用中充分展現其意圖和其歷史角色的，並且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洞察出政治「語言」的意義是如何不斷發展的。
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杜贊奇的敘述模式基本是依照上述的論述模式展開的，這背後自然有一個「語言學轉向」的大背景，但是將這種研究範式用於中國歷史研究則算是一次創新。姑且不談本書暴露的種種缺陷，在一些個案的研究方面，這種範式還是顯現出相當的說服力。
比如杜贊奇在分析陳炯明和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時說，雖然陳炯明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堅持聯省自治的建國方案，這與孫中山以及革命人士的中央集權式的建國理想顯然出現衝突，因此陳在這場話語權的爭奪中落在下風，被描述成一個反革命、反對統一的地方軍閥，其致力於地方自治的建國理想卻被遮蔽了。在這一個案中，如果僅僅從孫中山和陳獨秀等人的文本出發，我們很難發現這些利用舊式語言來闡述「民族主義」這一進步概念的作者，實際上只是動用了道德霸權敘述壓倒了陳炯明這一武夫的建設理想。難怪胡適也出面抗議：「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可以有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作攻擊陳炯明的武器。」杜贊奇分析道，陳獨秀因為反對地方自治的建國之路，從而在這場反對陳炯明的筆仗中常以「破壞統一」等陳舊詞語對他進行道德上的指控，而陳獨秀之所以要對陳炯明口誅筆伐的深層原因，則是由於陳炯明沒有響應革命的號召。於是聯省自治的民主目標被陳獨秀等人置換成民族國家的目標，陳炯明自然也就成為歷史的阻礙者。
在這一場政治思想的角力中，如果我們僅僅從類似進步─落後等等的二元概念來分析，那麼得到的將是非常簡化的歷史圖景──誰順應了歷史趨勢，誰成為舊社會的衛道者。我們無法洞察出背後被掩蓋的話語權力關係，甚至可能會極大地歪曲歷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我們只有從每個參與者的敘述中努力觀察他所處在的社會背景、他的意圖以及他如何使用其「語言」，才可以充分展現歷史背後的複雜性。
一般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對象，要麼集中在某個事件或者個人，要麼集中在某一股思潮和一場思想運動上，前者往往缺乏整體的視角，後者則往往流於對思潮作籠統的概括，無法還原其在歷史情境中的複雜斑駁。因此我認為，杜著的最大成就在於給中國的歷史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視角和思考維度。
李猛在對杜著的書評〈拯救誰的歷史？〉中引用華北農村的口述史得出結論說，歷史其實是分層的，村莊精英的歷史記憶和底層百姓的歷史記憶是不同的，無法以一種歷史敘述攬括全部。李猛並以此批評杜氏的複線歷史觀。但是我認為，這一批評對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而言並非恰當，一是本書和《文化、權力與國家》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有不同；另外則是本書主要的研究文本基本上屬於精英敘述，全書也主要強調精英是如何利用各種敘述結構達到自己理念建構的意圖，而非在一個社會裡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從而也就迴避了所謂「村莊的宮廷史」的問題，儘管這一維度非常重要。
繼《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在大陸面世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1995年英文版）也終於翻譯成中文出版。如果說《文化、權力與國家》主要還是採取社會史的研究進路的話，那麼後者則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思想史的層面，強調不同的歷史敘述者在民族國家背景下對話語的爭奪和利用，最終如何建構出他們所期望的各種現代概念（如反宗教、革命、市民社會、聯邦主義等）。
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敘述方式一般是以某種宏大的概念體系為基礎，並且相信這些概念恰當地概括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的演變過程。比如革命與立憲、啟蒙與救亡等等，都佔據了傳統敘述的核心部分。但是這種對思想史的描述是不是清晰和自明的呢？這些概念背後的意義是不是確定和穩定的呢？杜贊奇對此的回答是把「民族」這一現代概念放在他的批判視野當中，反對啟蒙歷史中的線形發展觀，並且把這一概念放在「詞語」的層面上，分析它如何在不同的敘述者口中被表達成不同的意義。
杜贊奇提出一個複線的歷史觀（bifurcated history），以反對線形歷史觀（linear history）。所謂複線的歷史觀就是他認為歷史並非直線進化的，而是歷史表述根據當下的需求，從過去和當下尋找自己的意義支持，不同的歷史表述之間有衝突，但是最後取得優勢的歷史話語會反過來影響人們對此的認知。杜氏認為，從中國現代史關於民族的不同敘述中可以看出，哪些歷史散佚了，哪些又被人們重新利用起來。
應該說，杜贊奇在此書中的幾個個案分析表現平平，對史料文本利用的不足也充分暴露出來，但是他在書中傳遞出來的問題卻有著重要的歷史方法論意義。
如前敘述，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忽略了概念本身意義的不穩定性，不大去考察語言背後的社會歷史情境，這樣往往會導致敘述中意義的僵化和呆板，無法表現出思想演變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當然這一問題不僅是中國思想史研究所面臨的，最近二三十年，歐美政治思想史領域中對此的爭論也相當激烈，以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和鄧恩（John Dunn）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和出身於劍橋的美國學者波考克（John G. A. Pocock），就對傳統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範式提出嚴厲批評。他們的批評有三個重點，一是認為文本本身並無其自足性和完整性，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中也並不存在某種穩定的真理詮釋。二是反對那些預設西方政治思想有自我的理念傳統，並且可以從不同時期的作者中挖掘出這一理念的演變過程。第三則是反對那種消極的社會、政治、經濟對政治思想的能動論，強調作者個人的經驗與抉擇。應該說，在這三方面的批評中，前兩方面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尚無過份顯現，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治思想在近現代發生巨大的斷裂，古代經典文本的穩定意義遭到顛覆，而轉換為一套西化的政治思想敘述。第三方面批評的問題在中國表現則十分明顯，一個自然是西方實證主義思想的興起的間接緣故，再者就是馬克思的經典歷史唯物論的敘述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巨大影響。我們往往過份強調政治思想是社會反映的影像特點，而忽略了作者在歷史敘述中的主觀意圖所表現的作用。
波考克出於對傳統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範式的不滿，提出以「政治論述的歷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詞說明一般所指稱的「政治思想史」。所謂「政治論述的歷史」就是主張將文本重新放置在歷史的情境中，從而讓作者和其活動的空間實現互動。尤其讓人注意的是，他們都非常注重語言的作用，認為作者是在對語言的不斷取捨和運用中充分展現其意圖和其歷史角色的，並且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洞察出政治「語言」的意義是如何不斷發展的。
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杜贊奇的敘述模式基本是依照上述的論述模式展開的，這背後自然有一個「語言學轉向」的大背景，但是將這種研究範式用於中國歷史研究則算是一次創新。姑且不談本書暴露的種種缺陷，在一些個案的研究方面，這種範式還是顯現出相當的說服力。
比如杜贊奇在分析陳炯明和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時說，雖然陳炯明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堅持聯省自治的建國方案，這與孫中山以及革命人士的中央集權式的建國理想顯然出現衝突，因此陳在這場話語權的爭奪中落在下風，被描述成一個反革命、反對統一的地方軍閥，其致力於地方自治的建國理想卻被遮蔽了。在這一個案中，如果僅僅從孫中山和陳獨秀等人的文本出發，我們很難發現這些利用舊式語言來闡述「民族主義」這一進步概念的作者，實際上只是動用了道德霸權敘述壓倒了陳炯明這一武夫的建設理想。難怪胡適也出面抗議：「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為，也許可以有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屍來作攻擊陳炯明的武器。」杜贊奇分析道，陳獨秀因為反對地方自治的建國之路，從而在這場反對陳炯明的筆仗中常以「破壞統一」等陳舊詞語對他進行道德上的指控，而陳獨秀之所以要對陳炯明口誅筆伐的深層原因，則是由於陳炯明沒有響應革命的號召。於是聯省自治的民主目標被陳獨秀等人置換成民族國家的目標，陳炯明自然也就成為歷史的阻礙者。
在這一場政治思想的角力中，如果我們僅僅從類似進步─落後等等的二元概念來分析，那麼得到的將是非常簡化的歷史圖景──誰順應了歷史趨勢，誰成為舊社會的衛道者。我們無法洞察出背後被掩蓋的話語權力關係，甚至可能會極大地歪曲歷史。也正是從這一角度，我們只有從每個參與者的敘述中努力觀察他所處在的社會背景、他的意圖以及他如何使用其「語言」，才可以充分展現歷史背後的複雜性。
一般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對象，要麼集中在某個事件或者個人，要麼集中在某一股思潮和一場思想運動上，前者往往缺乏整體的視角，後者則往往流於對思潮作籠統的概括，無法還原其在歷史情境中的複雜斑駁。因此我認為，杜著的最大成就在於給中國的歷史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視角和思考維度。
李猛在對杜著的書評〈拯救誰的歷史？〉中引用華北農村的口述史得出結論說，歷史其實是分層的，村莊精英的歷史記憶和底層百姓的歷史記憶是不同的，無法以一種歷史敘述攬括全部。李猛並以此批評杜氏的複線歷史觀。但是我認為，這一批評對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而言並非恰當，一是本書和《文化、權力與國家》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有不同；另外則是本書主要的研究文本基本上屬於精英敘述，全書也主要強調精英是如何利用各種敘述結構達到自己理念建構的意圖，而非在一個社會裡進行整體性的分析，從而也就迴避了所謂「村莊的宮廷史」的問題，儘管這一維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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