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埃文斯（Harriet Evans）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民主研究中心高級講師，從事中國研究，先後受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的婦女與性》（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是她最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書分析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出版的涉及「性」的大量文章以及一些表現婦女的「性」的可視的手法，以便檢驗與「女性」一詞相聯繫的「性別」（gender）所包含的各種社會意義（引自該書頁4；下文只標頁碼者均引自該書）。該書所分析的材料包括從50年代起中國編輯出版的期刊，如《大眾醫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還有普及性知識的小冊子，以及全國、地方及省級報紙（主要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等），更包括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版的大量性學研究成果，如吳階平、劉達臨、潘綏銘、李銀河等人的著作。該書主要採用比較分析法，通過對上述文本內容的比較，分析文革前後女性的性活動、性取向、女性地位、婚姻、生殖以及多元的性關係等，為婦女在「性」的背景和關係中的責任和特徵畫出輪廓。同時，對於這些在革命和改革時期裡涉及性的文本，作者也闡明了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張力、反差和繼承性。在分析的過程中，明顯貫穿著作者自己的西方個體自由主義的方法論。
一
許多學者認為，1949年至1980年間，「性」在中國是一個禁止觸及的主題（頁1）。但作者發現，從1950年到1953年，隨著新婚姻法的頒布，不少雜誌有大量篇幅討論性愛主題。直到60年代早期，仍有大量涉及性的出版物面世，並為80年代早期討論的假設、視角和參數建立了知識的基礎（頁1-2）。埃文斯認為，對於中國人的性取向，文革前只有由政黨定義的單一標準，它將社會定位的優先性普遍化和絕對化，強化了政黨對性領域進行道德控制和干涉的理念及實踐，使得屬於私人興趣和私人關切的「性」受到黨國（the party-state）權力的侵犯。
（1）國家對公共信息渠道的一體化控制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黨國將所有的信息傳播渠道，如新聞傳播媒介、教育、醫療等都整合於行政系統之下，表現出令人驚異的一體化特徵。編輯部的主要成員與黨員身份合而為一，社論主筆或多或少就是政治監督的同義詞。被公諸於眾的「性」的信息，取決於「甚麼對公眾及公共教育是合適的」的編輯的或政治的標準。通過決定「公共論道」的參數和內容，以及通過使特定態度和實踐合法化，相應的行政部門開始成為性行為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的監督者（頁11-12）。
出版物的主要內容和限制要和中央政策一致，這些政策以意識形態作參數，並在黨的指示、官方報告和報紙社論中被清晰地傳達出來。它也通過檢查制度來排除有潛在威脅的材料。因此，雖然各色人等參加了討論，但一些公眾關注的問題，如束胸、手淫等，如果得不到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只會偶爾出現（頁12）。
80年代以來，婦女青年雜誌數量有了巨大的增長，在一種彌漫著政治犬儒主義的氛圍中，年輕的城市居民把官氣十足的雜誌看作是老一輩實現政治控制的工具而不加理睬。政府的控制從原來掌握預算權變成相關的指導，編輯和出版商開始回應市場的需要（頁13）。大量愛情故事、性感圖片、黃色材料在官方雜誌刊出，似乎是作為改革的紅利而對年輕人性欲滿足的保證（頁82），同時也藉此聚集資金，維持其他與之矛盾的、但由官方明確支持的嚴肅雜誌的出版（頁83）。
（2）婦女及其生活成為政治和道德的表現符碼
官方發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將女性發展的問題從父權制家庭的隱性控制中轉移出去，使女孩們開始獲得新時代賦予的機會（頁80）。它希望結束婦女屈從於家庭和組織利益的社會性別史，使婦女的生活形態成為政治的另一種表現符碼（an political agenda，頁19）。這是私人意識和無意識領域被國家極權主義入侵滲透的表現（頁80）。
共產黨從儒家學說中繼承了道德控制和干涉的實踐經驗，承擔了維護婦女道德標準的重要功能。婦女對「性」的自我否定，實際上被當作衡量性行為和道德的標準。女性的所有性表現都必須被控制，以阻止家庭和社會的混亂。雖然共產黨的許多文章都譴責了一些認為女性「性」表現危險的觀念，但婦女作為性道德和責任的首要目標和代理人的觀點，卻在許多文本中繼續起作用（頁21-22）。這導致整個文革期間，婦女表現在髮型和服裝方面的即使最輕微的性別興趣，都被認為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健康意識。整個性別口味都被強迫成了單一的樣式和顏色，女性成為了一種機器人。將女性外表去女性化，使之趨同於男性的服裝標準，從而形成某種性的同一，似乎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頁2）。因此婦女本身、婦女的生活乃至婦女的身體都作為道德、意識和政治的外化而被隱喻地使用。
然而，官方關於性別平等的華麗詞藻與女性生活經驗之間的矛盾，卻不會因此而被抹殺（頁32）。比如遺棄女嬰、家庭暴力、拐賣婦女或強迫生育等現象普遍存在（頁31），即使在改革後的今天，仍然有針對女性的種種不幸事件，更有強姦、性暴力、賣淫和隨之而來的性傳染病對女性的摧殘（頁160-82）。
（3）性教育的一元化標準和二元對立的固化思維
50年代的性教育雖然缺乏公共的講壇，也不具有學校教育的系統形式，但在醫學專家的參與下，與其他如文學、電影等非系統的建構形式仍有區別。國家威權控制下的性教育，有著保衛國家未來身心健康的明確目標（頁40），力圖將男女青少年對「性」的關注引導到對知識、政治、社會的關注之上，從而為科學、道德利益和社會秩序的重建服務（頁58）。
這決定了性教育的內容。50年代，出版物如果刊登有關月經、手淫等現象的文章，會被認為是向傳統的性道德挑戰，是違反禁忌的，有可能將青少年自然的性興趣擴大到另一端積極的性願望（頁35）。即使在80年代，討論手淫或婚前性行為這類「病態」或「道德墮落」的表現，仍然被認為是道德上的冒犯而激起保守派的極大反感。在官方反對「精神污染」的行動中，從西方引進的、與資產階級理念相聯繫的髮型、時尚等性興趣的表現符碼也再一次受到譴責（頁36）。
整個性領域由一種剛性的規則（rigid code）所支配，它建立在「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的高度選擇和人為教導的基礎上（頁7）。它是以性行為和性意識能被同質地區分為「錯」與「對」為出發點的（頁57）。「正確」意味著性實踐的單一模式，即一夫一妻制。除此之外的性愛，如獨身、同性戀、手淫，則是反常、病態和道德墮落（頁52）。
到80年代後期，性教育在國家教育機構的主辦下得以系統地陳述和傳播，它同樣具有明確服務於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原則，並得到醫學專家和國家的支持。由於它將性的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加以「科學地」合法化的混同（即生理意義，從而社會意義上的女柔弱男剛強），因而對於形成性別的依附性關係有著顯著的影響（頁55）。
（4）國家系統對性認同的介入和建構
文革前，愛情和婚姻同樣被認為是社會、政治和道德的領域。它浪漫的甚或性欲的經驗描述話語已被取消，身體的吸引、激情和對被愛的渴望，由於太接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危險邊緣，而不被允許作精細的刻畫（頁91）。集體主義者盜用了愛情，將之用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並幾乎沒留下任何可以用於其他演繹形式的可能性；在選擇配偶的層級標準中，政治和社會標準處於頭等重要的地位。由於個人只是「革命的螺絲釘」，導致婚姻也不是私人事務，而是革命的細胞，是社會整體利益重要性的表現。
這使人的性行為不但被加以道德評判，而且嚴格限定只有一種性行為才合符道德倫理，即：夫妻之間的，而且──雖然沒有明言──是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生育承擔著為國家提供「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重大社會道德責任，而不只是作為衡量當事人小家庭幸福的指標。因此，性與生殖在早期討論中只有概念上的區別，兩者被認為是自然合一的。挑戰女性生殖角色的性行為被普遍地認為是不道德和反自然的，這就解釋了社會對同性戀及其他一切非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的反感（頁51-52）。正是由於對「性」道德一元化的人為設定，導致對個人的性取向採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並以此為基礎，對其道德品質作武斷定性的批評和人身攻擊。這種觀點甚至在改革時期也沒有質的改變。
二
埃文斯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社會在三十年的歷史跨度中，私與公這兩種力量此消彼長的關係，她在個體自由觀念的主導下，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權力的擴張性有精闢論述，他認為，民主帶來的普遍平等使人有承認社會權力而鄙視個人權利的傾向，這將導致國家權力超出原有領域，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度和獨立性擴張到原先個人擁有的自主領域，從而成為包辦個人生活所有方面的主人1。
按這種思路推理，權力的擴張性將不能導致個人自由的建構。這種個體的自由建構認同個人的自我認識和創造性，認同個人經驗的純粹個人意義和瞬間的片面價值。但由於中國集體主義取向對私人領域的侵犯，導致只能形成「概念化的個人」，即個人只在部分的意義和表面的層次上成為個人，因而是殘缺不全的。個人不擁有對自己的私人生活加以自由處置的完整權利，不能自由決定自己的思維內容及其取捨，當然就更不具有按自己的意志和意識行動的權利。這樣就會導致個人的分裂。
個人的分裂既指個人與自我的分裂，形成人在現實妥協下的虛偽性，對集體原則變通的權宜性，或接受政黨的集體主義原則，導致個人無可救藥的概念化；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分裂，包括同性之間及異性之間的分裂，它使個人反對個人的戰爭有了最高的政治理念依據，並公然上升為群體之間的行為（文革就是其極端表現）。它使男性壓迫女性的群體歷史性行為，在男性主導的女性解放過程中又獲得了新時期國家歷史任務的支持，婦女被解放而進入公共生活領域之後，男性仍然可以隱蔽地繼續貫徹壓迫原私人領域的「體制」。
但是，對一種歷史現象的分析絕對需要將其置於當時的歷史中作過程性的考察，而不能只作單向的因果分析。就此而言，大加撻伐50年代的集權主義擴張並不完全公平。如果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必須按照自身連續的邏輯來演繹，而不能按照人為願望成就一個理想類型，即歷史現象有其無法逾越的主客觀條件；那麼，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正當合理的。
（1）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歷史根源
中國傳統的思想意識中，「崇公抑私」一直是主導價值，大公無私是最高的道德生活境界。「公則天下平矣」2，「凡立公所以去私也」3。這準確地表明了幾千年道德教化的核心，使個體心理具有牢固的集體主義公權力意識。與此同時，這也是傳統社會的「私」的最高境界。由某一位個人作為公共之「天」的人格代表，代行其全權。從此「天下萬物」的產權不再虛置。作為「大公」之天的具體和合法的代理人，「家天下」使公與私這對立的兩極完全重合。
古代中國一邊高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邊行「以天下私一人」之實。這導致在古代中國，普通社會成員能夠完全自主支配的社會空間幾近於無，私生活的所有細節都由「禮」這一國家統治教化理念加以整肅，並由政治權力系統作支撐工具。這可以說是以國家權力取代私人權利最極端的表現。可是它在農業生產方式下卻一直「合理」地存在了幾千年。
古代中國社會成員沒有公共生活，沒有一個領域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由社會成員自主平等地參與組織建立的，所有「公共」領域全是專制的政治生活領域。個人從來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各級「集體」從宗族到州府衙門、直至皇帝的整個政治體系都對個人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但這種現象被認為是國家權力維護社會共同利益所必需的，同樣延續了幾千年。這使得每一個成員都習慣了無主體性的平等，都習慣了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要一個高高在上的人來代表自己。並且當國家出現相似的統治機制時，人民就能從歷史中獲得這種「侵權」統治的合理性根據。只要其賴以維繫的經濟基礎不改變，幾次政治革命又怎能改變得了這種主體狀態？
（2）現實制度的成功激勵
制度激勵是指通過社會結構的制度性安排，通過分配社會資源的特定方式，引導社會成員向制度性安排所指向的價值目標發展。
諾斯（Douglass C. North）認為，現有制度的合法性只有經由人們的觀念認同才能鞏固和說明。如果公民在觀念裡相信了制度的合理性，那麼，即使從個人成本收益的角度看並不合算，人們也不會違背這個制度。因此憑觀念意識，維持現存制度的成本會降低。制度一旦形成，就會獨立地運作下去，即所謂「路徑依賴」。因此，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會使其增長機制內生出某種資源配置偏好，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所以要成功地實現制度激勵，需要兩項條件：一是制度所實際指向的價值目標須符合觀念預設；二是必須擁有社會資源。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國家的權威最終存在於價值共意之中，即：人們在道德上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力，國家才得以實施有約束力的權力統治4。
中國本土缺乏民主與法治文化的支持，不可能產生人民權利意識，並建立以平權為基礎的契約國家。中國之所以最終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因為人民有幾千年對集體淹沒個人的大公無私加以認同的心理基礎，從家天下到國天下，老百姓並不難實現心理轉換；同時，佔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方式一以貫之地為集體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提供經濟基礎的支撐。所以在不變的經濟基礎上建立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相似性：在國家體制外沒有個人可以憑藉生存和與公權力抗衡的資源；因此，每個個體都必須依賴政治系統的供給，導致他們完全被納入體制內，並受到國家權力的完全控制；每個個體都建立起身份等級制。前者是階級身份等級制，後者是幹部身份等級制，但二者都來源於國家權力體系的人為編制，並經由暴力機器的保障而被賦予合理性；個體都具有相同的價值理念，如「官本位」意識，都認同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政治系統運轉都依靠行政官員執掌權力的藝術，因而國家命運全繫於他們的德行，所以都需要神化政治領袖或曰個人崇拜以不斷純化國民意識，等等。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有太多的相似性，因此正像「家天下」的反人民性一樣，表明了一大二公體制由於缺乏民主的內涵，最終揭示了它被改革的命運。
（3）個人行動的外溢性特徵
明白了以上兩點，就不難理解中國國民「性」活動的意識形態目的。個人和社會只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既然任何一個個體都完全不能脫離社會來考慮，反之亦是，那麼將兩者分裂並置於對立的位置上就是極為錯誤的做法。
任何個體行為都具有外部性，都會將其行為的後果外溢到與之建立交往關係的其他個體上，也就是說，擴散到「社會」上，只不過影響的社會組成元素有多少之分。由此，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須預先評估這種外部性。這其實就是社會責任感。生殖行為亦如是，而且更由於生殖行為的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元素，所以就更加需要事先評估。因此，我不贊同埃文斯認為國家計生政策剝奪了婦女生育權的看法（頁156-60）。我甚至頗為欣賞國家動員一切社會組織，如單位、學校、街道、居委會、生產隊等來大張旗鼓地宣傳婚姻法的做法（頁17）。實際上，國家與市民社會既然有著重疊的控制／活動範圍，也有著同樣的作用對象／活動主體，那麼二者之交錯影響就是必然的。一個政權對市民社會的動員、組織程度反而說明了它的工作效率。當然這也和那時市民社會的發育不足，缺乏民間社團的自治組織有關。
但是，生產方式的延續性決定了國民傳統意識的延續性，當中包括很多封建糟粕，即使知識階層和幹部權力階層也不能免俗。這就導致政策制訂、輿論宣傳和民眾理解中不自覺地延續了封建傳統觀念。隨著改革開放、多元文化價值觀衝擊、法制不斷完善，中國民眾愈來愈具有維護個體權利的意識，公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干預和影響已被尊重個人權利的民主意識所代替。「性」領域的「泛道德化」已經復歸正常水平，性與生殖目的的捆綁已經剝離，注重婚姻質量取代了家族延續的核心功能。由於婚戀道德標準趨於多元化，一些如同居、婚外戀等反主流文化的婚戀形式業已出現，傳統婚戀模式和家庭的穩固性都開始受到挑戰。
總之，「擇偶標準階級化、愛情理想革命化、婚姻關係政治化」5的婚戀模式已成為歷史。但市場經濟確立了新的價值觀，主導的經濟原則又開始侵蝕婚戀領地，這樣會令現實社會的愛情和婚姻永遠不是純潔的領地。
註釋
1 見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 《呂氏春秋．貴公》，引自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251。
3 《慎子．威德》，同註2書，頁251。
4 轉引自汪和建：《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局，1999），頁389。
5 徐安琪、葉文振：《中國婚姻質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9-10。
趙 芳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1級博士
埃文斯（Harriet Evans）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民主研究中心高級講師，從事中國研究，先後受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的婦女與性》（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是她最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書分析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出版的涉及「性」的大量文章以及一些表現婦女的「性」的可視的手法，以便檢驗與「女性」一詞相聯繫的「性別」（gender）所包含的各種社會意義（引自該書頁4；下文只標頁碼者均引自該書）。該書所分析的材料包括從50年代起中國編輯出版的期刊，如《大眾醫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還有普及性知識的小冊子，以及全國、地方及省級報紙（主要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等），更包括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版的大量性學研究成果，如吳階平、劉達臨、潘綏銘、李銀河等人的著作。該書主要採用比較分析法，通過對上述文本內容的比較，分析文革前後女性的性活動、性取向、女性地位、婚姻、生殖以及多元的性關係等，為婦女在「性」的背景和關係中的責任和特徵畫出輪廓。同時，對於這些在革命和改革時期裡涉及性的文本，作者也闡明了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張力、反差和繼承性。在分析的過程中，明顯貫穿著作者自己的西方個體自由主義的方法論。
一
許多學者認為，1949年至1980年間，「性」在中國是一個禁止觸及的主題（頁1）。但作者發現，從1950年到1953年，隨著新婚姻法的頒布，不少雜誌有大量篇幅討論性愛主題。直到60年代早期，仍有大量涉及性的出版物面世，並為80年代早期討論的假設、視角和參數建立了知識的基礎（頁1-2）。埃文斯認為，對於中國人的性取向，文革前只有由政黨定義的單一標準，它將社會定位的優先性普遍化和絕對化，強化了政黨對性領域進行道德控制和干涉的理念及實踐，使得屬於私人興趣和私人關切的「性」受到黨國（the party-state）權力的侵犯。
（1）國家對公共信息渠道的一體化控制
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黨國將所有的信息傳播渠道，如新聞傳播媒介、教育、醫療等都整合於行政系統之下，表現出令人驚異的一體化特徵。編輯部的主要成員與黨員身份合而為一，社論主筆或多或少就是政治監督的同義詞。被公諸於眾的「性」的信息，取決於「甚麼對公眾及公共教育是合適的」的編輯的或政治的標準。通過決定「公共論道」的參數和內容，以及通過使特定態度和實踐合法化，相應的行政部門開始成為性行為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的監督者（頁11-12）。
出版物的主要內容和限制要和中央政策一致，這些政策以意識形態作參數，並在黨的指示、官方報告和報紙社論中被清晰地傳達出來。它也通過檢查制度來排除有潛在威脅的材料。因此，雖然各色人等參加了討論，但一些公眾關注的問題，如束胸、手淫等，如果得不到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只會偶爾出現（頁12）。
80年代以來，婦女青年雜誌數量有了巨大的增長，在一種彌漫著政治犬儒主義的氛圍中，年輕的城市居民把官氣十足的雜誌看作是老一輩實現政治控制的工具而不加理睬。政府的控制從原來掌握預算權變成相關的指導，編輯和出版商開始回應市場的需要（頁13）。大量愛情故事、性感圖片、黃色材料在官方雜誌刊出，似乎是作為改革的紅利而對年輕人性欲滿足的保證（頁82），同時也藉此聚集資金，維持其他與之矛盾的、但由官方明確支持的嚴肅雜誌的出版（頁83）。
（2）婦女及其生活成為政治和道德的表現符碼
官方發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將女性發展的問題從父權制家庭的隱性控制中轉移出去，使女孩們開始獲得新時代賦予的機會（頁80）。它希望結束婦女屈從於家庭和組織利益的社會性別史，使婦女的生活形態成為政治的另一種表現符碼（an political agenda，頁19）。這是私人意識和無意識領域被國家極權主義入侵滲透的表現（頁80）。
共產黨從儒家學說中繼承了道德控制和干涉的實踐經驗，承擔了維護婦女道德標準的重要功能。婦女對「性」的自我否定，實際上被當作衡量性行為和道德的標準。女性的所有性表現都必須被控制，以阻止家庭和社會的混亂。雖然共產黨的許多文章都譴責了一些認為女性「性」表現危險的觀念，但婦女作為性道德和責任的首要目標和代理人的觀點，卻在許多文本中繼續起作用（頁21-22）。這導致整個文革期間，婦女表現在髮型和服裝方面的即使最輕微的性別興趣，都被認為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健康意識。整個性別口味都被強迫成了單一的樣式和顏色，女性成為了一種機器人。將女性外表去女性化，使之趨同於男性的服裝標準，從而形成某種性的同一，似乎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頁2）。因此婦女本身、婦女的生活乃至婦女的身體都作為道德、意識和政治的外化而被隱喻地使用。
然而，官方關於性別平等的華麗詞藻與女性生活經驗之間的矛盾，卻不會因此而被抹殺（頁32）。比如遺棄女嬰、家庭暴力、拐賣婦女或強迫生育等現象普遍存在（頁31），即使在改革後的今天，仍然有針對女性的種種不幸事件，更有強姦、性暴力、賣淫和隨之而來的性傳染病對女性的摧殘（頁160-82）。
（3）性教育的一元化標準和二元對立的固化思維
50年代的性教育雖然缺乏公共的講壇，也不具有學校教育的系統形式，但在醫學專家的參與下，與其他如文學、電影等非系統的建構形式仍有區別。國家威權控制下的性教育，有著保衛國家未來身心健康的明確目標（頁40），力圖將男女青少年對「性」的關注引導到對知識、政治、社會的關注之上，從而為科學、道德利益和社會秩序的重建服務（頁58）。
這決定了性教育的內容。50年代，出版物如果刊登有關月經、手淫等現象的文章，會被認為是向傳統的性道德挑戰，是違反禁忌的，有可能將青少年自然的性興趣擴大到另一端積極的性願望（頁35）。即使在80年代，討論手淫或婚前性行為這類「病態」或「道德墮落」的表現，仍然被認為是道德上的冒犯而激起保守派的極大反感。在官方反對「精神污染」的行動中，從西方引進的、與資產階級理念相聯繫的髮型、時尚等性興趣的表現符碼也再一次受到譴責（頁36）。
整個性領域由一種剛性的規則（rigid code）所支配，它建立在「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的高度選擇和人為教導的基礎上（頁7）。它是以性行為和性意識能被同質地區分為「錯」與「對」為出發點的（頁57）。「正確」意味著性實踐的單一模式，即一夫一妻制。除此之外的性愛，如獨身、同性戀、手淫，則是反常、病態和道德墮落（頁52）。
到80年代後期，性教育在國家教育機構的主辦下得以系統地陳述和傳播，它同樣具有明確服務於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原則，並得到醫學專家和國家的支持。由於它將性的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加以「科學地」合法化的混同（即生理意義，從而社會意義上的女柔弱男剛強），因而對於形成性別的依附性關係有著顯著的影響（頁55）。
（4）國家系統對性認同的介入和建構
文革前，愛情和婚姻同樣被認為是社會、政治和道德的領域。它浪漫的甚或性欲的經驗描述話語已被取消，身體的吸引、激情和對被愛的渴望，由於太接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危險邊緣，而不被允許作精細的刻畫（頁91）。集體主義者盜用了愛情，將之用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並幾乎沒留下任何可以用於其他演繹形式的可能性；在選擇配偶的層級標準中，政治和社會標準處於頭等重要的地位。由於個人只是「革命的螺絲釘」，導致婚姻也不是私人事務，而是革命的細胞，是社會整體利益重要性的表現。
這使人的性行為不但被加以道德評判，而且嚴格限定只有一種性行為才合符道德倫理，即：夫妻之間的，而且──雖然沒有明言──是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生育承擔著為國家提供「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重大社會道德責任，而不只是作為衡量當事人小家庭幸福的指標。因此，性與生殖在早期討論中只有概念上的區別，兩者被認為是自然合一的。挑戰女性生殖角色的性行為被普遍地認為是不道德和反自然的，這就解釋了社會對同性戀及其他一切非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的反感（頁51-52）。正是由於對「性」道德一元化的人為設定，導致對個人的性取向採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並以此為基礎，對其道德品質作武斷定性的批評和人身攻擊。這種觀點甚至在改革時期也沒有質的改變。
二
埃文斯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社會在三十年的歷史跨度中，私與公這兩種力量此消彼長的關係，她在個體自由觀念的主導下，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權力的擴張性有精闢論述，他認為，民主帶來的普遍平等使人有承認社會權力而鄙視個人權利的傾向，這將導致國家權力超出原有領域，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度和獨立性擴張到原先個人擁有的自主領域，從而成為包辦個人生活所有方面的主人1。
按這種思路推理，權力的擴張性將不能導致個人自由的建構。這種個體的自由建構認同個人的自我認識和創造性，認同個人經驗的純粹個人意義和瞬間的片面價值。但由於中國集體主義取向對私人領域的侵犯，導致只能形成「概念化的個人」，即個人只在部分的意義和表面的層次上成為個人，因而是殘缺不全的。個人不擁有對自己的私人生活加以自由處置的完整權利，不能自由決定自己的思維內容及其取捨，當然就更不具有按自己的意志和意識行動的權利。這樣就會導致個人的分裂。
個人的分裂既指個人與自我的分裂，形成人在現實妥協下的虛偽性，對集體原則變通的權宜性，或接受政黨的集體主義原則，導致個人無可救藥的概念化；又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分裂，包括同性之間及異性之間的分裂，它使個人反對個人的戰爭有了最高的政治理念依據，並公然上升為群體之間的行為（文革就是其極端表現）。它使男性壓迫女性的群體歷史性行為，在男性主導的女性解放過程中又獲得了新時期國家歷史任務的支持，婦女被解放而進入公共生活領域之後，男性仍然可以隱蔽地繼續貫徹壓迫原私人領域的「體制」。
但是，對一種歷史現象的分析絕對需要將其置於當時的歷史中作過程性的考察，而不能只作單向的因果分析。就此而言，大加撻伐50年代的集權主義擴張並不完全公平。如果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必須按照自身連續的邏輯來演繹，而不能按照人為願望成就一個理想類型，即歷史現象有其無法逾越的主客觀條件；那麼，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正當合理的。
（1）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歷史根源
中國傳統的思想意識中，「崇公抑私」一直是主導價值，大公無私是最高的道德生活境界。「公則天下平矣」2，「凡立公所以去私也」3。這準確地表明了幾千年道德教化的核心，使個體心理具有牢固的集體主義公權力意識。與此同時，這也是傳統社會的「私」的最高境界。由某一位個人作為公共之「天」的人格代表，代行其全權。從此「天下萬物」的產權不再虛置。作為「大公」之天的具體和合法的代理人，「家天下」使公與私這對立的兩極完全重合。
古代中國一邊高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邊行「以天下私一人」之實。這導致在古代中國，普通社會成員能夠完全自主支配的社會空間幾近於無，私生活的所有細節都由「禮」這一國家統治教化理念加以整肅，並由政治權力系統作支撐工具。這可以說是以國家權力取代私人權利最極端的表現。可是它在農業生產方式下卻一直「合理」地存在了幾千年。
古代中國社會成員沒有公共生活，沒有一個領域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由社會成員自主平等地參與組織建立的，所有「公共」領域全是專制的政治生活領域。個人從來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各級「集體」從宗族到州府衙門、直至皇帝的整個政治體系都對個人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但這種現象被認為是國家權力維護社會共同利益所必需的，同樣延續了幾千年。這使得每一個成員都習慣了無主體性的平等，都習慣了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要一個高高在上的人來代表自己。並且當國家出現相似的統治機制時，人民就能從歷史中獲得這種「侵權」統治的合理性根據。只要其賴以維繫的經濟基礎不改變，幾次政治革命又怎能改變得了這種主體狀態？
（2）現實制度的成功激勵
制度激勵是指通過社會結構的制度性安排，通過分配社會資源的特定方式，引導社會成員向制度性安排所指向的價值目標發展。
諾斯（Douglass C. North）認為，現有制度的合法性只有經由人們的觀念認同才能鞏固和說明。如果公民在觀念裡相信了制度的合理性，那麼，即使從個人成本收益的角度看並不合算，人們也不會違背這個制度。因此憑觀念意識，維持現存制度的成本會降低。制度一旦形成，就會獨立地運作下去，即所謂「路徑依賴」。因此，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會使其增長機制內生出某種資源配置偏好，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所以要成功地實現制度激勵，需要兩項條件：一是制度所實際指向的價值目標須符合觀念預設；二是必須擁有社會資源。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國家的權威最終存在於價值共意之中，即：人們在道德上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力，國家才得以實施有約束力的權力統治4。
中國本土缺乏民主與法治文化的支持，不可能產生人民權利意識，並建立以平權為基礎的契約國家。中國之所以最終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因為人民有幾千年對集體淹沒個人的大公無私加以認同的心理基礎，從家天下到國天下，老百姓並不難實現心理轉換；同時，佔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方式一以貫之地為集體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提供經濟基礎的支撐。所以在不變的經濟基礎上建立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相似性：在國家體制外沒有個人可以憑藉生存和與公權力抗衡的資源；因此，每個個體都必須依賴政治系統的供給，導致他們完全被納入體制內，並受到國家權力的完全控制；每個個體都建立起身份等級制。前者是階級身份等級制，後者是幹部身份等級制，但二者都來源於國家權力體系的人為編制，並經由暴力機器的保障而被賦予合理性；個體都具有相同的價值理念，如「官本位」意識，都認同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政治系統運轉都依靠行政官員執掌權力的藝術，因而國家命運全繫於他們的德行，所以都需要神化政治領袖或曰個人崇拜以不斷純化國民意識，等等。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有太多的相似性，因此正像「家天下」的反人民性一樣，表明了一大二公體制由於缺乏民主的內涵，最終揭示了它被改革的命運。
（3）個人行動的外溢性特徵
明白了以上兩點，就不難理解中國國民「性」活動的意識形態目的。個人和社會只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既然任何一個個體都完全不能脫離社會來考慮，反之亦是，那麼將兩者分裂並置於對立的位置上就是極為錯誤的做法。
任何個體行為都具有外部性，都會將其行為的後果外溢到與之建立交往關係的其他個體上，也就是說，擴散到「社會」上，只不過影響的社會組成元素有多少之分。由此，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須預先評估這種外部性。這其實就是社會責任感。生殖行為亦如是，而且更由於生殖行為的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元素，所以就更加需要事先評估。因此，我不贊同埃文斯認為國家計生政策剝奪了婦女生育權的看法（頁156-60）。我甚至頗為欣賞國家動員一切社會組織，如單位、學校、街道、居委會、生產隊等來大張旗鼓地宣傳婚姻法的做法（頁17）。實際上，國家與市民社會既然有著重疊的控制／活動範圍，也有著同樣的作用對象／活動主體，那麼二者之交錯影響就是必然的。一個政權對市民社會的動員、組織程度反而說明了它的工作效率。當然這也和那時市民社會的發育不足，缺乏民間社團的自治組織有關。
但是，生產方式的延續性決定了國民傳統意識的延續性，當中包括很多封建糟粕，即使知識階層和幹部權力階層也不能免俗。這就導致政策制訂、輿論宣傳和民眾理解中不自覺地延續了封建傳統觀念。隨著改革開放、多元文化價值觀衝擊、法制不斷完善，中國民眾愈來愈具有維護個體權利的意識，公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干預和影響已被尊重個人權利的民主意識所代替。「性」領域的「泛道德化」已經復歸正常水平，性與生殖目的的捆綁已經剝離，注重婚姻質量取代了家族延續的核心功能。由於婚戀道德標準趨於多元化，一些如同居、婚外戀等反主流文化的婚戀形式業已出現，傳統婚戀模式和家庭的穩固性都開始受到挑戰。
總之，「擇偶標準階級化、愛情理想革命化、婚姻關係政治化」5的婚戀模式已成為歷史。但市場經濟確立了新的價值觀，主導的經濟原則又開始侵蝕婚戀領地，這樣會令現實社會的愛情和婚姻永遠不是純潔的領地。
註釋
1 見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 《呂氏春秋．貴公》，引自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251。
3 《慎子．威德》，同註2書，頁251。
4 轉引自汪和建：《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局，1999），頁389。
5 徐安琪、葉文振：《中國婚姻質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9-10。
趙 芳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1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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