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人類歷史發展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風雨蒼黃之中，產生了一代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引導中國現代化的新型知識份子。他們由於理論信仰和政治立場的分歧，曾經形成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兩軍對壘的可悲格局，終於兩敗俱傷，出師未捷身先死，其領軍人物陳獨秀和胡適都是失敗的英雄。逝者如斯，現在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學術潮流也與世浮沉，自由主義的呼聲頗有壓倒共產主義之勢。有人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這後一句預言還有待時間驗證，前一句斷言其實並不太準確。就二十世紀上半葉來說，對中國社會思潮和歷史進程的實際影響之大，先後轉向共產主義的陳獨秀和魯迅的確都要超過始終堅持自由主義的胡適，而陳比魯猶有過之，其結局雖都是悲劇，但陳獨秀命運的悲劇性則顯然無人可比。目前學界對魯迅和胡適的研究比較深入，而對陳獨秀的研究卻跟他的歷史地位很不相稱。關於陳獨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們只知道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但若顧及全人和所處的整個時代，想一言以蔽之，那麼，也許還是借用魯迅的話較為確切，即：陳獨秀一生都是「革命的前驅者」1，他是近代中華民族的先知先覺和先驅，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和啟蒙思想家。他畢生致力於變革社會和民族解放的鬥爭，特別注重從制度上探索中國和人類的未來，勇敢地進行政治革命的直接行動。他應該當之無愧地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最光輝的旗幟，最優秀的楷模，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最正確的代表。

一

　　像接受維新思想和從事啟蒙運動一樣，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革命經驗在時間上也是屬於近代中國先進知識份子中最早的一批，而且，他的思想經過曲折的發展變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始終處在與時俱進的動態過程中。陳獨秀早在1920年2月題為〈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講中就使用了「與時俱進」一語，說明「天下無百年不變的法則」，時移事變，教育要「與世界一齊進步」2。對待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的態度，最能體現陳獨秀與時俱進的精神。他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已經預見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將極大地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成為「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3，指出：「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4社會主義學說流行和共產黨執掌政權的「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5。〈貧民的哭聲〉等文毫不含糊地宣傳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五四之後，他的啟蒙和革命活動重心從知識份子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軍閥政府的逮捕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東來，加快了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和走俄國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年5月陳獨秀即發起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著手組建中國共產黨，成為繼李大釗之後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接受了以唯物史觀為哲學基礎和以共產主義社會為終極理想的馬克思主義，主要用來研究人類和中國的社會及其發展進化的歷史，探索中國政治革命的道路。

　　陳獨秀從1920年成為社會主義者以後到北伐戰爭前的幾年裡，寫了許多文章，作了大量講演，以《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著作為藍本，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駁斥當時在中國頗為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並且批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工團主義和修正主義。可以說，他把新文化運動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的思想啟蒙，轉變成了以馬克思和列寧為旗幟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啟蒙，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革命目標沒有變，革命的道路即理論方法武器手段變了。他認為：唯物史觀是研究過去歷史之經濟的說明，其要義是告訴我們，歷史上一切制度的變化是隨著經濟制度的變化而變化，所以，我們創造將來歷史之最努力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是經濟制度的革命6，而改革社會制度的手段就是階級戰爭。他這樣概括共產主義者的主張：

立腳在階級爭鬥的原則上面（此點與基爾德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不同而與工團主義相同），集合無產階級中最覺悟最革命的群眾，組織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革命成功，即應建設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此點與工團主義不同），利用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武器，壓制資產階級的反動，加入世界的革命，撲滅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然後漸漸滅絕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及私有習慣與心理，建設無產階級的工業與文化，最後達到廢除一切階級無國家的共產社會。這就是共產主義破壞與建設之大略程序。

而「中國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7，即「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份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8。他又根據列寧的著作，把國際工人運動中發源於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主義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兩派的對立歸結為：前者主張階級戰爭、直接行動、無產階級專政、國際運動，後者主張勞資攜手、議會政策、民主政治、國家主義，前者是真馬克思派，共產主義，後者是修正派，改良主義；而「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9。所以，他在這個階段理論上是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實踐上是依靠共產國際即蘇俄幫忙的中共領導人。他提出了中國革命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進行的所謂「二次革命論」，但在行動上不得不服從共產國際和蘇俄顧問的錯誤指揮，導致國民革命失敗。這次失敗既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也是陳獨秀人生道路和思想發展的轉折點。血的教訓和共產國際嫁禍於人的行徑使他首先踏上反思並進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艱苦而漫長的歷程，他仍然是「革命的前驅者」。

二

　　由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及其衍生形態的複雜性，由於二十世紀中國、蘇俄和國際社會的複雜性，在陳獨秀身上又很明顯地表現出人類認識自我和認識環境的局限。這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演進，蘇聯的成功和失敗，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人性的變化和矛盾，總之，現代中國和世界的一切人事，都呈現為或短或長的過程，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一切都在運動中，聯繫中，矛盾中。當事情的真相還沒有充分暴露或正在逐漸暴露的時候，當科學研究還沒有把人的本質完全揭示出來的時候，人們的認識就難免犯錯誤，簡單片面機械，或出現曲折和反覆。陳獨秀全盤接受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把布爾什維克的蘇俄當成導師和朋友，稱讚他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把中國革命的希望寄託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和共產國際，就包含了這類時代的局限。他在樹立了階級性和階級鬥爭的新觀念以後，還保留著啟蒙時期的人性、人道主義和改造國民性等原有觀念，沒有從理論上解決如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歷史性變化的問題，即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地域性及個性的關係問題，思想上不無矛盾。他在強調階級性黨派性時，否定全民性國民性的存在，在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時卻又說老莊以來的虛無主義是國民性墮落的根源。陳獨秀作為革命前驅者和領導者，更多地關心政治經濟問題，做的工作多，犯的錯誤多，思想矛盾也多。他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後，對中國是否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是否應該有一個資本主義階段，如果有的話，這個階段實行甚麼樣的政制，思想是模糊的，猶疑不決的。他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後，對民主的性質、價值和意義產生了動搖和懷疑，以至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把民主歸屬於資產階級，有時又把民主主義分為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兩種，認為前者是少數人的、形式的、虛偽的，後者是多數人的、實質的、真正的，更未能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的關係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貧窮的陳獨秀卻有時間。而且，他的「世界識見」異常廣博，經歷更非一般人可比，尤其能看到國內看不到的蘇俄內部材料。他不背家庭包袱，一身輕鬆幹革命。大革命失敗後，先交卸了職務，後開除了黨籍，成立托派組織不久，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關了五年，出獄後積極宣傳抗日，卻被王明、康生誣為漢奸，從此窮途飄泊，寄居四川鄉下，靠北大同學會照顧艱難度日，於1942年病逝，比魯迅晚六年。這是極為寶貴的六年。他把監獄當成研究室，出了監獄就進「研究室」，在貧病交加的最後幾年，一息尚存，依然著作研究不止。從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以後開始的革命反思，經過獄中的深思熟慮，產生了飛躍，又總結了國內外特別是蘇聯的最新經驗，愈來愈徹底，終於達到那個時代的理論前沿。陳獨秀至死也是「革命的前驅者」。

　　在長達十五年的反思裡，陳獨秀不斷逐步否定前一階段所接受的斯大林式布爾什維主義，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把《新青年》時期的啟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為尋求中國現代化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作出了可貴的思想貢獻，從理論上和宏觀上解決了建設何種政治經濟制度的世紀難題。

三

　　抗戰初期，陳獨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講演：〈民族野心〉、〈資本主義在中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為甚麼而戰？〉、〈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科學地論證了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命題。他用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作用來解釋現代國家和國民精神的盛衰強弱，提出中國二千年來停滯在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新觀點，「雖然多次治亂循環，多次更換王朝，而統治權終於建立在落後的農業和商業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腳色的，也終於是一班代表農民和商人的無知而又無恥的士大夫群，能產生孔、孟、老、莊、宋儒，發揮佛教等禮讓退嬰學說的，還算是其中優秀份子，……在這樣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基礎上，也只能產生我們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與文化，即所謂東方文化與精神文明。」10他深知資本主義制度含有缺點與罪惡，但根據中國社會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狀態的比較分析，確認資本主義在中國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在內部經濟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響尚在等待的條件下，不可能跳過資本主義而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多次引用列寧的話：「俄國工人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加上一句：「在中國更是如此！」11他相信「社會主義對於生產力之增高和人類幸福，都好過資本主義」，但在具體研究了幾個世紀歐洲空想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歷史之後，認識到「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過程」。又在深入研究了蘇俄社會的階級關係之後，指出「蘇俄雖然經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關係，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餘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在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因此，中國要進步，要發展民族工業，決不能學俄國的民粹派和中學為體的洋務派，也「不要學唯名主義者，一聽到社會主義便肅然起敬，一聽到資本主義便畏之如蛇蝎，厭之如糞蛆」，「必須毅然決然採用資本主義制度來發展工業，只有發展工業，才能夠清除舊社會的落後性，才能開闢新社會的道路。」12堅持真正的唯物史觀，使陳獨秀不僅得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的結論，並且更徹底地認為13：

戰爭與革命，只有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又轉而造成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國家，則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

這些遠見卓識，也已為二十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所確證，不只對中國，而且對所有不發達國家都有重大意義。在經歷魯迅所預言的「中國式之亂」後，中國終於重新肯定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比陳獨秀晚了半個世紀。

四

　　陳獨秀對民主與專政問題的反思開始最早，時間最長，文字最多，思想最深刻最前衛。這是一個逐步接近真理的認識過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他從親身經歷體驗了官僚主義領導集團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下扼殺黨內民主的災難性後果，從1929年起奮起批判反民主的官僚集權制，指出14：

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以委派制度與絕對的命令主義消滅了黨內德謨克拉西」，以所謂「鐵的紀律」等藉口為武器，「箝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的討論，變布爾什維克熱烈爭辯的精神為官僚的盲目服從，從支部到國際活像君主專制之下從地保到皇帝一樣，只許說一聲『是』，否則馬上便有不測之禍，因此所有黨員都不敢說一句心中所想說的話。」15他引用列寧的話來證明黨內民主的重要，也仍然以列寧的話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說：「民主主義不是超階級的，一般所稱為民主主義的，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一民主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從前用做反抗封建貴族以及欺騙勞動階級之工具。」他又根據托洛茨基的觀點，指出無產階級力爭「國民會議」民主化的鬥爭，只是「借用資產階級這一有鋒芒的工具（民主主義），來對付資產階級」，「我們應該盡量利用民主政制來促進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應該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我們是要利用民主口號與運動來輔助我們奪取政權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才是我們的「前途」16。他同時認為，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是民主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階段，也是一切政制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後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共產主義者，本是最忠誠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17

　　在托派活動期間，陳獨秀圍繞著「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同中國托派中反對國民會議的極左派主張辯論，但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思想突破。突破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實現的。他在獄中繼續研究國際政治和中蘇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斯大林主義，關鍵就是民主問題。同獄內外托派成員的爭論，實際上也是在清理和否定自己前一階段的某些錯誤。他更加強調民主運動民主口號關聯中國無產階級命運，「它不僅是某一時期的策略，而是中國革命的骨幹，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警告說，「對於民主主義鬥爭估價過低，會成為無產階級之致命傷」18。他對《新青年》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作了更新的解釋，賦予了更深刻更崇高的意義。當時在獄中照看他的托派成員濮德治回憶，陳獨秀認為今天大講民主科學，並未過時，反而更加需要。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有民主才能有科學，有科學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點也是不行的。陳講了他對人類社會民主歷史的研究，「我認為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極則，無論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鄙視它，厭棄它，把它當做可有可無，或說它是過時的東西，在東方落後國家，長期受封建制度束縛，沒有民主的氣息和習慣，更應把它當做戰鬥的目標而奮鬥。」陳說「從馬克思到列寧都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他們多次教導，從資產階級形式民主，到無產階級實質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他批評托派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相當片面，相當機械而且幼稚」，「你們總是把專政這個名詞奉為神靈，而把民主視為妖魔，豈不怪哉。現在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是馬克思、列寧始料所及嗎？此無它，賤視民主之過也。」「總之我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人類長期的要求，決非權宜之計，臨渴鑿井的對策。如果用公式表達，就是原始社會裡，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兩大支柱。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推倒和埋葬了這兩大支柱。資本主義社會，發掘了民主，發展了科學，人類大踏步前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與科學無限發展，走向人類大同。」陳獨秀認為，他把民主與科學提到貫穿歷史的高度，並未違反階級分析的原則，「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階級立場。成天大叫無產階級萬歲的人，未見得有利益於大多數人民，也未見得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蘇聯就是把人造成一個模型，不容有別的樣式，還自詡為馬列主義。馬列地下有知，想會慨嘆嗚呼的。」19濮的回憶文字會有出入，但基本傳達了陳的思想。他在獄中寫過一篇〈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作為反思民主問題的理論成果，發表在托派機關報《火花》，指出：

人們對於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的誤解。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社會，自有政治的組織及其消滅，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形成各階級的內容與形態。……所以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

他改變了以前認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看法，肯定「我們採用民主主義的政綱與口號，是目的，並不是手段」20。出獄前他還寫了一篇〈孔子與中國〉，從高揚民主的觀點繼續五四時期對孔子禮教的批判，從中國近代史上民主運動失敗和尊孔潮流高漲的邏輯聯繫中揭示禮教反民主的本質，重申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人類社會之進步，雖不幸而有一時的曲折，甚至於一時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過於近視的人，便不能否認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21出獄後，他根據歷史事變的實際發展，繼續反省「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22，在最後的論文和書信中，終於將「吾輩」即國內外托派包括他自己以前關於民主問題的見解「徹底推翻」，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具體的意見，其中他對民主政治的內涵作出了新的明確的界定：「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23「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24對以前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價值，不但給予了充分肯定，而且為之摘掉了「資產階級」帽子：「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五六百年才實現的。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即英、法、美不徹底的民主制也有保護的價值」，「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25與此同時，他去掉了以前塗飾在「無產階級民主」頭上的虛幻光環，指出其基本內容與「資產階級民主」的一致性：「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26「『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27「十月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是跟著學話。」28他總結了斯大林獨裁的反面經驗，從而論證了所謂「無產階級獨裁」的虛假性。獨裁即專政，不過專政為中性詞，獨裁含貶義。陳獨秀用詞上的變化顯示出前後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感情色彩。他說29：

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些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對斯大林的批判因而有了新的飛躍，具有徹底唯物主義的科學高度和歷史深度：「如果說史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無關，即是說史大林的罪惡非由於十月以來蘇聯制度之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而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他告誡他的托派年青朋友：「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30陳獨秀關於「無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思，否定了他以前相信過的布爾什維主義，而且超越了馬克思，或者說修正了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其結論是以二十世紀上半葉所謂「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事實為依據的，並且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變化的事實所確證，完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在理論與實踐真正緊密結合的基礎上，陳獨秀的民主思想在逝世前幾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現實性、深刻性和創造性，不但已經被歷史證明為真理，且對後人極富啟示意義。陳獨秀從整體的過程中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並上升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為人類知識積累貢獻了寶貴財富。

五

　　陳獨秀晚年對魯迅和托洛茨基的態度也是他反思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經驗的積極成果。 　　魯迅那封著名的至今仍有爭議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雖是他病重時由馮雪峰主動代庖，但魯迅既然同意署名發表，就應該算為魯迅的文章，信中內容也都是魯迅認同的思想。「事實勝於雄辯」，問題是魯迅並不清楚斯大林反托和大清洗的真正事實，而用斯大林的蘇俄的「成功」來說明托洛茨基「晚景的可憐」，倒頗有點自己反對過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中國式的歷史論」的氣味。最嚴重的錯誤是搬用斯大林誣陷蘇俄托派為帝國主義間諜的謊言的邏輯，明白地暗示中國托派「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接著嚴厲地警告：「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31這就坐實了前句的暗示，為王明之流造謠誣托陳派為日寇奸細提供了殺傷力極強的武器。他們在國外出版的《救國時報》在報導魯迅的信同時發表的社論開端，連篇累牘地大罵托陳派是漢奸匪幫，甚至在陳獨秀釋放以後，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喬等等漢奸匪徒」32。魯迅這封信被他們反覆登載，引以為據，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陳獨秀在監獄中得知了魯迅這封信，反應之強烈是情理之中的。據托派成員王凡西回憶，陳「大發脾氣，問我們為甚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33但在魯迅逝世周年之際，他寫了一篇短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非常冷靜和公正地評價了魯迅，肯定《新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所以作品「特別有價值」，陳對魯迅與政黨的關係極具洞察力：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

他還「真實的魯迅」以「人」的本來面目：「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最後，針對當前現實，頗有共鳴地指出：魯迅對抗日聯合戰線政策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34

　　「獨立思想的精神」，也就是反專制的精神，正是陳魯二人最基本的共同點。陳獨秀對托派的態度也最能體現這種精神。他在得到托派各種重要文件，特別是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是堅決的反斯大林、布哈林的機會主義政策」後，「根本承認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張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35，於是毅然決然轉向托派，並擔任中國托派組織領導人，一面開展「國民會議」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一面宣傳托氏的「不斷革命論」，反對斯大林主義。他跟托派成員不停地爭論，經過艱苦的長期的獄中反思，終於在出獄後和托派斷絕了組織聯繫，表示願意和中共合作，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的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努力宣傳抗戰。他向托派成員鄭重宣告36：

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進一步的反思，使他徹底認清了「托派（國外以至國內）先生們的荒謬見解」，「在本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37他致信托洛茨基，斷言中國托派「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份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38其實托洛茨基就是陳獨秀所批判的極左派，所以，這封信也是向托氏宣布他和托派在思想上的決裂。把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和魯迅答托派的信加以比較也很有意思，同是對托派的否定和批判，陳以大量事實為依據，進行理論的分析，得出科學的評價，魯以斯大林的謊言為依據，進行主觀的推測，得出荒誕的結論：兩人反托派的反法竟完全相反。

　　陳獨秀晚年在極端困難的生存條件下，用提綱式短文寫出〈我的根本意見〉，「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這也是他反省自己革命一生的經歷與功過的理論總結，是他留給後人的政治遺言。這種價值重估是「根據歷史及現時之事變發展」，「根據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他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保持著理性的批判態度，既不迷信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道家等傳統經典，也不迷信形形色色的洋權威洋教條，他是徹底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如胡適所言是「終身的反對派」39。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經驗的革命道路上，陳獨秀永遠走在時代的前沿，最後的價值重估也是一種接受，而且最富科學性和前瞻性。他永不倦怠地探索真理、實踐真理的思想和行動，無論其成敗得失，都已化為不朽的精神的光焰，照耀我們在為真理而鬥爭的人生路途上與時俱進，奮然前行。



註釋
1 魯迅：〈《自選集》自序〉，載《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456。 　

2 陳獨秀：〈新教育之精神──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97。
3 陳獨秀：〈隨感錄〉，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頁525。
4 陳獨秀：〈駁康有為《共和平議》〉，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頁364。
5 陳獨秀：〈綱常名教〉，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頁515。
6 陳獨秀：〈答蔡和森（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頁315-16。
7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問題──在廣東高師的演講〉，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頁470、477。
8 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頁378。
9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頁253-56。
10 陳獨秀：〈民族野心〉，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490-91。
11 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在重慶民生公司講演〉，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498-99。
12 陳獨秀：〈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15、517、519。 　
13 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62。
14 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2。
15 陳獨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121-22。
16 陳獨秀：〈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147、156。
17 陳獨秀：〈我們要怎樣的民主政治〉，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285。
18 陳獨秀：〈幾個爭論的問題〉，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334-35。
19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61-64。
20 唐寶林編：《陳獨秀語萃》（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203-204、266-67。
21 陳獨秀：〈孔子與中國〉，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389。 　
22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55。
23 同註13，頁560。
24 陳獨秀：〈給連根的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47。
25 同註22，頁555-56。
26 同註24，頁547。
27 同註13，頁560。
28 同註24，頁547。
29 同註13，頁560。
30 同註22，頁554-55。 　
31 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載《魯迅全集》，第六卷，頁588。
32 〈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搗亂後方 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1938年2月5日，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33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頁207。
34 陳獨秀：〈我對於魯迅之認識〉，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430。
35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96。
36 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432-33。
37 陳獨秀：〈致鄭學稼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28。
38 陳獨秀：〈致托洛斯基〉，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31。
39 陳獨秀：〈致S和H的信〉，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67。




王福湘　廣東肇慶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悲壯的歷程──中國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史》，並發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