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筆者曾經在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的《當代香港史學研究》一書中，看過一篇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及《西漢貨幣史初稿》一書，並將之推許為香港第二代秦漢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近得知該書已經再版，故先睹為快。據該書著者（下稱著者）自言，《西漢貨幣史初稿》係由已故經濟史權威全漢昇先生所審閱及推薦，1971年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近年經著者重新修訂，把原來的十章增為十一章，刪去「初稿」二字，於2002年再版。正如著者所言：「本書是極少數將中國貨幣史作斷代研究的著作。」這因為「西漢是中國社會第一個政治性的統一政府，而且又剛剛碰上中國社會進入『貨幣經濟社會』的關鍵時刻……而在西漢以後的政府，則有西漢的前例可循。故西漢政府的處境，最為困難。西漢政府，在制訂貨幣制度時，非但為當代立法，亦可說是為後世立法。」觀乎《當代香港史學研究》對本書的評論，似多出於斷代史的視野。筆者卻認為，本書最大之長處在於分析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所造成的影響。書中確有不少創見，其中有三點筆者認為是最可取的。
第一，著者指出西漢貨幣政策歷次改變，形成了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的特殊性格。漢文帝時順應「自由放任」政策，政府盡量減少對人民經濟的干預限制，開放鑄錢、冶鐵、煮鹽等經濟活動。「放鑄政策」實施後，民間鑄錢盛行，雖然達到了一定的目標，但同時亦引起一些問題。因為放鑄以後，不依法鑄錢者大增。從賈誼〈諫鑄錢疏〉得知，因「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以及「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之故，造成了「肆市異用，錢文大亂」（頁66）。因放鑄而造成的不良後果，使到政府財權旁落，造成政權動搖。《漢書．賈山傳》云：「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民共操柄，不可長也。」班固認為財權不可旁落，否則會動搖政權。時人又將吳、楚七國之亂，歸咎於放鑄政策（頁66）。當時人認為放鑄使到富豪藉鑄錢致富，導致社會財富不平均的惡果。簡言之，文景時期因地方鑄幣而造成社會混亂，令武帝時不得不把鑄幣權收歸國家，從此成了中國貨幣發展的常態。本書著者能觀察到放鑄政策失敗對中國經濟思想的深遠影響，相比其他貨幣史著作以綜述史實為主，實顯得高明。
第二，「重實輕虛」的貨幣觀。著者以現代經濟理論來解釋西漢歷史發展，道出中國歷史上的主流貨幣觀念是形成於西漢時期。著者把當時的兩種貨幣觀分析成為經濟學中的「名稱主義」（Nominalism）與「金屬主義」（Metallism）。所謂「名稱主義」，即指武帝元狩年間（公元前122至前117）造皮幣及赤側錢。著者認為此乃「名稱主義」初顯身手，但由於社會人士缺乏了解及政府推行手法不善，故最後都以失敗告終。自此以後，人們對「名稱主義」失去信心，反而更依賴金屬實物作為交易媒介，即時人所謂的「重實輕虛」。而與「重實輕虛」心態相近的「金屬主義」，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歷久不衰（頁120）。筆者注意到清代學者魏源（1794－1857）身處變局之世，仍以為貨幣本質應是「五行百產之精華」、「天地自然之珍」，故不信任名義貨幣，此明顯是建基於「金屬主義」之上，仍未能發展出名義貨幣的概念（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603）。大概如著者所言，此種思想早在西漢時期已經形成。一般研究經濟史者，往往只著重歷史事件與現象之還原，忽略深層意義的分析。而本書建築在史實之上，利用現代貨幣學、經濟學的理論對西漢貨幣發展作深入研究，不是僅從史料上作考證而已。
第三，「反貨幣思想」之形成。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出現了一種「反貨幣思想」，即是指人們對貨幣失去信心，進而否定貨幣存在的價值。著者同時比較了晁錯（公元前200至前154）與稍後的貢禹（公元前124至前44)，認為前者主張貴五穀而賤金、玉，雖然反對當時人們過份重視貨幣的思想，但仍不否認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並不主張完全廢棄（頁103－104），而到了一百年後的貢禹則不同，他主張完全廢除貨幣，恢復實物經濟（頁104）。貢禹認為自從五銖錢通行以來，民間盜鑄錢盛行，富人因而積錢滿室，而一般平民遂「棄本逐末」。最後導致「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故貢禹認為：
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頁107）
可見，貢禹之反貨幣思想可算是走到了極端。其實貢禹與晁錯身處時間相距不過約百年，但對貨幣的理解南轅北轍，除了個人因素外，亦能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思想特徵，著者認為為這種差別見證了西漢以來貨幣政策的歷次變化對社會思想造成的影響。「反貨幣思想」自西漢形成以後，一直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及至十八世紀，西方貨幣已進入現代階段，而中國的貨幣思想卻發展遲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著「反貨幣思想」之故，此為治史者不可不知。
此外，本書還值得稱道的一點，是著者對經濟制度考察的成果。著者指出了西漢貨幣政策對後世的重要影響。其一，西漢承襲先秦以來以銅鑄錢的傳統，建立銅幣鑄幣模式，一直延續至晚清。其二，漢政府排除了金銅兩本位制，建立銅錢單本位制，此亦為後世政府立下先例，對以後制訂政策有深遠影響。著者自言此等均未為前人所注意（筆者按：應為舊版1971年前），可見本書之創新。
總言之，本書論斷精闢，能刻畫出西漢貨幣政策的歷次改變，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響，可謂見人之未見。但由於著者大量運用經濟理論的關係，自不免受到較傳統的史學家質疑，其實，自從經過1960年代的「新經濟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以來，經濟學理論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經濟史研究之中，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亦逐漸受到重視。只要運用得宜，這種理論對於了解歷史是甚有裨益的。另外，本書不足之處顯而易見。正如著者所言：「本書側重在問題之探究，故對敘述史實方面，力求簡明。」（頁2）但作為歷史學著作，材料運用、考證等至為重要，相對而言，本書在這方面似略為不足。而且在註釋規範、所引用書籍的版本等方面，亦未盡完善。儘管如此，仍然不損本書之價值。
筆者曾經在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的《當代香港史學研究》一書中，看過一篇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及《西漢貨幣史初稿》一書，並將之推許為香港第二代秦漢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近得知該書已經再版，故先睹為快。據該書著者（下稱著者）自言，《西漢貨幣史初稿》係由已故經濟史權威全漢昇先生所審閱及推薦，1971年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近年經著者重新修訂，把原來的十章增為十一章，刪去「初稿」二字，於2002年再版。正如著者所言：「本書是極少數將中國貨幣史作斷代研究的著作。」這因為「西漢是中國社會第一個政治性的統一政府，而且又剛剛碰上中國社會進入『貨幣經濟社會』的關鍵時刻……而在西漢以後的政府，則有西漢的前例可循。故西漢政府的處境，最為困難。西漢政府，在制訂貨幣制度時，非但為當代立法，亦可說是為後世立法。」觀乎《當代香港史學研究》對本書的評論，似多出於斷代史的視野。筆者卻認為，本書最大之長處在於分析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所造成的影響。書中確有不少創見，其中有三點筆者認為是最可取的。
第一，著者指出西漢貨幣政策歷次改變，形成了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的特殊性格。漢文帝時順應「自由放任」政策，政府盡量減少對人民經濟的干預限制，開放鑄錢、冶鐵、煮鹽等經濟活動。「放鑄政策」實施後，民間鑄錢盛行，雖然達到了一定的目標，但同時亦引起一些問題。因為放鑄以後，不依法鑄錢者大增。從賈誼〈諫鑄錢疏〉得知，因「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以及「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之故，造成了「肆市異用，錢文大亂」（頁66）。因放鑄而造成的不良後果，使到政府財權旁落，造成政權動搖。《漢書．賈山傳》云：「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民共操柄，不可長也。」班固認為財權不可旁落，否則會動搖政權。時人又將吳、楚七國之亂，歸咎於放鑄政策（頁66）。當時人認為放鑄使到富豪藉鑄錢致富，導致社會財富不平均的惡果。簡言之，文景時期因地方鑄幣而造成社會混亂，令武帝時不得不把鑄幣權收歸國家，從此成了中國貨幣發展的常態。本書著者能觀察到放鑄政策失敗對中國經濟思想的深遠影響，相比其他貨幣史著作以綜述史實為主，實顯得高明。
第二，「重實輕虛」的貨幣觀。著者以現代經濟理論來解釋西漢歷史發展，道出中國歷史上的主流貨幣觀念是形成於西漢時期。著者把當時的兩種貨幣觀分析成為經濟學中的「名稱主義」（Nominalism）與「金屬主義」（Metallism）。所謂「名稱主義」，即指武帝元狩年間（公元前122至前117）造皮幣及赤側錢。著者認為此乃「名稱主義」初顯身手，但由於社會人士缺乏了解及政府推行手法不善，故最後都以失敗告終。自此以後，人們對「名稱主義」失去信心，反而更依賴金屬實物作為交易媒介，即時人所謂的「重實輕虛」。而與「重實輕虛」心態相近的「金屬主義」，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歷久不衰（頁120）。筆者注意到清代學者魏源（1794－1857）身處變局之世，仍以為貨幣本質應是「五行百產之精華」、「天地自然之珍」，故不信任名義貨幣，此明顯是建基於「金屬主義」之上，仍未能發展出名義貨幣的概念（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603）。大概如著者所言，此種思想早在西漢時期已經形成。一般研究經濟史者，往往只著重歷史事件與現象之還原，忽略深層意義的分析。而本書建築在史實之上，利用現代貨幣學、經濟學的理論對西漢貨幣發展作深入研究，不是僅從史料上作考證而已。
第三，「反貨幣思想」之形成。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出現了一種「反貨幣思想」，即是指人們對貨幣失去信心，進而否定貨幣存在的價值。著者同時比較了晁錯（公元前200至前154）與稍後的貢禹（公元前124至前44)，認為前者主張貴五穀而賤金、玉，雖然反對當時人們過份重視貨幣的思想，但仍不否認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並不主張完全廢棄（頁103－104），而到了一百年後的貢禹則不同，他主張完全廢除貨幣，恢復實物經濟（頁104）。貢禹認為自從五銖錢通行以來，民間盜鑄錢盛行，富人因而積錢滿室，而一般平民遂「棄本逐末」。最後導致「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故貢禹認為：
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頁107）
可見，貢禹之反貨幣思想可算是走到了極端。其實貢禹與晁錯身處時間相距不過約百年，但對貨幣的理解南轅北轍，除了個人因素外，亦能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思想特徵，著者認為為這種差別見證了西漢以來貨幣政策的歷次變化對社會思想造成的影響。「反貨幣思想」自西漢形成以後，一直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及至十八世紀，西方貨幣已進入現代階段，而中國的貨幣思想卻發展遲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著「反貨幣思想」之故，此為治史者不可不知。
此外，本書還值得稱道的一點，是著者對經濟制度考察的成果。著者指出了西漢貨幣政策對後世的重要影響。其一，西漢承襲先秦以來以銅鑄錢的傳統，建立銅幣鑄幣模式，一直延續至晚清。其二，漢政府排除了金銅兩本位制，建立銅錢單本位制，此亦為後世政府立下先例，對以後制訂政策有深遠影響。著者自言此等均未為前人所注意（筆者按：應為舊版1971年前），可見本書之創新。
總言之，本書論斷精闢，能刻畫出西漢貨幣政策的歷次改變，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響，可謂見人之未見。但由於著者大量運用經濟理論的關係，自不免受到較傳統的史學家質疑，其實，自從經過1960年代的「新經濟史革命」（cliometric revolution）以來，經濟學理論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經濟史研究之中，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亦逐漸受到重視。只要運用得宜，這種理論對於了解歷史是甚有裨益的。另外，本書不足之處顯而易見。正如著者所言：「本書側重在問題之探究，故對敘述史實方面，力求簡明。」（頁2）但作為歷史學著作，材料運用、考證等至為重要，相對而言，本書在這方面似略為不足。而且在註釋規範、所引用書籍的版本等方面，亦未盡完善。儘管如此，仍然不損本書之價值。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