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包括「春天吶喊」、「野台開唱」及「海洋音樂祭」，早已成為台灣獨立音樂、各具風格特色的三大音樂祭活動，然而，正當行政院端出高達九十億元、「流行音樂中心」的大餐之際，這類音樂祭活動卻接二連三地面臨到困境及危機。
首先是「春天吶喊」的精神質變，近日，南方電子報即登出了獨立音樂人Freddy所寫的「十二年後，春天吶喊終被生吞活剝至此」，文章中控訴一個原本訴求「獨立搖滾、海灘、輕鬆慵懶」的音樂祭活動，是如何被商業交易、觀光人潮及媒體報導所生吞活剝。
這包括了獨立音樂的活動逐步被大眾商業的交易所取代，眾多電音、流行及偶像派對的活動打著「春天吶喊」的名義，而小販進駐使得墾丁街頭成為巨大雜亂的夜市，再加上自然地景的遍地垃圾及愛湊熱鬧的觀光人潮，所謂「獨立搖滾、海灘、輕鬆慵懶」，早已被人潮、車潮及噪音所取代。
也包括了原真的搖滾精神逐步被媒體的毒窟形象所取代，在「春天吶喊」的獨立音樂被邊緣化之下，到處放送的電音舞曲成為聽覺主流，再加上媒體報導總是將「春天吶喊」與毒品氾濫劃上等號，近幾年來，反倒是真的吸引藥頭毒蟲紛紛進駐，原真的搖滾精神至此消失不在。
其次則是「海洋音樂祭」的承辦易主，「海洋音樂祭」從一個縣政府與音樂人所合作推動、小型樂團飆歌切磋的展演空間，隨著報名參與的小型樂團的逐年增加，參與聆聽的各地觀眾的大量湧入，已使得每年夏天在福隆沙灘上演的「海洋音樂祭」，成為青春世代共有的暑假記憶。
不料，今年卻傳出招標結果出爐、承辦單位易主的消息，創始、發想及承辦六年的角頭音樂被判出局，只好另覓場所改辦民間音樂祭，眾多音樂人更開始憂心官方版的「海洋音樂祭」可能因此變質，尤其是在無限商機的考量之下，將會失去原始的音樂祭意義。
對照音樂祭活動的困境及危機，高達九十億元的「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更加顯得荒謬與無理。其原初構想乃是針對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不振，尤其是網路流通對於唱片販售的威脅，希望透過展演空間的提供，包括北、中、南各興建一處大型巨蛋場地，以活絡流行音樂的展演活動。
面對數位科技的挑戰，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復興，的確繫於強化網路服務及活絡音樂展演。然而，令人質疑的是，展演空間是否真的不足？又是誰的空間不足？是跨國唱片公司還是本土獨立音樂？他們各自又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是空間的不足，還是空間法令的不完善或展演制度的不友善？
所幸，「流行音樂中心」計畫已準備更名為「流行文化產業中心」計畫，不僅已不拘泥於北中南、巨蛋式的展演空間，同時也更著重於流行文化產業的整體提升，可以說是蘇修政策的文化版本。那麼，何妨就先從輔導協助既有的音樂祭活動的永續經營開始著手，尤其是逐步累積而成的創意、網絡及平台。
從上述例子不難得知，文化產業，本就存在著文化與產業的矛盾性格。國家的完全放任，往往導致資本的大舉入侵，而國家的過度介入，也會淪為創意的控制操弄。因此，唯有維繫自主性文化空間的公共性政策，才有可能進一步營造出文化與產業的相互生產。（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後研究）
首先是「春天吶喊」的精神質變，近日，南方電子報即登出了獨立音樂人Freddy所寫的「十二年後，春天吶喊終被生吞活剝至此」，文章中控訴一個原本訴求「獨立搖滾、海灘、輕鬆慵懶」的音樂祭活動，是如何被商業交易、觀光人潮及媒體報導所生吞活剝。
這包括了獨立音樂的活動逐步被大眾商業的交易所取代，眾多電音、流行及偶像派對的活動打著「春天吶喊」的名義，而小販進駐使得墾丁街頭成為巨大雜亂的夜市，再加上自然地景的遍地垃圾及愛湊熱鬧的觀光人潮，所謂「獨立搖滾、海灘、輕鬆慵懶」，早已被人潮、車潮及噪音所取代。
也包括了原真的搖滾精神逐步被媒體的毒窟形象所取代，在「春天吶喊」的獨立音樂被邊緣化之下，到處放送的電音舞曲成為聽覺主流，再加上媒體報導總是將「春天吶喊」與毒品氾濫劃上等號，近幾年來，反倒是真的吸引藥頭毒蟲紛紛進駐，原真的搖滾精神至此消失不在。
其次則是「海洋音樂祭」的承辦易主，「海洋音樂祭」從一個縣政府與音樂人所合作推動、小型樂團飆歌切磋的展演空間，隨著報名參與的小型樂團的逐年增加，參與聆聽的各地觀眾的大量湧入，已使得每年夏天在福隆沙灘上演的「海洋音樂祭」，成為青春世代共有的暑假記憶。
不料，今年卻傳出招標結果出爐、承辦單位易主的消息，創始、發想及承辦六年的角頭音樂被判出局，只好另覓場所改辦民間音樂祭，眾多音樂人更開始憂心官方版的「海洋音樂祭」可能因此變質，尤其是在無限商機的考量之下，將會失去原始的音樂祭意義。
對照音樂祭活動的困境及危機，高達九十億元的「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更加顯得荒謬與無理。其原初構想乃是針對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不振，尤其是網路流通對於唱片販售的威脅，希望透過展演空間的提供，包括北、中、南各興建一處大型巨蛋場地，以活絡流行音樂的展演活動。
面對數位科技的挑戰，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復興，的確繫於強化網路服務及活絡音樂展演。然而，令人質疑的是，展演空間是否真的不足？又是誰的空間不足？是跨國唱片公司還是本土獨立音樂？他們各自又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是空間的不足，還是空間法令的不完善或展演制度的不友善？
所幸，「流行音樂中心」計畫已準備更名為「流行文化產業中心」計畫，不僅已不拘泥於北中南、巨蛋式的展演空間，同時也更著重於流行文化產業的整體提升，可以說是蘇修政策的文化版本。那麼，何妨就先從輔導協助既有的音樂祭活動的永續經營開始著手，尤其是逐步累積而成的創意、網絡及平台。
從上述例子不難得知，文化產業，本就存在著文化與產業的矛盾性格。國家的完全放任，往往導致資本的大舉入侵，而國家的過度介入，也會淪為創意的控制操弄。因此，唯有維繫自主性文化空間的公共性政策，才有可能進一步營造出文化與產業的相互生產。（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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