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縣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在歷經私人公司土地產權問題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今年完成紀念碑的遷建，而在最近也完成了立碑的正式儀式。但是由於碑文的內容與日本國旗的爭議，造成了新的波瀾與爭議。
由大歷史的角度看，高砂義勇隊的存在，可以算是二十世紀各個殖民強權壓榨被殖民民族史實中的一頁。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各國由於現代化戰爭消耗大量的人力，皆不得不由各自的殖民地中尋求補充兵員，英國由各個海外自治領如澳、紐、加、印度、非洲，法國由北非與西非，日本則是由韓國、台灣等地，抽調當地的青年，參加一場千里之外的戰爭。
在這種格局之下，每個人只是大時代、大環境的棋子，求得就是平安歸鄉而已。而這些為了天皇與日本國出征的原住民青年，捲入的是一場名為聖戰、卻帶給亞洲人民痛苦與創傷的恐怖戰爭。尤其是在傳統原住民文化中，「勇敢作戰」原本應當是一項被尊崇的人格特質，高砂義勇隊儘管不一定和日本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有關，但在戰後歸鄉，他們的參戰經歷卻不能訴說、不能和族人誇耀，反而面臨的是部落文化價值的重新洗牌與傳統文化的崩解。在回顧半生時，前高砂義勇隊員的心中，恐怕也是相當地迷惘與痛苦，而這大概也是大半台灣人所難以理解的歷史創傷吧！
除了強調殖民史的控訴性之外，在高砂義勇隊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一些積極而正面的光芒。僅管在醫藥補給缺乏、戰況不利的情形下，高砂義勇隊的表現與拚鬥精神，仍然十分傑出，足以讓世界各國的職業軍人，就其純然軍事表現表達敬意。或許高砂義勇隊員參加的是一場身不由己的戰爭，但是他們在逆境中克盡職責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後輩深思。一旦我們身處同樣艱困的環境，我們會選擇堅守崗位、還是選擇放棄呢？
然而今天關於高砂義勇隊的爭論，我們很明顯地看到，有太多的民族主義色彩，已經參雜進來打擾這些靈魂了。就碑文與現場旗幟上大談高砂義勇隊員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犧牲與奉獻來說，這些論述就已經足以讓原住民族與中華民族主義者大感不快，進而引發了社會上的各式各樣民族主義情緒的討論。由「如何追憶戰爭」的角度來說，就筆者觀察，這次高砂義勇隊紀念儀式的籌劃單位，其表現委實不如由英美在台人士所主辦、追悼喪命台灣盟軍戰俘的紀念儀式。
筆者有幸參加在金瓜石、基隆兩地的戰俘追悼式，本來以為既然英美等國是戰勝國，那麼儀式必然更加鋪張、也必定會大加控訴日本帝國主義邪惡。但筆者看到的，不是戰勝國耀武揚威，而是看到一批從未經歷過戰爭的後輩，以虔誠的心，祈禱這些在台灣犧牲的靈魂能夠安息，祈求世界和平。這種心情，比起「大和魂將復甦」之類的心態，實在是要來得健康多了。
而俗話說「見微知著」，在旗幟的排放而言，筆者更不得不肯定英美人士的細心，因為在每次紀念儀式的會場，這些英美人士除了固定會排放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荷蘭、美國等當年戰俘原屬國家的國旗之外，中華民國國旗一定會出現，並且位居主位。儀式結束後，這些參加人士必定將旗幟收拾乾淨、場地恢復原狀。而就目前各大媒體的影像報導上來看，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附近只有一支中華民國國旗、但是卻有兩支以上的日本國旗，就算不談民族主義，將旗幟遺留在儀式現場，從國際禮儀與環境整潔的觀點來說，就顯得不太對勁了。
就一個戰後八○年代才出生的後生小輩來說，由李友邦將軍所領導、在中國大陸和日軍作戰的台灣義勇隊，或是由原住民所組成、在南洋與盟軍作戰的高砂義勇隊，同樣都是台灣歷史上不能被忘卻的一段。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正面的事情嗎？他們的悲傷經歷能夠讓我們少一點不必要的鬥性、多一點悲天憫人的胸懷、看透歷史的無奈嗎？從現在各方民族主義論述充斥，「斥日」、「崇日」交相爭議中，這些前輩們的故事，恐怕不是「教訓」，而是「教訓」對手的「歷史工具」罷！星落南天的原住民靈魂想要安息，恐怕還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
悼念高砂義勇隊 勿忘南洋受害者 袁竹生／博士生（馬來西亞)
對於烏來的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有媒體評論認為應該更寬容看待後殖民歷史情緒，要求顧及台灣當年歷史情境中不同遭遇者的際遇。這種論調彷彿以為日本戰爭行為只關係日、台、中三方，完全忘記戰爭的其他受害者。
在台灣原住民和漢人日軍參與的太平洋戰爭中，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國犧牲了五百四十二萬四千一百人。對這五百多萬受害者，參戰的台籍日軍和遺屬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在台灣的論述中，台籍日軍似乎不是無辜的受害者，便是忠貞愛國的英靈。而在東南亞民眾的記憶中，台籍日軍面目不一，既有為民眾說情的善良通譯，更有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的日軍爪牙。
遺屬、社會悼念陣亡軍人是人之常情。然而當陣亡者是侵略者（自願、半自願、非自願都好），如不是為黷武主義張目，紀念便應以和平為出發點，而不是宣揚死者英勇和功勳。看看歐陸戰勝和戰敗國如何一同紀念二戰，便知分寸在哪。
二戰中，讓四千二百萬歐洲人平白犧牲的不只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政府在威迫利誘下都曾站在軸心國一邊，被占領的國家自然也都有人參戰，但今天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敢宣揚軸心國陣亡軍士的英勇。
媒體能夠把法西斯歷史簡化成國內的後殖民情結，以為反法西斯主義純粹是大中國主義作祟，大和魂在台灣被歌頌便不足奇。台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族群事務部聲明反對拆除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立委高金素梅則宣稱要另建祖碑，我希望如果有牽涉戰爭，請不要只看到被徵召的祖先是受害者，不要忘記在他們協助下（即使非自願）死於日軍毒手的五百四十萬東南亞、南太平洋人。
台灣如果不能有跨越美日的國際觀、普世的人文觀念，如果只會感激日本人對高砂義勇軍的讚賞，而不能理解東南亞、南太二戰死者遺屬和社會的創痛，便不要埋怨朋友越來越少。請不要在有「南向」需要時才想起我們。
【2006/02/23 聯合報】
由大歷史的角度看，高砂義勇隊的存在，可以算是二十世紀各個殖民強權壓榨被殖民民族史實中的一頁。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各國由於現代化戰爭消耗大量的人力，皆不得不由各自的殖民地中尋求補充兵員，英國由各個海外自治領如澳、紐、加、印度、非洲，法國由北非與西非，日本則是由韓國、台灣等地，抽調當地的青年，參加一場千里之外的戰爭。
在這種格局之下，每個人只是大時代、大環境的棋子，求得就是平安歸鄉而已。而這些為了天皇與日本國出征的原住民青年，捲入的是一場名為聖戰、卻帶給亞洲人民痛苦與創傷的恐怖戰爭。尤其是在傳統原住民文化中，「勇敢作戰」原本應當是一項被尊崇的人格特質，高砂義勇隊儘管不一定和日本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有關，但在戰後歸鄉，他們的參戰經歷卻不能訴說、不能和族人誇耀，反而面臨的是部落文化價值的重新洗牌與傳統文化的崩解。在回顧半生時，前高砂義勇隊員的心中，恐怕也是相當地迷惘與痛苦，而這大概也是大半台灣人所難以理解的歷史創傷吧！
除了強調殖民史的控訴性之外，在高砂義勇隊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一些積極而正面的光芒。僅管在醫藥補給缺乏、戰況不利的情形下，高砂義勇隊的表現與拚鬥精神，仍然十分傑出，足以讓世界各國的職業軍人，就其純然軍事表現表達敬意。或許高砂義勇隊員參加的是一場身不由己的戰爭，但是他們在逆境中克盡職責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後輩深思。一旦我們身處同樣艱困的環境，我們會選擇堅守崗位、還是選擇放棄呢？
然而今天關於高砂義勇隊的爭論，我們很明顯地看到，有太多的民族主義色彩，已經參雜進來打擾這些靈魂了。就碑文與現場旗幟上大談高砂義勇隊員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犧牲與奉獻來說，這些論述就已經足以讓原住民族與中華民族主義者大感不快，進而引發了社會上的各式各樣民族主義情緒的討論。由「如何追憶戰爭」的角度來說，就筆者觀察，這次高砂義勇隊紀念儀式的籌劃單位，其表現委實不如由英美在台人士所主辦、追悼喪命台灣盟軍戰俘的紀念儀式。
筆者有幸參加在金瓜石、基隆兩地的戰俘追悼式，本來以為既然英美等國是戰勝國，那麼儀式必然更加鋪張、也必定會大加控訴日本帝國主義邪惡。但筆者看到的，不是戰勝國耀武揚威，而是看到一批從未經歷過戰爭的後輩，以虔誠的心，祈禱這些在台灣犧牲的靈魂能夠安息，祈求世界和平。這種心情，比起「大和魂將復甦」之類的心態，實在是要來得健康多了。
而俗話說「見微知著」，在旗幟的排放而言，筆者更不得不肯定英美人士的細心，因為在每次紀念儀式的會場，這些英美人士除了固定會排放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荷蘭、美國等當年戰俘原屬國家的國旗之外，中華民國國旗一定會出現，並且位居主位。儀式結束後，這些參加人士必定將旗幟收拾乾淨、場地恢復原狀。而就目前各大媒體的影像報導上來看，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附近只有一支中華民國國旗、但是卻有兩支以上的日本國旗，就算不談民族主義，將旗幟遺留在儀式現場，從國際禮儀與環境整潔的觀點來說，就顯得不太對勁了。
就一個戰後八○年代才出生的後生小輩來說，由李友邦將軍所領導、在中國大陸和日軍作戰的台灣義勇隊，或是由原住民所組成、在南洋與盟軍作戰的高砂義勇隊，同樣都是台灣歷史上不能被忘卻的一段。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正面的事情嗎？他們的悲傷經歷能夠讓我們少一點不必要的鬥性、多一點悲天憫人的胸懷、看透歷史的無奈嗎？從現在各方民族主義論述充斥，「斥日」、「崇日」交相爭議中，這些前輩們的故事，恐怕不是「教訓」，而是「教訓」對手的「歷史工具」罷！星落南天的原住民靈魂想要安息，恐怕還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
悼念高砂義勇隊 勿忘南洋受害者 袁竹生／博士生（馬來西亞)
對於烏來的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有媒體評論認為應該更寬容看待後殖民歷史情緒，要求顧及台灣當年歷史情境中不同遭遇者的際遇。這種論調彷彿以為日本戰爭行為只關係日、台、中三方，完全忘記戰爭的其他受害者。
在台灣原住民和漢人日軍參與的太平洋戰爭中，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國犧牲了五百四十二萬四千一百人。對這五百多萬受害者，參戰的台籍日軍和遺屬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在台灣的論述中，台籍日軍似乎不是無辜的受害者，便是忠貞愛國的英靈。而在東南亞民眾的記憶中，台籍日軍面目不一，既有為民眾說情的善良通譯，更有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的日軍爪牙。
遺屬、社會悼念陣亡軍人是人之常情。然而當陣亡者是侵略者（自願、半自願、非自願都好），如不是為黷武主義張目，紀念便應以和平為出發點，而不是宣揚死者英勇和功勳。看看歐陸戰勝和戰敗國如何一同紀念二戰，便知分寸在哪。
二戰中，讓四千二百萬歐洲人平白犧牲的不只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政府在威迫利誘下都曾站在軸心國一邊，被占領的國家自然也都有人參戰，但今天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敢宣揚軸心國陣亡軍士的英勇。
媒體能夠把法西斯歷史簡化成國內的後殖民情結，以為反法西斯主義純粹是大中國主義作祟，大和魂在台灣被歌頌便不足奇。台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族群事務部聲明反對拆除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立委高金素梅則宣稱要另建祖碑，我希望如果有牽涉戰爭，請不要只看到被徵召的祖先是受害者，不要忘記在他們協助下（即使非自願）死於日軍毒手的五百四十萬東南亞、南太平洋人。
台灣如果不能有跨越美日的國際觀、普世的人文觀念，如果只會感激日本人對高砂義勇軍的讚賞，而不能理解東南亞、南太二戰死者遺屬和社會的創痛，便不要埋怨朋友越來越少。請不要在有「南向」需要時才想起我們。
【2006/02/2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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