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偽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托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為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嘆，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咏嘆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丘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余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後為後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為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偽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偽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偽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為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為著述，是以戰國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托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為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為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為《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為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嘆，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為《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長言咏嘆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為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丘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為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余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為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為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為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為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為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後為後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為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為難，而別為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為嘲體，《賓戲》當別為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為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