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表達對ＷＴＯ的抗議，聲押在台北看守所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從昨日起開始絕食了。學者們組成了聯盟，除了聲援楊儒門，也再次闡述了楊儒門對ＷＴＯ可能加深台灣農業困境的憂慮。
可是，到了現在，即使有學者為之背書，整個社會對於楊儒門的主要訴求仍然是不清楚的。這個不清楚，並不是來自於社會與媒體對於楊儒門的妖魔化；很諷刺地，是來自於媒體對於楊儒門的英雄化。
很久以前，如果是像楊儒門這樣以身體直接衝撞體制的抗議者，得到的名聲總是不太好聽；被稱為恐怖分子還算客氣，通常就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匪。當然，楊儒門的抗議手法，可以說是「公民不服從」，也可以說是恐怖攻擊，正義的界線不是那麼的截然兩分；但當時空背景移轉之後，他的行為剛好切合人民對於現今政權的不滿，楊儒門就被英雄化了。
很遺憾的，一旦楊儒門成為一個媒體英雄，他的完整訴求就被忽略掉了。國內媒體甚至將楊儒門類比為切格瓦拉。這只是彰顯了英雄形象的易於消費。反叛的英雄是利於消費的，反ＷＴＯ的行動是時尚熱潮的，運動看似推行的很快，然而，這樣的消費，對於台灣農業面臨的真正挑戰和公民對ＷＴＯ的思辯，恐怕助益不大。
這並不是說我們無法質疑ＷＴＯ。我只是想指出台灣社會目前對於改革的期待，其實嚴重缺少了對現實的認知，也嚴重缺少歷史感；在這些認知不足之下，這些改革的呼聲或對體制的質疑都變得廉價且危險。
舉例而言，台灣農業的困境，不只是從台灣加入ＷＴＯ以後才開始。自由貿易的壓力與其他勢力要求開放市場的衝擊，其實早就存在。在自由貿易以外，台灣農業內部本身也有巨大的問題；諸如產銷制度的不合理、農地變更、休耕補貼等種種長期政治和社會因素造成的資源分配失調。許多盤根錯節之處，是台灣數十年歷史的產物。這些都不是「扁政府執政造成農民民不聊生」這麼簡單的論述可以涵蓋的，自然也不是「扁政府ＷＴＯ談判官員失職」這麼簡單的邏輯可以解決的。
又例如三通的例子。政府對於兩岸三通的不肯放手，被視為兩岸政策僵化失敗、政治優於經濟的表徵。然而，實質而言，三通幾乎已經通了二又四分之三；貨物貿易也有許多的便捷之道，繞道所增加的額外成本只剩紙上作業，幾乎不添加多少交易成本。三通剩下的四分之一，是純粹的人員移動及飛航時間的節省，這些效應真的大到可以扭轉台灣之劣勢於一旦嗎？我們是不是又對改革天真以對？
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缺乏歷史感、不理清因果關係和歷史脈絡，總是短暫發洩對於目前政權的不滿、以為有一次到位的革命，在這種心理之下，我們還能走到哪裡去？
2005.12.17 中國時報
台灣農民 聲音在哪裡？
蔡叔瑾/北市（大學生）
南韓農民為了抗議WTO（世界貿易組織），一千多名農民走上街頭用三步一跪的方式表達內心訴求，雖然態度極為謙卑、表現行動的方式也十分平和，但是他們依舊成功的向大眾發聲、將議題渲染開來，獲得媒體與國際的注意。而同樣為了抗議WTO的楊儒門現在卻押在台北看守所裡，台灣農民的聲音到底在哪裡？
從賺人熱淚的紀錄片無米樂，拍攝農民現今的生活景況，到前些日子中國時報的「休耕」專題點出台灣農業政策的根本問題，獲得新聞獎肯定，顯示我們對於台灣的農業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也不是沒有發現，但為何整個台灣從上到下似乎對攸關民生的農業問題充耳不聞、漠不關心，卻對政治的藍綠對抗，展現歃血為盟的狂熱激情，政府和整個社會在忙著選舉，對於政治議題，農民們或許能夠侃侃談而談，但對自身生活影響最鉅的WTO政策，有多少農民能夠站出來發表己見，甚至集結進行社會運動。
我相信無米樂和休耕專題的記者們，並非抱持參加金馬獎的心態看待他們的作品，也沒有意願視台灣農民的生活景況為最佳劇本，希望選舉激情過後的政府與社會大眾能夠回頭省思根本的政策問題，也盼望能多聽到基層農民的心聲。
2005.12.18 中國時報
誰是／識英雄？
◎李繼宇
因犯「白米炸彈案」正於獄中服刑的楊儒門先生，以絕食方式表達對WTO的反對與抗議。貴報時論廣場十二月十六日劉玉皙「被消費的英雄」乙文，除了感慨於楊儒門的訴求在媒體消費完後仍不清不楚外，更將之與三通問題並列，作為作者所謂「歷史感與因果關係缺乏」的例證。然而，此一論述恐怕還反倒造成因果關係的錯亂。
楊儒門有沒有被媒體英雄化，其訴求有無清楚被揭露，都與其行為是否具正當性、其訴求是否具合理性無關。畢竟在台灣當前的媒體亂象下，還有多少人的形象與訴求能被正確呈現？連身為媒體寵兒的執政黨大老對媒體都要提出「全文照登」這種戒慎恐懼的要求，「白米炸彈」也不過是弱勢者爭取發聲機會的下策，媒體會呈現成何種面貌恐已非其所能考慮。
至於楊儒門對WTO的反對，更不能被率爾化約為「短暫發洩對政權的不滿」。誠如劉文所說，台灣農業問題早在WTO之前就已經發生。但長年累積下，盤根錯節的因果豈能輕易釐清？更何況本人從多次的田野訪談經驗中發現，農民不懂，也不在意WTO問題。他們只希望掌握資源分配權柄的政府，能夠拿出一套有效辦法來改善台灣農業發展與農民生計的困境。至於「歷史的因果與脈絡」這類抽象詞彙，對於幾十年來苦守著一畦田地，卻越來越難維持生計的多數農民而言毫無意義。
與其說楊儒門與農民反對WTO，倒不如說WTO已經成為政府農業政策失敗的符碼。農民對WTO的反對，其實本質上是對政府失能與資源分配失當的抗議，是長期處於困境中人們的哀鳴。
事實上，台灣的農業問題牽涉廣泛，連政府機關都只能提出「休耕補貼」，或「鼓勵精緻農業」等治標式的政策，農民更難提出什麼脈絡清楚的訴求。知識份子與其感慨社會亂象，倒不如針砭時弊，提出政策建議。
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建議除上位的國家自然資源條件必須先做調查與釐清外，還應該透過學術研究與公民會議，尋求兼顧糧食安全、產業政策、環境保護與社會福利問題的最適資源配置方式。這些政策方向大定之後，才進一步考慮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其中市場定位、行銷、品牌、流通、人力資源、財務管理與國際化等等問題，都是未來農業發展必須解決的課題，也有賴社會各界提出更多的解決方案與建議。
唯有政府能讓農業發展有前景，農民生活家計無虞，才能避免人民「不服從」。屆時，又還有誰願做白米炸彈客？又有誰會將白米炸彈客看做英雄？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可是，到了現在，即使有學者為之背書，整個社會對於楊儒門的主要訴求仍然是不清楚的。這個不清楚，並不是來自於社會與媒體對於楊儒門的妖魔化；很諷刺地，是來自於媒體對於楊儒門的英雄化。
很久以前，如果是像楊儒門這樣以身體直接衝撞體制的抗議者，得到的名聲總是不太好聽；被稱為恐怖分子還算客氣，通常就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匪。當然，楊儒門的抗議手法，可以說是「公民不服從」，也可以說是恐怖攻擊，正義的界線不是那麼的截然兩分；但當時空背景移轉之後，他的行為剛好切合人民對於現今政權的不滿，楊儒門就被英雄化了。
很遺憾的，一旦楊儒門成為一個媒體英雄，他的完整訴求就被忽略掉了。國內媒體甚至將楊儒門類比為切格瓦拉。這只是彰顯了英雄形象的易於消費。反叛的英雄是利於消費的，反ＷＴＯ的行動是時尚熱潮的，運動看似推行的很快，然而，這樣的消費，對於台灣農業面臨的真正挑戰和公民對ＷＴＯ的思辯，恐怕助益不大。
這並不是說我們無法質疑ＷＴＯ。我只是想指出台灣社會目前對於改革的期待，其實嚴重缺少了對現實的認知，也嚴重缺少歷史感；在這些認知不足之下，這些改革的呼聲或對體制的質疑都變得廉價且危險。
舉例而言，台灣農業的困境，不只是從台灣加入ＷＴＯ以後才開始。自由貿易的壓力與其他勢力要求開放市場的衝擊，其實早就存在。在自由貿易以外，台灣農業內部本身也有巨大的問題；諸如產銷制度的不合理、農地變更、休耕補貼等種種長期政治和社會因素造成的資源分配失調。許多盤根錯節之處，是台灣數十年歷史的產物。這些都不是「扁政府執政造成農民民不聊生」這麼簡單的論述可以涵蓋的，自然也不是「扁政府ＷＴＯ談判官員失職」這麼簡單的邏輯可以解決的。
又例如三通的例子。政府對於兩岸三通的不肯放手，被視為兩岸政策僵化失敗、政治優於經濟的表徵。然而，實質而言，三通幾乎已經通了二又四分之三；貨物貿易也有許多的便捷之道，繞道所增加的額外成本只剩紙上作業，幾乎不添加多少交易成本。三通剩下的四分之一，是純粹的人員移動及飛航時間的節省，這些效應真的大到可以扭轉台灣之劣勢於一旦嗎？我們是不是又對改革天真以對？
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缺乏歷史感、不理清因果關係和歷史脈絡，總是短暫發洩對於目前政權的不滿、以為有一次到位的革命，在這種心理之下，我們還能走到哪裡去？
2005.12.17 中國時報
台灣農民 聲音在哪裡？
蔡叔瑾/北市（大學生）
南韓農民為了抗議WTO（世界貿易組織），一千多名農民走上街頭用三步一跪的方式表達內心訴求，雖然態度極為謙卑、表現行動的方式也十分平和，但是他們依舊成功的向大眾發聲、將議題渲染開來，獲得媒體與國際的注意。而同樣為了抗議WTO的楊儒門現在卻押在台北看守所裡，台灣農民的聲音到底在哪裡？
從賺人熱淚的紀錄片無米樂，拍攝農民現今的生活景況，到前些日子中國時報的「休耕」專題點出台灣農業政策的根本問題，獲得新聞獎肯定，顯示我們對於台灣的農業問題並非一無所知，也不是沒有發現，但為何整個台灣從上到下似乎對攸關民生的農業問題充耳不聞、漠不關心，卻對政治的藍綠對抗，展現歃血為盟的狂熱激情，政府和整個社會在忙著選舉，對於政治議題，農民們或許能夠侃侃談而談，但對自身生活影響最鉅的WTO政策，有多少農民能夠站出來發表己見，甚至集結進行社會運動。
我相信無米樂和休耕專題的記者們，並非抱持參加金馬獎的心態看待他們的作品，也沒有意願視台灣農民的生活景況為最佳劇本，希望選舉激情過後的政府與社會大眾能夠回頭省思根本的政策問題，也盼望能多聽到基層農民的心聲。
2005.12.18 中國時報
誰是／識英雄？
◎李繼宇
因犯「白米炸彈案」正於獄中服刑的楊儒門先生，以絕食方式表達對WTO的反對與抗議。貴報時論廣場十二月十六日劉玉皙「被消費的英雄」乙文，除了感慨於楊儒門的訴求在媒體消費完後仍不清不楚外，更將之與三通問題並列，作為作者所謂「歷史感與因果關係缺乏」的例證。然而，此一論述恐怕還反倒造成因果關係的錯亂。
楊儒門有沒有被媒體英雄化，其訴求有無清楚被揭露，都與其行為是否具正當性、其訴求是否具合理性無關。畢竟在台灣當前的媒體亂象下，還有多少人的形象與訴求能被正確呈現？連身為媒體寵兒的執政黨大老對媒體都要提出「全文照登」這種戒慎恐懼的要求，「白米炸彈」也不過是弱勢者爭取發聲機會的下策，媒體會呈現成何種面貌恐已非其所能考慮。
至於楊儒門對WTO的反對，更不能被率爾化約為「短暫發洩對政權的不滿」。誠如劉文所說，台灣農業問題早在WTO之前就已經發生。但長年累積下，盤根錯節的因果豈能輕易釐清？更何況本人從多次的田野訪談經驗中發現，農民不懂，也不在意WTO問題。他們只希望掌握資源分配權柄的政府，能夠拿出一套有效辦法來改善台灣農業發展與農民生計的困境。至於「歷史的因果與脈絡」這類抽象詞彙，對於幾十年來苦守著一畦田地，卻越來越難維持生計的多數農民而言毫無意義。
與其說楊儒門與農民反對WTO，倒不如說WTO已經成為政府農業政策失敗的符碼。農民對WTO的反對，其實本質上是對政府失能與資源分配失當的抗議，是長期處於困境中人們的哀鳴。
事實上，台灣的農業問題牽涉廣泛，連政府機關都只能提出「休耕補貼」，或「鼓勵精緻農業」等治標式的政策，農民更難提出什麼脈絡清楚的訴求。知識份子與其感慨社會亂象，倒不如針砭時弊，提出政策建議。
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建議除上位的國家自然資源條件必須先做調查與釐清外，還應該透過學術研究與公民會議，尋求兼顧糧食安全、產業政策、環境保護與社會福利問題的最適資源配置方式。這些政策方向大定之後，才進一步考慮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其中市場定位、行銷、品牌、流通、人力資源、財務管理與國際化等等問題，都是未來農業發展必須解決的課題，也有賴社會各界提出更多的解決方案與建議。
唯有政府能讓農業發展有前景，農民生活家計無虞，才能避免人民「不服從」。屆時，又還有誰願做白米炸彈客？又有誰會將白米炸彈客看做英雄？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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