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是一個孤獨的獨行俠,他不立黨結社,也不搞運動,然而,他的西方知識卻是當時第一人……

歲末回顧百年前的思想作品,不得不提到嚴復的《政治講義》。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比較有系統的政治學概論,在推動改革但又缺乏學理與相關知識的年代,這本針對大眾的演講集有它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惜在所有有關嚴復的研究論著中,並沒有給予這本書特別的重視。

一九○五年立憲運動已經展開,有關憲政的議題是這一年談論最多的熱門話題。這一年,嚴復五十三歲,一月初為了開平礦務局的訴訟案件來到倫敦,準備倫敦高等法院開庭審理的各項文件與供詞。這時候,孫中山恰巧也從紐約抵達倫敦,特地相訪。這一年,孫中山三十九歲,處於壯年之期,對革命猶抱高度的希望。兩人在改革與革命的路途上各自奔走十年後,竟然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倫敦相遇,話題當然圍繞在中國的前途。嚴復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於教育,革命並非當務之急,他向孫中山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使有所改革,除了甲害,將生乙害,滅了丙害,又生丁害,為今之計,必須急從教育上著手,才能逐漸更新。孫中山反駁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這一場世紀對話就這樣結束,而改革與革命的兩條道路,也就延續為近代中國的兩個主旋律。

五十三歲的嚴復還想在離開倫敦之候到巴黎勤習法語,以三年的時間致力瞭解法國的法律,令人敬佩,只是國內瑣事無法脫身,他還是在五月回到上海,又置身於憲政議題的論辯當中。海上少年,懷抱國家思想,急欲瞭解中西政治的不同,於是應上海青年會的邀請,在夏季裡,每星期五晚上八時開始演講政治學,前後總共八次,按照嚴復的說法,「諸公聽講,毫無倦容,甚可感也。」之後,他把這八次演講內容整理成書,名為《政治講義》,用今天流行的書名來說,就是政治學八講。

嚴復的態度嚴肅又認真,在那個時代也沒有其他人能夠像他如此瞭解西方政治的演進。他從亞理士多德的《政治學》開始說起,首先介紹政治學的內涵以及政治體制的分別與發展、國家的種類。他對政治學確立了三個原則:一、政治與歷史關係密切,所有政治原理必須從經驗中得來。二、國家是演進的結果,程度高低,都有自然原因。三、國家既然是演進的結果,一切因其自然,而非預設立場與看法,因此國家的存在並無一定的目的。

在後半部,嚴復接著以四講來談論當時最熱門的專制與自由的問題,並申論議會制度的運作。對於自由的意義,他從思想家的主張與歷史的經驗來講述,強力反駁只要有自由,則國無不強,民無不富的流行言論。他的基本看法是,自由的取得並不難,難在於要讓國民具備享有自由之福的程度。自由的本體,無所謂幸福,也無所謂災害,若用之過早、過當,自然帶來災害。若已具備程度,則幸福自然隨之而來。他希望海上少年多加思考的是,政治寬嚴,自由多寡,其等級應該與國家的處境、風氣及人民的水準、程度作為依據,而非當作一種不能調整的原則。他反覆告誡的是,民權機構的建立,非經長久的過渡時代不可。

嚴復是一個孤獨的獨行俠,他不立黨結社,也不搞運動,然而,他的西方知識卻是當時第一人。《政治講義》所呈現的是百年前一個基於知識所建立的政治主張,而非基於信念所宣揚的政治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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