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 「劣幣驅逐良幣 」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人們通常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由瑞典學院的十八名院士評選出來的。實際上，數年前，伊朗政府懸賞追殺英藉印度作家盧西迪時，全球許多作家紛紛抗議，瑞典學院不予介入，結果就有三名院士出於不滿而退出學院，後來補選了一名院士。2005年諾獎公布之前兩天，安隆特院士又聲明退出，十八把交椅空了三個座位。院士原本是終身制，人選院士時每個人都要簽署條例和宣誓。今天的評論者認為，這一古老的條例應當加以修改了。
依照學院規定，諾貝爾獎的最後表決，只要十二名院士出席，過半數的贊成票就能生效。學院的某些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安隆特教授在「盧西迪事件」之後，同情三位退出者，從此疏遠了諾獎評選工作。他針對頒獎給葉利尼克對瑞典學院發難，是他今年通讀了葉利尼克的著作之後作出的批評。在「頒獎葉利尼克是對諾獎的一次傷害 」一文中，安隆特最後這樣表述：「2004年的諾貝爾獎不僅對一切進步力量造成難以癒合的傷害，而且擾亂了人們對於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學的普遍見解。這一陰影同樣籠罩著所有的近幾年的評選結果和未來的方向。因此，我不能繼續留在瑞典學院。從現在起，我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
根據筆者觀察，在瑞典學院內部就評選諾獎而言至少有兩派勢力，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理想傾向」或「道德價值參照系」，一派強調「實驗性藝術」。這兩派，也可以稱為傳統保守派和新銳實力派，從政治上來看，接近于左右兩翼。掌權的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一個有貴族派頭的人物，實際上是個犬儒主義者。在藝術上，他被稱為一個「後結構主義者」，以先鋒、前衛的姿態，講究文本分析，有點維「新」是尚。恩格道爾曾表示，諾獎近年來頒發給薩拉馬戈、達里歐．福等幾位左翼作家，表明學院內部左翼有強大勢力，他對左翼也沒有偏見。傲慢的恩格道爾，慣於把人們對他的一切批評視為對他的地位的嫉妒。他的實力，得力於他的恩師、諾獎評委主席愛斯普馬克──雖然年老卻屬於「新銳」的「實驗性藝術」的倡導者。
在此之前的更激烈的批評中，安隆特把瑞典學院貶斥為「我們國家的恥辱」，並強烈譴責恩格道爾。而恩格道爾則回應說，「安隆特譴責我毀滅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對他來說，我就是魔鬼，他是個很美的作家。可他卻是一個非常自私的小人。他是尼采所說的怨恨者的完美例子。」
安隆德賞識的三位作家，一個是已獲獎的薩拉馬戈，另兩位是尚未獲獎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和女作家奧茲（Joyce C. Oates）。在這次評選中，歐茨也是許多圈外的批評家看好的熱門人選。
不少瑞典讀者哀嘆，安隆特退出學院之後，只有維斯特伯院士在那裏獨力扛起傳統道德和左翼大旗了。在我看來，維斯特伯是一位對第三世界的苦難充滿了同情的瑞典作家。我佩服的另一位院士詩人勞斯．福塞爾，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在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英國戲劇家品特之後，瑞典媒體除了表示驚訝之外，尚未有否定性的批評意見。品特的劇作《看門人》曾在瑞典上演，但翻譯的劇本卻未出版。諾貝爾獎公布後，瑞典的圖書館發現，雖然大圖書館有品特的英文原著，卻找不到一本瑞典文譯本可以陳列，這是幾十年來罕見的情況。這次評選，無疑是瑞典學院的新銳實力派的一次大勝利。但是，對於獲獎者品特斐然的藝術成就，我們卻不得不佩服。有趣的是，像德國作家葛拉斯一樣，品特早在七十年代就是諾貝爾獎熱門人選，葛拉斯直到1999年才獲獎，品特直到今天才獲獎，他早就被諾貝爾獎的預測者忘記了。同樣與葛拉斯相似的是，品特在藝術和政治之間，是一位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譽為「人權衛士」。因此，正如筆者在《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實驗性藝術」可能美，也可能醜，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人性的認知和人文關懷。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結合，才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因此，瑞典學院的兩派，仍然可以截長補短，找到合作的共同點。
2005.10.30 中國時報
■回應與挑戰---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
馬悅然
傅正明先生十月二十五日在「人間」發表關於瑞典學院的報導中的錯誤觀點真多。作者主要依靠瑞典媒體上關於瑞典學院的謠言與嚼舌頭的閒話來歪曲事實。做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願意以個人的名義糾正報導中的謬言。
讓我先談談所謂印度作家盧西迪事件吧。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瑞典作家協會給政府發了一封信，要求政府向懸賞追殺盧西迪的伊朗政府提出抗議。同時作家協會也要求瑞典學院與協會採取一致行動。瑞典學院二月二十三日討論此事的時候，先任常務秘書的院士Lars Gyllensten強調表示，瑞典學院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在其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激烈反對學院接受作家協會的要求。投票時，多數的院士表示同樣的意見。值得指出的是，每一個院士以自己的名義通過不同的媒體向伊朗政府提出很激烈的抗議。Gyllensten為了另一個原因非常敵視當時任常務秘書的院士，因此願意退出學院。在媒體宣布要退出時，Gyllensten 回答採訪他的記者表示他退出的原因是學院拒絕要求政府提出抗議！學院的院士們不准跟外人討論學院內部的事。我那時認為Gyllensten的虛偽行動太不成話，所以給他寫一封信表達我的憤怒。Gyllensten繼續維持他的立場，我決定違反學院的禁令公開發表我給他寫的信。
學院的一位女院士沒有參加學院討論盧西迪事件的兩次會。因為她是Gyllensten的一個親密的友人，她也決定退出學院。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學院的原因，跟盧西迪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是這樣的：學院的院士的義務包括寫瑞典有名的作家或者學者的傳記。這些傳記由一家跟學院有密切關係的出版社發表。安隆特院士為某某原因恨那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因此願意把他寫的一部傳記由另一個出版社發表。因為學院跟其出版社簽了合同，此事不好辦。經過幾個星期的討論以後，學院決定讓安隆特院士將他的傳記發表在另一家出版社。安隆特院士非常怨恨學院沒有立刻聽從他的要求，因此宣布他要退出學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參加過一次會。傅正明先生「劣幣驅逐良幣」之論是全無根據的。
傅先生認為某些院士「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我個人自一九八五年選入瑞典學院。那二十年中沒有一位院士拒絕參加評選。評選之前，院士們須大量的閱讀候選人的作品。
安隆特院士不會欣賞去年獲獎的葉利尼克女士的作品。評價文學作品是非常主觀的。諾貝爾獎最後的票決是以多數生效的。每一次票決不能避免有的院士會反對多數院士們的選擇。
傅正明非常大膽的暗示，學院內部「至少有兩派勢力」。他從哪兒得到這個情報呢？據他說「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所謂「理想傾向」。傅正明沒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傅先生認為，學院常務秘書是一個「維新是尚」的「犬儒主義者」。傅正明沒有注意到常務秘書最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是十八世紀的瑞典文學。
傅先生的報導讓我感覺到他缺乏一個記者所該具有最起碼的責任感，本人深表遺憾。
人們通常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由瑞典學院的十八名院士評選出來的。實際上，數年前，伊朗政府懸賞追殺英藉印度作家盧西迪時，全球許多作家紛紛抗議，瑞典學院不予介入，結果就有三名院士出於不滿而退出學院，後來補選了一名院士。2005年諾獎公布之前兩天，安隆特院士又聲明退出，十八把交椅空了三個座位。院士原本是終身制，人選院士時每個人都要簽署條例和宣誓。今天的評論者認為，這一古老的條例應當加以修改了。
依照學院規定，諾貝爾獎的最後表決，只要十二名院士出席，過半數的贊成票就能生效。學院的某些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安隆特教授在「盧西迪事件」之後，同情三位退出者，從此疏遠了諾獎評選工作。他針對頒獎給葉利尼克對瑞典學院發難，是他今年通讀了葉利尼克的著作之後作出的批評。在「頒獎葉利尼克是對諾獎的一次傷害 」一文中，安隆特最後這樣表述：「2004年的諾貝爾獎不僅對一切進步力量造成難以癒合的傷害，而且擾亂了人們對於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學的普遍見解。這一陰影同樣籠罩著所有的近幾年的評選結果和未來的方向。因此，我不能繼續留在瑞典學院。從現在起，我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
根據筆者觀察，在瑞典學院內部就評選諾獎而言至少有兩派勢力，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理想傾向」或「道德價值參照系」，一派強調「實驗性藝術」。這兩派，也可以稱為傳統保守派和新銳實力派，從政治上來看，接近于左右兩翼。掌權的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一個有貴族派頭的人物，實際上是個犬儒主義者。在藝術上，他被稱為一個「後結構主義者」，以先鋒、前衛的姿態，講究文本分析，有點維「新」是尚。恩格道爾曾表示，諾獎近年來頒發給薩拉馬戈、達里歐．福等幾位左翼作家，表明學院內部左翼有強大勢力，他對左翼也沒有偏見。傲慢的恩格道爾，慣於把人們對他的一切批評視為對他的地位的嫉妒。他的實力，得力於他的恩師、諾獎評委主席愛斯普馬克──雖然年老卻屬於「新銳」的「實驗性藝術」的倡導者。
在此之前的更激烈的批評中，安隆特把瑞典學院貶斥為「我們國家的恥辱」，並強烈譴責恩格道爾。而恩格道爾則回應說，「安隆特譴責我毀滅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對他來說，我就是魔鬼，他是個很美的作家。可他卻是一個非常自私的小人。他是尼采所說的怨恨者的完美例子。」
安隆德賞識的三位作家，一個是已獲獎的薩拉馬戈，另兩位是尚未獲獎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和女作家奧茲（Joyce C. Oates）。在這次評選中，歐茨也是許多圈外的批評家看好的熱門人選。
不少瑞典讀者哀嘆，安隆特退出學院之後，只有維斯特伯院士在那裏獨力扛起傳統道德和左翼大旗了。在我看來，維斯特伯是一位對第三世界的苦難充滿了同情的瑞典作家。我佩服的另一位院士詩人勞斯．福塞爾，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在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英國戲劇家品特之後，瑞典媒體除了表示驚訝之外，尚未有否定性的批評意見。品特的劇作《看門人》曾在瑞典上演，但翻譯的劇本卻未出版。諾貝爾獎公布後，瑞典的圖書館發現，雖然大圖書館有品特的英文原著，卻找不到一本瑞典文譯本可以陳列，這是幾十年來罕見的情況。這次評選，無疑是瑞典學院的新銳實力派的一次大勝利。但是，對於獲獎者品特斐然的藝術成就，我們卻不得不佩服。有趣的是，像德國作家葛拉斯一樣，品特早在七十年代就是諾貝爾獎熱門人選，葛拉斯直到1999年才獲獎，品特直到今天才獲獎，他早就被諾貝爾獎的預測者忘記了。同樣與葛拉斯相似的是，品特在藝術和政治之間，是一位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譽為「人權衛士」。因此，正如筆者在《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實驗性藝術」可能美，也可能醜，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人性的認知和人文關懷。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結合，才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因此，瑞典學院的兩派，仍然可以截長補短，找到合作的共同點。
2005.10.30 中國時報
■回應與挑戰---反駁關於瑞典學院的謬言
馬悅然
傅正明先生十月二十五日在「人間」發表關於瑞典學院的報導中的錯誤觀點真多。作者主要依靠瑞典媒體上關於瑞典學院的謠言與嚼舌頭的閒話來歪曲事實。做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願意以個人的名義糾正報導中的謬言。
讓我先談談所謂印度作家盧西迪事件吧。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瑞典作家協會給政府發了一封信，要求政府向懸賞追殺盧西迪的伊朗政府提出抗議。同時作家協會也要求瑞典學院與協會採取一致行動。瑞典學院二月二十三日討論此事的時候，先任常務秘書的院士Lars Gyllensten強調表示，瑞典學院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在其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激烈反對學院接受作家協會的要求。投票時，多數的院士表示同樣的意見。值得指出的是，每一個院士以自己的名義通過不同的媒體向伊朗政府提出很激烈的抗議。Gyllensten為了另一個原因非常敵視當時任常務秘書的院士，因此願意退出學院。在媒體宣布要退出時，Gyllensten 回答採訪他的記者表示他退出的原因是學院拒絕要求政府提出抗議！學院的院士們不准跟外人討論學院內部的事。我那時認為Gyllensten的虛偽行動太不成話，所以給他寫一封信表達我的憤怒。Gyllensten繼續維持他的立場，我決定違反學院的禁令公開發表我給他寫的信。
學院的一位女院士沒有參加學院討論盧西迪事件的兩次會。因為她是Gyllensten的一個親密的友人，她也決定退出學院。
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學院的原因，跟盧西迪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是這樣的：學院的院士的義務包括寫瑞典有名的作家或者學者的傳記。這些傳記由一家跟學院有密切關係的出版社發表。安隆特院士為某某原因恨那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因此願意把他寫的一部傳記由另一個出版社發表。因為學院跟其出版社簽了合同，此事不好辦。經過幾個星期的討論以後，學院決定讓安隆特院士將他的傳記發表在另一家出版社。安隆特院士非常怨恨學院沒有立刻聽從他的要求，因此宣布他要退出學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參加過一次會。傅正明先生「劣幣驅逐良幣」之論是全無根據的。
傅先生認為某些院士「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我個人自一九八五年選入瑞典學院。那二十年中沒有一位院士拒絕參加評選。評選之前，院士們須大量的閱讀候選人的作品。
安隆特院士不會欣賞去年獲獎的葉利尼克女士的作品。評價文學作品是非常主觀的。諾貝爾獎最後的票決是以多數生效的。每一次票決不能避免有的院士會反對多數院士們的選擇。
傅正明非常大膽的暗示，學院內部「至少有兩派勢力」。他從哪兒得到這個情報呢？據他說「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所謂「理想傾向」。傅正明沒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傅先生認為，學院常務秘書是一個「維新是尚」的「犬儒主義者」。傅正明沒有注意到常務秘書最重要研究領域之一是十八世紀的瑞典文學。
傅先生的報導讓我感覺到他缺乏一個記者所該具有最起碼的責任感，本人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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