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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到大陸,引起了一陣旋風;這在大陸來說並不奇怪,因為那樣的言論環境,李敖這種人顯得是「稀有動物」,根據「物以稀為貴」的原由,當然會引起轟動。但是,如果在臺灣,還有人給予李敖大陸行以一些政治,甚至思想上的解讀,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李敖的大陸行,凸現了兩件事實,一是大陸的言論管制,二是李敖本人的形象更加令人困惑。


有人說,李敖在北大的演講鼓吹自由主義,挑戰了中共,值得鼓掌。其實李敖對中共的批評,如果放到大陸的一九八○年代,當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幾乎每周都可以聽到,比他更深刻更激烈的批評大有人在。今天,因為李敖可以在北大演講,就證明中共的開放嗎?不,恰恰相反。

就在李敖開講的同一天,大陸異議人士鄭貽春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被判刑七年;就在李敖演講後的第二天,大陸頒布了驚動國際輿論的網路言論控制規則,全面收緊對言論的控制。李敖可以講,一方面是中共本來希望他講反台獨,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是臺灣人。今天的中國,外面來的人可以罵,中國自己的公民一旦開罵,就判七年,這樣的言論環境哪裡談得上「開放」二字?讓李敖開講其實更凸顯了中共的虛偽與欺騙。

至於李敖本人的部分,如果他真的想挑戰中共,就不會有以後在清華那樣的對中共所謂「漢唐盛世」的吹捧和復旦那樣「數風流人物還看錦濤」的溜須了。綜合看他的三場演講,其中不少自相矛盾之處,為什麼如此?就是因為他既要維護招牌,又要伺候好中共,這就難免前言不搭後語。但是他兩面都算是照顧到了,因此應當說是一次成功的商業炒作。

李敖引起轟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可以塑造的狂妄的形象。狂妄本來是年輕人的專利,七十歲了還狂妄,無非就是兩種可能:一是他的狂妄是假裝的,是為了作秀和炒作自己,是擔心自己被別人忘記而進行的「另類撒嬌」;二是知識水平大幅度下降,肚子裏沒有東西,只好用狂妄來掩飾。李敖屬於哪一種我們不作評論,但是他在大陸的表演,如果我們到大陸的思想網站上看看就可以知道,引起了大陸知識分子很大的非議。

李敖晚年以來的言行,與他《文星》時代的風采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由於兩岸之間的隔絕,大陸的知識分子對李敖還抱有很高的景仰和期待,這次李敖的三場表演,我相信對大部分大陸知識分子是一個機會,使得他們可以認清今天的李敖已經不是他們從其早期著作中想像的李敖了。就這點而言,李敖的大陸行對大陸來說還是有一點正面意義的。

(作者為旅美中國民運人士,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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