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導言 王健文

近現代以前，傳統史學的主流是政治史，東西皆然。於是，王朝興衰的起伏、帝王將相的更迭、典章制度的變遷，一直是史學家關注的焦點。然而，一個傑出的史學研究者，從來不是單獨處理前述的任一課題，而不探尋延伸的枝蔓；也從來不會只停留在現象的表層，而不深究內在核心。

“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權力”，廣義的“政治”，可以遍及歷史文明中的每一面向。性別關係中有“政治”，家族倫理中有“政治”，知識領域中有“政治”，經濟事務中有“政治”……，凡是由權力暹輯出發，在思維與行動中的判斷與操作，都可以廣義的“政治”看待。當然，如果把“政治”的定義如此放鬆，由此界定“政治史”的範疇，那也未免太泛濫無所歸了。正如同我們若將“經濟史”的核心觀念“資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放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將“思想史”的核心概念“思想與觀念”來貫串文明的每一範疇，我們不妨也可以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政治(或經濟或思想)史”，那也就失去知識分類的可能意義了。

導 言 黃清連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總體發展及其特色，本論叢主編在“總序”中已經清楚說明，並願以“滿園闐不住的春色”，用來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總序”也勾勒出臺灣學者五十年間努力的方向，和他們所受到的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的影響，諸如走在馬克斯理論之外但追隨歐美流行理論、早期圖書資料缺乏遂以史料工作為中心等等，在“制度與國家”這個研究領域來說，大致都可以得到驗證。

一、引 論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1]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2]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 (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今年出版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為五十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的代表性著述的彙編，共13卷：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上、下卷）。中研院史語所黃寬重教授、邢義田教授、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鄧小南教授擔任總主編，每一專題均由在該領域有深厚造詣的臺灣學者擔任主編。每冊書前有邢義田教授所作的序和分冊主編導言，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這套書基本上能代表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的主脈，更重要的是反應了當前臺灣史學的方向。9月17日，北大中古史中心召開了該論叢的座談會，有二十餘位學者參加，大家對叢書提出了很多意見，部分內容發表在《中國圖書商報•閱讀周刊》（2005年9月30日）。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蒙曼）

本卷由康樂和彭明輝主編，收錄論文21篇，分為三個部分。其中，“反思與前瞻”部分整體回顧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發展的面貌。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討論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對於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則強調中國史學應該創造適合自己的研究途徑。陳弱水《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認為，臺灣仍然應該把中國史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而最有潛力的方向在於“現象解釋”。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對臺灣史學過度現代化、科學化的現象提出了批評。王泛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探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取徑，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則探討民族概念的主客觀界定問題。

上周末去哈佛參加了一個有關東晉的學術研討會（Eastern Jin Workshop）。美國的中國文史研究中，以往相對最為薄弱的領域就是魏晉南北朝一段，不要說多年來從未有過以東晉為中心的學術研討會，就連一般專門有關魏晉南北朝的綜合性會議都少的可憐。所以雖然我和將無同一樣不喜歡開會，但這個會議應該說是有創意的。而且參加的人都很有意思。所以去年接到策劃人的邀請時，立刻表示一定前去捧場。我雖非魏晉南北朝的專家，但因為周，田二先生及其眾多賢弟子的影響，心中一直有“見晉思遷”和“思齊”的感覺。所以如果哈佛的同行將劍橋比做洋建康的話，我大概會把普林斯頓土斷為會稽。好在會稽和普林斯頓在各自所屬國的地圖上位置差不多。

會議的召集人是在哈佛東亞系任教的Michael Puett和田曉菲，尤其以研究六朝文學的田曉菲為主要的策劃人。會議共邀請了十八位學者。哈佛方面的贊助機構主要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由於哈佛東亞系是主辦單位，所以東亞系的諸位治傳統中國文史哲的學者除了正在亞洲的包弼德之外都參加了。可以說好漢幾乎全夥在此。參加者中占主體的還是魏晉文學方面的專家。美國目前治中古文學的三個最重要的學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和柯睿 (號慕白，Paul W. Kroll)都在其中。近年來在美國各校教中古文學的學者幾乎全部出自這三人的門下。三人風格不同，但都是一代的名家。參加者中年輕學者更多，而且好幾位都專長於陶淵明的研究，我曾戲稱他們是陶淵明公司　(Tao Yuanming Inc.)　的股東。這主要是田曉菲，Robert Ashmore和田菱（Wendy Schwartz）三位。雖然他們的專著尚未出版，但就對他們的瞭解，我覺得他們的研究是有新意的。這種新意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通過研究中古時期文集流傳的多樣性以及以手抄本（manuscript）為主的流傳方式對文本解讀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來分析和後來印刷文化不同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的特點。二是通過對像陶淵明這樣的詩人在中古以降被接受以及對陶形象的不斷再創造的歷史來觀察文化趣味的變化。

我周五中午趕到陰冷的劍橋時，天色昏沉，霪雨菲菲。這是容易讓人自閉的天氣。我原以為既然是小型研討會，那麽大概就只有與會的十幾位學者關起門來，圍坐一桌，對各自的文章提意見，做”素心人”式的商量。但到了哈佛燕京樓的會議地點才發現一個大教室裏居然坐得水泄不通。所以會議從一開始氣氛就很熱烈。完全成了一個中型的會議了。會議一天半，一共有五個專題分組，每組三個報告(有一個是兩篇)。共十四篇報告。周五下午有兩個專題。第一個專題發言的分別是Charles Holcombe，Jack Chen 和宇文所安。Charles Holcombe 的專長是兩晉南北朝史，幾年前出版過一本專講東晉社會文化的書叫《在漢帝國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Han)，該書篇幅不很大，沒有突破性的創見，但優點是作者有意識地向美國學界介紹了不少日本學者的重要觀點。我的印象中該書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注意很少。但此次的報告就很不一樣了，用了不少近些年中國學者的研究。他的報告主要是對東晉的政治歷史做一個概觀式的介紹，也算給在場的此領域外的聽眾提供一個背景。不過在他的文章和口頭報告中，特別提到了田餘慶先生《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觀點。他以此來說明西方長期以來看做是游牧族的”五胡“其實早就和中原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進入中原和西晉內部的政爭是有直接的關聯的。所以必須對胡和華的區別有新的定義。眾所周知，田先生對各外族捲入八王之亂的分析是《門閥政治》一書中最細膩而有說服力的部分之一。但田先生也指出後來的胡漢就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對抗的不同階段了。所以我覺得Holcombe對田先生論點的介紹是不完整的。當然他也顯然還沒有讀過《拓跋史探》，《品位與職位》，《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等著作。不過開始轉而重視中國的兩晉南北朝研究本身就是非常讓我欣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本書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的第一種；「夏商周斷代工程」是 中國大陸「九五」期間的重大科研項目。這項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時期的年代進一部科學化、量化，為深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典籍中所得到公認的古代紀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著手點。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於這是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點，因而是年代學研究上不可迴避的。這一分界點的推定，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影響到王年數的估算；對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積年的起點，如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所述：「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牽聯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還在於這是一個可能的突口，由於伐紂係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戰國)及其後文獻中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敘述較多，而且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記錄，給運用天文曆法知識進行推算準備了一定的條件。這就使學者們能夠在沒有確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數的情況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一、 釋名 －－「大一統」非成詞，乃「大」其「一統」之謂

2.「一統」本不指空間上分裂的統一意涵，本義指王者受命于天，須有受命之儀式與符示，此種「概念」上的象徵與符示，即爲「統」，用以取代神權時代通天地中的「器」---玉璽、青銅之鼎、權杖等。王與王之間，「新王」的即位，無論是「繼位」或是易代之「革命」，皆須改元立號、改制布政，以象徵「新王」政教之「始」。

3. 饒宗頤氏以爲「一統」見諸文獻，最早出自《史記》之＜秦始皇本紀＞：「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李斯議曰：…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饒氏並以為言「天下一統」，係導源於此。然「郡縣」與「法令」皆爲秦立國改制施政之事，故李斯所謂「一統」，恐仍有「新王」之「即位」義，如「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琅邪刻石「皇帝作始，端平法度」等皆是。

剛做歷史系本科生時，我很喜歡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因為自己當時讀書理解能力有限，這兩本類似講演授課的著作，想來應是比較容易親近錢先生精深學術的利濟津梁。

對剛接觸現代史學的新生而言，我覺得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很有助益，該書展現一位秀異史家如何精彩結合傳統史料與當代歐美史學、社會科學概念的分析綜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帶回經他消化詮釋的哈耶克、邁克爾•博蘭尼，在台灣掀起些風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與人物》獲益不少，對他介紹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如何嚴格要求研究生細索各種“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經驗為基礎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記得，當時夾生夾熟地咀嚼柏拉圖《克里同》的樂趣。

大四畢業前夕，原欲改讀農業經濟學的志願因故未能貫徹，我終於報考了歷史研究所。當時我抱定決心，就算未錄取，至少也要在離別歷史系前好好讀本中國通史。大概是考前兩個月吧，除了準備西洋通史等應考科目外，我把力氣主要花在《國史大綱》上，這項決定使我對中國史自身變遷大勢有進一步理解，至今仍覺受益無窮。

相關討論請進入中時部落格閱讀囉

〈閱讀上海及其再想像――上海城市研究的初步觀察〉

　　近十多年來，上海研究的發展及轉變有了相當有趣的變化，學界對現代中國研究的興趣，逐漸從以往對農村發展，帝國主義及經濟議題的關注，轉而開始重視被毛認為不能代表廣大中國的口岸城市。比如，上海研究的先驅學者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雖曾在1953年把他的著作命名為《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但仍表現出不能將上海整合進整個中國現代發展的圖像當中的研究企圖，這樣的主流看法，在近幾年與鄧後的改革開放路線與時並進，搭上了整個學界對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等研究風向轉變的順班車，城市，這個被認為體現了現代性生活的可能與想像，其中論述的矛盾及岐義性又蘊含了多層話語結構的上海，成為了關心中國研究的學者眼中值得開發的熱點。

　　當我們對一門學科進行研究時，不可避免地要深悉本學科的知識，按照福柯的理論，「知識乃是話語的總和」，其中「語言不僅是知識的載體，而且還是知識的根本」1。二十世紀，語言學理論得到空前發展，儘管各種不同的語言學觀點仍處於辨爭之中，但語言在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已被學者達成共識。事實上，在美術史研究領域，古典語言知識一直是傳統藝術史研究的工具，許多藝術史家均受過嚴格的古典語言學訓練，他們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語言學發展而來的2。本文關注的是，在歐美中國美術史研究中，歐美學者在跨文化的美術史研究中又會遇到哪些語言問題並試將之解決的。

　　Susan Bush在她的《中國早期畫論》中就指出，「當然，在理解和研究中國早期畫論時，我們會遇到許多包括如何理解中國古代漢語的困難，尤其是當我們在面對一個歷經前年、其詞義經過不斷演變的辭彙。而且，因為畫論不僅記錄事實和現象，而且要分析、評估、分類及理解這些記錄，這已經不僅是個語言問題。中國的思維和理解闡釋系統是建築在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文化基礎之上的，這些，我們必須予以考慮。」3Bush的這段話至少揭示出兩個問題。一，歐美中國美術史學者在理解中國典籍時會遇到很多困難；二理解語言必須要瞭解語言所依託的文化。這兩個問題的具體內涵又是甚麼呢？

一

前 言

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蟲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以下簡稱為“工程” )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有的評論認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的則從學術角度提出批評。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今年4月，“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首席科學家仇世華等應邀赴美參加了有玀“工程”討論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的交鋒。在會議上，海外的學者對“工程”的方法和結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而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什麼工程?“工程”在學術上是否有硬傷?其結論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和一些與“工程”有關的學者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較細緻的遼解，從而也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在此我們姑且拋開政治背景和媒體的激烈言論，僅圍繞學術上的問題，向讀者介紹一下有關“工程”的前前後後。

緣 起

1996年5月，“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正式啟動，國家史無前例地投入了幾千萬元的資金 ，讓一向經費少得可憐的社科界瞠目結舌。5月16日在該“工程”啟動會議上，宣讀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發言，政府將“工程”定性為“凝聚力工程” ，從此，有人自稱於1992年“大膽”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由一個私人口號上升為官方口號。外國學者觀察到：“‘走出疑古時代’正演變為國家的口號” 。提倡者抓緊機會，馬不停蹄地接待媒體採訪，強調“工程”“將大大有利於中國文明的尋根探索，提高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強我們民族的凝聚力” ，這顯然是在說：一貫鼓吹“東周以上無史”的“疑古派”推翻戰國以來三代同源、黃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們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於統戰 ，副作用更加明顯。“工程”結束後又投入400多萬元進行“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領導。這還是預備性研究，真要研究起來，還不知是何等規模。由於事態還在發展，“走出疑古”的發展趨勢還無法預料 。
　　 學者紛紛指出，“走出疑古時代”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以是兩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論實際主持的學者與這兩件事息息相關，即使單就理念論，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據“工程”的成敗來檢驗“走出疑古”論，無疑是最恰當的。2003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民族學院專家歷時三年編纂而成的專題論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彙集國內外經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間中國古典學的重大進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點的純學術著作，《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譽之為“一套全面反映建國以來中國古典學研究進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標誌著圍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大討論由2000的網上落實到紙上。本文主要是圍繞這一卷來討論。
　　
　　 一、 夏－商界標、商－周界標的錯誤
　　

　　【內容提要】20世紀初期，國內學者即已涉獵明代社會史的研究，但所研究的領域十分狹窄，成果貧乏。50—60年代，由於某些客觀原因，國內學者的研究沒有正常開展。80年代以後，明代社會史的研究逐步展開，開拓了許多新的領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進入90年代，明代社會史的研究蓬勃發展，研究領域十分廣闊。其中，明代人口問題、里甲制度問題、鄉紳與縉紳問題、社會結構問題、社會生活問題、宗族與家族問題、徽州社會問題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有的還填補了空白。對20世紀明代社會史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反思，必將促進其研究向縱深發展。


　　20世紀關於明代社會史的研究雖然開始較早，但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不僅研究的範圍較窄，而且從事這一問題研究的人數也很少。80年代以後，這種狀況有較大的改變，隨著社會學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明代社會史的研究也逐步開展起來。進入90年代以後，明代社會史的研究蓬勃發展，開闢了許多新的領域，填補了以往的研究空白。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對20世紀國內學者關於明代社會史的研究進行一下簡單的回顧，並藉以瞭解過去，展望新的研究發展趨勢，是很有必要的。

　　近年來中國古代早期文獻文本的不斷發現對於治古史而言，除提供給我們大批新資料而外，最深遠的意義也許莫過於對古史研究的史料學基本概念的問題，促使人們根據對新資料的研究從更多方面作一些反思，以獲得某些新的認識。自近代以來，古史史料學的概念沿科學性的方向不斷改造，意義之巨大自無可懷疑。但也應承認，整個過程其實仍然是在成長之中；在研究的實踐中關涉方法的爭議幾無日無之，而在學者中對古史史料學原則的基本認識有時也相距何止丈尺之間。尤其是近年來，儘管在我們看來討論這一問題的條件已大為改觀，但由於對新出土早期文獻文本之意義的認識不同，學者間對古史史料學原則的認定在有些對比中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不久前問世的《劍橋中國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①也許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作為西方漢學界的一部代表性力作，其對於古史史料學問題照例是有敏感意識的（這從它對資料問題的大量論述中可以看出），而它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在撰寫結構上採用了並不多見的將地下出土資料與文獻資料作“二元”處理的辦法。這給人的印象是：一、在複雜的古史史料學問題面前，它希望避免在每一處關乎古史史料學原則的問題上簡單表態；二、與此同時，它又試圖通過這種“二元”的辦法宣示它的依據地下出土之文物講古史乃古史史料學之正宗的觀念，而文獻的地位則相應變成了“依賴性的”（dependent）。因此其雖沒有正面地將傳世文獻一棍子打死，但依其寫法，文獻作為獨立的古史史料的地位則曖昧了許多，甚至基本上沒有了獨立性，據文獻來講古史先成底氣不足之事（也正因為這樣，儘管文獻中關於夏朝歷史的資料是眾所周知的，但該書卻堅持不寫“夏朝”這一章）。這種古史史料觀也許並不是目前眾多學者所能認同的。僅此一例便可看出，在某種意義上，學術界對於古史史料學基本概念認識的分歧並沒有根本解決；要真正確立起一種公認的古史史料學的基本理論，學術界面臨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對近年來新出土早期文獻文本的研究應該注意對這方面問題的總結和討論，因為這將是打破史料學難題僵局的真正可能有好的結果的途徑；同時也只有將史料學問題的討論包括在其中，對所有新出土資料研究的意義才是確定的，整個古史研究也才會因此而進一步增強其科學性的基礎。

　　通過對新出土文獻的研究來檢討古史史料學的基本概念，核心問題是對古書成書情況的再認識。這個問題的意義可以說只是在地下出土早期文獻文本大量發現後才被充分認識到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對於古書成書情況的追究儘管本來應該是討論古史史料學問題的前提，但實際上並沒有被足夠重視。這首先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條件作這方面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沒有可能對各種假說加以驗證。同時實際上由於沒有實物的參照和對比，許多討論者甚至並沒有特別意識到追究不同歷史時期書籍成書情況異同的重要性。因此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學派對古書問題發表批判性意見以來，其關於古書成書情況的認識並未受到嚴重的質疑，而這恰恰是判斷“古史辨”批判性工作最終是否成立的關鍵之一。這種情況至遲自八十年代開始有重要轉變。1982年李學勤先生就提出了要對古書做“二次反思”的意見②。1988 年李零先生寫出《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一文，進一步展開了在新出土簡帛書籍研究的基礎上對於古書問題的深入研究，明確提出了對於“古書的體例的研究”的問題，並詳細地通過對余嘉錫《古書通例》一書內容的介紹與補充首次總結了根據對新出土文獻文本的瞭解所得出的關於古書成書情況的新認識。李文在這個題目下明確批評了“中國傳統的辨偽學”，認為其“主要是根據一種簡單的推理”，“在邏輯上似乎很嚴密，但它根據的卻是漢魏以後的著作體例，放之先秦，則大謬不然”。③這實際上已經涉及了古史史料學的問題。九十年代，李學勤先生在《新出簡帛與學術史》一文中提到新出土文獻研究“逐漸轉變了”人們“對古書形成過程的認識”，同時還談到了以往有些著作“對古書的成書採取一種靜止不變的觀點”的問題，將古書成書問題與史料學問題聯繫起來。④2000年，李學勤先生再次以《新發現簡帛佚籍對學術史的影響》為題談到古書問題，明確提出“對古書形成過程的瞭解”的問題，指出“認識古書總是有其形成演變的過程，是很重要的”；“以動態的、歷史的眼光去看古書，便不會動輒指之為偽”，而且特別提到了對新出土文獻的瞭解和研究“從方法上揭示了過去辨偽工作的局限性”⑤。所有這些論述的要點是：一、對於古書成書的真實情況需要研究；二、對於古書成書情況的研究需以對新出土古代文獻文本的研究為基礎；三、對於古書成書情況的誤解是“傳統的”古史史料學所存在問題的關鍵。應該說，這些意見的提出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於新出土文獻所作的工作對於深入思考古史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有很重要的意義，是尋求建立現代古史史料學理論的重要起點。換言之，在此之前的古史史料學理論因為還沒有包括這些認識及相應的實踐，整體上還是在“傳統的”古史史料學理論範疇內，必須經過重要的改進，使之轉化為現代古史史料學理論，才能對現代古史研究起到應有的完全積極的作用。而整理出古書成書情況的真實細節，正是這種改進的第一步。

一、引言——後來者無法繞開的豐碑

　　魏晉南北朝（以下或簡稱六朝）隋唐在中國歷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學界迄今尚無定說。遠者不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日學界都曾就中國古史分期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中國學界形成了所謂“三派五說”：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和與之大體相似的春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魏晉封建論和與之大體相似的東漢封建說、東晉封建說。其中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的社會性質，諸說雖然都認為這一時代已進入封建社會，但它處於封建社會的哪一階段，相互間仍有較大分歧；日本學界則有將這一時代視為中世和包括在古代以內的兩種說法，其對立更為明顯[1]。

　　《劍橋中國隋唐史》在《導言》中論及中國6至11世紀即隋唐至北宋時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時，稱引了兩位當代歷史學者的卓越貢獻。其一是日本的內藤湖南氏，認為他是“首先研究了這一大問題”，其觀點“對近代研究的發展來說仍是站得住腳的一家之言”。其二“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他的分析對以後的研究證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發點”，“他同樣提出了制度發展方面有創見和洞察力的觀點”[2]。劍橋史作者將這兩位學者並列，認為他們的成果是進一步推進唐史研究的有效“出發點”，是非常有眼光的。內藤氏在東洋史領域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關於六朝隋唐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對其時代性質的判斷，極具開創性，其影響在日本學界歷久而不衰[3]。中國的陳寅恪以“不古不今之學”（六朝隋唐史）名家，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學術素養，遵循獨特的研究途徑，“在司馬光之後”將六朝隋唐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4]。“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5]的陳寅恪氏，不曾參與五十年代以來基於唯物史觀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但他對於六朝隋唐的歷史發展及其特徵，有著自己獨特而通貫的認識，其研究成果及理論、方法，影響了中國的幾代史學工作者。可以說，內藤湖南和陳寅恪關於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已構成後來者無法繞開的豐碑：對於他們的建樹，無論贊成與否，都無法回避和忽視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