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袁霞等譯：《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天安門守衛著故宮的南面通道，在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灰飛煙滅之前，皇權的神聖與威儀多是穿越此門而向莫非王土的中華之疆播揚。1912年之後，儘管皇權已成昨昔之舊事，然而在它的前面，運動、示威、遊行、集會、典禮夾雜著血腥和棍棒，以喜劇、悲劇的方式交替上演。像一個百年大舞台，天安門搬演著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幕又一幕政治活劇。在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跳動人群中，最具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奔走咆哮，而降臨到他們身上的災難也齊聚到這裡。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筆者曾經在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的《當代香港史學研究》一書中，看過一篇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及《西漢貨幣史初稿》一書，並將之推許為香港第二代秦漢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近得知該書已經再版，故先睹為快。據該書著者（下稱著者）自言，《西漢貨幣史初稿》係由已故經濟史權威全漢昇先生所審閱及推薦，1971年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近年經著者重新修訂，把原來的十章增為十一章，刪去「初稿」二字，於2002年再版。正如著者所言：「本書是極少數將中國貨幣史作斷代研究的著作。」這因為「西漢是中國社會第一個政治性的統一政府，而且又剛剛碰上中國社會進入『貨幣經濟社會』的關鍵時刻……而在西漢以後的政府，則有西漢的前例可循。故西漢政府的處境，最為困難。西漢政府，在制訂貨幣制度時，非但為當代立法，亦可說是為後世立法。」觀乎《當代香港史學研究》對本書的評論，似多出於斷代史的視野。筆者卻認為，本書最大之長處在於分析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所造成的影響。書中確有不少創見，其中有三點筆者認為是最可取的。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一口氣讀完劉宏的新作《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以下簡稱《嬗變》，標明頁碼之引文均引自此書），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部書所展示的，正是劉宏以「局外人」身份進入新加坡後，一步步地在觀察和參與中「移情潛入」，在實實在在的認識中細細品味「本土情懷」，在反反覆覆的思考中層層解讀「區域網絡」，總之，這是劉宏在多維視野下建構新加坡華人社會立體圖景的一份獨具特色的階段性總結。恢弘的理論視野，堅實的史料基礎，縝密的邏輯架構，嚴謹的學術規範，多視角、多層面的比較與剖析，構成了本書的總體特色。

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埃文斯（Harriet Evans）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民主研究中心高級講師，從事中國研究，先後受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北京語言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的婦女與性》（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是她最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書分析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出版的涉及「性」的大量文章以及一些表現婦女的「性」的可視的手法，以便檢驗與「女性」一詞相聯繫的「性別」（gender）所包含的各種社會意義（引自該書頁4；下文只標頁碼者均引自該書）。該書所分析的材料包括從50年代起中國編輯出版的期刊，如《大眾醫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等，還有普及性知識的小冊子，以及全國、地方及省級報紙（主要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等），更包括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版的大量性學研究成果，如吳階平、劉達臨、潘綏銘、李銀河等人的著作。該書主要採用比較分析法，通過對上述文本內容的比較，分析文革前後女性的性活動、性取向、女性地位、婚姻、生殖以及多元的性關係等，為婦女在「性」的背景和關係中的責任和特徵畫出輪廓。同時，對於這些在革命和改革時期裡涉及性的文本，作者也闡明了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張力、反差和繼承性。在分析的過程中，明顯貫穿著作者自己的西方個體自由主義的方法論。

伯林（Isaiah Berlin）著，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當代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研究黑格爾（G. W. F. Hegel）哲學的鴻篇巨制《黑格爾》（Hegel）的「前言與致謝」中首先感謝了伯林（Isaiah Berlin），「他審閱了本書部分手稿，他的淵博學識，他對黑格爾得以產生出來的整個德意志思想和感傷情懷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然而很清楚的事實是，伯林對於黑格爾式的決定論哲學一向深惡痛絕，他欣賞的是那些勇敢地、公開地跟佔統治地位的理性體系作鬥爭的思想家。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更能代表伯林堅持的立場──多元主義（從價值多元主義到文化多元主義），除了泰勒，格雷（John Gray）和早前去世的羅爾斯（John Rawls）也坦承深受伯林影響。當這些戰後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視為先驅時，伯林作為當代思想大師的地位漸漸得到了確認。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繼《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在大陸面世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1995年英文版）也終於翻譯成中文出版。如果說《文化、權力與國家》主要還是採取社會史的研究進路的話，那麼後者則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思想史的層面，強調不同的歷史敘述者在民族國家背景下對話語的爭奪和利用，最終如何建構出他們所期望的各種現代概念（如反宗教、革命、市民社會、聯邦主義等）。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在中國的文明脈絡中講起「禮」，學界也許會想起英國的法哲學家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的名著《法的概念》。哈氏的著書目的是為了促進理解存在於社會現象中的法、強制以及道德之間的相互關聯。他認為法的概念是第一規則（命令）與第二規則（道德）的結合。關於第二規則，哈氏舉了進教堂要脫帽的例子。這使我想起了在傳統中國，見到官員要層層下跪：服從自上而下的權力成了習俗。脫帽與下跪雖然同屬禮法範疇，但其背後的精神卻有自覺參與與內化服從的天壤之別。下跪是把人作為祭品的遺俗。

一

　　在過去十八年，一共有五本中國哲學的辭書問世，它們分別是：（1）韋政通著，《中國哲學辭典》，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32 開本，819 頁；（2）韋政通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台北：水牛出版社，1983，32 開本，905 頁；（3）《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16 開本，1372 頁；（4）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16 開本，2085 頁；（5）方克立編，《中國哲學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16 開本，802 頁。

　　有了這五本辭書的出現，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及教學，都是好消息。現在也該是對這五本書作一比較評估的時候了，筆者不自量力，在這FA47作一初步嘗試。

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亦字希非，晚號劬堂，江蘇省鎮江人，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及圖書館學家。早年任南京江楚編譯局編輯，曾任江南高等學堂教習、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國文史地學部教員、東南大學（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大學，簡稱「東大」）國文史地學部教員，及後主持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更在 1948 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柳氏教學期間更主編《學衡》、《史地學報》、《史學雜誌》等學術刊物，專著《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等；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與北方任教的史家陳垣、陳寅恪並稱「南柳北陳」。
　　介紹柳詒徵治史的專題論文早見於四九年後臺灣學者邵鏡人〈憶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傳記文學》卷 1 期 3，1962）、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傳記文學》卷 12 期 2，1968），只為追述師生情誼的文章；國內學者則自八十年代起，中央重新肯定儒家學說的地位，標舉中國學者的治學特色，在提倡「國學」、「國故」研究之風氣下，對柳氏之研究，日漸增多。八六年江蘇省市政府更舉辦了紀念柳詒徵的活動，並出版《柳翼謀先生紀念文集》，中國百科全書出版社重刊柳氏《中國文化史》上下冊（上海：中國大科全書，1988），柳氏女定生、孫曾符於九一年先後出版《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以下簡稱《論集》）、《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以下簡稱《續集》），引發史家深入研究柳詒徵治史方法，而孫永如一書，即在此一學術背景下，為第一本研究柳詒徵之生平及史學的專著。

　　孫氏，原籍江蘇揚州市，現為中國唐史學會理事，欲藉本書「恰當地評判他（柳詒徵）的學術得失，全面地總結他（柳詒徵）的學術貢獻」，以柳氏所處的時代背景及不同階段的治史特色為本書論述的線索。因孫氏為卞孝萱的學生，而卞氏曾師事柳氏，故寫作本書時，能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引證論點。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探討的中心問題是現代中國的含義、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這就必須追問現代的中國認同、地域觀念和主權意識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汪著在探討這一宏大的課題時，將觀念史與制度史結合起來，以思想史的內在視野（儒學傳統的演變）為中心，以「中國」國家形象的轉化（從封建邦國到大一統帝國再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以及與之相配合的知識和制度的形成等為複線，建構中國思想的古今之變。這樣一個嘗試無疑是宏大的壯舉，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該書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超出了時下一般性的思想史著作，堪稱當前所見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的獨到之處是從更為基本的思想史視域──天理世界觀向公理世界觀的轉換來理解何謂中國的現代這一問題。對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討論實際上是對不同時期中國認同的特徵、演化與合法性的研究。作者認為，「作為一個道德／政治共同體的普遍價值觀，天理構成了『前西方』時代中國的道德實踐、文化認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關鍵概念，而以此為核心的世界觀的解體意味著在漫長時代裏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體及其認同感正在面臨危機；作為這一解體的結果的公理／科學世界觀的產生標誌著原有的認同形態已經難以為繼。」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與天理觀相互依賴的傳統帝國的政治文化模式衰落了，而與現代公理觀相應的民族－國家的模式逐漸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可以說，天理世界觀到公理世界觀的轉化，構成了該書最為核心的部分，我們對該書的「評論」即以此為中心展開。這裏所謂的「評論」不是站在一個局外的立場上展開的「評價」，而是敞開個人閱讀此書時的所感所惑所思，以向作者與時賢請教。

　　作者認為，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對立首先表現在：前者支持的是以過去為中心的歷史意識，它包含著歷史斷裂與接續道統的意識，它以個人的道德／政治實踐為中心重構道統譜系；後者則以未來為中心，與之相應的是歷史延續與無窮進化的歷史意識以及通過投身未來事業以體現歷史意志的生存樣式。天理觀支配著的是斷裂的歷史意識，它表現為一線單傳的道統譜系的終止以及禮樂與制度的分化，這一分化具體展開為封建變郡縣、學校變科舉、井田變均田、夷狄進而為中國、中國推而為夷狄等等，其核心內涵是先秦那種直接體現天意和道德規範的禮樂已經流變成一種功能主義的、無法與天意溝通的制度，現實的制度再也無法提供道德的根據，因而普遍而內在的天理便成為儒者在變化的歷史語境中確立自身認同以及批判地介入現實生活的根據。作者的這一觀察無疑是正確而深刻的。天理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超越了人的意志的普遍性存在（而不是發端於人的某種「宣稱」），它以宇宙自身的秩序與條理的方式表達自身，作為自在的存在，它不依賴於作為主體的人以及他的社會及其歷史，或者說，在天理框架中，個人並不以主體的角色出現；而現代公理則是章太炎在《四惑論》中所謂的「眾所同認」之理，它以集體的或社會的意志為其實質性的存在樣式，由此，是社會意志及其歷史規律，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宇宙法則，構成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據。

　　這個世界每天有千百萬件故事發生，每天有千百萬個生命消逝，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經多麼生動鮮活，都會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沒，都會被時光的長河裹脅著，奔赴那無邊無際的遺忘大海，融入無窮無盡的記憶空白──一路上，也許波瀾不驚，也許浪花四濺。除非，有一位水樣採集師，偶爾停佇於某一處水邊，俯身掬起一瓢清濁，小心地帶回。於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剎那凝成永恒，我們通過這一點點時代殘留，來回味歷史長河中的大千世界。

　　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就是這如恒河沙數的故事中採擷出來的一朵浪花。

　　上訪，在中國，是見怪不怪的事，在中國這片蒼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們已經看得太多正義被掩埋進黑暗，良知被吞噬進岩石的故事，一個水庫庫區幾千移民掀起的風浪，向來難以打濕書齋中吟哦的學者們的精致鞋頭。這一次卻不一樣了，因為這位學者走到了水邊，甚至將他敏感的觸覺，探入了移民水深火熱的境地。他沒有縮手，而是細心地去觀察、體會，記錄。於是有了厚厚的一本書，有了一篇篇以此為話題的評頭論足的文字。

台灣文學界的文類分類上，報導文學是散文的嫡系人馬，而且與以虛構見長的小說最好保持距離，以維客觀、中立與真實，長此以往的發展趨勢下，報導文學確實顯得文學性不足，在偌長的篇幅下，讀者在缺乏動機的推動下，又遍尋不找好的情節，自然閱讀的興味也就大幅降低。然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8~）的報導文學力作《智利秘密行動》完全以小說筆法寫作，對於本地的讀者、創作者或研究者而言十分具有啟發性。



馬奎斯較為本地讀者熟悉的作品，當屬《百年孤寂》、《族長之秋》、《預知死亡紀事》、《受在瘟疫蔓延時》、《迷宮裏的將軍》等小說作品。在他成為職業作家之前，青年時代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報社記者，十分嫻熟採訪工作，對於報導文學的書寫，大師也一直視為社會實踐的一部份。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就在在《觀察家》報撰寫報導文學〈船難紀事〉(Relato de un naufrago)一文，其後諸如《安哥拉的古巴兵》、《尼加拉瓜之戰》、《智利秘密行動》與一九九六年的《綁架新聞》(Noticia de un secuestro)等作品，都彰顯出馬奎斯對於政治與社會的關懷。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目前只有《智利秘密行動》由阮叔梅翻譯，一九九○年在時報文化出版。

乍見到書名，潛意識裡泛起的，是一片充滿鮮血的畫面。「一本遺落在中國的日軍戰地實錄」，似乎要不呢，就是書頁上沾透血痕，從作者的屍體上搜出來的；要不呢，就是內容裡傳達悲劇，讓讀者重溫現代史的血腥。不過幸好，兩者都沒有發生；讀到日記的最後一頁，作者早早在1940年3月珍珠港大戰之前很久，就平安回到了東京。只是問題來了：既然日記和人都回了國，那麼最後又怎麼「遺落」在中國的呢？

真是謎樣的日記啊！不過趁著自己「考據癖」發作之前，速速地翻閱完全書。荻島這位軍曹，是在盧溝橋事變後不久的8月，就到了上海戰場；之後兩年半間，轉戰於蘇北、廬山到南昌一線。日記裡除了文字，最特別的，還有一百多幀照片。至於內容，與其說是「罪證」啦，「真相」啦，倒不如稱它是某種軍事史的側面。因為份量最多的，是荻島自己在陣中的生活、訓練及戰鬥的日程；乃至最後，年資到了，復員返國，幸運完好地脫離了戰場。

現代戰爭，對於個人來說，其實是越來越「抽象」的一回事。以前部落時代，打仗是為著搶一個老婆、搶一個奴隸，到底是對自己的實質生活有些補助。可現代戰爭，常常是為著「歷史」在打仗：要嘛就因為上回打敗仗，想爭回一口氣；要嘛就為啥子「潮流所在」，非打一場不可；最可笑的，要算為了改善別人的生活，去跟那個人打仗。遠從日本的「王道樂土」，近到布希的推翻海珊，莫不如此。

文學界的可口可樂

打開美國文學暢銷書史，追溯上個世紀一九九○年代最大的轉變，當屬「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一現象的成形。換言之，由於八○年代書籍販售與出版事業一連串的整併，出版最可貴的多元性逐漸消逝，追逐暢銷書成了各大出版集團的存活關鍵。此一變化呈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便是「老賊永不凋零，新人求生無門」，看來數去，排行榜常客幾乎總是有大出版集團撐腰的那幾位。而盤據金榜的老賊之尤，則非葛里遜莫屬了。此君一出，誰都難與爭鋒。統計那十年之中，他六連霸冠軍寶座（一九九四～九），蟬聯二次亞軍（一九九二～三），一次第七名（一九九一）。這種名次成就，就算通吃八○年代、處於最巔峰時期的史蒂芬‧金也難望其項背。無怪乎當時連向稱保守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都不得不說：「搭飛機的乘客人手一冊葛里遜的小說，似乎已成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定了」。大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更認同「葛里遜的小說是文學界的可口可樂，人手一本」的說法，而樂於執導由他的小說所改編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了。

約翰‧葛里遜年紀不算大，一九五五年出生於阿肯色州一個建築工人的家庭，據說跟後來貴為總統的柯林頓，還攀得上那麼一點點遙遠的親戚關係。其家固貧，流離謀生，最後落腳於密西西比州。葛里遜從小愛玩棒球，喜歡閱讀，有時也塗塗寫寫，但最大的志向則是當個職棒選手。直到高中時，發現自己實在不是那塊料，方才轉心進密西根州大主修會計，打算當個稅務員。畢業後，或許自忖思路清晰，能言善辯，而覺得一輩子「拔鵝毛」，未免無趣。因此乃進入密西西比大學法學院，改行念法律，一九八一年畢業後，順利考上律師執照，成了開業律師。一九八三年更被選入州議會，當上了州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