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界的文類分類上，報導文學是散文的嫡系人馬，而且與以虛構見長的小說最好保持距離，以維客觀、中立與真實，長此以往的發展趨勢下，報導文學確實顯得文學性不足，在偌長的篇幅下，讀者在缺乏動機的推動下，又遍尋不找好的情節，自然閱讀的興味也就大幅降低。然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8~）的報導文學力作《智利秘密行動》完全以小說筆法寫作，對於本地的讀者、創作者或研究者而言十分具有啟發性。
馬奎斯較為本地讀者熟悉的作品，當屬《百年孤寂》、《族長之秋》、《預知死亡紀事》、《受在瘟疫蔓延時》、《迷宮裏的將軍》等小說作品。在他成為職業作家之前，青年時代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報社記者，十分嫻熟採訪工作，對於報導文學的書寫，大師也一直視為社會實踐的一部份。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就在在《觀察家》報撰寫報導文學〈船難紀事〉(Relato de un naufrago)一文，其後諸如《安哥拉的古巴兵》、《尼加拉瓜之戰》、《智利秘密行動》與一九九六年的《綁架新聞》(Noticia de un secuestro)等作品，都彰顯出馬奎斯對於政治與社會的關懷。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目前只有《智利秘密行動》由阮叔梅翻譯，一九九○年在時報文化出版。
《智利秘密行動》的背景是1985年，當時軍政府獨裁者主角皮諾契特控制下的白色恐怖氣氛中，一群信仰民主的政治運動人士，結合各國的支持力量，安排著名導演立頓（Miguel littin, 1942~）回國拍攝紀錄片。全書在敘事觀點上的突破，就是馬奎斯採取第一人稱的手法，以立頓的觀點與自述進行書寫。正因為立頓曾經擔任阿葉德政府時代的國家電影公司總裁，1973年反阿葉德流血政變中，成為軍方撲殺對象，後僅以身免，流亡歐洲長達十二年後，化裝潛回智利，面對景物變動，人事全非的環境，心中的千般糾葛，確實用第一人稱觀點，比較能夠直抒當事人的情懷。而且，第一人稱的寫法在描寫幾度陷入跟監、盤問與危機之際，更能出入環境與情緒，帶給讀者更大的情感刺激。
馬奎斯十分善於營造緊張的氣氛，讓讀者有不斷閱讀下去的動機，例如一開始他十分細膩的描寫主角變裝的過程，不但改變鬍子、頭髮與眼鏡，更出動兩位心理學家，一位電影化妝師，由一位來自智利，專門從事秘密活動的人指導下，將立頓徹頭徹尾地改頭換面，不僅如此，馬奎斯寫道：「他們徹底扭轉我的潛意識，讓我不能再做原來的自己。」看來一切順利，但是在緊接的篇章中，他卻寫道：
唯一我必須銘記在心，不能做的事，就是大笑。我的笑聲很特殊，只要一笑，別人就會識破偽裝，知道是我。為了讓我牢記此點，負責偽裝的人沈下聲調，特別警告我：「只要大笑，你就死定了。」
這一個線索就讓讀者難以放心了，雖然立頓信誓旦旦地表示他能控制情緒，但是也埋下一個伏筆，讓讀者有一個懸念，是否事蹟有敗露的可能？類此「動機」的安排，在每個章節之間，都不斷出現，可能因為思念親人而露出破綻？可能因為要獲取更多情報而掉入陷阱？可能因為想深入採訪而遭到識破？作者一面把立頓等人的安排與考量寫得幾近「天衣無縫」，但是每個人會有的情緒、鄉愁、好奇與勇氣，無一都可能在一次革命行動中，百密一疏，以致於功敗垂成。馬奎斯成功地掌握了這樣的基調，一次又一次地拋出懸疑的動機，於是在驚濤駭浪中，把整個故事成功地推向完滿的尾聲。
馬奎斯更利用小說家的剪裁功夫，把對皮諾契特的控訴，十分有技巧地安排在立頓的回憶、觀察與反省當中。讀者或許在閱讀前不需要瞭解智利的歷史，甚至不需要認識皮諾契特的殘暴，馬奎斯也不急著談述斑斑血跡，而是在每一片風景的回憶比對中，還原1973年時，信仰社會主義的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如何被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所發動的流血政變推翻？阿葉德如何慘死？總統府如何遭到砲火摧毀？數萬名的智利知識份子社會精英如何遭到逮捕、處決與流放？這讓全書讀來完全沒有資料堆砌的枯燥感，讀者在對暴行心悸之餘，當能體會文字中別具韻味之處。
馬奎斯書寫立頓潛返智利拍片的過程，雖然動用了小說的技法，但真實性絕對不容置疑，原因無他，大師經過詳近的訪談，加上立頓拍攝的紀錄片《關於智利的全記錄》（Acta General de Chile）在1986年9月於威尼斯影展得獎，更可作為本書的佐證。在紀實文學的真實感幫助下，相信讀者必然對獨裁政權產生了強大的反感，書中立頓與友人的一段對話非常有趣：
「千萬別忘了。」他們說，「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子尾巴。」那是我們玩過的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必須把尾巴釘到紙驢子上。
「沒問題，」算算預計拍攝的膠卷長度，我答應下來，「那條尾巴會有兩萬呎長。」
一部紀錄片如果是獨裁者兩萬呎長的尾巴，那麼一本精彩的報導文學作品又何嘗不是獨裁者的夢魘？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5/10/07/19114.html
馬奎斯較為本地讀者熟悉的作品，當屬《百年孤寂》、《族長之秋》、《預知死亡紀事》、《受在瘟疫蔓延時》、《迷宮裏的將軍》等小說作品。在他成為職業作家之前，青年時代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報社記者，十分嫻熟採訪工作，對於報導文學的書寫，大師也一直視為社會實踐的一部份。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就在在《觀察家》報撰寫報導文學〈船難紀事〉(Relato de un naufrago)一文，其後諸如《安哥拉的古巴兵》、《尼加拉瓜之戰》、《智利秘密行動》與一九九六年的《綁架新聞》(Noticia de un secuestro)等作品，都彰顯出馬奎斯對於政治與社會的關懷。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目前只有《智利秘密行動》由阮叔梅翻譯，一九九○年在時報文化出版。
《智利秘密行動》的背景是1985年，當時軍政府獨裁者主角皮諾契特控制下的白色恐怖氣氛中，一群信仰民主的政治運動人士，結合各國的支持力量，安排著名導演立頓（Miguel littin, 1942~）回國拍攝紀錄片。全書在敘事觀點上的突破，就是馬奎斯採取第一人稱的手法，以立頓的觀點與自述進行書寫。正因為立頓曾經擔任阿葉德政府時代的國家電影公司總裁，1973年反阿葉德流血政變中，成為軍方撲殺對象，後僅以身免，流亡歐洲長達十二年後，化裝潛回智利，面對景物變動，人事全非的環境，心中的千般糾葛，確實用第一人稱觀點，比較能夠直抒當事人的情懷。而且，第一人稱的寫法在描寫幾度陷入跟監、盤問與危機之際，更能出入環境與情緒，帶給讀者更大的情感刺激。
馬奎斯十分善於營造緊張的氣氛，讓讀者有不斷閱讀下去的動機，例如一開始他十分細膩的描寫主角變裝的過程，不但改變鬍子、頭髮與眼鏡，更出動兩位心理學家，一位電影化妝師，由一位來自智利，專門從事秘密活動的人指導下，將立頓徹頭徹尾地改頭換面，不僅如此，馬奎斯寫道：「他們徹底扭轉我的潛意識，讓我不能再做原來的自己。」看來一切順利，但是在緊接的篇章中，他卻寫道：
唯一我必須銘記在心，不能做的事，就是大笑。我的笑聲很特殊，只要一笑，別人就會識破偽裝，知道是我。為了讓我牢記此點，負責偽裝的人沈下聲調，特別警告我：「只要大笑，你就死定了。」
這一個線索就讓讀者難以放心了，雖然立頓信誓旦旦地表示他能控制情緒，但是也埋下一個伏筆，讓讀者有一個懸念，是否事蹟有敗露的可能？類此「動機」的安排，在每個章節之間，都不斷出現，可能因為思念親人而露出破綻？可能因為要獲取更多情報而掉入陷阱？可能因為想深入採訪而遭到識破？作者一面把立頓等人的安排與考量寫得幾近「天衣無縫」，但是每個人會有的情緒、鄉愁、好奇與勇氣，無一都可能在一次革命行動中，百密一疏，以致於功敗垂成。馬奎斯成功地掌握了這樣的基調，一次又一次地拋出懸疑的動機，於是在驚濤駭浪中，把整個故事成功地推向完滿的尾聲。
馬奎斯更利用小說家的剪裁功夫，把對皮諾契特的控訴，十分有技巧地安排在立頓的回憶、觀察與反省當中。讀者或許在閱讀前不需要瞭解智利的歷史，甚至不需要認識皮諾契特的殘暴，馬奎斯也不急著談述斑斑血跡，而是在每一片風景的回憶比對中，還原1973年時，信仰社會主義的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如何被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所發動的流血政變推翻？阿葉德如何慘死？總統府如何遭到砲火摧毀？數萬名的智利知識份子社會精英如何遭到逮捕、處決與流放？這讓全書讀來完全沒有資料堆砌的枯燥感，讀者在對暴行心悸之餘，當能體會文字中別具韻味之處。
馬奎斯書寫立頓潛返智利拍片的過程，雖然動用了小說的技法，但真實性絕對不容置疑，原因無他，大師經過詳近的訪談，加上立頓拍攝的紀錄片《關於智利的全記錄》（Acta General de Chile）在1986年9月於威尼斯影展得獎，更可作為本書的佐證。在紀實文學的真實感幫助下，相信讀者必然對獨裁政權產生了強大的反感，書中立頓與友人的一段對話非常有趣：
「千萬別忘了。」他們說，「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子尾巴。」那是我們玩過的遊戲，蒙上眼睛的孩子必須把尾巴釘到紙驢子上。
「沒問題，」算算預計拍攝的膠卷長度，我答應下來，「那條尾巴會有兩萬呎長。」
一部紀錄片如果是獨裁者兩萬呎長的尾巴，那麼一本精彩的報導文學作品又何嘗不是獨裁者的夢魘？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5/10/07/19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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