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界的可口可樂
打開美國文學暢銷書史，追溯上個世紀一九九○年代最大的轉變，當屬「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一現象的成形。換言之，由於八○年代書籍販售與出版事業一連串的整併，出版最可貴的多元性逐漸消逝，追逐暢銷書成了各大出版集團的存活關鍵。此一變化呈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便是「老賊永不凋零，新人求生無門」，看來數去，排行榜常客幾乎總是有大出版集團撐腰的那幾位。而盤據金榜的老賊之尤，則非葛里遜莫屬了。此君一出，誰都難與爭鋒。統計那十年之中，他六連霸冠軍寶座（一九九四～九），蟬聯二次亞軍（一九九二～三），一次第七名（一九九一）。這種名次成就，就算通吃八○年代、處於最巔峰時期的史蒂芬‧金也難望其項背。無怪乎當時連向稱保守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都不得不說：「搭飛機的乘客人手一冊葛里遜的小說，似乎已成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定了」。大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更認同「葛里遜的小說是文學界的可口可樂，人手一本」的說法，而樂於執導由他的小說所改編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了。
約翰‧葛里遜年紀不算大，一九五五年出生於阿肯色州一個建築工人的家庭，據說跟後來貴為總統的柯林頓，還攀得上那麼一點點遙遠的親戚關係。其家固貧，流離謀生，最後落腳於密西西比州。葛里遜從小愛玩棒球，喜歡閱讀，有時也塗塗寫寫，但最大的志向則是當個職棒選手。直到高中時，發現自己實在不是那塊料，方才轉心進密西根州大主修會計，打算當個稅務員。畢業後，或許自忖思路清晰，能言善辯，而覺得一輩子「拔鵝毛」，未免無趣。因此乃進入密西西比大學法學院，改行念法律，一九八一年畢業後，順利考上律師執照，成了開業律師。一九八三年更被選入州議會，當上了州議員。
法而優則政，早在林肯總統之初，律師便是登上美國政壇的捷徑。二十八歲的律師議員，如其有心經營，璀璨的千里之行當是充滿可能性的。然而，人生難說，有時候，幾句話入耳，一個念頭閃現，命運便整個兒改變了。如今早已為眾人皆知的葛里遜傳奇作家生涯之始，便是一個明證。
傳奇作家生涯之始
一九八四年左右的某天，年輕的葛里遜律師在郡法院裡，偶然間聽到了一位十二歲的強暴受害女孩的悲慘證詞，他感同身受，突然轉想：假使那位傷痛欲絕的父親動手殺了嫌疑犯，那將會怎麼樣呢？這個念頭，成了一種召喚（calling），接下來的三年裡，不知怎地，這位年輕律師的寫作興致又來了。他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時間，加上出庭間的空檔，動手寫起一本小說。一九八七年，大功告成，取名《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書寫好了，當然希望出版。問題是，沒人對這部小說感興趣，在接連碰壁之後，終於有一家名為Wynwood的小出版社接受了，第一版印了五千本，葛里遜自己花錢買回了一千本，銷路可想而知。
這樣的作家生涯之始，說慘倒也不算太慘，畢竟，第一本書就能出版，那也很不錯了（想想看，史蒂芬‧金是寫了多久，方才出版第一本書？至少十年！）但如果拿「前程遠大的州議員／律師」跟「初版五千本的無名作家」相比，按照純粹理性判斷，此時該何去何從？大概不想可知。然而，葛里遜偏偏不此之想，就在《殺戮時刻》脫稿的同一天，他竟彷彿寫上癮，又開始寫起另一本小說了。一九九一年，這部中文譯名當為《律師事務所》（The Firm）卻被譯成《糖衣陷阱》的小說一炮而紅，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王座達四十七週之久，後來更被改編成電影《黑色豪門企業》，由湯姆‧克魯斯主演，也成了炙手可熱的賣座影片。葛里遜在知道自己至少可以從「雙日出版社」（Doubleday）和派拉蒙影業公司總共獲得八十萬美元的版稅後，即刻辭去律師工作，專心當作家去了。日後為人所熟知的所謂「葛里遜事業體」（Grisham Business）也就此展開。
寫律師 要比當律師好玩太多了
葛里遜從「律師」轉行當「作家」，其勇敢果決，幾乎可以用「迫不及待」四個字形容。也因此不免讓人疑惑，倘若「寫作」僅是葛里遜口中所說的一種「嗜好」（hobby）而已。為何他會如此瘋魔，一旦新作大賣，便彷彿搭上救生艇一般，急忙脫離律師這一行業呢？到底是葛里遜很愛寫作，還是他根本不愛當律師？二四年，為了慶祝新書《最後陪審員》（The Last Juror）的成功，葛里遜罕見地接受媒體專訪，談到當年律師生涯時，透露了一些蛛絲馬跡：「我非常不快樂，作夢都想逃跑！」「十三年前，我的律師事務所關門大吉，那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一天，我一點都不懷念那段日子。寫律師要比當律師好玩太多了！」
當律師———尤其在美國當律師———不好玩。熟讀葛里遜小說的人，大概很少不贊成這種說法的。從西方傳統來看，律師，一如醫師和牧師，應該是這個社會中具有能力確認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少數階層，社會所以同意其高收入的根源，乃是期望他們因此能從經濟壓力之中解放出來，更專心一致地為公共利益而奮鬥。因此，高收入絕非首要目標，而是附帶的結果。在美國，直到上個世紀一九七○年代之前，這一傳統大致都能確保，以其「自傳」而為世人所熟知的丹諾（Clarence Darrow）和理曼（Arthur L. Liman）這兩位律師，恰足為其代表。
然而，自從七○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不斷侵蝕，「法律重商主義」盛行，竟使得律師這一「為公眾服務」的職業，也轉而強調投資報酬率，一切向錢看了。其最後結果則是律師事務所不斷擴大其規模，務使合夥人獲得更多利潤與回報，並將之作為成功與否的標誌。這些大事務所，為了廣闢財源，其客戶一無例外，幾乎都是大公司、大財團。另一方面，以財產多寡來評價成功與否的職場文化既經形成，律師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商人」，為了追逐私利，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或第三者利益。他們可以跟著救護車跑以爭取車禍賠償官司；登報徵求醫藥、環保受害人，好提起集體賠償訴訟，並將大半賠償金撈進自己腰包之中。最後的結果則是，律師成了富人的打手，窮人根本無力透過訴訟來保障自己的權益。今日美國，每九千個低收入戶才擁有一個律師，而每二四○個中高收入家庭便擁有一個律師。法律之前，或許人人平等。但律師之前，只怕貧富懸殊，難得被平等看待了。
葛理遜是否因為受困於這種大環境，對於當代美國律師文化深有不滿，所以才急於逃之夭夭，大概很難獲得明證。不過，從文學成就來看，評論家普遍公認，美國通俗文學中，「法律驚悚」（Legal thrillers）這一類型書寫，是經由他的灌溉耕耘而確立的。有趣的是，其小說中的驚悚成分，與其說是小說情節的曲折離奇，緊張刺激，倒不如說是司法運作的重重黑幕，以及律師這一職業的墮落與不堪。美國出版界總愛把葛里遜的小說情節比喻為《聖經》裡少年大衛（David）與巨人哥利亞（Goliah）的對抗。主人翁幾乎都是站在窮人這一邊，憑藉其道德勇氣與一些偶然的機遇，最後終於打敗了邪惡的大財團、企業或大型律師事務所。而葛里遜往往也會在結局時，讓主角找到一條生路，不用繼續在律師這行業裡討生活。「我先是個人，然後才是個律師」，《街頭律師》（The Street Lawyer）裡的這一句話，大概也足以說明他對於屈服於商業利益之下的美國律師界的觀感了。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
不無諷刺的是，葛里遜可能因為受不了「法律重商主義」，而不想當律師。只是，回過頭細看，作為一名當紅暢銷作家，他所以能夠獨領風騷十餘年，賺進億萬財富，個人的天賦才情固然是最主要因素，但假如沒有「出版重商主義」之推波助瀾，只怕他也不會這麼快就出頭天了———逃得了和尚，他畢竟還是沒能逃掉廟！
如前所述，美國出版界在歷經一九八○年代的整併之後，進入九○年代時，印量動輒超過百萬冊的暢銷書，幾乎已成為所剩無幾的超大型出版集團最重要的獲利來源。且歸納實戰經驗所得，也發展出一套打造暢銷書的行銷手法出來了。大體而言，一個暢銷作家如要維持其聲勢不墜，必須每年定時推出一本新書，最主要原因是，如此一來，新書精裝本的出版時間，剛好會與上一年作品平裝本上市時間重疊，新舊書互相拉抬，一石兩鳥，格外容易成功（假如同時又能有電影配合上檔，那聲勢就更加驚人了）。由於是「定時」推出新作，宣傳造勢相對容易，以葛里遜為例，一九九一年之後，他幾乎每年都會在新春二月推出一部新作，當此新書發售倒數之日，所有讀者無不引頸期待，屆時漏夜排隊搶購新書；書店也趕忙清出平台、書架，等待「葛里遜颶風」來襲。由於讀者對於新書內容的好奇，出版社很容易便可操控媒體，形成話題，達到宣傳效果———在經歷《哈利‧波特》幾次首賣盛況之後，國內讀者對於這套操作模式大約不太陌生。九○年代，年年準時報到的「葛里遜颶風」，吹得最強烈的一次，當屬一九九四年，那一年的春天，他的新書《終極審判》（The Chamber）高踞精裝本排行榜榜首，《黑色豪門企業》、《鵜鶘檔案》（The Pelican Brief）、《殺戮時光》分居平裝本暢銷書第一、二、三名，加上電影《終極證人》（The Client）的上演，「葛里遜事業體」達到前所未有的顛峰。他和經紀人甚至還擔心「過度曝光」，會有負面效果。而這也是日後葛里遜對於出售電影改編權一事，始終持保留態度的主要原因。
拿得起放得下，永遠向前看
「每年一本，準時出版」，聽起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但假如所寫出來的那本書，直接關係到幾千萬美元的輸贏，卻還能從容以對，那可就不簡單了。其道理一如職棒投手，季賽每週先發或許不算什麼，季後賽要是也能按時登板且場場獲勝，那可就了不起了。葛里遜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也正是，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幾乎年年準時報到，從不缺席，且小說都能維持一定水準，高下之間，相去不會太遠。更驚人的是，按照葛里遜的說法，他每年只花六個月的時間寫作，另外六個月則看棒球、打棒球，安享天倫之樂，悠哉度日。「一旦寫將起來，文思泉湧而出。一旦寫完了，我就快快把它撤離書桌，送出家門出版去了。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寫下一本了。」「（對於書中角色）我傾向早早把它忘記，因為我總是在想下一本書、下二本書或下一部電影」。
葛里遜自承其寫作靈感源自於天生「跳躍的想像力」（a hyperactive imagination），正好說明了其長處，也是其短處之所在。事實上，暢銷書寫作與純文學創作，兩者之間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偏於情節的鋪陳，最需要的是一個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故事」，至於人物性格，往往是配合情節加以塑造。後者則反是，往往先有人物，再依照其性格，鋪陳故事。故事簡單，甚至沒有故事也無妨，某些「意識流」、「新小說」即是。葛里遜超強的跳躍想像力，加上樸實簡鍊的文字，很容易讓人一讀入迷，被情節牽著鼻子走路，非至終卷而後已。反之，也由於其想像力過於跳躍，許多人物性格，難脫淺顯之譏。沉迷故事之時，未必有所感，事後回想，卻往往只有「好看」兩字，而不及其他了———不過，到了今天，閱讀標準正在不斷橫移之中，「好看」二字幾乎比什麼都重要。若是如此，葛里遜再度登台（灣），或許也正得其時吧！
沒錯，颶風回來了
或許連寫十年「法律驚悚小說」，寫膩了；或許受到好友史蒂芬‧金的影響，也想證明自己不僅會寫以情節取勝的暢銷小說，也可以寫得更具文學性一些。二○○一年，葛里遜一連出版了兩本不太一樣的小說，一本是具有自傳成分的《上漆的房子》（A Painted House），另一本則是頗具喜感的《逃離耶誕》（Skipping Christmas），兩本書銷售熱度毫依然不減，但長期習慣春天接受「葛里遜颶風」侵襲的忠實書迷卻不免有些雜音出現。二○○二年春天，經過千呼萬喚，葛里遜推出了《死亡傳喚》（The Sum-mons），從書名、從內容來看，颶風似乎又回到軌道之上了。然而不然的是，凡走過的必將留下痕跡，細心的讀者當很容易發現，此書在人物性格刻劃，尤其主角面對鉅額意外之財的心理變化描述，佔去相當多篇幅，與以往特重情節鋪陳的寫法頗有不同。此書推出之際，《紐約時報》便以「金錢之誘惑」作為標題，一語雙關地詢問，葛里遜此一回歸，是否也因為受不了出版利潤的誘惑？葛里遜則加以反駁，認為金錢聲名對他而言，早已不成問題。他的回歸，純粹是為了寫作的樂趣，兼且回報讀者的期待而已。孰是孰非，很難說得清楚。不過，當年年底結算總帳，天王「出軌」歸來，人氣依然滿滿不漏，《死亡傳喚》再度奪下年度排行榜冠軍，賣了多少本？不多，二六○萬本，每分鐘五本而已———沒錯，颶風回來了，還是吹得那樣強勁！（
打開美國文學暢銷書史，追溯上個世紀一九九○年代最大的轉變，當屬「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一現象的成形。換言之，由於八○年代書籍販售與出版事業一連串的整併，出版最可貴的多元性逐漸消逝，追逐暢銷書成了各大出版集團的存活關鍵。此一變化呈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便是「老賊永不凋零，新人求生無門」，看來數去，排行榜常客幾乎總是有大出版集團撐腰的那幾位。而盤據金榜的老賊之尤，則非葛里遜莫屬了。此君一出，誰都難與爭鋒。統計那十年之中，他六連霸冠軍寶座（一九九四～九），蟬聯二次亞軍（一九九二～三），一次第七名（一九九一）。這種名次成就，就算通吃八○年代、處於最巔峰時期的史蒂芬‧金也難望其項背。無怪乎當時連向稱保守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都不得不說：「搭飛機的乘客人手一冊葛里遜的小說，似乎已成為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規定了」。大導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更認同「葛里遜的小說是文學界的可口可樂，人手一本」的說法，而樂於執導由他的小說所改編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了。
約翰‧葛里遜年紀不算大，一九五五年出生於阿肯色州一個建築工人的家庭，據說跟後來貴為總統的柯林頓，還攀得上那麼一點點遙遠的親戚關係。其家固貧，流離謀生，最後落腳於密西西比州。葛里遜從小愛玩棒球，喜歡閱讀，有時也塗塗寫寫，但最大的志向則是當個職棒選手。直到高中時，發現自己實在不是那塊料，方才轉心進密西根州大主修會計，打算當個稅務員。畢業後，或許自忖思路清晰，能言善辯，而覺得一輩子「拔鵝毛」，未免無趣。因此乃進入密西西比大學法學院，改行念法律，一九八一年畢業後，順利考上律師執照，成了開業律師。一九八三年更被選入州議會，當上了州議員。
法而優則政，早在林肯總統之初，律師便是登上美國政壇的捷徑。二十八歲的律師議員，如其有心經營，璀璨的千里之行當是充滿可能性的。然而，人生難說，有時候，幾句話入耳，一個念頭閃現，命運便整個兒改變了。如今早已為眾人皆知的葛里遜傳奇作家生涯之始，便是一個明證。
傳奇作家生涯之始
一九八四年左右的某天，年輕的葛里遜律師在郡法院裡，偶然間聽到了一位十二歲的強暴受害女孩的悲慘證詞，他感同身受，突然轉想：假使那位傷痛欲絕的父親動手殺了嫌疑犯，那將會怎麼樣呢？這個念頭，成了一種召喚（calling），接下來的三年裡，不知怎地，這位年輕律師的寫作興致又來了。他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時間，加上出庭間的空檔，動手寫起一本小說。一九八七年，大功告成，取名《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書寫好了，當然希望出版。問題是，沒人對這部小說感興趣，在接連碰壁之後，終於有一家名為Wynwood的小出版社接受了，第一版印了五千本，葛里遜自己花錢買回了一千本，銷路可想而知。
這樣的作家生涯之始，說慘倒也不算太慘，畢竟，第一本書就能出版，那也很不錯了（想想看，史蒂芬‧金是寫了多久，方才出版第一本書？至少十年！）但如果拿「前程遠大的州議員／律師」跟「初版五千本的無名作家」相比，按照純粹理性判斷，此時該何去何從？大概不想可知。然而，葛里遜偏偏不此之想，就在《殺戮時刻》脫稿的同一天，他竟彷彿寫上癮，又開始寫起另一本小說了。一九九一年，這部中文譯名當為《律師事務所》（The Firm）卻被譯成《糖衣陷阱》的小說一炮而紅，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王座達四十七週之久，後來更被改編成電影《黑色豪門企業》，由湯姆‧克魯斯主演，也成了炙手可熱的賣座影片。葛里遜在知道自己至少可以從「雙日出版社」（Doubleday）和派拉蒙影業公司總共獲得八十萬美元的版稅後，即刻辭去律師工作，專心當作家去了。日後為人所熟知的所謂「葛里遜事業體」（Grisham Business）也就此展開。
寫律師 要比當律師好玩太多了
葛里遜從「律師」轉行當「作家」，其勇敢果決，幾乎可以用「迫不及待」四個字形容。也因此不免讓人疑惑，倘若「寫作」僅是葛里遜口中所說的一種「嗜好」（hobby）而已。為何他會如此瘋魔，一旦新作大賣，便彷彿搭上救生艇一般，急忙脫離律師這一行業呢？到底是葛里遜很愛寫作，還是他根本不愛當律師？二四年，為了慶祝新書《最後陪審員》（The Last Juror）的成功，葛里遜罕見地接受媒體專訪，談到當年律師生涯時，透露了一些蛛絲馬跡：「我非常不快樂，作夢都想逃跑！」「十三年前，我的律師事務所關門大吉，那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一天，我一點都不懷念那段日子。寫律師要比當律師好玩太多了！」
當律師———尤其在美國當律師———不好玩。熟讀葛里遜小說的人，大概很少不贊成這種說法的。從西方傳統來看，律師，一如醫師和牧師，應該是這個社會中具有能力確認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少數階層，社會所以同意其高收入的根源，乃是期望他們因此能從經濟壓力之中解放出來，更專心一致地為公共利益而奮鬥。因此，高收入絕非首要目標，而是附帶的結果。在美國，直到上個世紀一九七○年代之前，這一傳統大致都能確保，以其「自傳」而為世人所熟知的丹諾（Clarence Darrow）和理曼（Arthur L. Liman）這兩位律師，恰足為其代表。
然而，自從七○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不斷侵蝕，「法律重商主義」盛行，竟使得律師這一「為公眾服務」的職業，也轉而強調投資報酬率，一切向錢看了。其最後結果則是律師事務所不斷擴大其規模，務使合夥人獲得更多利潤與回報，並將之作為成功與否的標誌。這些大事務所，為了廣闢財源，其客戶一無例外，幾乎都是大公司、大財團。另一方面，以財產多寡來評價成功與否的職場文化既經形成，律師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商人」，為了追逐私利，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或第三者利益。他們可以跟著救護車跑以爭取車禍賠償官司；登報徵求醫藥、環保受害人，好提起集體賠償訴訟，並將大半賠償金撈進自己腰包之中。最後的結果則是，律師成了富人的打手，窮人根本無力透過訴訟來保障自己的權益。今日美國，每九千個低收入戶才擁有一個律師，而每二四○個中高收入家庭便擁有一個律師。法律之前，或許人人平等。但律師之前，只怕貧富懸殊，難得被平等看待了。
葛理遜是否因為受困於這種大環境，對於當代美國律師文化深有不滿，所以才急於逃之夭夭，大概很難獲得明證。不過，從文學成就來看，評論家普遍公認，美國通俗文學中，「法律驚悚」（Legal thrillers）這一類型書寫，是經由他的灌溉耕耘而確立的。有趣的是，其小說中的驚悚成分，與其說是小說情節的曲折離奇，緊張刺激，倒不如說是司法運作的重重黑幕，以及律師這一職業的墮落與不堪。美國出版界總愛把葛里遜的小說情節比喻為《聖經》裡少年大衛（David）與巨人哥利亞（Goliah）的對抗。主人翁幾乎都是站在窮人這一邊，憑藉其道德勇氣與一些偶然的機遇，最後終於打敗了邪惡的大財團、企業或大型律師事務所。而葛里遜往往也會在結局時，讓主角找到一條生路，不用繼續在律師這行業裡討生活。「我先是個人，然後才是個律師」，《街頭律師》（The Street Lawyer）裡的這一句話，大概也足以說明他對於屈服於商業利益之下的美國律師界的觀感了。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
不無諷刺的是，葛里遜可能因為受不了「法律重商主義」，而不想當律師。只是，回過頭細看，作為一名當紅暢銷作家，他所以能夠獨領風騷十餘年，賺進億萬財富，個人的天賦才情固然是最主要因素，但假如沒有「出版重商主義」之推波助瀾，只怕他也不會這麼快就出頭天了———逃得了和尚，他畢竟還是沒能逃掉廟！
如前所述，美國出版界在歷經一九八○年代的整併之後，進入九○年代時，印量動輒超過百萬冊的暢銷書，幾乎已成為所剩無幾的超大型出版集團最重要的獲利來源。且歸納實戰經驗所得，也發展出一套打造暢銷書的行銷手法出來了。大體而言，一個暢銷作家如要維持其聲勢不墜，必須每年定時推出一本新書，最主要原因是，如此一來，新書精裝本的出版時間，剛好會與上一年作品平裝本上市時間重疊，新舊書互相拉抬，一石兩鳥，格外容易成功（假如同時又能有電影配合上檔，那聲勢就更加驚人了）。由於是「定時」推出新作，宣傳造勢相對容易，以葛里遜為例，一九九一年之後，他幾乎每年都會在新春二月推出一部新作，當此新書發售倒數之日，所有讀者無不引頸期待，屆時漏夜排隊搶購新書；書店也趕忙清出平台、書架，等待「葛里遜颶風」來襲。由於讀者對於新書內容的好奇，出版社很容易便可操控媒體，形成話題，達到宣傳效果———在經歷《哈利‧波特》幾次首賣盛況之後，國內讀者對於這套操作模式大約不太陌生。九○年代，年年準時報到的「葛里遜颶風」，吹得最強烈的一次，當屬一九九四年，那一年的春天，他的新書《終極審判》（The Chamber）高踞精裝本排行榜榜首，《黑色豪門企業》、《鵜鶘檔案》（The Pelican Brief）、《殺戮時光》分居平裝本暢銷書第一、二、三名，加上電影《終極證人》（The Client）的上演，「葛里遜事業體」達到前所未有的顛峰。他和經紀人甚至還擔心「過度曝光」，會有負面效果。而這也是日後葛里遜對於出售電影改編權一事，始終持保留態度的主要原因。
拿得起放得下，永遠向前看
「每年一本，準時出版」，聽起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但假如所寫出來的那本書，直接關係到幾千萬美元的輸贏，卻還能從容以對，那可就不簡單了。其道理一如職棒投手，季賽每週先發或許不算什麼，季後賽要是也能按時登板且場場獲勝，那可就了不起了。葛里遜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也正是，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幾乎年年準時報到，從不缺席，且小說都能維持一定水準，高下之間，相去不會太遠。更驚人的是，按照葛里遜的說法，他每年只花六個月的時間寫作，另外六個月則看棒球、打棒球，安享天倫之樂，悠哉度日。「一旦寫將起來，文思泉湧而出。一旦寫完了，我就快快把它撤離書桌，送出家門出版去了。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寫下一本了。」「（對於書中角色）我傾向早早把它忘記，因為我總是在想下一本書、下二本書或下一部電影」。
葛里遜自承其寫作靈感源自於天生「跳躍的想像力」（a hyperactive imagination），正好說明了其長處，也是其短處之所在。事實上，暢銷書寫作與純文學創作，兩者之間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偏於情節的鋪陳，最需要的是一個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故事」，至於人物性格，往往是配合情節加以塑造。後者則反是，往往先有人物，再依照其性格，鋪陳故事。故事簡單，甚至沒有故事也無妨，某些「意識流」、「新小說」即是。葛里遜超強的跳躍想像力，加上樸實簡鍊的文字，很容易讓人一讀入迷，被情節牽著鼻子走路，非至終卷而後已。反之，也由於其想像力過於跳躍，許多人物性格，難脫淺顯之譏。沉迷故事之時，未必有所感，事後回想，卻往往只有「好看」兩字，而不及其他了———不過，到了今天，閱讀標準正在不斷橫移之中，「好看」二字幾乎比什麼都重要。若是如此，葛里遜再度登台（灣），或許也正得其時吧！
沒錯，颶風回來了
或許連寫十年「法律驚悚小說」，寫膩了；或許受到好友史蒂芬‧金的影響，也想證明自己不僅會寫以情節取勝的暢銷小說，也可以寫得更具文學性一些。二○○一年，葛里遜一連出版了兩本不太一樣的小說，一本是具有自傳成分的《上漆的房子》（A Painted House），另一本則是頗具喜感的《逃離耶誕》（Skipping Christmas），兩本書銷售熱度毫依然不減，但長期習慣春天接受「葛里遜颶風」侵襲的忠實書迷卻不免有些雜音出現。二○○二年春天，經過千呼萬喚，葛里遜推出了《死亡傳喚》（The Sum-mons），從書名、從內容來看，颶風似乎又回到軌道之上了。然而不然的是，凡走過的必將留下痕跡，細心的讀者當很容易發現，此書在人物性格刻劃，尤其主角面對鉅額意外之財的心理變化描述，佔去相當多篇幅，與以往特重情節鋪陳的寫法頗有不同。此書推出之際，《紐約時報》便以「金錢之誘惑」作為標題，一語雙關地詢問，葛里遜此一回歸，是否也因為受不了出版利潤的誘惑？葛里遜則加以反駁，認為金錢聲名對他而言，早已不成問題。他的回歸，純粹是為了寫作的樂趣，兼且回報讀者的期待而已。孰是孰非，很難說得清楚。不過，當年年底結算總帳，天王「出軌」歸來，人氣依然滿滿不漏，《死亡傳喚》再度奪下年度排行榜冠軍，賣了多少本？不多，二六○萬本，每分鐘五本而已———沒錯，颶風回來了，還是吹得那樣強勁！（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