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看法分歧下，一九九○年十月三日東德宣布併入西德。十五年來德國面臨的不僅是兩德統一的整合問題，還要面歐盟整合，尤其是歐盟東擴所帶來的另一次整合問題。從兩德統一到歐盟東擴的整合，對德國經濟的影響，很值得我們觀察及了解。
在統一工作進行之初，德國人對統一充滿了期盼與嚮往。東德人期盼的是：享受和西德人一樣的生活水準和政治自由；西德人嚮往的是：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柯爾總理甚至樂觀而有信心的指出，東西德的統一將為新的德國帶來經濟繁榮，以及德東和德西地區相同的生活水準；惟達成此一目標，約需耗費五至十年的時間。同時，柯爾也向西德人民保證，統一的負擔是在德國能力範圍之內，不需要增加人民的稅負。
不難想象的是，當時柯爾之所以對兩德統一抱持樂觀的看法，除了政治上要贏得選舉的考量外，西德當時繁榮的經濟情勢也是導致柯爾對統一成本估計較為樂觀的因素之一。一九九○年西德的經濟成長率為4.5％，通貨膨脹率為2.3％，失業率為6.5％，對外貿易順差為五百五十億美元（占西德GNP的4.3％）。就整體而言相當不錯，假設西德經濟在統一後也能持續有此表現，則柯爾所持「統一不需要增加西德人民額外稅負」的看法可能有實現的機會。
但遺憾的是，統一過程的複雜生和統一代價之龐大是超出想像的，從兩德統一後的整合到歐盟東擴後，德國和東歐的整合，兩者對德國經濟的衝擊頗大。從一九九一年至二○○四年間，德國經濟的年平均成長率為一．一％，年平均失業率為十％左右，年通膨率為一．五％，遠較德國統一前失色。
事實上，從一九九○年以來，德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屬於長期的結構性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兩德在勞動生產力上的差距及減輕此差距所需的巨額投資。統一時東德勞動生產力大約只有西德的三十％─四十％左右。為改善兩德在勞動生產力上差距，Donogh McDonald和Gunther Thumann估計在一九九一至二○○一年間德國政府需投資德東地區一兆至一兆九千億馬克。此數字尚未包括公共建設，如鐵、公路和電傳系統等。也未考慮減輕德東嚴重環境汙染問題所需要的環保投資。至今兩德勞動生產力差異和德東地區投資不足仍未解決。
二、外來移民人口導致失業率上升。在統一前，從東歐諸國和東德移民到西德的人數高達一千四百萬人，占德國總人口的二十％左右。外來移民增加了西德的勞動供給，降低了西德結構性失業。統一後德國高工資水準和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進入德國，但由於工資是透過勞資雙方共同協議，往往高於勞動生產力，同時最低工資率的規定也使得工資結構無法有效調整，如此僵硬而無效率的勞動市場使得外來移民在德國面臨失業的命運，而德國政府更要承擔失業補助的財政支出。
三、日益惡化的財政使德國政府面臨舉債或加稅的選擇。兩德統一屆滿兩年後，德國財政赤字激增，利率調升至空前之高水準，連帶影響歐洲整體經濟不振。柯爾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年底降低重貼現率，甚至打破當初不加稅的承諾，提出增稅的要求。未來財政結構性的調整必須從落實稅制改革和嚴控社會福利支出兩方面著手。
面對上述結構性問題，德國企業也採取因應措施。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部份大型德國企業前往亞洲地區投資、設廠生產，中小企業則更密集的前往東歐諸國投資。根據cologne經濟研究機構的調查，約有六十％的德國中小企業均已在東歐設立生產據點。換言之，由於德國勞工已失去了競爭力，德國的中小企業必須以東歐為生產腹地，提升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至於不能順利調整的企業只有宣告破產或倒閉。目前宣告破產的企業數目大約是十年前的三倍，二十年前的五倍。當然，這些企業的破產也導致了部份德國大銀行發生危機。
回顧過去，當年柯爾錯估情勢，輕許承諾，一個不當的兩德統一決策不但未造福德國人民，反而使德國經濟生病了，企業出走，民怨四起。展望未來這個經濟上的沉痾也許需要另外一個十五年或二十年才能消除。
台灣經濟已在十字路口多年了，如何透過適當的政策或制度來增加台灣大環境的整體競爭力，恐怕是執政黨當急之務，否則台灣的企業只有破產倒閉或外移另覓生存空間，屆時要台灣經濟不生重病也難！
（作者為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在統一工作進行之初，德國人對統一充滿了期盼與嚮往。東德人期盼的是：享受和西德人一樣的生活水準和政治自由；西德人嚮往的是：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柯爾總理甚至樂觀而有信心的指出，東西德的統一將為新的德國帶來經濟繁榮，以及德東和德西地區相同的生活水準；惟達成此一目標，約需耗費五至十年的時間。同時，柯爾也向西德人民保證，統一的負擔是在德國能力範圍之內，不需要增加人民的稅負。
不難想象的是，當時柯爾之所以對兩德統一抱持樂觀的看法，除了政治上要贏得選舉的考量外，西德當時繁榮的經濟情勢也是導致柯爾對統一成本估計較為樂觀的因素之一。一九九○年西德的經濟成長率為4.5％，通貨膨脹率為2.3％，失業率為6.5％，對外貿易順差為五百五十億美元（占西德GNP的4.3％）。就整體而言相當不錯，假設西德經濟在統一後也能持續有此表現，則柯爾所持「統一不需要增加西德人民額外稅負」的看法可能有實現的機會。
但遺憾的是，統一過程的複雜生和統一代價之龐大是超出想像的，從兩德統一後的整合到歐盟東擴後，德國和東歐的整合，兩者對德國經濟的衝擊頗大。從一九九一年至二○○四年間，德國經濟的年平均成長率為一．一％，年平均失業率為十％左右，年通膨率為一．五％，遠較德國統一前失色。
事實上，從一九九○年以來，德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屬於長期的結構性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兩德在勞動生產力上的差距及減輕此差距所需的巨額投資。統一時東德勞動生產力大約只有西德的三十％─四十％左右。為改善兩德在勞動生產力上差距，Donogh McDonald和Gunther Thumann估計在一九九一至二○○一年間德國政府需投資德東地區一兆至一兆九千億馬克。此數字尚未包括公共建設，如鐵、公路和電傳系統等。也未考慮減輕德東嚴重環境汙染問題所需要的環保投資。至今兩德勞動生產力差異和德東地區投資不足仍未解決。
二、外來移民人口導致失業率上升。在統一前，從東歐諸國和東德移民到西德的人數高達一千四百萬人，占德國總人口的二十％左右。外來移民增加了西德的勞動供給，降低了西德結構性失業。統一後德國高工資水準和優厚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進入德國，但由於工資是透過勞資雙方共同協議，往往高於勞動生產力，同時最低工資率的規定也使得工資結構無法有效調整，如此僵硬而無效率的勞動市場使得外來移民在德國面臨失業的命運，而德國政府更要承擔失業補助的財政支出。
三、日益惡化的財政使德國政府面臨舉債或加稅的選擇。兩德統一屆滿兩年後，德國財政赤字激增，利率調升至空前之高水準，連帶影響歐洲整體經濟不振。柯爾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年底降低重貼現率，甚至打破當初不加稅的承諾，提出增稅的要求。未來財政結構性的調整必須從落實稅制改革和嚴控社會福利支出兩方面著手。
面對上述結構性問題，德國企業也採取因應措施。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部份大型德國企業前往亞洲地區投資、設廠生產，中小企業則更密集的前往東歐諸國投資。根據cologne經濟研究機構的調查，約有六十％的德國中小企業均已在東歐設立生產據點。換言之，由於德國勞工已失去了競爭力，德國的中小企業必須以東歐為生產腹地，提升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至於不能順利調整的企業只有宣告破產或倒閉。目前宣告破產的企業數目大約是十年前的三倍，二十年前的五倍。當然，這些企業的破產也導致了部份德國大銀行發生危機。
回顧過去，當年柯爾錯估情勢，輕許承諾，一個不當的兩德統一決策不但未造福德國人民，反而使德國經濟生病了，企業出走，民怨四起。展望未來這個經濟上的沉痾也許需要另外一個十五年或二十年才能消除。
台灣經濟已在十字路口多年了，如何透過適當的政策或制度來增加台灣大環境的整體競爭力，恐怕是執政黨當急之務，否則台灣的企業只有破產倒閉或外移另覓生存空間，屆時要台灣經濟不生重病也難！
（作者為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