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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学=文学、美学?
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史学在196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而且还格外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主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史家记录、写作历史的主要风格。中世纪时期，编年史一度流行，但到了近代，叙述史很快又取代了编年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风格。一般人以为叙述史与编年史相比，更能体现史家的不偏不倚，让其用旁观者的口吻，冷静地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其实并不尽然。譬如中国古代的《春秋》，自然是编年史的一个典型。孔子希求在其内隐含自己对时事的批评，他就不得不创造所谓的“春秋笔法”，巧妙地改动几个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换言之，编年史有它一定的格式，也即“客观性”，譬如时间的顺序，就无法轻易更改。而叙述史则可以给予史家很大的写作空间，任其编排、组织史实，来表现自己的好恶，或者追求修辞的完美。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历史》中，编造了一段生动的对话，但后人发现，两个对话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根本不可能见面。
也许是叙述史的这些特点，因此西方史家对历史写作中主观的因素，特别敏感，由此才十分推崇客观的、科学的史学。但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他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因为叙述必须依赖语言，而语言文字本身有其自律性，作者可以试图将其思想、观点借助语言、文字加以表达，但这一表达是否就一定与作者的思想对号，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一旦写作成文，这些文字就可以让读者自由评判、甚至自由发挥。因此读者是否一定要通过文字理解作者的意图，其实并不重要。由此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提出，作者一旦写成作品，他其实就“死亡”了，在其作品的流通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再有什么影响或支配作用。这些意见，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文学界的流行，早于史学界。譬如阅读、观看同样一部悲剧作品，有些人可以为之感伤不已，而另一些人则可以从中汲取使其奋起的力量。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从自己的个体经验与作品的内容相互交融的过程——读者如何读一部作品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则基于下列基本认识：历史著作以传授知识为主，其目的是将一个“客观的”过去“如实地”交代给读者，所以读者似乎就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者，其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领会史家对于史实的勾画。因此，法国19世纪史家古朗治(N．D．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曾这样宣称，他的历史著作，只是“将历史事实呈现给读者，不加修饰，以便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和结论”。[37]但其实，出于法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古朗治曾经就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归属问题，与德国史家蒙森论战。[38]因此他所谓在历史写作中“不加修饰”，不设立场，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讨论史家在写作中是否隐含自己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立场，抑或史家能否在写作中摆脱各种偏见，以求“如实直书”，还主要是“语言学的转向”发生以前的事情，与“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讨论，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上，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主要影响在哪里呢?1995年美国《历史与理论》的三位编辑一起主编了《历史与理论最新文集》一书，选编了二战以后有关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编者之一布赖恩•菲(Brian Fay)在题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史学理论”的导言中指出，“差不多25年以前，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以海登•怀特在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所标志的‘语言学的转向”’。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一转向，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易言之，历史叙述的“诗性”(poetics)成了研讨的中心问题了。这里的“诗性”，主要指的是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所运用的想象和创造。中国古代有“诗言志”一说，大致可以与此相比仿。而写诗又需要遵循一定的格式，如韵律、对仗等等。由“诗性”一词来代表历史著作的不同写作风格和语言模式，正是怀特《元史学》一书论旨的核心。
换言之，怀特认为史家写作历史常会贯穿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当然、无须赘言的事。所以他在书中用无政府主义套在法国史家密歇勒的头上，用自由主义来形容托克维尔的著作，用激进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再用保守主义来描述兰克的史学。但他的主要关怀，则并不在此。而是想揭示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要发掘这一“深层结构”，他认为必须从史家的政治理念转而探究其写作的风格和模式，至少应该首先考虑、考查历史写作的不同叙述模式。对于怀特而言，历史记录有两种形式：编年史和叙述史，而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造。与前者不同，后者采取的是讲故事的形式，因此有开始、过渡和结束或者升华。[39]这里应该提一下的是，怀特对于编年史的认识，有所不足和偏见，显现出他受克罗齐的影响，将编年史等同于“死”的历史。其实，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编年史从何时开始，也即“王正月”定于何时，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史家通常为此费尽周折，从中也显现出政治权力的斗争。西方中世纪的编年史，往往从上帝创始开始，因此也显然不是很随意的一件事情，而是反映了浓厚的宗教观念。
怀特显然更注意编年史和叙述史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他《元史学》一书论点的基础。因为叙述有开始、过渡和结束，因此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必然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这里“既定”一词，指的是史家的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偏好)，如浪漫史诗式、喜剧式、悲剧式和反讽式。这些模式在修辞学上的表现，则可归纳为“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简单一点说，怀特认为史家根据个人性格所好，会对他所处理的历史，编织成不同的故事，也即他所谓的“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情节设置”的观点，是怀特《元史学》一书的核心。由此出发，怀特指出史书与文学作品，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40]为了解释怀特所谓的修辞风格，或许可以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原来的《水浒传》，比现在通行的版本要长得多，写的是水浒英雄最后战死的战死，招安的招安，因此是一个悲剧，其意图是劝戒众人不要造反。但金圣叹以“英雄大结义”为结尾，则将之变成了一场喜剧，甚至是浪漫史诗，因此故事如何结束，其意义可以大不相同。
由于怀特在《元史学》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强调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挑战历史学的科学性，因此使他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鼻祖”，在1990年代以后，声名卓著。他从加州大学退休以后，为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延聘，成为该系的讲座教授。如此例子，在美国大学中比较罕见，由此可见怀特的声望。但反过来看，怀特并未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也可见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界，而并非在史学界，也不在哲学界。[41]如前所述，文学界的人士近年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颇浓，以“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为例。因此怀特任教比较文学系，也似乎顺理成章。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普拉，其著作通常以分析文学著作为主，虽然他在历史系任教。总之，怀特、拉卡普拉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想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研究中文学性的注意。这一做法，其实早在后现代主义盛行以前就有人尝试过。
如果我们细究怀特《元史学》一书的结构，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关怀，还是在于揭示语言学的内在结构和自主独立，反映出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并非德里达等人所提倡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有趣的是，怀特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福柯(Michel Foucauh，1926—1984)、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称之为“荒唐的(文学)批评”(Absurdist criticism)，与“正常的文学批评”(Normal criticism)相对立，而把他自己的理论称为“形式主义的批评”(Formalist criticism)。[42]由此可见，怀特的出发点，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脉络和走向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将文学与史学等同，却又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冲击了“小写历史”、也即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基础。顺便提一下的是，怀特在《元史学》发表之后的20多年中，著述不丰，其理论基点也基本一仍其旧。他最近的一本论文集，题名《形象的现实主义》，于1999年出版。该书主张文学作品也可以反映历史的现实，表现了他意图提升文学、贬抑史学的一贯立场。[43]
但也许正是因为怀特的坚持，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在最近的20余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理查德•范恩(Richard T．Vann)在总结怀特的影响时说，如果说在战后的初期，史家仍然将发现过去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接下来的工作只是将这些发现“写出来”(writing up)而已，那么由于怀特的出现，这样的做法已经再也无法行得通了。[44]易言之，“写出来”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的确，如果我们要概括最近20余年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动向，那么有关史家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便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上面提到的荷兰史学理论家安科史密特，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新著，题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他在书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战后史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有关历史的真实性，另一个有关历史叙述中过去的“再现”(representation)。[45]这两个问题，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呈现一个先后发展的顺序。有关前者的考量，使得理论家思索历史叙述能否再现真实的问题，由此而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转而集中探讨历史叙述中所含有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形成历史哲学中的“叙述主义”(narrativism)流派，由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的论著为代表。[46]
安科史密特与上面提到的翦肯斯一样，堪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翦肯斯在1991年出版《历史学再思考》一书，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代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并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挑战，由此而一举成名。翦肯斯的主要意图，是力求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而取代自兰克以来的近代历史学。这一意图在他于1995年出版的《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有清楚的展现。如其书名所示，翦肯斯在书中以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出发，将卡尔及其继承卡尔史学立场的当代英国史家艾尔顿(Geoffrey Ehon)视为近、现代史学的代表，而将怀特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ny)的史学理论，视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与前者加以对比，由此来证明近、现代史学，已经在当代过时了。[47]以后翦肯斯又出版、主编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后现代史学读本》一书，选编了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及其批评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许多人所采用，颇有影响。[48]近年翦肯斯的新作，力图超越他原来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从更多的角度考虑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与蒙斯洛在2004年合编的《历史学性质读本》，将当代史学理论分成四大派别：(1)重构主义；(2)构造主义；(3)解构主义；(4)终结主义，便是一个表现。在这四个派别中，第一和第三个派别比较容易理解；前者指传统的近代史家，主张历史学以重建过去为宗旨，后者则认为这一重建根本是痴人说梦。而所谓“构造主义”，指的是介于“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一种取径，其特点是一方面相信历史可以重建过去，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重建，必然表现出史家的主观立场，而并非完全“客观”的重建，而是一种“再现 ”。当代盛行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的研究，是其典型的表现，因为选择课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史家的政治立场、社会关怀切切相关。作为第四个派别，“终结主义”指的是在“大写历史”被抛弃、“小写历史”受到冲击之后，一些史家和史学理论家对历史学性质所做的新的思考。[49]这些思考尚不成熟，但却明确地表明，即使人们能正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挑战，接受其史学与文学相类似的看法，有关史学的思考还是无法就此打住，而是必须以新的方式进一步继续着。
从翦肯斯最近发表的著作来看，他本人也在从事新的思考，如考虑历史研究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但依笔者管见，有关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当以上面提到的安科史密特的新著《崇高的历史经验》为一个有趣的代表，其中似乎也可窥见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安科史密特在书中重申了许多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比如史学有其文学性、阅读史书体现的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等等。甚至他的书名采用“崇高”这样的美学术语，也并非从未见过。翦肯斯和蒙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已经指出，历史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似乎可以“美学转向”更为贴切，因为怀特和安科史密特等人的理论，强调史家治史，应该超越以往重建过去的简单目的，而注重历史叙述的形式表达，于是就将史学与美学相连了。对于翦肯斯和蒙斯洛来说，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如何认识过去的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描绘过去、再现过去的美学问题了。[50] 安科史密特想来同意翦肯斯和蒙斯洛的观点，但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的重点，却不在研究“崇高”，而在于研究“经验”，抑或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序言中指出，“历史再现”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此问题并不关心，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之间存在一种“遗憾的隔阂”(a sad gap)。他于是提醒他的同行说，“历史再现”还是想再现过去，这一点不能忘记。[51]易言之，安科史密特想强调说，虽然历史写作与文学创造之间有很多雷同，但其注意的对象，毕竟是不同的。他于是写到，如果从研究“经验”人手，既可以让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史家的历史实践相沟通，又可以让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但从以前附属于哲学研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充实、帮助哲学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安科史密特想通过对于“经验”的探究，来超越当代哲学注重研究语言的倾向。由此出发，他也想超越海登•怀特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因为怀特的著作，使得叙述的形式及其模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其结果是，除了文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研究的了。
安科史密特试图通过“经验”的研究，提倡一种新的、“思想的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藉此与史家实际从事的研究工作有所沟通。譬如他说，历史的“再现”，首先要“经验”或者“体验”过去，于是这一“经验”，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即对过去的“发现”(discovery)和“复元”(recovery)。这一提法，乍看起来安科史密特似乎在重申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并无太多新意，其实不然。安科史密特所界定的“经验”，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经验，不如说是一种“美学经验”。他说道，既然想“发现”过去，也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明显的差别，甚至产生了鸿沟。于是这种“发现”过去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对“失去”的体验。而为了要“复元”过去，又必须经历一种“期望”乃至“热爱”。于是，历史经验同时交织了“失去”(loss)和“热爱”(love)，抑或“痛苦”(pain)和“快乐”(pleasure)的交替经验。显然，安科史密特的史学理论，已经将历史研究，放在了美学的层次上加以分析了。用他的话来说，史家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认知过去，而且还为了“感觉”、“感受”过去；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样重要。
5、小结
如果说将史学与文学、美学相等同代表了当代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向，那么这一做法，尽管看起来与史家治史的具体实践，并不十分契合，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知识传布的方式考虑，却也无法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家的凭空捏造，或者故弄玄虚。换言之，虽然历史研究是人们获取对于过去的认知的高级形式，但就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而言，历史著作的写作及其出版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举例来说，一般中国人对于三国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这一知识，大都是通过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戏曲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研究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要高。由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考虑美化其表达的方式和叙述风格，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史家可以弃之如敝屣。孔子有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已经阐明了这一道理。由此看来，史家治史，自然要求真，因为这一做法符合并反映了读者的需求，但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当代历史哲学的最新发展，似乎是想在求真之外的方面，有所探索。
不过，从安科史密特等人的论著来看，他们的努力，又存在明显的缺陷，显得过于片面。因为即便史家接受和承认史学的文学性，史学理论家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还要回答“那又怎样”(so what)的问题。换言之，史家即使在写作中，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但他研究的对象，仍然有所不同。而他的作品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可能不同。这就像人们观看电视，既要看新闻报道，又要看文娱节目一样。前者也有可能存在虚假的成分，甚至还有可能造假，但与后者纯粹以娱乐为目的的做法相比，显然有所不同。由此看来，虽然现代人也许知道世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但他们对于真实的期望，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于是，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工作，性质也就自然有所不同，就像新闻主播与电视剧导演的工作不同一样。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试图将两者等而视之，虽然有其新颖、甚至“革命”的一面，但其结果也使得史学理论与史家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明显的距离。而更大的问题是，历史研究通常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求获得某种借鉴，从而嘉惠未来，但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发展，则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将史家对史实的搜索和重建，与作家的想象、虚构完全等同，这就在根本上削弱了历史学的根基。无怪一些原来历史哲学家处理的问题，现在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人士所吸取，成为他人的地盘了。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后征服许多非西方地区，正是仰赖其科学技术的发达，而这一发达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由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理性主义。所谓“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都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被视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亦一度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所艳羡和仰慕。但二战以后，西方的经济霸主地位，逐步受到非西方地区的挑战而动摇(日本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以及近年中国的崛起，都是证明)，其文化优势也随之逐渐丧失。如以东亚经济的起飞为背景而兴起的“新儒学”，就一反原来认为中国的儒学传统阻碍经济发展的观念，提出东亚经济的成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滋育，便是一例。当然，要说当代西方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已经是明日黄花，则又似乎言之过早。近年蓬勃兴起的全球化运动，自然有非西方地区国家的参与，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如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方国家领先世界历史潮流的时代，的确正在走向终结。在很大的程度上，“全球化”正是世界历史从一元中心走向多元中心的一个标志。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所谓“终结主义”的讨论以及“大写历史”走向末路，因此并不足怪。
西方人承认历史的“终结主义”，主要是因为从今往后，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力(dynamics)，已经从西方地区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如中国和印度甚至拉美。而历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事物的变动及其阻力，抑或“变化”(change)和“不变”(continuity)的交替及其相互关系，然后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工作。如果变动已经不是西方当代历史的主脉，那么西方历史学也就会逐步丧失其原有的动力，由此而转移其研究的焦点。当代西方史学界盛行“新文化史”，注重探讨琐细的、边缘的、少数族裔的课题，就是一个显例。[52]但是这一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转向，是否要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照搬，则完全应该另当别论。因为像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文化大变迁，史家无法、而且不应对之熟视无睹，而去东施效颦，像西方史家一样，转而专门研究边缘、琐细的课题(此处并不特意针对批评当代中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者，更无意贬低其研究的重要，因为这些研究兴趣在当代中国的开发，不能完全归结于欧风美雨的滋润，而是有其自身生长的学术文化土壤)。总之，即使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并不等于人们就永远不要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或许，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从事历史思辨、建立自己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一个契机。
注释：
①除了下引何兆武先生的有关论著以外，近年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主要还有赵家祥：《历史哲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牛：《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另外还有一些旧著的再版，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和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何兆武．历史与理论[A]．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6页。
③有关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治学取向，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和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1995)。在中国，文学出身而治史的学者以葛兆光和陈平原为典型，而在美国则以王斑为代表。
⑤参见Robert M．Bums and Hugh Rayment-Pickard，eds．， Philosophy of History：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Malden，MA..Blackwell，2000)．
⑥有关“历史”一词在现代的出现与使用，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之时空》(东京：知泉书馆，2004)讨论最详，见第3页以降。王晴佳对该书有一详细的书评，见《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辑，第274—280页，或可参考。
⑦William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 Examination (Hampshire: Ashgate,2004)第15页.
⑧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J]．世界历史，1986(2)．
⑨Bem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1982).
⑩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⑾参见Car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该书不断再版，最近的一版出版于2004年，可见其论点影响之深远。
⑿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Avon Books,1992).
⒀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
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75:6 (Nov/Dec.1996), P28-46.
⒂Pan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
⒃托夫勒的一些著作如《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和《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都有中文版，而且有较大的市场。
⒄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倾向在中国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反映。除了上面提到的何兆武的一系列著作以外，陈启能有“论历史事实”一长文(《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而张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更给予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予以很大的关注。
⒆Alexander Lyon Mac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lks Given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2000-2006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P1.
⒇对于历史学专业化的利弊，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有详细的分析，见伊氏著"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ing Assump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第225-242页.
[21]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2]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Pl52．
[24]参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 phies of History;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和Mac- 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5]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6]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1962);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History (London: Routledge,1991 ).
[28]F. H. Bradley,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8), P78.
[29]Bemard Bosanquet,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London: Macmillan,1912), P79.
[30]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6), P240.
[31]有关尼采史学观念的最新研究，参见Thomas H．Brobjer，”Nietzscbe’s Rela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and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46：2(May 2007)，第l55—179页．
[32]参见Fritz Stem，ed．，The Vat,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第209—245页。有关伯里的演说和历史的科学性，可参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中的论述，第114页以降。有关伯里和屈维廉的争论，另见Donald R．Kelley，Frontiers of History：His- torical Inqui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20页．
[33]举例来说，Geoffrey Roberts最近编了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London：Roufledge，2004)一书，收集了一些从叙述的角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论的代表性篇章。“叙述主义”(narrativism)也是当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流派，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ekard，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74-300页．
[3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Collingwood, Ideas of History.
[36]参见Bum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45-249页.
[37]Stem, Varieties of History. P188.
[38]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12—213页。
[39]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5-7.
[40]White，Metahistory，第7—11页。有关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参看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2页，此处从略。另可参考陈新的《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8—84页。陈新在翻译《元史学》一书时，将“情节设置”(emplotment)一词，改为“情节化”，比较符合中文习惯。但“情节化”隐含有“情节”已经存在的意思，而怀特的论点，是史家在写作时加入了“情节”，因此此处仍然采用“情节设置”的译法。
[41]有关怀特的影响，可以参见Richard T．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37 (1998), 第143-161页。
[42]Hayden White, "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P261-282.
[43]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44]Vann,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前揭文,第161页.
[45]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xiii-xi.
[46] Bum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ies of History.P274-300.
[47]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1995).
[48] Keith Jenkins, ed., The Pa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Routledge,1999).
[49]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2004).
[50]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2004). P197-199.
[51]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xiv.
[52]参见Peter Burk,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2004).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国际史学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委员会秘书长。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8．4．11～23
4、史学=文学、美学?
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史学在196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而且还格外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主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史家记录、写作历史的主要风格。中世纪时期，编年史一度流行，但到了近代，叙述史很快又取代了编年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风格。一般人以为叙述史与编年史相比，更能体现史家的不偏不倚，让其用旁观者的口吻，冷静地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其实并不尽然。譬如中国古代的《春秋》，自然是编年史的一个典型。孔子希求在其内隐含自己对时事的批评，他就不得不创造所谓的“春秋笔法”，巧妙地改动几个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换言之，编年史有它一定的格式，也即“客观性”，譬如时间的顺序，就无法轻易更改。而叙述史则可以给予史家很大的写作空间，任其编排、组织史实，来表现自己的好恶，或者追求修辞的完美。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历史》中，编造了一段生动的对话，但后人发现，两个对话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根本不可能见面。
也许是叙述史的这些特点，因此西方史家对历史写作中主观的因素，特别敏感，由此才十分推崇客观的、科学的史学。但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他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因为叙述必须依赖语言，而语言文字本身有其自律性，作者可以试图将其思想、观点借助语言、文字加以表达，但这一表达是否就一定与作者的思想对号，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一旦写作成文，这些文字就可以让读者自由评判、甚至自由发挥。因此读者是否一定要通过文字理解作者的意图，其实并不重要。由此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提出，作者一旦写成作品，他其实就“死亡”了，在其作品的流通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再有什么影响或支配作用。这些意见，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文学界的流行，早于史学界。譬如阅读、观看同样一部悲剧作品，有些人可以为之感伤不已，而另一些人则可以从中汲取使其奋起的力量。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从自己的个体经验与作品的内容相互交融的过程——读者如何读一部作品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则基于下列基本认识：历史著作以传授知识为主，其目的是将一个“客观的”过去“如实地”交代给读者，所以读者似乎就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者，其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领会史家对于史实的勾画。因此，法国19世纪史家古朗治(N．D．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曾这样宣称，他的历史著作，只是“将历史事实呈现给读者，不加修饰，以便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和结论”。[37]但其实，出于法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古朗治曾经就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归属问题，与德国史家蒙森论战。[38]因此他所谓在历史写作中“不加修饰”，不设立场，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讨论史家在写作中是否隐含自己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立场，抑或史家能否在写作中摆脱各种偏见，以求“如实直书”，还主要是“语言学的转向”发生以前的事情，与“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讨论，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上，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主要影响在哪里呢?1995年美国《历史与理论》的三位编辑一起主编了《历史与理论最新文集》一书，选编了二战以后有关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编者之一布赖恩•菲(Brian Fay)在题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史学理论”的导言中指出，“差不多25年以前，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以海登•怀特在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所标志的‘语言学的转向”’。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一转向，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易言之，历史叙述的“诗性”(poetics)成了研讨的中心问题了。这里的“诗性”，主要指的是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所运用的想象和创造。中国古代有“诗言志”一说，大致可以与此相比仿。而写诗又需要遵循一定的格式，如韵律、对仗等等。由“诗性”一词来代表历史著作的不同写作风格和语言模式，正是怀特《元史学》一书论旨的核心。
换言之，怀特认为史家写作历史常会贯穿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当然、无须赘言的事。所以他在书中用无政府主义套在法国史家密歇勒的头上，用自由主义来形容托克维尔的著作，用激进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再用保守主义来描述兰克的史学。但他的主要关怀，则并不在此。而是想揭示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要发掘这一“深层结构”，他认为必须从史家的政治理念转而探究其写作的风格和模式，至少应该首先考虑、考查历史写作的不同叙述模式。对于怀特而言，历史记录有两种形式：编年史和叙述史，而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造。与前者不同，后者采取的是讲故事的形式，因此有开始、过渡和结束或者升华。[39]这里应该提一下的是，怀特对于编年史的认识，有所不足和偏见，显现出他受克罗齐的影响，将编年史等同于“死”的历史。其实，从中国史学的传统来看，编年史从何时开始，也即“王正月”定于何时，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史家通常为此费尽周折，从中也显现出政治权力的斗争。西方中世纪的编年史，往往从上帝创始开始，因此也显然不是很随意的一件事情，而是反映了浓厚的宗教观念。
怀特显然更注意编年史和叙述史的差别。这一差别是他《元史学》一书论点的基础。因为叙述有开始、过渡和结束，因此史家写作历史的时候，必然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这里“既定”一词，指的是史家的一种几乎无意识的偏好)，如浪漫史诗式、喜剧式、悲剧式和反讽式。这些模式在修辞学上的表现，则可归纳为“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简单一点说，怀特认为史家根据个人性格所好，会对他所处理的历史，编织成不同的故事，也即他所谓的“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情节设置”的观点，是怀特《元史学》一书的核心。由此出发，怀特指出史书与文学作品，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40]为了解释怀特所谓的修辞风格，或许可以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原来的《水浒传》，比现在通行的版本要长得多，写的是水浒英雄最后战死的战死，招安的招安，因此是一个悲剧，其意图是劝戒众人不要造反。但金圣叹以“英雄大结义”为结尾，则将之变成了一场喜剧，甚至是浪漫史诗，因此故事如何结束，其意义可以大不相同。
由于怀特在《元史学》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强调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挑战历史学的科学性，因此使他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鼻祖”，在1990年代以后，声名卓著。他从加州大学退休以后，为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延聘，成为该系的讲座教授。如此例子，在美国大学中比较罕见，由此可见怀特的声望。但反过来看，怀特并未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也可见他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界，而并非在史学界，也不在哲学界。[41]如前所述，文学界的人士近年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颇浓，以“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为例。因此怀特任教比较文学系，也似乎顺理成章。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普拉，其著作通常以分析文学著作为主，虽然他在历史系任教。总之，怀特、拉卡普拉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想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研究中文学性的注意。这一做法，其实早在后现代主义盛行以前就有人尝试过。
如果我们细究怀特《元史学》一书的结构，可以看出他的主要关怀，还是在于揭示语言学的内在结构和自主独立，反映出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影响，而并非德里达等人所提倡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有趣的是，怀特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福柯(Michel Foucauh，1926—1984)、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称之为“荒唐的(文学)批评”(Absurdist criticism)，与“正常的文学批评”(Normal criticism)相对立，而把他自己的理论称为“形式主义的批评”(Formalist criticism)。[42]由此可见，怀特的出发点，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脉络和走向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将文学与史学等同，却又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异曲同工，冲击了“小写历史”、也即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基础。顺便提一下的是，怀特在《元史学》发表之后的20多年中，著述不丰，其理论基点也基本一仍其旧。他最近的一本论文集，题名《形象的现实主义》，于1999年出版。该书主张文学作品也可以反映历史的现实，表现了他意图提升文学、贬抑史学的一贯立场。[43]
但也许正是因为怀特的坚持，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在最近的20余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理查德•范恩(Richard T．Vann)在总结怀特的影响时说，如果说在战后的初期，史家仍然将发现过去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接下来的工作只是将这些发现“写出来”(writing up)而已，那么由于怀特的出现，这样的做法已经再也无法行得通了。[44]易言之，“写出来”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的确，如果我们要概括最近20余年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动向，那么有关史家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如何成为研究的重点，便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上面提到的荷兰史学理论家安科史密特，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新著，题为《崇高的历史经验》。他在书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战后史学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有关历史的真实性，另一个有关历史叙述中过去的“再现”(representation)。[45]这两个问题，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呈现一个先后发展的顺序。有关前者的考量，使得理论家思索历史叙述能否再现真实的问题，由此而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转而集中探讨历史叙述中所含有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形成历史哲学中的“叙述主义”(narrativism)流派，由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的论著为代表。[46]
安科史密特与上面提到的翦肯斯一样，堪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翦肯斯在1991年出版《历史学再思考》一书，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代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并对之提出激烈的批评、挑战，由此而一举成名。翦肯斯的主要意图，是力求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而取代自兰克以来的近代历史学。这一意图在他于1995年出版的《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有清楚的展现。如其书名所示，翦肯斯在书中以卡尔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出发，将卡尔及其继承卡尔史学立场的当代英国史家艾尔顿(Geoffrey Ehon)视为近、现代史学的代表，而将怀特和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ny)的史学理论，视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与前者加以对比，由此来证明近、现代史学，已经在当代过时了。[47]以后翦肯斯又出版、主编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后现代史学读本》一书，选编了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及其批评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许多人所采用，颇有影响。[48]近年翦肯斯的新作，力图超越他原来的二元对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从更多的角度考虑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与蒙斯洛在2004年合编的《历史学性质读本》，将当代史学理论分成四大派别：(1)重构主义；(2)构造主义；(3)解构主义；(4)终结主义，便是一个表现。在这四个派别中，第一和第三个派别比较容易理解；前者指传统的近代史家，主张历史学以重建过去为宗旨，后者则认为这一重建根本是痴人说梦。而所谓“构造主义”，指的是介于“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一种取径，其特点是一方面相信历史可以重建过去，但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重建，必然表现出史家的主观立场，而并非完全“客观”的重建，而是一种“再现 ”。当代盛行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的研究，是其典型的表现，因为选择课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史家的政治立场、社会关怀切切相关。作为第四个派别，“终结主义”指的是在“大写历史”被抛弃、“小写历史”受到冲击之后，一些史家和史学理论家对历史学性质所做的新的思考。[49]这些思考尚不成熟，但却明确地表明，即使人们能正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挑战，接受其史学与文学相类似的看法，有关史学的思考还是无法就此打住，而是必须以新的方式进一步继续着。
从翦肯斯最近发表的著作来看，他本人也在从事新的思考，如考虑历史研究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但依笔者管见，有关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当以上面提到的安科史密特的新著《崇高的历史经验》为一个有趣的代表，其中似乎也可窥见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安科史密特在书中重申了许多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比如史学有其文学性、阅读史书体现的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等等。甚至他的书名采用“崇高”这样的美学术语，也并非从未见过。翦肯斯和蒙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已经指出，历史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似乎可以“美学转向”更为贴切，因为怀特和安科史密特等人的理论，强调史家治史，应该超越以往重建过去的简单目的，而注重历史叙述的形式表达，于是就将史学与美学相连了。对于翦肯斯和蒙斯洛来说，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如何认识过去的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描绘过去、再现过去的美学问题了。[50] 安科史密特想来同意翦肯斯和蒙斯洛的观点，但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的重点，却不在研究“崇高”，而在于研究“经验”，抑或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在序言中指出，“历史再现”已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此问题并不关心，因此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之间存在一种“遗憾的隔阂”(a sad gap)。他于是提醒他的同行说，“历史再现”还是想再现过去，这一点不能忘记。[51]易言之，安科史密特想强调说，虽然历史写作与文学创造之间有很多雷同，但其注意的对象，毕竟是不同的。他于是写到，如果从研究“经验”人手，既可以让史学理论的研究与史家的历史实践相沟通，又可以让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但从以前附属于哲学研究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充实、帮助哲学研究的发展。具体而言，安科史密特想通过对于“经验”的探究，来超越当代哲学注重研究语言的倾向。由此出发，他也想超越海登•怀特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因为怀特的著作，使得叙述的形式及其模式，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其结果是，除了文本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研究的了。
安科史密特试图通过“经验”的研究，提倡一种新的、“思想的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藉此与史家实际从事的研究工作有所沟通。譬如他说，历史的“再现”，首先要“经验”或者“体验”过去，于是这一“经验”，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即对过去的“发现”(discovery)和“复元”(recovery)。这一提法，乍看起来安科史密特似乎在重申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并无太多新意，其实不然。安科史密特所界定的“经验”，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经验，不如说是一种“美学经验”。他说道，既然想“发现”过去，也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已经存在一条明显的差别，甚至产生了鸿沟。于是这种“发现”过去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对“失去”的体验。而为了要“复元”过去，又必须经历一种“期望”乃至“热爱”。于是，历史经验同时交织了“失去”(loss)和“热爱”(love)，抑或“痛苦”(pain)和“快乐”(pleasure)的交替经验。显然，安科史密特的史学理论，已经将历史研究，放在了美学的层次上加以分析了。用他的话来说，史家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认知过去，而且还为了“感觉”、“感受”过去；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样重要。
5、小结
如果说将史学与文学、美学相等同代表了当代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最新趋向，那么这一做法，尽管看起来与史家治史的具体实践，并不十分契合，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知识传布的方式考虑，却也无法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家的凭空捏造，或者故弄玄虚。换言之，虽然历史研究是人们获取对于过去的认知的高级形式，但就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传播而言，历史著作的写作及其出版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举例来说，一般中国人对于三国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这一知识，大都是通过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戏曲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研究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要高。由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考虑美化其表达的方式和叙述风格，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史家可以弃之如敝屣。孔子有言，“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已经阐明了这一道理。由此看来，史家治史，自然要求真，因为这一做法符合并反映了读者的需求，但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当代历史哲学的最新发展，似乎是想在求真之外的方面，有所探索。
不过，从安科史密特等人的论著来看，他们的努力，又存在明显的缺陷，显得过于片面。因为即便史家接受和承认史学的文学性，史学理论家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还要回答“那又怎样”(so what)的问题。换言之，史家即使在写作中，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但他研究的对象，仍然有所不同。而他的作品所服务的对象，也有可能不同。这就像人们观看电视，既要看新闻报道，又要看文娱节目一样。前者也有可能存在虚假的成分，甚至还有可能造假，但与后者纯粹以娱乐为目的的做法相比，显然有所不同。由此看来，虽然现代人也许知道世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但他们对于真实的期望，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于是，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工作，性质也就自然有所不同，就像新闻主播与电视剧导演的工作不同一样。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试图将两者等而视之，虽然有其新颖、甚至“革命”的一面，但其结果也使得史学理论与史家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明显的距离。而更大的问题是，历史研究通常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求获得某种借鉴，从而嘉惠未来，但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发展，则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将史家对史实的搜索和重建，与作家的想象、虚构完全等同，这就在根本上削弱了历史学的根基。无怪一些原来历史哲学家处理的问题，现在日益为其他学科的人士所吸取，成为他人的地盘了。
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后征服许多非西方地区，正是仰赖其科学技术的发达，而这一发达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表现，就是由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理性主义。所谓“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都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理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被视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亦一度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所艳羡和仰慕。但二战以后，西方的经济霸主地位，逐步受到非西方地区的挑战而动摇(日本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以及近年中国的崛起，都是证明)，其文化优势也随之逐渐丧失。如以东亚经济的起飞为背景而兴起的“新儒学”，就一反原来认为中国的儒学传统阻碍经济发展的观念，提出东亚经济的成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滋育，便是一例。当然，要说当代西方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已经是明日黄花，则又似乎言之过早。近年蓬勃兴起的全球化运动，自然有非西方地区国家的参与，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如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西方国家领先世界历史潮流的时代，的确正在走向终结。在很大的程度上，“全球化”正是世界历史从一元中心走向多元中心的一个标志。西方史学理论界出现所谓“终结主义”的讨论以及“大写历史”走向末路，因此并不足怪。
西方人承认历史的“终结主义”，主要是因为从今往后，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力(dynamics)，已经从西方地区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如中国和印度甚至拉美。而历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事物的变动及其阻力，抑或“变化”(change)和“不变”(continuity)的交替及其相互关系，然后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工作。如果变动已经不是西方当代历史的主脉，那么西方历史学也就会逐步丧失其原有的动力，由此而转移其研究的焦点。当代西方史学界盛行“新文化史”，注重探讨琐细的、边缘的、少数族裔的课题，就是一个显例。[52]但是这一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转向，是否要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照搬，则完全应该另当别论。因为像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文化大变迁，史家无法、而且不应对之熟视无睹，而去东施效颦，像西方史家一样，转而专门研究边缘、琐细的课题(此处并不特意针对批评当代中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者，更无意贬低其研究的重要，因为这些研究兴趣在当代中国的开发，不能完全归结于欧风美雨的滋润，而是有其自身生长的学术文化土壤)。总之，即使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并不等于人们就永远不要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或许，这正是当代中国学者从事历史思辨、建立自己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一个契机。
注释：
①除了下引何兆武先生的有关论著以外，近年出版的历史哲学著作主要还有赵家祥：《历史哲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牛：《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另外还有一些旧著的再版，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和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何兆武．历史与理论[A]．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96页。
③有关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治学取向，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和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参见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1995)。在中国，文学出身而治史的学者以葛兆光和陈平原为典型，而在美国则以王斑为代表。
⑤参见Robert M．Bums and Hugh Rayment-Pickard，eds．， Philosophy of History：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Malden，MA..Blackwell，2000)．
⑥有关“历史”一词在现代的出现与使用，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之时空》(东京：知泉书馆，2004)讨论最详，见第3页以降。王晴佳对该书有一详细的书评，见《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辑，第274—280页，或可参考。
⑦William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 Examination (Hampshire: Ashgate,2004)第15页.
⑧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J]．世界历史，1986(2)．
⑨Bemard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1982).
⑩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⑾参见Car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该书不断再版，最近的一版出版于2004年，可见其论点影响之深远。
⑿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Avon Books,1992).
⒀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
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75:6 (Nov/Dec.1996), P28-46.
⒂Pan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
⒃托夫勒的一些著作如《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和《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都有中文版，而且有较大的市场。
⒄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倾向在中国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所反映。除了上面提到的何兆武的一系列著作以外，陈启能有“论历史事实”一长文(《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而张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更给予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予以很大的关注。
⒆Alexander Lyon Mac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alks Given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2000-2006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P1.
⒇对于历史学专业化的利弊，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有详细的分析，见伊氏著"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Guiding Assump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Thought,"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第225-242页.
[21]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2]Swee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Re-Examination, P29.
[23]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Pl52．
[24]参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 phies of History; Sweet,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和Mac- fie,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5]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6]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1962);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History (London: Routledge,1991 ).
[28]F. H. Bradley,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8), P78.
[29]Bemard Bosanquet,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London: Macmillan,1912), P79.
[30]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6), P240.
[31]有关尼采史学观念的最新研究，参见Thomas H．Brobjer，”Nietzscbe’s Rela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and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46：2(May 2007)，第l55—179页．
[32]参见Fritz Stem，ed．，The Vat,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第209—245页。有关伯里的演说和历史的科学性，可参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中的论述，第114页以降。有关伯里和屈维廉的争论，另见Donald R．Kelley，Frontiers of History：His- torical Inqui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第20页．
[33]举例来说，Geoffrey Roberts最近编了The History and Narrative Reader(London：Roufledge，2004)一书，收集了一些从叙述的角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论的代表性篇章。“叙述主义”(narrativism)也是当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流派，见上引Bums and Rayment-Piekard，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74-300页．
[3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5]Collingwood, Ideas of History.
[36]参见Bum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45-249页.
[37]Stem, Varieties of History. P188.
[38]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12—213页。
[39]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5-7.
[40]White，Metahistory，第7—11页。有关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参看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2页，此处从略。另可参考陈新的《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8—84页。陈新在翻译《元史学》一书时，将“情节设置”(emplotment)一词，改为“情节化”，比较符合中文习惯。但“情节化”隐含有“情节”已经存在的意思，而怀特的论点，是史家在写作时加入了“情节”，因此此处仍然采用“情节设置”的译法。
[41]有关怀特的影响，可以参见Richard T．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37 (1998), 第143-161页。
[42]Hayden White, "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P261-282.
[43]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44]Vann,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前揭文,第161页.
[45]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xiii-xi.
[46] Bums and Rayment-Pickard, Philosophies of History.P274-300.
[47]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1995).
[48] Keith Jenkins, ed., The Pastmodern History Reader(London: Routledge,1999).
[49]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2004).
[50]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eds.,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2004). P197-199.
[51]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 xiv.
[52]参见Peter Burk,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2004).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国际史学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委员会秘书长。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8．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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