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來傳播科技的躍升歷程，已然在當前成就了名實相符的科技民主烏托邦。其中電視科技民主化的典型表徵，不是科技與民主福利的平衡關係；恰恰與之相反的，卻是兩者之間的失衡。此一失衡現象帶給電視科技經營者與觀眾的，正是兩者之間最大的折磨與無盡的焦慮。台灣當前以收視率機制建構的電視經營學，已經徹底造就民粹電視的邏輯，每日制約著電視生產者；於此同時，也每日荼毒著觀眾。在節目生產與觀賞的兩端，只有焦慮與磨難。
收視率在電視產業掀起前所未見的波瀾力量，不過是晚近以來的事。但是收視率於電視產業的巨大影響，卻是據此建構出「想像觀眾」的思維，這些極端化的「統計觀眾」，每日像幽靈般的肘制著電視經營、節目產製及廣告交易的各層面，致令電視與真實世界的觀眾漸行漸遠，形成幅面更大的背離。
半世紀以來，電視節目生產一直都是一個專業者主權論述的場域，八十年代電視去管制化政策登場之後，消費者／觀眾主權的論述取而代之。表面上看來，這正是民粹電視的最大勝利，但其內裡卻是對以激進創意為生產要務的節目製作者，加諸最幽微的桎梏。於今節目生產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失去行業尊嚴，此一現象反映在電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聲望急遽下墜的情形特別明顯。
收視率成就民粹電視的實體想像越大，就越能證明電視去管制化政策的失敗，這也就是晚近以來，歐盟及日本針對負責任電視議題勃興的背景。電視節目的文化生產，當然不能與公共責任脫勾。雖然言論及表意自由一直是二十世紀傳播媒體足以得到保障的底線，不過媒體的問題，除了個體人權自由的捍衛之外，還有社會集體規範、公共利益及文化價值的探索。電視與數位傳播科技，在本質上就帶著創新與破壞的矛盾性，無論就各類科技接合的觀點來看，電視的科技使用、價值或利益，卻從來沒有被清楚界定過。特別是倫理學上的表述與指引，以目前的台灣電視而言，也早已到了失去規範界域的程度。
去管制化的電視政策表面上是以新商業主義的修辭進入，它對應的正是公共介入的全面撤退，這使得電視發展的柔軟性已到了全面由市場決定的地步；但是電視倫理、文化及公共利益的價值，恰恰乎應該超越市場管理之上。此外，去管制化是將市場結構與節目內容管理脫勾，但是更多的研究資料早已表明，電視的市場結構與內容品質是息息相關的。而負責任電視的討論範疇，開啟電視倫理學的實踐可能性，它涉及電視內部與外部環境的整體討論，雖然去管制化電視政策失靈的禍首是政策制定者，但是不可諱言地，政策制定者仍是此波議題的解鈴者。
以當前台灣電視產業，特別是電視新聞與公共責任嚴重脫勾的現象而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能做些什麼已經不是討論的重點，該做什麼才能反轉收視率與電視自律系統的悖論？一言以蔽之，該委員會必須建構一套啟動電視內部組織自律機制的環境。
例如在電視台內部成立倫理委員會，針對各類新聞／節目內容的倫理及表述爭議，形成電視台內的共識基礎與製播原則、判例或個案討論等。倫理委員會的組成，應有半數來自外部觀眾代表的參與，讓此一委員會成為啟動電視台自律管理系統的一環。
二十一世紀最弔詭的電視節目後果論，往往正是產製者非意圖性的動機，伴隨而來的致命後果；換言之，在電視生產領域中，當前最大的危機不是「不負責任」，而是對責任意識的無知。電視理應擔負公共責任，在新聞與非新聞性的節目，均有不同層次及範疇的倫理學意涵。晚近以來台灣的電視經營及產製是民粹電視的最大勝利，但是除了AGB尼爾森收視率公司之外，近年來大量流失的觀眾已然證明，台灣的電視已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賽局。
如果吾人還相信電視專業者的主體性及文化正直性，應該可以超越收視率的工具理性操弄，那麼時值掛牌運作屆滿週年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是啟動此一機制的關鍵要角。委員會有機會站在歷史對的位置，端賴為與不為。（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7011000289,00.html
收視率在電視產業掀起前所未見的波瀾力量，不過是晚近以來的事。但是收視率於電視產業的巨大影響，卻是據此建構出「想像觀眾」的思維，這些極端化的「統計觀眾」，每日像幽靈般的肘制著電視經營、節目產製及廣告交易的各層面，致令電視與真實世界的觀眾漸行漸遠，形成幅面更大的背離。
半世紀以來，電視節目生產一直都是一個專業者主權論述的場域，八十年代電視去管制化政策登場之後，消費者／觀眾主權的論述取而代之。表面上看來，這正是民粹電視的最大勝利，但其內裡卻是對以激進創意為生產要務的節目製作者，加諸最幽微的桎梏。於今節目生產者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失去行業尊嚴，此一現象反映在電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聲望急遽下墜的情形特別明顯。
收視率成就民粹電視的實體想像越大，就越能證明電視去管制化政策的失敗，這也就是晚近以來，歐盟及日本針對負責任電視議題勃興的背景。電視節目的文化生產，當然不能與公共責任脫勾。雖然言論及表意自由一直是二十世紀傳播媒體足以得到保障的底線，不過媒體的問題，除了個體人權自由的捍衛之外，還有社會集體規範、公共利益及文化價值的探索。電視與數位傳播科技，在本質上就帶著創新與破壞的矛盾性，無論就各類科技接合的觀點來看，電視的科技使用、價值或利益，卻從來沒有被清楚界定過。特別是倫理學上的表述與指引，以目前的台灣電視而言，也早已到了失去規範界域的程度。
去管制化的電視政策表面上是以新商業主義的修辭進入，它對應的正是公共介入的全面撤退，這使得電視發展的柔軟性已到了全面由市場決定的地步；但是電視倫理、文化及公共利益的價值，恰恰乎應該超越市場管理之上。此外，去管制化是將市場結構與節目內容管理脫勾，但是更多的研究資料早已表明，電視的市場結構與內容品質是息息相關的。而負責任電視的討論範疇，開啟電視倫理學的實踐可能性，它涉及電視內部與外部環境的整體討論，雖然去管制化電視政策失靈的禍首是政策制定者，但是不可諱言地，政策制定者仍是此波議題的解鈴者。
以當前台灣電視產業，特別是電視新聞與公共責任嚴重脫勾的現象而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能做些什麼已經不是討論的重點，該做什麼才能反轉收視率與電視自律系統的悖論？一言以蔽之，該委員會必須建構一套啟動電視內部組織自律機制的環境。
例如在電視台內部成立倫理委員會，針對各類新聞／節目內容的倫理及表述爭議，形成電視台內的共識基礎與製播原則、判例或個案討論等。倫理委員會的組成，應有半數來自外部觀眾代表的參與，讓此一委員會成為啟動電視台自律管理系統的一環。
二十一世紀最弔詭的電視節目後果論，往往正是產製者非意圖性的動機，伴隨而來的致命後果；換言之，在電視生產領域中，當前最大的危機不是「不負責任」，而是對責任意識的無知。電視理應擔負公共責任，在新聞與非新聞性的節目，均有不同層次及範疇的倫理學意涵。晚近以來台灣的電視經營及產製是民粹電視的最大勝利，但是除了AGB尼爾森收視率公司之外，近年來大量流失的觀眾已然證明，台灣的電視已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賽局。
如果吾人還相信電視專業者的主體性及文化正直性，應該可以超越收視率的工具理性操弄，那麼時值掛牌運作屆滿週年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是啟動此一機制的關鍵要角。委員會有機會站在歷史對的位置，端賴為與不為。（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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