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日,台北縣林口一處工地發生工安事件,造成五死一傷的慘劇,死亡的一對父子是來自花蓮海岸的阿美族原住民。筆者亦身為原住民的一份子,遺憾這對意外身亡的父子,更痛心雇主並沒未死者投保,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沒有,這才是此ㄧ事件最嚴重的隱藏性危機。

「二十年前在故鄉放牛馬,二十年後在台北做牛馬…」這是我們常常自嘲的一句話。原住民勞工一直以來就承擔著台灣最底層的勞動力,從早期的礦工最盛時期,原始的漁業捕撈、淪為跑船船員。一直到七○年代的建築營造最盛時期,舉凡最粗重、骯髒、多工時、高危險、低工資、重勞動的工作都有原住民的足跡。去年台北市勞工局舉辦尋找台北市公共建設的有功人員,絕大多數都是原住民勞工。

目前全台原住民約有四十七萬餘人,就業人口約十六萬餘人,有將近二分之一的原住民從事臨時性勞務工作。但是近年來大量引進外勞的政策,將原住民就業的情況逼迫的更加悲慘。原本營造業模板工工作一天可以賺到二千多元,開放外勞之後日薪剩下四百多元。

就原住民勞工來說,外勞政策已經不只是經濟發展或失業率上升的單純問題,而是瀕臨「族群失業」而成為嚴重的族群衝突問題。這是政府引進外籍勞工來降低生產成本,維持企業的運轉。結果反而大量剝奪本地勞工工作機會,而在本勞中,又以遠離部落來到大都市的原住民勞工影響最大。

另一方面,到都市求生活的原住民,除了離鄉背景外,在工作上也經常遭受到雇主的欺負、瞞騙。與同工的漢人普遍同工不同酬,甚至工作重而薪資更低,或在薪資的部份常常以少報多,等到要報稅時,才知道原雇主已不知去向,或是根本相應不理。原住民勞工在不懂得如何運用漢人法律保護自己的情形下,暗吃悶虧。

我們不得不再次質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到底是甚麼?一個掌握資源者,就必須有義務與責任去照顧社會上弱勢族群的需求,這是掌握資源的政府應牢記在心的。而不是像現在的原住民政策,只是淺顯的用原住民的歌舞表演,證明有照顧原住民的生活,其實從未與與原住民真正站在一起。

離開部落前往都市發展的原住民,不但沒有離開他們悲哀的原始環境,反而又成為一群流浪都市邊緣,沒有棲身之地的都會新遊民;台北縣三鶯大橋下大漢溪河床上的原住民在遭縣政府拆除房舍後,必需在颱風天中餐風露宿;而台北縣的花東新村險些成為垃圾場,讓二百多戶原住民流離失所;同樣的情形還可以在大漢溪沿岸、小碧潭、北二高沿線工地看到即將被拆除的重複景象。

這些聚落往往用的水接自山泉,用的電是工地的蓄電池,新竹的花東新村好不容易有自來水,基隆市原住民搭蓋的違建已經遭拆除,但漢人的違章市集卻可以就地合法。

我們不禁要問,政府和原住民的新夥伴關係的基礎是什麼?對原住民族群來說,弱肉強食的社會,到底何時才能解套?(作者為電台節目主持人,泰雅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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