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與刑罰》，是被稱為「現代刑法學之父」的貝加利亞，於一七六四年傳世至今的名著。其中反對濫施重刑、反對死刑、堅決認為「犯行」與「處罰」應保持均衡且合乎比例的諸多論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似乎都還顯得是那麼地「新穎」與「前衛」。
重「犯罪論」、輕「刑罰論」，也是我國法律訓練、實務運作由來已久之實情，判決書常常在認定「犯罪有無」時花上十幾頁之篇幅，但是在交代被告為何科以如此之刑責時，卻只有短短的幾句話，甚至於情理上最應審慎科處的死刑案件亦是如此。
然而，在昨日「台開案」的刑事判決中，罕見地看到承審法官就各被告的量刑，依據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定標準「一一審酌」，並交代其得心證之理由，不可不謂朝著「量刑精緻化」的目標邁進了一步。實則，近來最高法院亦已發現實務上刑事法官「草率量刑」之弊病，日前即曾以此為廢棄原判決之理由（如：九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五六五號），與「台開案」之判決，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精緻司法」並不以此為滿足，是故尚有幾點建議的空間。
首先，至少於重罪（例如：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審理時，應將「論罪」與「量刑」的刑事審理程序「分離」。判決書常見法官制式地以「被告未能全盤坦承犯行」、「被告矢口否認」等說詞，來論證被告「毫無悔意、態度不佳、惡性重大」，所以有予以「重判」之必要；然而，倘若被告事實上確實沒有犯罪、或確信自己無罪，如何「坦承犯行」？更何況，由「被告緘默權」、「不自證己罪」等法律明文或法律精神，「否認」（或說「拒絕承認」）犯罪或會增加法院審理之成本，然而，卻「不能」是被告應「加重其刑」的「理由」。
而且，被告在「論罪」與「量刑」的不同階段時，所採取的辯護「方向」與「策略」，必然會有所不同。決定要做有罪答辯（不見得事實上有犯罪，基於其他的原因，還是有可能認罪協商）時，當然要在刑度上和檢察官「討價還價」；而被告決定要做無罪答辯時，當然不會「坦承犯行」、更不會在刑度上「討價還價」，正因為，「討價還價」是在「有罪」的「前提」之下才會做的事。
所以，一如我國沒有分離「論罪」和「量刑」的刑事程序，無異讓每個做無罪答辯的被告，均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之中，一方面「想」在刑度上「討價還價」，一方面卻又「怕」一旦「討價還價」，就會形成法官認定被告「有罪」的心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對人民訴訟權的侵害。
更根本的問題是，「犯罪」有無的判斷，需要調查事實、審酌證據、理由的判斷與交代，「量刑」又何嘗不是？誠如上開九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五六五號判決所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如何，難道不需要傳喚證人、調閱相關資料？難道也不需要讓檢察官的舉證、聽被告的答辯？適合判處有期徒刑、科以罰金或社區服務，難道也可以僅憑法官對被告的「數面之緣」？該不該處以「緩刑」，難道不應調查一下，是否真的有「暫不執行為適當」的事實？
肯認法院於台開案的判決裡具體附具「量刑理由」之用心，希冀的是諸多法律人能更認同「量刑精緻化」的想法。否則，或許只能感嘆今朝與一七六四年之景況相差幾稀矣！
（作者為執業律師，民間司改會執委）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22800314,00.html
重「犯罪論」、輕「刑罰論」，也是我國法律訓練、實務運作由來已久之實情，判決書常常在認定「犯罪有無」時花上十幾頁之篇幅，但是在交代被告為何科以如此之刑責時，卻只有短短的幾句話，甚至於情理上最應審慎科處的死刑案件亦是如此。
然而，在昨日「台開案」的刑事判決中，罕見地看到承審法官就各被告的量刑，依據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定標準「一一審酌」，並交代其得心證之理由，不可不謂朝著「量刑精緻化」的目標邁進了一步。實則，近來最高法院亦已發現實務上刑事法官「草率量刑」之弊病，日前即曾以此為廢棄原判決之理由（如：九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五六五號），與「台開案」之判決，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精緻司法」並不以此為滿足，是故尚有幾點建議的空間。
首先，至少於重罪（例如：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審理時，應將「論罪」與「量刑」的刑事審理程序「分離」。判決書常見法官制式地以「被告未能全盤坦承犯行」、「被告矢口否認」等說詞，來論證被告「毫無悔意、態度不佳、惡性重大」，所以有予以「重判」之必要；然而，倘若被告事實上確實沒有犯罪、或確信自己無罪，如何「坦承犯行」？更何況，由「被告緘默權」、「不自證己罪」等法律明文或法律精神，「否認」（或說「拒絕承認」）犯罪或會增加法院審理之成本，然而，卻「不能」是被告應「加重其刑」的「理由」。
而且，被告在「論罪」與「量刑」的不同階段時，所採取的辯護「方向」與「策略」，必然會有所不同。決定要做有罪答辯（不見得事實上有犯罪，基於其他的原因，還是有可能認罪協商）時，當然要在刑度上和檢察官「討價還價」；而被告決定要做無罪答辯時，當然不會「坦承犯行」、更不會在刑度上「討價還價」，正因為，「討價還價」是在「有罪」的「前提」之下才會做的事。
所以，一如我國沒有分離「論罪」和「量刑」的刑事程序，無異讓每個做無罪答辯的被告，均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之中，一方面「想」在刑度上「討價還價」，一方面卻又「怕」一旦「討價還價」，就會形成法官認定被告「有罪」的心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對人民訴訟權的侵害。
更根本的問題是，「犯罪」有無的判斷，需要調查事實、審酌證據、理由的判斷與交代，「量刑」又何嘗不是？誠如上開九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五六五號判決所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如何，難道不需要傳喚證人、調閱相關資料？難道也不需要讓檢察官的舉證、聽被告的答辯？適合判處有期徒刑、科以罰金或社區服務，難道也可以僅憑法官對被告的「數面之緣」？該不該處以「緩刑」，難道不應調查一下，是否真的有「暫不執行為適當」的事實？
肯認法院於台開案的判決裡具體附具「量刑理由」之用心，希冀的是諸多法律人能更認同「量刑精緻化」的想法。否則，或許只能感嘆今朝與一七六四年之景況相差幾稀矣！
（作者為執業律師，民間司改會執委）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22800314,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