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學術的入門者，在聽到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榮獲有人文學門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心下可謂同感榮耀；而當獲悉令余先生獲此殊榮的主要學術論著，皆是以中文寫就者時，半生與中文周旋的筆者，忽然有一種既受激勵、又不免感慨的複雜心情。
似乎自鴉片戰爭門戶開放以降，中文的地位就不斷在西方崛起聲中滑落，而伴隨著軍事、經濟強權而起的英文，則勢如破竹地在「全球化」的口號中持續征服著世界各文化的語言感知，馴令學術研究成果的發表，也都以英文為主流。
更有甚者，英文成為「國際觀」的代名詞，躲在自己母語內耕耘傳統、不能ABC的學者，都會被質疑為欠缺世界觀的土人。影響所及，即使區域性色彩濃厚的人文社會學門，研究的都是本土性的議題，若論文中不能徵引上幾段洋資料，也將遜色幾分。這樣的風氣在國內學界迅速延燒，近來許多大學甚至要求各系都要開設英文授課學程，以吸引「國際學生」就讀，中文系也不能例外。
筆者相當贊成從事學術研者應當多通一種外語的看法，因為可以增廣閱歷見聞，豐富學術研究的內容，並有多一點機會向外人介紹自己的研究心得。然而，這並不意味吾人只能以英文馬首是瞻，並因此矮化了自己的母語、以及用母語寫成的所有著作。
筆者在大學執教有年，愈來愈感受到中文學界的一股怪現象：學生們一股腦追逐西方的觀點與理論，卻把最基礎、最傳統的文本精讀當成次要的東西，研究中國學術卻對基本的中文文獻一知半解，可謂本末倒置。筆者年輕時也曾犯下類似的錯誤，也曾為了追逐西方「成就」而努力學習外文，因而對自己研究的對象生疏了不少，如今驀然回顧，西學未精、中學荒怠，可謂兩頭兼失。
余英時先生在得獎後指出，這個獎對以中文從事學術論著的重要性與地位都是絕對的肯定。這一點相信對所有研究中國學術的學者們都是重要的啟發，我們應當師人之長，卻不必因此妄自菲薄。一個成就斐然的學術研究，關鍵似乎不在選擇的語言是什麼，而在它對研究對象的理解是否通透而啟人所未見。余先生的中、英文論著，筆者泰半讀過，相信多數學者對他學術上的推崇，並非在於其能以十分純熟、精練的語言（不論中文或英文）寫作議題龐大而複雜的文史哲論述，而是他對中國學術文獻深厚的學養與獨到的洞見。
拜中國在世界崛起之賜，中文逐漸受到國際重視，吾人既恭逢其盛，或許正是回過頭重新省視傳統文獻、文化及其相關資產的時機。當個「土人」奮力勾抉，能使中國學術成為世界智慧拼圖重要區塊內涵，而非僅借用別人的觀點或語言來填充自身對傳統的一知半解。（作者為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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