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日前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獎訊息傳出的同時，他在西方的史學界同儕譽他為「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消息傳來，我們同感殊榮。畢竟對台灣乃至整個華人的學術思想界而言，不待克魯格獎的肯定，余英時的著作早就是所有後進者邁入人文領域的主要啟蒙導師了。
由於諾貝爾的獎項類別無法顧及人文與社學科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克魯格獎設立的初始目的即是標榜「要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因而從二○○三年設立以來即被學界譽為「人文諾貝爾獎」。要知道人文成就的審評遠比自然科學要複雜甚至困難許多，學術畛域分科的門檻是其一，要超越文化、社會與語言差異的障礙進行審評更是一項繁複的工程。嘗試想像其繁複的遴選過程吧！從當代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學門中，不分國籍與語言先選出兩千多位在學術、思想上有貢獻的學者，再從中逐一過濾，這個遴選作業從每年春季就已展開，一直到十月間再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就最後入圍的九名學者作最後討論。在這麼嚴謹而繁複的審鑑程序下，最後能夠出線的學者，無疑也意味他的學術成就，早已經晉身當代大師之林了。
我們不妨看看先前曾獲得克魯格獎殊榮的其他學者有何卓越成就。二○○三年第一屆得主波蘭哲學家波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當代研究哲學、宗教與新馬克斯主義的大師，他的「宗教：如果沒有上帝」、「理性的異化：實證主義思想史」、「馬克斯主義的主流」等都是當代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他本人也一直關懷東歐知識分子如何調停於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二○○四年獲獎的耶魯大學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則是著名神學與基督教史學者，著有「宗教與大學」、「基督教傳統」、「歷代耶穌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等，他致力將基督教置入整個西方史的脈絡中去探討，為宗教史、文化史乃至藝術史的研究開拓相當大的領域。同年獲獎的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則是當代極富盛名的現象學與詮釋學宗師，著有「歷史與真理」、「惡的象徵」、「詮釋的衝突」等。而今年與余英時同時獲獎的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者弗蘭克林（John H. Franklin）則是當代研究美國黑奴的著名史學者，著有「從奴役到自由：美國黑奴史」、「華盛頓傳」等，被學界譽為當代非裔最重要的美國史專家。我們不厭其煩的交代自二○○三年以降所有獲獎者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旨在說明一件事：余英時能在兩千多名學者中脫穎而出，足見其學術成就受到當代學術社群的肯定了。
而也正是透過與其它獲獎者的對比，我們才能理解余英時的貢獻，除了他在史學與思想史上學術關懷外，還有他對現世的關注，特別是對知識分子角色的思考。余英時從不直接介入對現勢糾葛的議論，他總是刻意維持一定的距離，從更高度的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而不論是他討論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亦或是考察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角色與發展等，都不難發現其將史學的深厚學養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成功的結合。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他認為「我們不能說，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事實上，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往往會在社會上產生負面的作用；知識從業員倒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作為一個學人和一個知識分子，余英時對所有「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所應信守的強調，相當值得我們的反省和深思。
對國內中文學界而言，幾乎所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學術與業餘愛好者，鮮少不受余英時的著作的啟蒙，他的「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無一不是治思想史者必讀的書目，他在前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將宋代理學置入政治史的脈絡中探討，更為宋代思想史研究開拓了全新的領域。在現時國內意識紛亂的此刻，我們寧願對這位孜孜不倦為思想、文化與學術奉獻多年心力的當代人文大師，獻上我們最誠摰的敬意。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12000219,00.html
由於諾貝爾的獎項類別無法顧及人文與社學科學研究的大部分領域，因而克魯格獎設立的初始目的即是標榜「要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因而從二○○三年設立以來即被學界譽為「人文諾貝爾獎」。要知道人文成就的審評遠比自然科學要複雜甚至困難許多，學術畛域分科的門檻是其一，要超越文化、社會與語言差異的障礙進行審評更是一項繁複的工程。嘗試想像其繁複的遴選過程吧！從當代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學門中，不分國籍與語言先選出兩千多位在學術、思想上有貢獻的學者，再從中逐一過濾，這個遴選作業從每年春季就已展開，一直到十月間再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就最後入圍的九名學者作最後討論。在這麼嚴謹而繁複的審鑑程序下，最後能夠出線的學者，無疑也意味他的學術成就，早已經晉身當代大師之林了。
我們不妨看看先前曾獲得克魯格獎殊榮的其他學者有何卓越成就。二○○三年第一屆得主波蘭哲學家波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當代研究哲學、宗教與新馬克斯主義的大師，他的「宗教：如果沒有上帝」、「理性的異化：實證主義思想史」、「馬克斯主義的主流」等都是當代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他本人也一直關懷東歐知識分子如何調停於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二○○四年獲獎的耶魯大學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則是著名神學與基督教史學者，著有「宗教與大學」、「基督教傳統」、「歷代耶穌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等，他致力將基督教置入整個西方史的脈絡中去探討，為宗教史、文化史乃至藝術史的研究開拓相當大的領域。同年獲獎的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則是當代極富盛名的現象學與詮釋學宗師，著有「歷史與真理」、「惡的象徵」、「詮釋的衝突」等。而今年與余英時同時獲獎的美國杜克大學歷史學者弗蘭克林（John H. Franklin）則是當代研究美國黑奴的著名史學者，著有「從奴役到自由：美國黑奴史」、「華盛頓傳」等，被學界譽為當代非裔最重要的美國史專家。我們不厭其煩的交代自二○○三年以降所有獲獎者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旨在說明一件事：余英時能在兩千多名學者中脫穎而出，足見其學術成就受到當代學術社群的肯定了。
而也正是透過與其它獲獎者的對比，我們才能理解余英時的貢獻，除了他在史學與思想史上學術關懷外，還有他對現世的關注，特別是對知識分子角色的思考。余英時從不直接介入對現勢糾葛的議論，他總是刻意維持一定的距離，從更高度的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而不論是他討論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亦或是考察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角色與發展等，都不難發現其將史學的深厚學養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關懷成功的結合。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他認為「我們不能說，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事實上，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往往會在社會上產生負面的作用；知識從業員倒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作為一個學人和一個知識分子，余英時對所有「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所應信守的強調，相當值得我們的反省和深思。
對國內中文學界而言，幾乎所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學術與業餘愛好者，鮮少不受余英時的著作的啟蒙，他的「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無一不是治思想史者必讀的書目，他在前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將宋代理學置入政治史的脈絡中探討，更為宋代思想史研究開拓了全新的領域。在現時國內意識紛亂的此刻，我們寧願對這位孜孜不倦為思想、文化與學術奉獻多年心力的當代人文大師，獻上我們最誠摰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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