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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首都政壇吹起一陣劉銘傳風，馬市長自許為劉銘傳的傳人，多次寫文章將自己直接往劉銘傳連結。最近宋楚瑜也出了一本書，名為《寧為劉銘傳》，以此宣示他參選台北市長的決心。不過，劉銘傳已為後世所過度美化，也是除了鄭成功外，少數在臺灣、中國都有極高歷史評價的人物。歷史上的劉銘傳，真的有這麼完美？這是值得商榷的。
劉銘傳在台種種治績最為人所詬病的，無非是美其名為「開山撫番」，實則是對原住民的血腥屠殺與武裝殖民，其中最為殘暴的首推一八八七年討伐卑南呂家望社之役，此役甚至動用到隔年正式成軍，號稱亞洲第一大的北洋海軍。因劉銘傳的請求，天津鎮總兵丁汝昌率當時陣中最精良、甫抵國門的致遠、靖遠兩艘巡洋艦前來助陣，在海陸連番砲擊下，幾至夷平呂家望社。類似慘無人道的武力征討，或是欺詐誘殺不斷，原住民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原住民區域，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胡適的父親胡傳就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而劉銘傳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自強新政，其實也很有檢討空間。首先是極度地重北輕南，因湘、淮派系之爭，在劉銘傳假公濟私，捏造許多不實指控，整肅掉深獲南部士紳支持的臺灣道劉璈後，使臺灣南部士紳無法信任劉銘傳的領導，加上清丈事業的種種缺失，非但無法公平課稅以減輕人民負擔，反徒增民擾，而激起自耕農施九緞的抗官事件，深得民心的施九緞屢為民眾所掩護，始終未被官府所緝捕。因此，劉銘傳的種種新政，皆以臺北為中心，刻意忽略南部，開啟臺灣往後百餘年重北輕南的傳統。劉銘傳也無視臺灣財政之困難，建省之初，本由福建省撥鉅款協助臺灣，然種種新政耗費鉅資，劉銘傳又無法有效籌措財源，所為之新政又無裨閩省，以致於閩省協餉漸減，新政遂成臺灣財政上極大之負擔，而赤字連連。
即便劉銘傳最為後世所傳頌的鐵路建設，其實也言過其實。當年劉銘傳倡設臺灣鐵路，並採官督商辦的方式，擬由李彤恩前往南洋招募商股一百萬，欲以此完成基隆至彰化之鐵路，不過這項工程耗資過鉅，各商觀望，募股不順，最後不得不收歸官營，且工程艱困，光基隆新竹段之經費已逾百萬。已營運路段的品質也相當粗糙，時任美國領事館記者James W. Davidson就在其作《台灣之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中，對臺灣鐵路興築與營運的種種缺失，有極生動的描述。所以在日本統治臺灣後，全面放棄此路，另築新路。
劉銘傳矯枉過正的酷吏性格也往往為人所忽略。例如為了維繫新式郵政的效率，劉銘傳定了一個嚴格標準，不准負責遞信的汛塘兵有所延誤。「淡新檔案」內就有位小兵吳瑞啟在送信途中因故遺失信件，讓劉銘傳怒不可遏，索性將這位倒楣的小兵殺頭立威。以如此剛愎自用的方式推行新政，導致劉銘傳的諸多新政在臺根本不得民心。
劉銘傳去職後，繼任的邵友濂，衡量現實之因素，採取較為穩健之作法，將諸多成效不彰的新政紛紛停辦，即便邵友濂本身很重視鐵路經營，也得忍痛停修鐵路。同時澄清吏治，開闢財源，改善臺灣的對外關係，並整頓臺灣的兵務、防務，對臺灣實為貢獻良多，且將劉銘傳時代的諸多缺失作一矯治。最後竟落得後世短淺、僵化之惡評，實屬無妄。
以臺北市當下之環境與發展，與其多幾個劉銘傳這種不知節度的開拓式首長，不如來幾個穩健作風的邵友濂。若要論對臺北市發展的貢獻，日本時代的後藤新平，或是戰後的高玉樹，也都比劉銘傳的影響還要深遠。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14+112006112000222,00.html
劉銘傳在台種種治績最為人所詬病的，無非是美其名為「開山撫番」，實則是對原住民的血腥屠殺與武裝殖民，其中最為殘暴的首推一八八七年討伐卑南呂家望社之役，此役甚至動用到隔年正式成軍，號稱亞洲第一大的北洋海軍。因劉銘傳的請求，天津鎮總兵丁汝昌率當時陣中最精良、甫抵國門的致遠、靖遠兩艘巡洋艦前來助陣，在海陸連番砲擊下，幾至夷平呂家望社。類似慘無人道的武力征討，或是欺詐誘殺不斷，原住民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劉銘傳並將漢人移往原住民區域，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胡適的父親胡傳就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留下如此嚴厲的評語：「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事哉！」
而劉銘傳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自強新政，其實也很有檢討空間。首先是極度地重北輕南，因湘、淮派系之爭，在劉銘傳假公濟私，捏造許多不實指控，整肅掉深獲南部士紳支持的臺灣道劉璈後，使臺灣南部士紳無法信任劉銘傳的領導，加上清丈事業的種種缺失，非但無法公平課稅以減輕人民負擔，反徒增民擾，而激起自耕農施九緞的抗官事件，深得民心的施九緞屢為民眾所掩護，始終未被官府所緝捕。因此，劉銘傳的種種新政，皆以臺北為中心，刻意忽略南部，開啟臺灣往後百餘年重北輕南的傳統。劉銘傳也無視臺灣財政之困難，建省之初，本由福建省撥鉅款協助臺灣，然種種新政耗費鉅資，劉銘傳又無法有效籌措財源，所為之新政又無裨閩省，以致於閩省協餉漸減，新政遂成臺灣財政上極大之負擔，而赤字連連。
即便劉銘傳最為後世所傳頌的鐵路建設，其實也言過其實。當年劉銘傳倡設臺灣鐵路，並採官督商辦的方式，擬由李彤恩前往南洋招募商股一百萬，欲以此完成基隆至彰化之鐵路，不過這項工程耗資過鉅，各商觀望，募股不順，最後不得不收歸官營，且工程艱困，光基隆新竹段之經費已逾百萬。已營運路段的品質也相當粗糙，時任美國領事館記者James W. Davidson就在其作《台灣之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中，對臺灣鐵路興築與營運的種種缺失，有極生動的描述。所以在日本統治臺灣後，全面放棄此路，另築新路。
劉銘傳矯枉過正的酷吏性格也往往為人所忽略。例如為了維繫新式郵政的效率，劉銘傳定了一個嚴格標準，不准負責遞信的汛塘兵有所延誤。「淡新檔案」內就有位小兵吳瑞啟在送信途中因故遺失信件，讓劉銘傳怒不可遏，索性將這位倒楣的小兵殺頭立威。以如此剛愎自用的方式推行新政，導致劉銘傳的諸多新政在臺根本不得民心。
劉銘傳去職後，繼任的邵友濂，衡量現實之因素，採取較為穩健之作法，將諸多成效不彰的新政紛紛停辦，即便邵友濂本身很重視鐵路經營，也得忍痛停修鐵路。同時澄清吏治，開闢財源，改善臺灣的對外關係，並整頓臺灣的兵務、防務，對臺灣實為貢獻良多，且將劉銘傳時代的諸多缺失作一矯治。最後竟落得後世短淺、僵化之惡評，實屬無妄。
以臺北市當下之環境與發展，與其多幾個劉銘傳這種不知節度的開拓式首長，不如來幾個穩健作風的邵友濂。若要論對臺北市發展的貢獻，日本時代的後藤新平，或是戰後的高玉樹，也都比劉銘傳的影響還要深遠。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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