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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孕育、醞釀、創作、成書、修刪時間最長（達五個世紀），蘊藏社會思想最深沉，文學渲染最壯烈淒美的通俗章回小說《水滸傳》，刻畫政治黑暗、描寫官逼民反、宣揚替天行道，探索革命與招安的弔詭宿命悲劇；在它創作成熟（一百二十回本完成）的明朝萬曆年間，開始被視為知識分子悲憤的代表作，並且以先秦諸子思想的《韓非子‧孤憤》為思想淵源。
創作思想與歷史背景
長壽75歲，歷經明朝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長期與當道不合，閱盡朝廷腐敗政治黑暗，最後受政治迫害自殺於獄中的大思想家李贄（卓吾），在他的〈讀忠義水滸傳序〉裡，開頭以太史公司馬遷《史記‧韓非傳》中所強調的：「〈說難〉、〈孤憤〉，聖賢發憤之作也。」來闡明這部通俗文學鉅著的創作思想。李贄之前八個世紀，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就已註解「孤憤」是「直，不容於時也」，應該是卓吾引《史記‧韓非傳》論《水滸傳》，而夫子自道其坎坷遭遇的思想脈絡淵源。
十七世紀初李贄獄中死後6年出生的金聖嘆，反對卓吾所肯定的梁山泊忠義精神（所以反對招安而大刪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後五十回），但卻又迂迴往「才子書」理論方向發展，把這部通俗小說推高到與《莊子》、《離騷》、《史記》等經典的思想並列的地位，而把「孤憤」論極致化，思想底蘊仍與卓吾相合。
在滿清入關之初以「夷狄入主中國，聖人焉得不嘆」自號的金聖嘆，在他刪改潤色之後偽託為「貫華堂古本」的七十一回（後來至今成為最通行本）《水滸傳》三篇序文的第一篇裡，就以無比自負傲視天下群書的語氣，說他要「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自擬如秦始皇焚書而有「廓清天下之功」，他本人的「孤憤」也到了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境地（後來果然因為哭廟案遭滿清處斬）。
金聖嘆雖然反對李贄的水滸忠義思想，但卓吾出自《史記》的「孤憤」論，仍啟發了金聖嘆的「六才子書」之說，把《水滸傳》推向與上古的《史記》，甚至更早的《莊子》、《離騷》並列的地位，而形成一個傳承。《離騷》的悲劇美學精神與《水滸傳》相通，其作者屈原的「不容於時」，受冤遭政治迫害而投水自盡，悲涼命運也與批《水滸傳》的李卓吾、金聖嘆類似，司馬遷受宮刑而有《史記》，是同樣的「孤憤」之作。
這個傳承，如果超越個人的不幸遭遇，而擴大向上向下延伸，則在屈原之前，「捨我其誰」、「自反而縮（直），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孟子，更前面的質疑上蒼「天欲喪斯文？」的孔子，以及司馬遷以下，韓愈的〈原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文天祥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張載的「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顧炎武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更可以形成一個大傳統：是儒家自始至今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訴求，以及訴求不得之後的籲天孤憤。
「天」是傳統中國政治哲學中倫理化的自然主義，是《詩經》裡「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昭事上帝、聿求多福」的道德依歸主義，與「天命靡常」的政權輪替主義。《水滸傳》的前七十回，以四段精彩有趣的神魔故事，表現了通俗大眾心目中的天命輪替主義。第一回裡欽差洪太尉往龍虎山道教中心上清宮尋訪張天師為朝廷祈禳消災（瘟疫），要救天下苦難蒼生，卻因好奇與顢頇而不慎放走鎮鎖在伏魔殿底的108個妖魔，後來投胎往梁山作亂；這是藉神靈轉世的宿命論，掩飾其中隱藏的「亂自上生」的批判當道思想。第四十一回已被通緝的宋江獨自秘密返家要接老父上梁山，被官兵發現而圍捕時，逃避入九天玄女廟中躲在神案下，睡夢中九天玄女授他三卷天書，勉勵他將來要「替天行道」；這是歷代起事者慣用的天命神話，九天玄女的神話原型本是西王母派來下界助黃帝討蚩尤的戰神，暗示未來宋江造反叛亂是受天命而且有神相助。第五十二回李逵隨戴宗往薊州尋找道士公孫勝返梁山助宋江，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不放他去並且以法力戲弄李逵連場有趣鬧劇，戴宗苦苦哀求之後，法力無邊的羅真人（手下擁有可呼風喚雨的黃巾力士神將千員）命公孫勝輔佐宋江「替天行道」。七十回108人聚齊梁山泊之後，宋江與吳用率眾頭領在忠義堂上建醮祈天贖罪，卻求得天上落下一塊天文石碣（註：無冠之碑為「碣」），刻有108人名單都合天上星宿，而成為宋江、吳用統御梁山泊團結並號召江湖替天行道的「依據」。張天師、九天玄女、羅真人、石碣天文，都是傳統封建舊社會君權神權信仰時代，從統治者到廣大百姓，心目中的天命思想所寄託的神話。
神魔筆法的掩護之下，《水滸傳》作者的「孤憤」，再以驚心動魄令人拍案叫絕或掩卷嘆息落淚的連串浪漫冒險悲涼悽慘故事，一段接一段，匯成史詩般的巨構。全書自第一回洪太尉誤放走殿鎖的妖魔之後，第二回就是經歷了三朝若干年後，一個市井玩樂無賴出身的高俅，因踢「氣毬」（足球）的功夫夤緣際會受畫家皇帝宋徽宗寵愛，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註：踢「氣毬」是北宋軍隊盛行的體育休閒娛樂活動，所以徽宗皇帝培養高俅往軍權方面發展），而公報私仇逼迫一流武藝與人品高尚的禁軍教頭王進，棄職負母逃亡邊庭延安府；途經農莊史家村無意間結緣調教出純潔少年地主史進的一身武藝本事，師徒別後史進誤交盜匪而毀家業，再追尋從此失踪的師父王進，流落江湖最後落草為寇，展開108條好漢轟轟烈烈多采多姿的冒險造反生涯故事。後世的《水滸傳》評家，大部分人對於忠臣孝子王進與這一小段首引故事，評價極高（民國初年大文學家張恨水，曾在報紙〈水滸人物論贊〉專欄中論王進時說：如果有幸遇到此人，將備隆重厚禮八拜為師），金聖嘆更大談「王進」之名是暗示「進之於王道」，而王進被逼逃亡就表示王道不進，於是梁山好漢的歷史故事進場由「史進」開始。
金聖嘆是直接把《水滸傳》看成史書的，並且還有令人感喟的史學精論，在評王進與史進師徒時說：「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簡單明瞭醍醐灌頂，為歷史下了人人能懂的定義。
這句話之後，金聖嘆的宏論，確實夠格「廓清天下」，他接著說：「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這段話是《水滸傳》最深入最精闢的導讀提要；市井話本小說庶人之議，所以發生、所以流傳、所以成為文學鉅著，是因為天下無道，統治者失德無能。這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孤憤」，最根本的道德依據：天下無道，所以知識分子要站出來為百姓蒼生說話，批判廟堂當局。而知識分子無權無位無勢，庶人而已，寄身市井隱於江湖，所以是「孤憤」。
主角人物的登場
王進是忠臣孝子，《水滸傳》許多處令人掩卷嘆息的曲筆之一，是為了保全王進的名節與性命，而讓他逃脫於無賴奸臣高俅的政治迫害魔掌之外，「失踪」到邊庭，另途報效國家一償宿願。王進潔身而退之後，第二位上場同樣一流武藝與人品的禁軍教頭林冲(註：金聖嘆忘記分析他的姓名，本文在此補足：「林冲」者，其謙冲如林也)，他因賢慧美貌的妻子被高俅養子看上而受政治迫害，家破人亡，數度遭高俅爪牙的陰毒兇殘追殺，最後走投無路而成為落草梁山的第一位正直勇敢的世家軍官(林冲之父是提轄，岳父也是禁軍教頭)，冤屈故事讀來令人髮指落淚。這一層《水滸傳》的「孤憤」，遠超過王進段落的險中逃亡又得春風化雨的悲喜交集，而隨著林冲在草料場火中逃生後的暴烈復仇，進入血淋淋的「水滸」(社會邊緣盜賊淵藪)世界。
優秀軍官出身的林冲落草梁山時，雖然有江湖風雲人物柴進的推薦信，仍受到盜匪的懷疑，而要求「投名狀」──在梁山腳下殺一個無辜過客，作為與正道社會切斷關係而完全投身山寨賊窩的報名手續。於是，無巧不成書，山下過客竟然是比試刀法與林冲打成平手的楊志，而下一段另一種呼天難應的悲涼遭遇故事上場。
故事中的楊志是北宋抗遼元勳統帥楊業(楊家將)的沒落後代，軍事世家出身又高過王進、林冲好幾層。《水滸傳》全書之中，對於單一個人精湛武藝的細緻描繪、渲染到了壯美的境界，唯一只有楊志在大名府教場比武的一段，生花妙筆出神入化嘆為觀止(金聖嘆批這一段時，掩不住露出他少有的興奮欣喜之情)。然而楊志展示他的一流武藝以及教場中不忍重傷對手的武德時，他已是個囚徒身分(先前因失官生活無著，賣寶刀遇無賴糾纏而自衛殺人入獄)，他的武藝、武德與恭謹服從上級長官戮力完成任務的軍人本色，都淪為(大奸臣蔡京女婿)大名府大貪官留守梁世傑，押送巨金贓物賄禮十萬貫「生辰綱」的沿途護衛之用。
楊志早先曾任殿前制使，為畫家皇帝宋徽宗押送「花石綱」(皇帝畫庭園花鳥畫，需要運送江南太湖特產的花石來京城皇宮內苑造假山)，船在河裡翻覆，失職而失官。「綱」是古代貨運的船隊或車隊編組的特殊名稱，皇帝腐化到了要用官船運花石而成為「綱」船隊(大量搜刮江南花石激起方臘造反糜爛十幾個州、國力大損、「花石綱」阻塞大運河補給汴京的功能使國防空虛，這兩個原因造成後來北宋亡於金兵南下)，而地方貪官行賄京官岳父「生辰」的禮物贓金竟然要用車隊成「綱」；這兩「綱」的腐爛，也就是朝「綱」不振的政治黑暗。《水滸傳》筆法，以重臣將門後代武藝高強武德高尚的楊志的嚴肅拘謹個性，與連呼天機會都沒有的另類冤屈遭遇，深沉地嘲諷天下無道，皇帝與貪官奸臣都到了如此荒唐透頂的地步。
金聖嘆對楊志的評語，極力稱讚他的武藝與武德之外，對於他嚴肅拘謹唯職守是問的個性，一再強調是「舊家子弟」風範。所謂「舊家子弟」，是指舊時代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有德行有功業的榮耀世家的俊傑英才，那原是天下有道而庶人不議的時代。而楊志這樣本來應該為樑為棟的「舊家子弟」，竟然一淪為皇帝腐敗玩物的押運軍官，再淪為地方貪官行賄贓物的押送護衛，而終於三淪為山寨盜匪（「生辰綱」被晁蓋七人打劫後，楊志走投無路而落草二龍山）。這三階段的淪落，不再是林冲個人悲慘遭遇的椎心泣血，而是楊志認命於永恆的盡忠職守，卻一再被踐踏於政治腐敗之下；《水滸傳》在這裡所反襯的已不僅是個人的冤屈命運，而是朝廷棟樑菁英階層的集體沉淪，是國家意志的凋萎、民族生命的危亡。這一層「孤憤」，金聖嘆以「舊家子弟」四字，說出了亂自上生、天下無道，已經到了動搖倫理價值根本的地步。
王進、林冲、楊志這三位直接受政治迫害與朝廷腐敗之累的正直優秀軍官之外，另一位力大無窮同樣武藝一流但個性率直魯莽的軍官魯達(後來因救人而殺人，亡命出家為僧改名「魯智深」)，有能夠救江湖賣唱弱女子救到底、救護充軍囚徒林冲救到底的菩薩心腸，以及有可以赤手空拳打死依仗官府魚肉鄉里的屠戶惡霸、赤手空拳教訓山寨盜匪的金剛手段，他逃逸於國法與政治力量之外，可以與王進的乖覺亡命對照來看。入佛門而有菩薩心腸的魯智深因救林冲而得罪高太尉，失去寺院棲身之所，最後聯合走投無路的楊志，奪取二龍山共同落草為寇。《水滸傳》最前面十七回，精彩細膩地描繪而刻畫了這四位優秀的軍官，在朝綱不振的黑暗之下，以不同方式的個人命運遭遇與被迫掙扎，脫離了正常社會與高尚受人尊敬的軍職，遠離了菁英統治階層。
梁山泊的「成長」與「轉折」
本文在此提出《水滸傳》研究界多年來忽略了的三個重要問題：一、為什麼「屬於」江湖盜賊梁山泊的故事，卻先以相當多篇幅與深刻動人的筆法，描繪四位優秀的朝廷軍官的令人落淚遭遇與流落，作為前導？二、為什麼仗義殺死器小不容人的梁山寨舊主而新立晁蓋為永久寨主，決定此後梁山泊替天行道偉大事業的，不是江湖豪傑或盜匪巨煞，而是優秀軍官出身的林冲？三、為什麼描寫「官逼民反」的《水滸傳》開宗明義的前十七回故事情節，並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朝廷黑暗逼反了一批優秀的軍「官」？
回答這三個問題之前，可以先繼續看十七回以後到七十回的發展，一連串江湖傳奇故事與梁山泊逐階段的成長，呈現兩種可以與前面十七回四優秀軍官遭遇，對照來看的特色：一是繼續不斷地又有更多的軍官上山落草，而且每次不止一人；二是從十九回林蒏郅為山寨主改變梁山泊的命運之後（下一階段的梁山泊成長，三十五回宋江函晁蓋強薦九位頭領上山，其中有三位武藝高強的叛變軍官），不斷地因軍官與後來演變成將領落草上山而成長壯大，而且到了後期（五十四回宋江率22位頭領八千馬步軍打高唐州救柴進開始）梁山泊攻城略地時，最重要的副帶任務，就是裹脅或迫降優秀軍官與將領上山。
前面三個問題的共同答案是：《水滸傳》本來就不是純江湖與盜匪故事，本來就是藉江湖與盜匪山寨，為受屈的朝廷菁英階層亡命或被俘軍官提供落難的庇護所，從社會邊緣（水滸）迂迴，最後經由革命或招安而重返廟堂。
梁山泊集團108人，其中軍官與軍籍（占2人）出身共26人，盜匪出身（其中包括失足的胥吏、舉子、船匠、小商人等非純盜匪6、7人）25人，數字反而居次；108人以石碣天文兩榜名單分「天罡三十六人」、「地煞七十二人」，天罡沒有一個是盜匪出身而軍官將領占11人（三分之一弱）之多，地煞榜（第一名必須安排盜匪）第二名起連續八位軍官排在前面……這些數字的巧妙安排，可以看出《水滸傳》作者的深沉用意。
民國以來的《水滸傳》研究成績之一，是從版本學的科學方法求證了金聖嘆的「貫華堂古本」是他工筆精修刪改之後的偽託，而給予他功過兩方面的評價。然而迄今似乎還沒勇氣，也從版本學求證，李贄有意無意對《水滸傳》思想探索的誤導，因為卓吾特別強調呼應民族主義的忠義精神，並且把它與漢民族反抗元朝（蒙古）意識相結合。李贄的誤導是在〈讀忠義水滸傳序〉裡，強調「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說施耐庵、羅貫中二人生在元朝卻悲憤宋朝的國運。
最近半個多世紀嚴謹的版本學研究結果，《水滸傳》的作者不可能是元朝末年的羅貫中，而施耐庵這個人的存在與否尚有問題（現存所有的施耐庵個人史料，證據都不足）。本文無意在此追索《水滸傳》的真正作者是何人，而是藉「施、羅二公」並非真正作者，質疑或推翻李贄的「身在元、心在宋」的說法。《水滸傳》章回小說有兩個「前身階段」：一是元朝與明初的戲曲雜劇「水滸戲」；二是元朝（或更早的南宋）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也是水滸故事原始胚胎。多年來的《水滸傳》研究，一直忽略了《宣和遺事》所憤之事是北宋亡於金，而與南宋亡於蒙古無關，於是也就一直被李贄的「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的混淆所蒙蔽。
暗諷明代黑暗政治
其實，強調「施、羅二公」的「忠義」思想也可能並非李贄真正的讀《水滸傳》心得，而是在當時政治黑暗的君權時代的掩飾自保作用（他對《水滸傳》的批文，曾說「朝廷中之賊比山中多」，才是真心話）。李贄的序文中引太史公對《韓非子》的〈說難〉、〈孤憤〉兩章，來導論《水滸傳》；原典的〈說難〉裡早就說過「說之難」有七種「如此者身危」的情況（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第五種「貴人有過端，而說者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孤憤〉裡也說「人主之明塞矣……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至於金聖嘆因為反對招安（也就是主張革命推翻腐敗黑暗的朝廷）而刪掉後面五十回，蛇足式地在七十回之後加了一回他自編的盧俊義噩夢中108人盡殲（並且偽託「古本」），也是一種躲避文字獄的掩護，到今天是大家都同意的說法。
金聖嘆刪掉的後五十回，在《水滸傳》版本上的來龍去脈，或可以梳理出這本偉大通俗小說真正的孤憤思想之所在。後面五十回，在招安過程十二回之後，是所謂「征四寇」：征遼、征王慶、征田虎、征方臘。最原始的版本只有征方臘，而沒有另外「征三寇」的情節，這有一個簡單的反證法：這三場征戰每仗打完時梁山泊108人都不損傷1人（陣亡的都是對方投誠過來的降將），在最後打方臘時梁山泊方面重大傷亡而在平亂之後本身也凋零星散，就是因為最早的原型故事本來只有征方臘。招安之後只有一段平臘的《水滸傳》，不但看不出反元朝蒙古式的「忠義」民族思想，而且就是以方臘（「四寇」中唯一的真實歷史人物，比宋江在歷史上還要真實）因「花石綱」造反，來諷刺北宋末期的朝廷腐敗。
李贄說(加上征遼的版本)《水滸傳》的作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破大遼以泄其憤」，是扭曲過度而不通的說法：北宋徽宗這個腐敗皇帝與他替罪羔羊的兒子欽宗皇帝一起被金人擄去北方（「二帝之北狩」）之恥，如果說《水滸傳》以征四寇之中的破大遼來泄憤，這種張冠李戴式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太阿Q了一點。
方臘之外的征三寇，最早先加上征遼一段（這就是有一種在七十回之後又征遼又征方臘的既除外患又平內亂的「完美結構」的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其實與史實上的遼、金都無關，而是反映了這種版本出現的時代──嘉靖年代長達數十年的漠南與遼東嚴重外患；「征遼」的這一段，是明朝後期對外強勢國防的邊庭式民族思想，而不是李贄所說的「身在元、心在宋」的亡國知識分子的弱勢民族思想；《水滸傳》開宗明義第一回的完美武人王進被奸臣高俅迫害逃亡「失踪」，而往邊庭去報效國家，就是最有力的證明。（198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著名水滸戲曲專家林庚教授，論《水滸傳》時也認為有「邊功」思想。）
然而，萬曆年間的《水滸傳》版本活潑發展，在原有的符合史實的 「平方臘」與呼應當時邊庭告急實情的「征遼」兩段之後，為什麼繼續發展出完全虛構的平定「王慶」、「田虎」內亂這兩段添加故事呢？它暗示了「征四寇」的外患只占四分之一，而內亂占四分之三，強烈諷刺了亂自上生的當時朝廷黑暗（萬曆年代共47年，神宗皇帝曾20年不上朝完全由太監治國，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荒唐誤國）。這才是《水滸傳》真正的「孤憤」與「說難」。
知識分子的集體「孤憤」
最後，再從版本上略談一下至今尚難定論的《水滸傳》作者問題。現存最早版本為嘉靖年間的版本，就是郭勳刻本。郭勳是明朝開國戰功勳臣武定侯郭英的後代襲爵貴族，不可能成為書商或印刷商，所謂「郭勳刻本」正確的說法應是「（武定侯）郭勳府刻本」，這個勳爵貴族侯府之中，養了一批幕賓文人，生活在政治黑暗時代。（註：嘉靖三年就有追徵過去17年「欠稅」而言官恤民諫止的事；嘉靖中期的北方蒙古俺答與東南沿海倭寇之患，高中課本裡就有；而「倭寇」十之七、八是沿海莠民以及地方豪紳與之勾結內應，使受屈自殺的剿倭統帥朱紈曾上奏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仕途失意而與市井瓦舍江湖多所接觸的這批文人，就集體修飾潤色了嘉靖本《水滸傳》。（郭勳本人晚年介入政治鬥爭，冤死於獄中，倒符合了《水滸傳》裡被冤受屈的朝廷菁英的命運。）
那麼，現存最早版本嘉靖年間的郭勳府刻本之前，《水滸傳》的版本與作者又如何呢？據香港的《水滸傳》研究專家馬幼垣教授1989年論文的看法(收在1992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的《水滸論衡》中)，「水滸成書的上限為宣德八年」。這個年代距元朝被推翻而朱元璋建立武力強大的明朝，已有65年以上時間(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四年、永樂二十二年加上宣德這8年)，並且在明初光復淪陷四百年的華北之後，洪武年間幾次出塞大破蒙古殘餘勢力、永樂皇帝更空前的五次御駕親征蒙古，早已發洩了元朝漢人知識分子的「身在元」的亡國之恨，所以，李贄的說法應該是基於「說難」的掩飾之辭，而非本意。
而《水滸傳》創作年代的「上限」(即不可能早過這個年代)的明朝宣德八年之後僅16年，就發生了正統十四年大太監王振貪汙濫權誤國的「土木堡之變」(皇帝英宗受王振慫恿而御駕親征來犯的蒙古也先，卻在土木堡大敗被俘)，以及英宗被釋回後7年復辟的「奪門之變」、忠臣于謙的冤死；這兩次涉及明廷政權根本的政治黑暗，已足夠刺激宣德八年之後，《水滸傳》作者們的「孤憤」創作思想了。于謙死後8年英宗駕崩，憲宗即位(成化年代開始)僅一個多月，就奪過去傳統的內閣與吏部任官權，改由皇帝「內批」交宦官傳旨授官，而大權旁落，成化十三年又增設特務機構「西廠」(凌駕原來「東廠」之上)仍由太監主持而濫刑冤獄，半年即天下騷動(大臣商輅不畏權勢而力諫，罷西廠一個月復置，商輅辭官，後來他成為五百年來民間戲曲故事傳頌不絕的忠良)，之後明朝政治就不可收拾，到萬曆初年張居正靠「勾結宦官」勉強改革振作了十年，死後政治復歸黑暗直到崇禎帝亡國。
《水滸傳》創作於明朝盛世(永樂、宣德)結束之後政治開始腐敗的正統、成化年間，成書於朝綱大壞的黑暗嘉靖年代，大量增補與修改於朝廷政治衰敗之極的萬曆年代，反映了明朝兩個世紀的長期政治黑暗中的知識分子的集體「孤憤」。《水滸傳》最前面十七回描寫的四位優秀軍官被冤受屈的悲慘遭遇，與接下來五十多回大批優秀軍官脫離朝廷上梁山，其實就是冤死的曾安定亂局力抗蒙古的兵部尚書于謙，與受屈自殺的剿倭統帥朱紈等忠烈大臣，他們的化身縮影。
《韓非子》古訓早就說過「貴人有過端，而說者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金聖嘆也說「庶人不敢議而又議」，所以要託言於江湖市井瓦舍的話本通俗章回小說《水滸傳》。這是這部偉大而不朽的悲劇文學背後，同樣偉大而不朽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憤。
中國歷史上孕育、醞釀、創作、成書、修刪時間最長（達五個世紀），蘊藏社會思想最深沉，文學渲染最壯烈淒美的通俗章回小說《水滸傳》，刻畫政治黑暗、描寫官逼民反、宣揚替天行道，探索革命與招安的弔詭宿命悲劇；在它創作成熟（一百二十回本完成）的明朝萬曆年間，開始被視為知識分子悲憤的代表作，並且以先秦諸子思想的《韓非子‧孤憤》為思想淵源。
創作思想與歷史背景
長壽75歲，歷經明朝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長期與當道不合，閱盡朝廷腐敗政治黑暗，最後受政治迫害自殺於獄中的大思想家李贄（卓吾），在他的〈讀忠義水滸傳序〉裡，開頭以太史公司馬遷《史記‧韓非傳》中所強調的：「〈說難〉、〈孤憤〉，聖賢發憤之作也。」來闡明這部通俗文學鉅著的創作思想。李贄之前八個世紀，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就已註解「孤憤」是「直，不容於時也」，應該是卓吾引《史記‧韓非傳》論《水滸傳》，而夫子自道其坎坷遭遇的思想脈絡淵源。
十七世紀初李贄獄中死後6年出生的金聖嘆，反對卓吾所肯定的梁山泊忠義精神（所以反對招安而大刪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後五十回），但卻又迂迴往「才子書」理論方向發展，把這部通俗小說推高到與《莊子》、《離騷》、《史記》等經典的思想並列的地位，而把「孤憤」論極致化，思想底蘊仍與卓吾相合。
在滿清入關之初以「夷狄入主中國，聖人焉得不嘆」自號的金聖嘆，在他刪改潤色之後偽託為「貫華堂古本」的七十一回（後來至今成為最通行本）《水滸傳》三篇序文的第一篇裡，就以無比自負傲視天下群書的語氣，說他要「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自擬如秦始皇焚書而有「廓清天下之功」，他本人的「孤憤」也到了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境地（後來果然因為哭廟案遭滿清處斬）。
金聖嘆雖然反對李贄的水滸忠義思想，但卓吾出自《史記》的「孤憤」論，仍啟發了金聖嘆的「六才子書」之說，把《水滸傳》推向與上古的《史記》，甚至更早的《莊子》、《離騷》並列的地位，而形成一個傳承。《離騷》的悲劇美學精神與《水滸傳》相通，其作者屈原的「不容於時」，受冤遭政治迫害而投水自盡，悲涼命運也與批《水滸傳》的李卓吾、金聖嘆類似，司馬遷受宮刑而有《史記》，是同樣的「孤憤」之作。
這個傳承，如果超越個人的不幸遭遇，而擴大向上向下延伸，則在屈原之前，「捨我其誰」、「自反而縮（直），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孟子，更前面的質疑上蒼「天欲喪斯文？」的孔子，以及司馬遷以下，韓愈的〈原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文天祥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張載的「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顧炎武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更可以形成一個大傳統：是儒家自始至今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訴求，以及訴求不得之後的籲天孤憤。
「天」是傳統中國政治哲學中倫理化的自然主義，是《詩經》裡「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昭事上帝、聿求多福」的道德依歸主義，與「天命靡常」的政權輪替主義。《水滸傳》的前七十回，以四段精彩有趣的神魔故事，表現了通俗大眾心目中的天命輪替主義。第一回裡欽差洪太尉往龍虎山道教中心上清宮尋訪張天師為朝廷祈禳消災（瘟疫），要救天下苦難蒼生，卻因好奇與顢頇而不慎放走鎮鎖在伏魔殿底的108個妖魔，後來投胎往梁山作亂；這是藉神靈轉世的宿命論，掩飾其中隱藏的「亂自上生」的批判當道思想。第四十一回已被通緝的宋江獨自秘密返家要接老父上梁山，被官兵發現而圍捕時，逃避入九天玄女廟中躲在神案下，睡夢中九天玄女授他三卷天書，勉勵他將來要「替天行道」；這是歷代起事者慣用的天命神話，九天玄女的神話原型本是西王母派來下界助黃帝討蚩尤的戰神，暗示未來宋江造反叛亂是受天命而且有神相助。第五十二回李逵隨戴宗往薊州尋找道士公孫勝返梁山助宋江，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不放他去並且以法力戲弄李逵連場有趣鬧劇，戴宗苦苦哀求之後，法力無邊的羅真人（手下擁有可呼風喚雨的黃巾力士神將千員）命公孫勝輔佐宋江「替天行道」。七十回108人聚齊梁山泊之後，宋江與吳用率眾頭領在忠義堂上建醮祈天贖罪，卻求得天上落下一塊天文石碣（註：無冠之碑為「碣」），刻有108人名單都合天上星宿，而成為宋江、吳用統御梁山泊團結並號召江湖替天行道的「依據」。張天師、九天玄女、羅真人、石碣天文，都是傳統封建舊社會君權神權信仰時代，從統治者到廣大百姓，心目中的天命思想所寄託的神話。
神魔筆法的掩護之下，《水滸傳》作者的「孤憤」，再以驚心動魄令人拍案叫絕或掩卷嘆息落淚的連串浪漫冒險悲涼悽慘故事，一段接一段，匯成史詩般的巨構。全書自第一回洪太尉誤放走殿鎖的妖魔之後，第二回就是經歷了三朝若干年後，一個市井玩樂無賴出身的高俅，因踢「氣毬」（足球）的功夫夤緣際會受畫家皇帝宋徽宗寵愛，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註：踢「氣毬」是北宋軍隊盛行的體育休閒娛樂活動，所以徽宗皇帝培養高俅往軍權方面發展），而公報私仇逼迫一流武藝與人品高尚的禁軍教頭王進，棄職負母逃亡邊庭延安府；途經農莊史家村無意間結緣調教出純潔少年地主史進的一身武藝本事，師徒別後史進誤交盜匪而毀家業，再追尋從此失踪的師父王進，流落江湖最後落草為寇，展開108條好漢轟轟烈烈多采多姿的冒險造反生涯故事。後世的《水滸傳》評家，大部分人對於忠臣孝子王進與這一小段首引故事，評價極高（民國初年大文學家張恨水，曾在報紙〈水滸人物論贊〉專欄中論王進時說：如果有幸遇到此人，將備隆重厚禮八拜為師），金聖嘆更大談「王進」之名是暗示「進之於王道」，而王進被逼逃亡就表示王道不進，於是梁山好漢的歷史故事進場由「史進」開始。
金聖嘆是直接把《水滸傳》看成史書的，並且還有令人感喟的史學精論，在評王進與史進師徒時說：「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簡單明瞭醍醐灌頂，為歷史下了人人能懂的定義。
這句話之後，金聖嘆的宏論，確實夠格「廓清天下」，他接著說：「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這段話是《水滸傳》最深入最精闢的導讀提要；市井話本小說庶人之議，所以發生、所以流傳、所以成為文學鉅著，是因為天下無道，統治者失德無能。這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孤憤」，最根本的道德依據：天下無道，所以知識分子要站出來為百姓蒼生說話，批判廟堂當局。而知識分子無權無位無勢，庶人而已，寄身市井隱於江湖，所以是「孤憤」。
主角人物的登場
王進是忠臣孝子，《水滸傳》許多處令人掩卷嘆息的曲筆之一，是為了保全王進的名節與性命，而讓他逃脫於無賴奸臣高俅的政治迫害魔掌之外，「失踪」到邊庭，另途報效國家一償宿願。王進潔身而退之後，第二位上場同樣一流武藝與人品的禁軍教頭林冲(註：金聖嘆忘記分析他的姓名，本文在此補足：「林冲」者，其謙冲如林也)，他因賢慧美貌的妻子被高俅養子看上而受政治迫害，家破人亡，數度遭高俅爪牙的陰毒兇殘追殺，最後走投無路而成為落草梁山的第一位正直勇敢的世家軍官(林冲之父是提轄，岳父也是禁軍教頭)，冤屈故事讀來令人髮指落淚。這一層《水滸傳》的「孤憤」，遠超過王進段落的險中逃亡又得春風化雨的悲喜交集，而隨著林冲在草料場火中逃生後的暴烈復仇，進入血淋淋的「水滸」(社會邊緣盜賊淵藪)世界。
優秀軍官出身的林冲落草梁山時，雖然有江湖風雲人物柴進的推薦信，仍受到盜匪的懷疑，而要求「投名狀」──在梁山腳下殺一個無辜過客，作為與正道社會切斷關係而完全投身山寨賊窩的報名手續。於是，無巧不成書，山下過客竟然是比試刀法與林冲打成平手的楊志，而下一段另一種呼天難應的悲涼遭遇故事上場。
故事中的楊志是北宋抗遼元勳統帥楊業(楊家將)的沒落後代，軍事世家出身又高過王進、林冲好幾層。《水滸傳》全書之中，對於單一個人精湛武藝的細緻描繪、渲染到了壯美的境界，唯一只有楊志在大名府教場比武的一段，生花妙筆出神入化嘆為觀止(金聖嘆批這一段時，掩不住露出他少有的興奮欣喜之情)。然而楊志展示他的一流武藝以及教場中不忍重傷對手的武德時，他已是個囚徒身分(先前因失官生活無著，賣寶刀遇無賴糾纏而自衛殺人入獄)，他的武藝、武德與恭謹服從上級長官戮力完成任務的軍人本色，都淪為(大奸臣蔡京女婿)大名府大貪官留守梁世傑，押送巨金贓物賄禮十萬貫「生辰綱」的沿途護衛之用。
楊志早先曾任殿前制使，為畫家皇帝宋徽宗押送「花石綱」(皇帝畫庭園花鳥畫，需要運送江南太湖特產的花石來京城皇宮內苑造假山)，船在河裡翻覆，失職而失官。「綱」是古代貨運的船隊或車隊編組的特殊名稱，皇帝腐化到了要用官船運花石而成為「綱」船隊(大量搜刮江南花石激起方臘造反糜爛十幾個州、國力大損、「花石綱」阻塞大運河補給汴京的功能使國防空虛，這兩個原因造成後來北宋亡於金兵南下)，而地方貪官行賄京官岳父「生辰」的禮物贓金竟然要用車隊成「綱」；這兩「綱」的腐爛，也就是朝「綱」不振的政治黑暗。《水滸傳》筆法，以重臣將門後代武藝高強武德高尚的楊志的嚴肅拘謹個性，與連呼天機會都沒有的另類冤屈遭遇，深沉地嘲諷天下無道，皇帝與貪官奸臣都到了如此荒唐透頂的地步。
金聖嘆對楊志的評語，極力稱讚他的武藝與武德之外，對於他嚴肅拘謹唯職守是問的個性，一再強調是「舊家子弟」風範。所謂「舊家子弟」，是指舊時代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有德行有功業的榮耀世家的俊傑英才，那原是天下有道而庶人不議的時代。而楊志這樣本來應該為樑為棟的「舊家子弟」，竟然一淪為皇帝腐敗玩物的押運軍官，再淪為地方貪官行賄贓物的押送護衛，而終於三淪為山寨盜匪（「生辰綱」被晁蓋七人打劫後，楊志走投無路而落草二龍山）。這三階段的淪落，不再是林冲個人悲慘遭遇的椎心泣血，而是楊志認命於永恆的盡忠職守，卻一再被踐踏於政治腐敗之下；《水滸傳》在這裡所反襯的已不僅是個人的冤屈命運，而是朝廷棟樑菁英階層的集體沉淪，是國家意志的凋萎、民族生命的危亡。這一層「孤憤」，金聖嘆以「舊家子弟」四字，說出了亂自上生、天下無道，已經到了動搖倫理價值根本的地步。
王進、林冲、楊志這三位直接受政治迫害與朝廷腐敗之累的正直優秀軍官之外，另一位力大無窮同樣武藝一流但個性率直魯莽的軍官魯達(後來因救人而殺人，亡命出家為僧改名「魯智深」)，有能夠救江湖賣唱弱女子救到底、救護充軍囚徒林冲救到底的菩薩心腸，以及有可以赤手空拳打死依仗官府魚肉鄉里的屠戶惡霸、赤手空拳教訓山寨盜匪的金剛手段，他逃逸於國法與政治力量之外，可以與王進的乖覺亡命對照來看。入佛門而有菩薩心腸的魯智深因救林冲而得罪高太尉，失去寺院棲身之所，最後聯合走投無路的楊志，奪取二龍山共同落草為寇。《水滸傳》最前面十七回，精彩細膩地描繪而刻畫了這四位優秀的軍官，在朝綱不振的黑暗之下，以不同方式的個人命運遭遇與被迫掙扎，脫離了正常社會與高尚受人尊敬的軍職，遠離了菁英統治階層。
梁山泊的「成長」與「轉折」
本文在此提出《水滸傳》研究界多年來忽略了的三個重要問題：一、為什麼「屬於」江湖盜賊梁山泊的故事，卻先以相當多篇幅與深刻動人的筆法，描繪四位優秀的朝廷軍官的令人落淚遭遇與流落，作為前導？二、為什麼仗義殺死器小不容人的梁山寨舊主而新立晁蓋為永久寨主，決定此後梁山泊替天行道偉大事業的，不是江湖豪傑或盜匪巨煞，而是優秀軍官出身的林冲？三、為什麼描寫「官逼民反」的《水滸傳》開宗明義的前十七回故事情節，並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朝廷黑暗逼反了一批優秀的軍「官」？
回答這三個問題之前，可以先繼續看十七回以後到七十回的發展，一連串江湖傳奇故事與梁山泊逐階段的成長，呈現兩種可以與前面十七回四優秀軍官遭遇，對照來看的特色：一是繼續不斷地又有更多的軍官上山落草，而且每次不止一人；二是從十九回林蒏郅為山寨主改變梁山泊的命運之後（下一階段的梁山泊成長，三十五回宋江函晁蓋強薦九位頭領上山，其中有三位武藝高強的叛變軍官），不斷地因軍官與後來演變成將領落草上山而成長壯大，而且到了後期（五十四回宋江率22位頭領八千馬步軍打高唐州救柴進開始）梁山泊攻城略地時，最重要的副帶任務，就是裹脅或迫降優秀軍官與將領上山。
前面三個問題的共同答案是：《水滸傳》本來就不是純江湖與盜匪故事，本來就是藉江湖與盜匪山寨，為受屈的朝廷菁英階層亡命或被俘軍官提供落難的庇護所，從社會邊緣（水滸）迂迴，最後經由革命或招安而重返廟堂。
梁山泊集團108人，其中軍官與軍籍（占2人）出身共26人，盜匪出身（其中包括失足的胥吏、舉子、船匠、小商人等非純盜匪6、7人）25人，數字反而居次；108人以石碣天文兩榜名單分「天罡三十六人」、「地煞七十二人」，天罡沒有一個是盜匪出身而軍官將領占11人（三分之一弱）之多，地煞榜（第一名必須安排盜匪）第二名起連續八位軍官排在前面……這些數字的巧妙安排，可以看出《水滸傳》作者的深沉用意。
民國以來的《水滸傳》研究成績之一，是從版本學的科學方法求證了金聖嘆的「貫華堂古本」是他工筆精修刪改之後的偽託，而給予他功過兩方面的評價。然而迄今似乎還沒勇氣，也從版本學求證，李贄有意無意對《水滸傳》思想探索的誤導，因為卓吾特別強調呼應民族主義的忠義精神，並且把它與漢民族反抗元朝（蒙古）意識相結合。李贄的誤導是在〈讀忠義水滸傳序〉裡，強調「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說施耐庵、羅貫中二人生在元朝卻悲憤宋朝的國運。
最近半個多世紀嚴謹的版本學研究結果，《水滸傳》的作者不可能是元朝末年的羅貫中，而施耐庵這個人的存在與否尚有問題（現存所有的施耐庵個人史料，證據都不足）。本文無意在此追索《水滸傳》的真正作者是何人，而是藉「施、羅二公」並非真正作者，質疑或推翻李贄的「身在元、心在宋」的說法。《水滸傳》章回小說有兩個「前身階段」：一是元朝與明初的戲曲雜劇「水滸戲」；二是元朝（或更早的南宋）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也是水滸故事原始胚胎。多年來的《水滸傳》研究，一直忽略了《宣和遺事》所憤之事是北宋亡於金，而與南宋亡於蒙古無關，於是也就一直被李贄的「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的混淆所蒙蔽。
暗諷明代黑暗政治
其實，強調「施、羅二公」的「忠義」思想也可能並非李贄真正的讀《水滸傳》心得，而是在當時政治黑暗的君權時代的掩飾自保作用（他對《水滸傳》的批文，曾說「朝廷中之賊比山中多」，才是真心話）。李贄的序文中引太史公對《韓非子》的〈說難〉、〈孤憤〉兩章，來導論《水滸傳》；原典的〈說難〉裡早就說過「說之難」有七種「如此者身危」的情況（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第五種「貴人有過端，而說者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孤憤〉裡也說「人主之明塞矣……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至於金聖嘆因為反對招安（也就是主張革命推翻腐敗黑暗的朝廷）而刪掉後面五十回，蛇足式地在七十回之後加了一回他自編的盧俊義噩夢中108人盡殲（並且偽託「古本」），也是一種躲避文字獄的掩護，到今天是大家都同意的說法。
金聖嘆刪掉的後五十回，在《水滸傳》版本上的來龍去脈，或可以梳理出這本偉大通俗小說真正的孤憤思想之所在。後面五十回，在招安過程十二回之後，是所謂「征四寇」：征遼、征王慶、征田虎、征方臘。最原始的版本只有征方臘，而沒有另外「征三寇」的情節，這有一個簡單的反證法：這三場征戰每仗打完時梁山泊108人都不損傷1人（陣亡的都是對方投誠過來的降將），在最後打方臘時梁山泊方面重大傷亡而在平亂之後本身也凋零星散，就是因為最早的原型故事本來只有征方臘。招安之後只有一段平臘的《水滸傳》，不但看不出反元朝蒙古式的「忠義」民族思想，而且就是以方臘（「四寇」中唯一的真實歷史人物，比宋江在歷史上還要真實）因「花石綱」造反，來諷刺北宋末期的朝廷腐敗。
李贄說(加上征遼的版本)《水滸傳》的作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破大遼以泄其憤」，是扭曲過度而不通的說法：北宋徽宗這個腐敗皇帝與他替罪羔羊的兒子欽宗皇帝一起被金人擄去北方（「二帝之北狩」）之恥，如果說《水滸傳》以征四寇之中的破大遼來泄憤，這種張冠李戴式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太阿Q了一點。
方臘之外的征三寇，最早先加上征遼一段（這就是有一種在七十回之後又征遼又征方臘的既除外患又平內亂的「完美結構」的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其實與史實上的遼、金都無關，而是反映了這種版本出現的時代──嘉靖年代長達數十年的漠南與遼東嚴重外患；「征遼」的這一段，是明朝後期對外強勢國防的邊庭式民族思想，而不是李贄所說的「身在元、心在宋」的亡國知識分子的弱勢民族思想；《水滸傳》開宗明義第一回的完美武人王進被奸臣高俅迫害逃亡「失踪」，而往邊庭去報效國家，就是最有力的證明。（198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著名水滸戲曲專家林庚教授，論《水滸傳》時也認為有「邊功」思想。）
然而，萬曆年間的《水滸傳》版本活潑發展，在原有的符合史實的 「平方臘」與呼應當時邊庭告急實情的「征遼」兩段之後，為什麼繼續發展出完全虛構的平定「王慶」、「田虎」內亂這兩段添加故事呢？它暗示了「征四寇」的外患只占四分之一，而內亂占四分之三，強烈諷刺了亂自上生的當時朝廷黑暗（萬曆年代共47年，神宗皇帝曾20年不上朝完全由太監治國，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荒唐誤國）。這才是《水滸傳》真正的「孤憤」與「說難」。
知識分子的集體「孤憤」
最後，再從版本上略談一下至今尚難定論的《水滸傳》作者問題。現存最早版本為嘉靖年間的版本，就是郭勳刻本。郭勳是明朝開國戰功勳臣武定侯郭英的後代襲爵貴族，不可能成為書商或印刷商，所謂「郭勳刻本」正確的說法應是「（武定侯）郭勳府刻本」，這個勳爵貴族侯府之中，養了一批幕賓文人，生活在政治黑暗時代。（註：嘉靖三年就有追徵過去17年「欠稅」而言官恤民諫止的事；嘉靖中期的北方蒙古俺答與東南沿海倭寇之患，高中課本裡就有；而「倭寇」十之七、八是沿海莠民以及地方豪紳與之勾結內應，使受屈自殺的剿倭統帥朱紈曾上奏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猶難……」）仕途失意而與市井瓦舍江湖多所接觸的這批文人，就集體修飾潤色了嘉靖本《水滸傳》。（郭勳本人晚年介入政治鬥爭，冤死於獄中，倒符合了《水滸傳》裡被冤受屈的朝廷菁英的命運。）
那麼，現存最早版本嘉靖年間的郭勳府刻本之前，《水滸傳》的版本與作者又如何呢？據香港的《水滸傳》研究專家馬幼垣教授1989年論文的看法(收在1992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的《水滸論衡》中)，「水滸成書的上限為宣德八年」。這個年代距元朝被推翻而朱元璋建立武力強大的明朝，已有65年以上時間(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四年、永樂二十二年加上宣德這8年)，並且在明初光復淪陷四百年的華北之後，洪武年間幾次出塞大破蒙古殘餘勢力、永樂皇帝更空前的五次御駕親征蒙古，早已發洩了元朝漢人知識分子的「身在元」的亡國之恨，所以，李贄的說法應該是基於「說難」的掩飾之辭，而非本意。
而《水滸傳》創作年代的「上限」(即不可能早過這個年代)的明朝宣德八年之後僅16年，就發生了正統十四年大太監王振貪汙濫權誤國的「土木堡之變」(皇帝英宗受王振慫恿而御駕親征來犯的蒙古也先，卻在土木堡大敗被俘)，以及英宗被釋回後7年復辟的「奪門之變」、忠臣于謙的冤死；這兩次涉及明廷政權根本的政治黑暗，已足夠刺激宣德八年之後，《水滸傳》作者們的「孤憤」創作思想了。于謙死後8年英宗駕崩，憲宗即位(成化年代開始)僅一個多月，就奪過去傳統的內閣與吏部任官權，改由皇帝「內批」交宦官傳旨授官，而大權旁落，成化十三年又增設特務機構「西廠」(凌駕原來「東廠」之上)仍由太監主持而濫刑冤獄，半年即天下騷動(大臣商輅不畏權勢而力諫，罷西廠一個月復置，商輅辭官，後來他成為五百年來民間戲曲故事傳頌不絕的忠良)，之後明朝政治就不可收拾，到萬曆初年張居正靠「勾結宦官」勉強改革振作了十年，死後政治復歸黑暗直到崇禎帝亡國。
《水滸傳》創作於明朝盛世(永樂、宣德)結束之後政治開始腐敗的正統、成化年間，成書於朝綱大壞的黑暗嘉靖年代，大量增補與修改於朝廷政治衰敗之極的萬曆年代，反映了明朝兩個世紀的長期政治黑暗中的知識分子的集體「孤憤」。《水滸傳》最前面十七回描寫的四位優秀軍官被冤受屈的悲慘遭遇，與接下來五十多回大批優秀軍官脫離朝廷上梁山，其實就是冤死的曾安定亂局力抗蒙古的兵部尚書于謙，與受屈自殺的剿倭統帥朱紈等忠烈大臣，他們的化身縮影。
《韓非子》古訓早就說過「貴人有過端，而說者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金聖嘆也說「庶人不敢議而又議」，所以要託言於江湖市井瓦舍的話本通俗章回小說《水滸傳》。這是這部偉大而不朽的悲劇文學背後，同樣偉大而不朽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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