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委員會今年未將和平獎頒給外界猜測的諸多熱門政治人物，卻頒給興辦「微額貸款」協助窮人脫困的孟加拉銀行家尤努斯，這等於重新詮釋並放大了對「和平」的定義。更重要的是，面對被全球化浪潮席捲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也等於發出了大聲的呼喊：銀行不該只為富人服務！
尤努斯之所以成為「窮人的銀行家」，緣於卅年前的一段經歷：他遇到一位編竹凳的農村婦女，問她每張可賺多少錢？農婦說，竹材是以五塊錢向人賒來的，賣出竹凳，還掉借貸，自己只得二分錢。尤努斯深受觸動：天啊，只因為借了五塊錢，她已經變成了奴隸！
這位深感不安的經濟學教授隨即創辦「鄉村銀行」，展開卅多年協助農民脫貧的志業，至今已服務數百萬人。他的經營模式，也被其他許多開發中國家效法引進，成為協助底層人民改變貧苦命運的典範。
台灣的經濟發展，孟加拉當然望塵莫及；但若說尤努斯的經營哲學和人道關懷沒有值得我們師法之處，卻絕非事實。台灣再怎麼托大，也無法誇稱島內沒有窮人。尤其，近幾年隨著經濟的萎縮和產業的外移，許多人因失業而淪為新貧階級；甚至因無力繳交勞健保費用，而被排擠到制度之外。與此同時，則有更多人掉入金融業信用卡擴張的陷阱，變成了不得翻身的卡奴；另有許多人則求助於地下錢莊，繼而墜入討債公司的夢魘之中。
一名因刷卡購物而淪為「卡奴」的台灣年輕人，與一個因借幾塊錢而成放貸者「奴工」的孟加拉婦女，同樣是奴，誰的境遇更悲慘？那位孟加拉婦女，還有銀行家願出手解救；那麼，把自己的客戶貶為卡奴，並僱用討債公司以近乎黑道手法向持卡人恐嚇騷擾的台灣銀行家，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角色？
這裡碰觸到的根本問題是：銀行存在的目的何在？它要為誰服務？這並非唱什麼高調，亦無人認為銀行要經營得像慈善事業。事實上，尤努斯的鄉村銀行，也並不是用「慈善」的手法來救濟窮人；他是從社會經濟的觀點，提供底層農民一個跨越自己命運的機會，從養雞賣蛋、畜牛擠奶開始，讓他們在經濟體系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更貼切地說，重要的不是他提供了幾百塊錢的貸款，而是他提供了對窮人的信任，讓他們學習如何幫助自己。
就這點看，「鄉村銀行」其實已不止是一家銀行，它同時也兼扮演社會工作者、經濟開發師、社區教育家的角色。一家銀行能與它所處的社會發展出如此豐富、緊密的關係，應令我們的銀行家慚愧，更值得我們的銀行界深思。回頭看台灣，有多少基層百姓只因幾萬元周轉不過來，就步上全家燒炭自殺的絕路，請問：台灣的尤努斯在哪裡？
近兩年，台灣的金融機構出現一波購併潮，企圖朝大型化、國際化發展，結果卻產生了數頭金融恐龍，讓社會財富愈發集中於少數財團；但在鎖國的思維下，銀行的國際競爭力其實卻未提升。這樣的變化，不僅反照了銀行界服務目標的迷思，也迴映了國家政策的迷失。
包括陳總統親自宣布銀行限期合併、減半，包括專為服務中小企業而設的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將被大金控吞併，皆是因盲目追求形式上的「規模變大」，而破毀了資金融通的服務初衷。近幾年，那麼多中小企業撐不下去，都跟政府產業政策的不務實，以及取得融資困難有關。金融機構規模變大，企業卻加速倒閉，卡奴無路可走，這難道不是國家服務精神的迷失？
「微額貸款」可以促進和平，這恐怕是台灣金融家和主政者腦子裡不曾有過的概念。尤努斯所達成的，其實不只是消除貧窮，而是以人道的經濟手段提升並豐富了自己的社會。對台灣而言，銀行該「為誰服務」，是這個和平獎給我們的一聲暮鼓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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