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ＯＧＯ案的承辦檢察官曾益盛、台開案的承辦檢察官許永欽，兩人都被罵得很慘。但是許永欽在台開結案後，隨即高升為主任檢察官，曾益盛可能也會追隨這個過程，等著升官。然後，人民在罵完他們之後，無奈的選擇忘記，利益表面上仍然歸屬曾益盛、許永欽，相同的事件，也會一再的發生，只是歷史會如何記載？
多年前左右，我有一位擔任檢察官的同學，在偵辦某縣長賄選案時，指揮搜索執政黨的縣黨部，引起執政黨的不悅，首席（即現在的檢察長）馬上約見他，先是暗示高層很不高興，恐怕他會被調往偏遠地區。幾天後又約見他，向他提及某檢察署有個好缺，看他意願如何。
台灣的司法，尤其是檢調，因為結果決定於一人，而那人的遷調，又決定於他人，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是執政者的囊中物。
所以如果案件涉及到執政者的利害或好惡時，通常是有知識沒常識的。有問題的案件，常見承辦人用他法律的專業知識去唬弄人民的常識。
一般而言，辦案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正常情形，順藤摸瓜，辦到底，該怎辦就怎辦，因為事實釐清，所謂水落石出，結果便是答案，所謂瓜熟蒂落。
第二種是公報私仇，或是把司法當做鬥爭的工具。唐朝武則天時代的羅織經是範本。這種辦案模式，結果一定是「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威脅利誘、刑求逼供、欺詐扭曲、偽造筆錄都只是方法之一而已。結果呢，說白一點，就是凡是會動的就是鳥，凡是藍的就是天，不把人抹黑，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第三種叫做裝聾作啞，無謂切割。用較文雅的詞來說，叫做鳥籠的辦案模式。ＳＯＧＯ案最典型。
為什麼叫鳥籠的辦案模式？因為案情在承辦人的心中，已經有意無意的先預設鳥籠到底要多大。鳥籠的大小決定在三個因素之下，最重要的當然是人，要辦誰不辦誰，所以要辦到誰為止？其次是罪名，用什麼樣的罪名、法條起訴，才可以波及誰、不波及誰。最後是事實，事實到底要查到那裡，才可以切割出來，才能言之成理。至於已經呈現的，要如何才能繼續裝聾作啞，視若無睹或置諸不理，或避重就輕，很快的讓它雲淡風輕。
就ＳＯＧＯ案的模式而言，想想看有沒有人在辦貪瀆案，對貪瀆者不談他到底是拿了多少，甚至連用了多少都避而不提，而是把鈔票或禮券的號碼被比對出來的數目當作得到利益的數目，然後再以使用後，被比對出來的數目，「難謂與ＳＯＧＯ經營權之爭有任何對價關係」。
如果涉及金錢的犯罪行為，不管是貪汙、圖利還是強盜、搶奪、竊盜、背信、侵占、詐欺，有關於犯罪事實的述，是依行為人使用犯罪所得後被比對出來的鈔票或禮券數目，作為犯罪所得，那麼以上這些罪名的全部案例，那一件可以繼續辦下去而不被人民唾棄，不被自己的良知譴責？
更令人驚奇的是，明知李恆隆拿來行賄的禮券有一千多萬，卻只交代兩百多萬元的下落，還有一千多萬元，就任憑當事人各說各話，而讓全案犯罪事實就此切割下來。因此決定罪名只及於背信、偽造文書，而不及於貪瀆。而吳淑珍，乃至於黃芳彥、陳哲男等人最後竟然都不在被起訴的被告名單中。
這樣的處分，怪不得被評價為司法的罪人；也怪不得被質疑為什麼送錢的有罪，收賄的無罪。
但是，套一句曾益盛自己所講的話「ＳＯＧＯ案禁得起檢驗」。
我的評價是，在鳥籠內的或許禁得起或許禁不起檢驗，但是在鳥籠外的部分，完全禁不起檢驗！
http://udn.com/NEWS/OPINION/X1/3559939.shtml
多年前左右，我有一位擔任檢察官的同學，在偵辦某縣長賄選案時，指揮搜索執政黨的縣黨部，引起執政黨的不悅，首席（即現在的檢察長）馬上約見他，先是暗示高層很不高興，恐怕他會被調往偏遠地區。幾天後又約見他，向他提及某檢察署有個好缺，看他意願如何。
台灣的司法，尤其是檢調，因為結果決定於一人，而那人的遷調，又決定於他人，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是執政者的囊中物。
所以如果案件涉及到執政者的利害或好惡時，通常是有知識沒常識的。有問題的案件，常見承辦人用他法律的專業知識去唬弄人民的常識。
一般而言，辦案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正常情形，順藤摸瓜，辦到底，該怎辦就怎辦，因為事實釐清，所謂水落石出，結果便是答案，所謂瓜熟蒂落。
第二種是公報私仇，或是把司法當做鬥爭的工具。唐朝武則天時代的羅織經是範本。這種辦案模式，結果一定是「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威脅利誘、刑求逼供、欺詐扭曲、偽造筆錄都只是方法之一而已。結果呢，說白一點，就是凡是會動的就是鳥，凡是藍的就是天，不把人抹黑，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第三種叫做裝聾作啞，無謂切割。用較文雅的詞來說，叫做鳥籠的辦案模式。ＳＯＧＯ案最典型。
為什麼叫鳥籠的辦案模式？因為案情在承辦人的心中，已經有意無意的先預設鳥籠到底要多大。鳥籠的大小決定在三個因素之下，最重要的當然是人，要辦誰不辦誰，所以要辦到誰為止？其次是罪名，用什麼樣的罪名、法條起訴，才可以波及誰、不波及誰。最後是事實，事實到底要查到那裡，才可以切割出來，才能言之成理。至於已經呈現的，要如何才能繼續裝聾作啞，視若無睹或置諸不理，或避重就輕，很快的讓它雲淡風輕。
就ＳＯＧＯ案的模式而言，想想看有沒有人在辦貪瀆案，對貪瀆者不談他到底是拿了多少，甚至連用了多少都避而不提，而是把鈔票或禮券的號碼被比對出來的數目當作得到利益的數目，然後再以使用後，被比對出來的數目，「難謂與ＳＯＧＯ經營權之爭有任何對價關係」。
如果涉及金錢的犯罪行為，不管是貪汙、圖利還是強盜、搶奪、竊盜、背信、侵占、詐欺，有關於犯罪事實的述，是依行為人使用犯罪所得後被比對出來的鈔票或禮券數目，作為犯罪所得，那麼以上這些罪名的全部案例，那一件可以繼續辦下去而不被人民唾棄，不被自己的良知譴責？
更令人驚奇的是，明知李恆隆拿來行賄的禮券有一千多萬，卻只交代兩百多萬元的下落，還有一千多萬元，就任憑當事人各說各話，而讓全案犯罪事實就此切割下來。因此決定罪名只及於背信、偽造文書，而不及於貪瀆。而吳淑珍，乃至於黃芳彥、陳哲男等人最後竟然都不在被起訴的被告名單中。
這樣的處分，怪不得被評價為司法的罪人；也怪不得被質疑為什麼送錢的有罪，收賄的無罪。
但是，套一句曾益盛自己所講的話「ＳＯＧＯ案禁得起檢驗」。
我的評價是，在鳥籠內的或許禁得起或許禁不起檢驗，但是在鳥籠外的部分，完全禁不起檢驗！
http://udn.com/NEWS/OPINION/X1/35599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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