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蘇俄之行，在莫斯科拐了個彎：莫斯科的所見所聞，讓他對蘇俄的觀感印象發生了明顯變化。這些變化儘管在前面的「西伯利亞」中已經有些暗示顯現，但畢竟那裡的地廣人稀，革命的後果，還沒有馬上落實到土地與自然環境上──雪原依舊，森林依舊，連西伯利亞的黃昏暮色也依舊。
莫斯科多少讓徐志摩感到震驚：對於一個曾經在當時最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留學歸來的徐志摩來說，有這樣的感觸並不奇怪。他感慨於莫斯科充滿了動盪血腥的歷史，對於一九二五年的莫斯科，徐志摩感到了嚴斂、陰霾、凝滯，而且莫斯科人的神情，在他眼裡也是「分明的憂愁、慘淡，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著一個重量似的」。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閱讀了徐志摩的「遊俄輯」的前面幾節，你就會覺得徐志摩對莫斯科的這種印象並非是先入為主的了。
徐志摩先看了並寫了莫斯科的地，然後是街上的舖子，「這裡漂亮的奢侈的店舖是看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舖子是吃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接下來他寫到了街上的人，這恐怕是徐志摩的莫斯科印象中尤為令人震撼的部分──革命之後的莫斯科人的精神狀態，儘管只是外表上看上去，依然讓人感到沉重。徐志摩先寫了人們的衣著，然後是他們的面目。「這裡衣著的文化，自從貴族匿跡，波淇洼（Bourgeois，現通譯資產階級）銷聲以後，當然是『蕩盡』的了；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艷的領結的了（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勉強整潔的就少；我碰著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大衣，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滿面滿腮的鬚髮也當然自由的滋長，……並且這位先生決不是名流派的例外，我猜想現在在莫斯科會得到的『琴兒們』多少也就只這樣的體面；你要知道了他們起居生活的情形就不會覺得詫異。」
這就是徐志摩眼睛裡的革命和革命的後果，他並沒有惡意攻擊革命，只是冷靜地描述他的見聞，儘管這種見聞有可能被斥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沒有看到革命的更深刻更本質的意義，但這種斥責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顯得苛刻。
不過徐志摩也提到了這樣一種革命後的現象，那就是無論是西伯利亞的鄉下人，還是俄國內地的鄉下人，包括他在城裡（譬如莫斯科）所見到的工人，他們的衣著穿戴倒沒有明顯的變化或者出奇的地方，「工人滿街多的是，他們在衣著上並沒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寧徽章的多」。徐志摩實際上是想說，從他所見聞的情況看，革命並沒有給鄉下人、工人乃至城裡的孩子們的生活帶來明顯的「退化」或者「下降」，變化最明顯的是原來的資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這些變化顯然並不僅限於衣著。
為此，徐志摩為自己當時穿得太闊而感到「窘迫」，「這回在莫斯科我又覺得窘，可不為穿得太壞，卻為穿得太闊」。這樣的見聞給徐志摩帶來的最大觸動就是，「這樣看來，改造社會是有希望的；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竟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著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那多好玩！」這顯然是徐志摩的反諷，是對革命過頭後的憂慮，雖然僅只是一些表面現象，但徐志摩卻在這些現象背後，感受到冰冷的慘淡的憂愁與沉重。他只是用一種舉重若輕的語言方式，來抒發自己對俄蘇革命的一種認識，但也僅僅是一種認識，他並沒有似乎也不想把這種認識普遍化。這也是徐志摩的獨特處。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杭州華家池（《志摩閱讀筆記》之八）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9/01/TK-616025.htm
莫斯科多少讓徐志摩感到震驚：對於一個曾經在當時最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留學歸來的徐志摩來說，有這樣的感觸並不奇怪。他感慨於莫斯科充滿了動盪血腥的歷史，對於一九二五年的莫斯科，徐志摩感到了嚴斂、陰霾、凝滯，而且莫斯科人的神情，在他眼裡也是「分明的憂愁、慘淡，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著一個重量似的」。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閱讀了徐志摩的「遊俄輯」的前面幾節，你就會覺得徐志摩對莫斯科的這種印象並非是先入為主的了。
徐志摩先看了並寫了莫斯科的地，然後是街上的舖子，「這裡漂亮的奢侈的店舖是看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舖子是吃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接下來他寫到了街上的人，這恐怕是徐志摩的莫斯科印象中尤為令人震撼的部分──革命之後的莫斯科人的精神狀態，儘管只是外表上看上去，依然讓人感到沉重。徐志摩先寫了人們的衣著，然後是他們的面目。「這裡衣著的文化，自從貴族匿跡，波淇洼（Bourgeois，現通譯資產階級）銷聲以後，當然是『蕩盡』的了；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艷的領結的了（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勉強整潔的就少；我碰著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大衣，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滿面滿腮的鬚髮也當然自由的滋長，……並且這位先生決不是名流派的例外，我猜想現在在莫斯科會得到的『琴兒們』多少也就只這樣的體面；你要知道了他們起居生活的情形就不會覺得詫異。」
這就是徐志摩眼睛裡的革命和革命的後果，他並沒有惡意攻擊革命，只是冷靜地描述他的見聞，儘管這種見聞有可能被斥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沒有看到革命的更深刻更本質的意義，但這種斥責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顯得苛刻。
不過徐志摩也提到了這樣一種革命後的現象，那就是無論是西伯利亞的鄉下人，還是俄國內地的鄉下人，包括他在城裡（譬如莫斯科）所見到的工人，他們的衣著穿戴倒沒有明顯的變化或者出奇的地方，「工人滿街多的是，他們在衣著上並沒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寧徽章的多」。徐志摩實際上是想說，從他所見聞的情況看，革命並沒有給鄉下人、工人乃至城裡的孩子們的生活帶來明顯的「退化」或者「下降」，變化最明顯的是原來的資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這些變化顯然並不僅限於衣著。
為此，徐志摩為自己當時穿得太闊而感到「窘迫」，「這回在莫斯科我又覺得窘，可不為穿得太壞，卻為穿得太闊」。這樣的見聞給徐志摩帶來的最大觸動就是，「這樣看來，改造社會是有希望的；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竟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著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那多好玩！」這顯然是徐志摩的反諷，是對革命過頭後的憂慮，雖然僅只是一些表面現象，但徐志摩卻在這些現象背後，感受到冰冷的慘淡的憂愁與沉重。他只是用一種舉重若輕的語言方式，來抒發自己對俄蘇革命的一種認識，但也僅僅是一種認識，他並沒有似乎也不想把這種認識普遍化。這也是徐志摩的獨特處。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杭州華家池（《志摩閱讀筆記》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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