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或譯高伯瑞）在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帝文生競選時，指出三○年代新政自由主義的政治想像已經逐漸耗竭，但民主黨二十年來都提不出改革的替代方案，現在也看不出任何新的理念，所以他們要為此而戰。
他和他的候選人沒有贏得這場政治選舉。但是，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透過政治參與和著書論述，他用他的理念為民主黨提出一個新的政治視野-──他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且協助詹森總統提出「大社會」政策，而把民主黨更往社會民主邁進一步；他更深深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他不斷地憑藉熱情與犀利的筆鋒在媒體寫文章，並出版了數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市場都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不確定的年代》（均有中譯本）等。也難怪柏克萊大學經濟學者狄榮說，世上如果有正義的話，加爾布雷斯絕對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
日昨，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過世了。雖然如今越來越少人讀他，但是他卻為世界留下了兩大遺產，而沒有一個時刻比現在的美國更迫切需要這些遺產。
第一，是加爾布雷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他始終在探索什麼是不同經濟體系的主導力量和制度，他們如何互動，以及要如何改善這些力量？對他來說，不受節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帶來公共利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度控制，強調私人財富的過度累積會犧牲公共利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境與資源保護和一套完整社會福利的重要。五十年來，他始終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民主派。
第二，加爾布雷斯告訴我們知識與理念如何可以改變社會。他證明了知識可以被轉化為有效的、進步的政治方案，更可以影響一般公民對當代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滿足極少數人的抽象理論：他是最不像經濟學家的哈佛經濟學者，因為他對當前數學和模型主導經濟學思維深感不安，認為這是讓經濟學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
進入八○年代，加爾布雷斯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因為雷根的保守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民主黨也開始放棄大政府的角色，他的社會民主政治觀變成不合適宜，他強調理念和與大眾對話的寫作方法更在經濟學中徹底被邊緣化。
但是，二○○○年之後的美國，卻是戰後歷史最需要讀加爾布雷斯的時刻。一方面是金權政治前所未有的熾烈，大企業主宰了從白宮到國會，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的政客。另方面，美國的民主黨始終提不出一套有效的進步理念和方案，自由派知識界也無法如保守派般為政治行動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
台灣的這兩個病徵似乎不遑多讓。金權政治已經無庸贅述了；而加爾布雷斯五十年前對民主黨的批判讓人覺得彷彿是批評我們的執政黨──當舊的進步論述耗竭後，卻無法提出新的改革想像。他的這句話聽起來更不啻是暮鼓晨鐘：「在政治場域中，有些時候你必須堅持那些即使會輸掉一時、但卻是正確的立場」。
但問題是，台灣似乎沒有出現加爾布雷斯的契機。政治人物不重視論述與價值、媒體和公共領域缺乏理念的辯論、規範日益狹隘的學術界也似乎難以容得下讓知識公共化的知識生產方式。
加爾布雷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個進步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當前的美國人將會在加爾布雷斯的文字中重新找到新的進步力量，但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出現一個加爾布雷斯？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他和他的候選人沒有贏得這場政治選舉。但是，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透過政治參與和著書論述，他用他的理念為民主黨提出一個新的政治視野-──他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且協助詹森總統提出「大社會」政策，而把民主黨更往社會民主邁進一步；他更深深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他不斷地憑藉熱情與犀利的筆鋒在媒體寫文章，並出版了數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市場都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不確定的年代》（均有中譯本）等。也難怪柏克萊大學經濟學者狄榮說，世上如果有正義的話，加爾布雷斯絕對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
日昨，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過世了。雖然如今越來越少人讀他，但是他卻為世界留下了兩大遺產，而沒有一個時刻比現在的美國更迫切需要這些遺產。
第一，是加爾布雷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他始終在探索什麼是不同經濟體系的主導力量和制度，他們如何互動，以及要如何改善這些力量？對他來說，不受節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帶來公共利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度控制，強調私人財富的過度累積會犧牲公共利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境與資源保護和一套完整社會福利的重要。五十年來，他始終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民主派。
第二，加爾布雷斯告訴我們知識與理念如何可以改變社會。他證明了知識可以被轉化為有效的、進步的政治方案，更可以影響一般公民對當代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滿足極少數人的抽象理論：他是最不像經濟學家的哈佛經濟學者，因為他對當前數學和模型主導經濟學思維深感不安，認為這是讓經濟學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
進入八○年代，加爾布雷斯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因為雷根的保守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民主黨也開始放棄大政府的角色，他的社會民主政治觀變成不合適宜，他強調理念和與大眾對話的寫作方法更在經濟學中徹底被邊緣化。
但是，二○○○年之後的美國，卻是戰後歷史最需要讀加爾布雷斯的時刻。一方面是金權政治前所未有的熾烈，大企業主宰了從白宮到國會，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的政客。另方面，美國的民主黨始終提不出一套有效的進步理念和方案，自由派知識界也無法如保守派般為政治行動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
台灣的這兩個病徵似乎不遑多讓。金權政治已經無庸贅述了；而加爾布雷斯五十年前對民主黨的批判讓人覺得彷彿是批評我們的執政黨──當舊的進步論述耗竭後，卻無法提出新的改革想像。他的這句話聽起來更不啻是暮鼓晨鐘：「在政治場域中，有些時候你必須堅持那些即使會輸掉一時、但卻是正確的立場」。
但問題是，台灣似乎沒有出現加爾布雷斯的契機。政治人物不重視論述與價值、媒體和公共領域缺乏理念的辯論、規範日益狹隘的學術界也似乎難以容得下讓知識公共化的知識生產方式。
加爾布雷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個進步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當前的美國人將會在加爾布雷斯的文字中重新找到新的進步力量，但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出現一個加爾布雷斯？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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