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現代主義文學和建築的美國學者馬紹爾‧伯曼（Marshall Berman）在描述他的故鄉紐約時說，與其他美國城市不同，紐約是至今仍能在其大街上見到波特萊爾式場景的都市。他所說的波特萊爾式的場景，是現代主義發生的核心場所：大街上人聲喧嚷，來自不同階級、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國家的人在街上匆匆相遇，互相注視；《巴黎的憂鬱》中的詩人在車水馬龍中驚險地過街，在匆忙中把「光環」（halo）丟到石子路上的泥沼之中。
我沒去過巴黎，也不可能回到十九世紀。我後來理解了伯曼的意思，理解這個場景與紐約的關係，是因為我到美國其他地方的旅行經驗竟如此不同：我曾在中西部的一個城市中散步，感覺猶如在太空某個人跡罕至的所在，街道上空無一人（除了我），只有車輛靜悄悄地從我身邊駛過；在南方大城休士頓的市中心，我在一個周末，行走在令人聯想到陸家嘴唻編按，上海浦東區啀的高樓大廈間，走了一個小時僅僅遇到五個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我在代表美國未來城市風格的洛杉磯旅行，一直都坐在朋友的車上，除了在好萊塢大道下車去踩明星的腳印，過了一周之後，我對作為城市的洛杉磯的街市仍舊幾乎一無所知……
伯曼在《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一書中說，現代主義最有象徵意義的情景是街上的相遇———在巴黎街頭與無數陌生人的相遇孕育了波特萊爾的「現代」之眼；聖彼得堡大街上，小公務員與軍官的相遇催生了杜思妥耶夫斯基最精彩的內心戲劇（《地下室手記》），而底層與上層兩個不同階級的相遇最終導致了革命。人聲鼎沸的背景下，發生在大街上的相遇是一種無政府的狂歡，一種無法預料、變幻莫測的命運，也是一種親密的、民主性的運動。
二十世紀的美國發展成為人類史上的一個新型國家，其形式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開始塑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城市形象（如休士頓、洛杉磯，乃至無數的南部與中西部的城市）。新型的美國城市起源於一種抽象的管理理念，而非自然的人群集合：街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速度征服了一切，城市中剔除了一切阻礙速度的事物，人從街上轉移到方向盤後，從此沒有了街上的相遇；甚至那些老的城市也在消失，因為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居民都遷至郊區，市中心幾乎成了鬼城，寂寂無聲。用一位重要的城市規畫者勒‧考布希（Le Corbusier）的話來說，這種城市景觀的改變，使美國避免了革命。（海市蜃樓一般）精緻的樓群、開闊的草坪、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一望無際的地平線，這一切外形的改變具有深遠的意識形態影響，由此展開的美國城市的形象，代表了田園一般的管理烏托邦。
然而，紐約———老而醜陋、髒而混亂的紐約，卻是一個異數。
許多初到紐約的朋友（來自大陸———特別是上海，或者美國其他地方———特別是西部），都抱怨紐約的擁擠、喧鬧。但有趣的是，我在這種抱怨聲中越來越有了Sex and the City中的凱莉情結，常常要起勁地為紐約辯護。直到搬離紐約之後，像我現在住在寧靜的波士頓郊區，偶然回到曼哈頓，那種嘈雜的市聲、迎面而來的人群，都仍然讓我有種親切感。就像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城市的生與死》中所描寫的情景：那種每時每刻發生的人與人的無序而親密的相遇，讓她習以為常，這種瞬息萬變而又從未改變的場景，是她的城市家園。
而在伯曼的心目中，拒絕（也無法）改建的曼哈頓，是現代主義的最後堡壘。事實上，伯曼所說的現代主義，不是菁英的專利，而是各階層人民的創造產物，無數個體參與其中，不斷在毀滅與創生中與一切定型的思想和世界景觀搏鬥。他借用斯蒂芬‧戴達勒斯在《尤利西斯》中對歷史動力做出的解釋———「街上的一聲喊叫」，而人聲鼎沸的紐約是現代歷史的馬達。在越來越多的美國城市變成歷史終結之後的「太空城」，紐約仍舊有著無數難以預料、難以管理，也難以消除的街上的相遇，街上的人們仍然發出喊叫，歷史馬達仍未停息。
同時，波特萊爾的幽靈依舊飄蕩在曼哈頓，他穿過四十二街，丟了詩人的「光環」，但這有什麼關係，在這條（臭名昭著的）街道上，任何政要、菁英的「光環」都沒有意義了。波特萊爾早就把「光環」拋在腦後，此時吸引了他目光的，或許是兩三個膀大腰圓在街頭賣藝的黑人青少年，尚未卸妝、匆匆溜出戲院買漢堡的女演員，衣裝絢爛而內心憂鬱的印度遊客，艱辛工作而表情肅穆的南美打工仔，也或許是那個坐在路邊鬧中取靜、埋頭讀《惡之華》的女學生……
我沒去過巴黎，也不可能回到十九世紀。我後來理解了伯曼的意思，理解這個場景與紐約的關係，是因為我到美國其他地方的旅行經驗竟如此不同：我曾在中西部的一個城市中散步，感覺猶如在太空某個人跡罕至的所在，街道上空無一人（除了我），只有車輛靜悄悄地從我身邊駛過；在南方大城休士頓的市中心，我在一個周末，行走在令人聯想到陸家嘴唻編按，上海浦東區啀的高樓大廈間，走了一個小時僅僅遇到五個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我在代表美國未來城市風格的洛杉磯旅行，一直都坐在朋友的車上，除了在好萊塢大道下車去踩明星的腳印，過了一周之後，我對作為城市的洛杉磯的街市仍舊幾乎一無所知……
伯曼在《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一書中說，現代主義最有象徵意義的情景是街上的相遇———在巴黎街頭與無數陌生人的相遇孕育了波特萊爾的「現代」之眼；聖彼得堡大街上，小公務員與軍官的相遇催生了杜思妥耶夫斯基最精彩的內心戲劇（《地下室手記》），而底層與上層兩個不同階級的相遇最終導致了革命。人聲鼎沸的背景下，發生在大街上的相遇是一種無政府的狂歡，一種無法預料、變幻莫測的命運，也是一種親密的、民主性的運動。
二十世紀的美國發展成為人類史上的一個新型國家，其形式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開始塑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城市形象（如休士頓、洛杉磯，乃至無數的南部與中西部的城市）。新型的美國城市起源於一種抽象的管理理念，而非自然的人群集合：街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速度征服了一切，城市中剔除了一切阻礙速度的事物，人從街上轉移到方向盤後，從此沒有了街上的相遇；甚至那些老的城市也在消失，因為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居民都遷至郊區，市中心幾乎成了鬼城，寂寂無聲。用一位重要的城市規畫者勒‧考布希（Le Corbusier）的話來說，這種城市景觀的改變，使美國避免了革命。（海市蜃樓一般）精緻的樓群、開闊的草坪、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一望無際的地平線，這一切外形的改變具有深遠的意識形態影響，由此展開的美國城市的形象，代表了田園一般的管理烏托邦。
然而，紐約———老而醜陋、髒而混亂的紐約，卻是一個異數。
許多初到紐約的朋友（來自大陸———特別是上海，或者美國其他地方———特別是西部），都抱怨紐約的擁擠、喧鬧。但有趣的是，我在這種抱怨聲中越來越有了Sex and the City中的凱莉情結，常常要起勁地為紐約辯護。直到搬離紐約之後，像我現在住在寧靜的波士頓郊區，偶然回到曼哈頓，那種嘈雜的市聲、迎面而來的人群，都仍然讓我有種親切感。就像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城市的生與死》中所描寫的情景：那種每時每刻發生的人與人的無序而親密的相遇，讓她習以為常，這種瞬息萬變而又從未改變的場景，是她的城市家園。
而在伯曼的心目中，拒絕（也無法）改建的曼哈頓，是現代主義的最後堡壘。事實上，伯曼所說的現代主義，不是菁英的專利，而是各階層人民的創造產物，無數個體參與其中，不斷在毀滅與創生中與一切定型的思想和世界景觀搏鬥。他借用斯蒂芬‧戴達勒斯在《尤利西斯》中對歷史動力做出的解釋———「街上的一聲喊叫」，而人聲鼎沸的紐約是現代歷史的馬達。在越來越多的美國城市變成歷史終結之後的「太空城」，紐約仍舊有著無數難以預料、難以管理，也難以消除的街上的相遇，街上的人們仍然發出喊叫，歷史馬達仍未停息。
同時，波特萊爾的幽靈依舊飄蕩在曼哈頓，他穿過四十二街，丟了詩人的「光環」，但這有什麼關係，在這條（臭名昭著的）街道上，任何政要、菁英的「光環」都沒有意義了。波特萊爾早就把「光環」拋在腦後，此時吸引了他目光的，或許是兩三個膀大腰圓在街頭賣藝的黑人青少年，尚未卸妝、匆匆溜出戲院買漢堡的女演員，衣裝絢爛而內心憂鬱的印度遊客，艱辛工作而表情肅穆的南美打工仔，也或許是那個坐在路邊鬧中取靜、埋頭讀《惡之華》的女學生……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